根据各种研究的估计，明末的人口应该在一到两亿之间，而同时期整个女真部落在经过几十年兼并整合以后也不过大几十万的人口，这其中还包含了不少蒙古人和关外汉人，人口比例大致接近大陆和香港的比例。要知道，就在大约两年之前，明清双方在关外的那场赌国运的松锦之战里，清军投入了几乎全部的男丁出战也不过凑了十万余的部队而已。区区两年之后，要满清拿出军队去征服整个明朝疆域，不说打仗，就算把每个城市占领下来都分不出人手。从当时的情形看来，要满清征服整个明朝，就跟让墨西哥去征服全北美洲一样天方夜谭。
然而随后的形势的发展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整个的局势呈现了几乎一边倒的状态，满清随后的西进和南下都比预料中的顺利，大量投降归顺的前明军队人数甚至超过了满清的人口数，他们成为了满清南下的急先锋和主力部队。虽然，南明的反抗一度也产生效果，使得战争在局部地区反复拉锯胶着，甚至一度有反败为胜的迹象。然而不断的内耗终于毁掉了南明最后一点实力。
1662年，吴三桂从缅甸抓获明朝最后一任皇帝永历并亲手用弓弦勒死以后，持续统治了300年幅员广阔的大明朝终于彻底地成为了历史。至此，满族的祖先们创造了一个人类文明史上的传奇和神话，他们只用了大约六十年的时间，便以一个仅几十万人的连自己的文字都刚刚发明的小部落，征服当时人口是自己两三百倍的世界第一大的王朝，并由此又统治了近三百年。这是在人类近5000年的历史上也从未曾发生过的。
当然，满清末年所遭遇各种屈辱早已把这些武功给抹杀得一干二净了。在这里，我更想提出的是一个问题：明朝的覆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这个中国历史上汉人王朝里人口和疆域面积都是首屈一指的朝代，这个曾经有七下西洋的辉煌壮举的朝代，如何会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土崩瓦解，被一个小小部落给欺凌到如此地步?这一切，究竟是发生了什么?这一切，又究竟是为什么?
大明版图
如果我们追本溯源，这话还是要从头说起。让时光从1644年的惨烈光景中倒退276年回到公元1368年，那一年应该是中国历史屈指可数最值得庆祝的年份之一了。那一年，朱元璋的北伐队伍不费吹灰之力进驻了元朝大都，宣告这个蒙古帝国的正式覆灭，同年，朱元璋又在南京登基称帝，改元洪武，正式建立了大明。被蒙古人统治了近百年的土地终于又一次回到汉人的手里，并且其领土的面积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其它汉族的朝代，明史中所说的“幅员之广，远迈汉唐”绝非虚言。战乱迅速平息之后，整个国家迎来的是生产力的迅速恢复，一时间全国上下河清海晏，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明朝在刚开国的几十年里就迅速达到了其辉煌的巅峰。
然而，也就是在这短暂的巅峰之后，整个国家却从此一路向下，逐渐地堕落，不仅在科技等方面逐步被西方欧洲国家所超越，政治崩溃加上经济破产，军事上更是被起义军和满清两面夹击而彻底击垮，最终因自身危机重重难以自拔而难逃覆亡的结局。而酿成这一切苦果的根因，其实在明朝建国之初，就已经深深埋下了。
大明300年最大的危机其实就是一直以来明朝在其整个历史上都几乎没有遭遇什么真正的危机。纵观明朝近300年的历史，其实可以说明朝时一个很幸运的朝代，当时它的周边根本就没有一个能够直接威胁到它政权的势力存在。
北方的蒙古人早已不复当年成吉思汗的光辉，分裂割据的各个部落无一能够有实力和明朝一较高下。纵使明初横扫波斯而嚣张一时的瘸子帖木儿也死在了征明的路上，后来的也先或者俺答还有林丹都没有真正雄霸中原的实力，虽然300年来蒙古人不时纵马南下，但在明朝眼里始终不过是“抢食贼”而已，抢够便会回去的，大不了出让些河套地区的土地与他们，也就息事宁人了。
当时的西欧虽然逐渐摆脱黑暗中世纪开始了伟大的文艺复兴，但彼时欧洲人的实力还远未能够将战火烧到万里之外的东土，虽然欧洲人随着航海术的不断提升，在明朝中后期开始逐步蚕食着明朝周边的属国，甚至“租用”掉了澳门，但对于明朝而言都不能够真正威胁到它的政权;日本则就更不用说了，一直到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军事实力从未能够威胁到中国，即便偶尔丧心病狂一次，其侵略的部队也早被挡在朝鲜，没有机会能够把战火烧到中原的机会，而频发的倭寇也只能破坏些局部地区的安宁，对整个政权则更加没有什么影响;云贵等地的苗人虽然不时地造反，也很容易就天朝的大军平定，明朝出个王守仁就能轻松搞定一切;至于其它的那些国家则都是些番邦属国，在明朝君臣印象里，不过都是每年派些使者来在金殿上磕响头的蛮夷而已，连正眼都不屑一顾的。
于是乎，在这种长期貌似太平且安详的环境下，大明朝理所当然地得上了一种富贵病。现在来讲，我们通常管这种病叫“大公司病”。由于没有外来的威胁，明朝政局长期都一直处于一种奇怪的安定状态之中。虽然其无论在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军事上从一开始就隐患重重，但始终都没有得到过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改善。
由于没有遇到过威胁，所以问题似乎永远不会爆发，敷衍或者拖延的办法往往反而比正视和面对问题要来得更为有效，而制度改革的带来利益远远不及要消除利益集团的成本的时候，一切问题就都没有可能得到彻底的解决，反而慢慢地积累，等待爆发的一刻。就是这种病，明朝从建国之初就开始患上而且病得不轻，经过数百年积累之下终于要这个王朝的性命。
萧墙之危
明太祖朱元璋登基以后不久就干了一件事情，就是建立了一个以他朱姓一家的利益为核心的政治体系和军事制度。众所周知，明朝给予官员的工资是历史上最低的，连之一都没有。一个一品大员的年收入换成现在的钞票也只有小几十万而已，底下的基层官员就更不用说了。而官员必须靠这些工资去养活一大家人以外，还要雇佣师爷跟班等整个一套班子，当然还有应付各种社交来往。几乎没有官员可以完全没有外财的情况下生存;也许海瑞做到了，不过代价是他的孩子活活饿死，自己死的时候连出殡的费用都没有。连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都曾经感叹“自古百官俸禄之薄，未有如此者”。
然而，底层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点，一方面发行大量的学习资料教育官员清廉节俭，比如在《醒贪简要录》就仔细给大家计算一份官员的俸禄里要花费百姓多少的劳动；另一方面，他又是用尽各种残酷手段惩罚那些被揭露的贪官，甚至不惜想出剥皮揎草之类的酷刑吓唬官员，仅洪武一朝最大的贪污案--郭恒案中，朱元璋一口气把处死的六部左右侍郎以下官员就达数百人，而地方官员被牵连下狱致死者更达到数万人之多。朱元璋作为帝国的缔造者和总指挥者，总不喜欢反省自身建立制度的缺陷，而喜一味地把所有问题的原因推卸给底下官员，进而粗暴采用各种酷刑对应，但却几乎毫无效果。明初四大案之一的空印案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然而，朱元璋对待自己朱姓子孙却完全是另一套做法。明朝开国功劳最大的六个勋臣都是只有在死掉以后才享受到封王的哀荣，且子孙承袭都要降级；而朱元璋自己的26个儿子，除一个当太子，一个一出生就死了，其他无一例外都封了王，哪怕有一个只活到三岁的也封了王，而且还都是一字王。而且这还不算，有明300年里，只要是朱家的子孙，从一生出来开始就白白享受国家的财政供养，不需要也不可以从事任何工作，而且是生多少孩子拿多少补贴。那些历代皇帝的直系子孙则可以享受更多，直接会有封地并享用整个封地的税收福利。
以万历儿子福王为例，他在封地的时候，万历一下就打算给他四万顷良田的税收作为福利，后经过群臣反对才降为两万顷。一般的朱氏子孙也有“宗禄”供养，所有支出都由地方财政解决。随时间推移，朱氏一族的人口飞速增长，到了明朝中后期，宗禄问题已经成为拖累明朝财政的巨大包袱，甚至成为了和国家边防等同的重要大事，所谓“外之边防，内之宗藩”是也。根据《明史·食货志》记载，嘉靖末年就有御史林润言：“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虑者，莫甚於宗籓禄廪。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诸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明朝当时上亿的农业人口辛苦耕作也实在是架不住这帮寄生虫胡吃海嚼的了，可以说明朝的财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被这个蛀虫群体给活活拖垮了的。
明朝其实就有一个闻名世界的保护壁垒—长城。虽然众所周知的是秦始皇造了长城，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的长城几乎都是明朝修建的。长城在明朝又称为边墙，是明朝为了阻止漠北的蒙古人南下而修建的战略工事。在其近300年的历史里，明朝征服几乎从未停止过长城的修建，其总长度达到了六千余公里。这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来说是一个极其惊人的工程，也同时给明朝的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可惜的是，这项耗资巨大的工程却似乎并没有给明朝带来他们期望的安稳。由于明朝对少数民族的管理政策一向简单粗暴，导致北方的鞑靼、瓦剌以及建州女真经常入关骚扰。万里长城就像是一个破筛子一样，根本挡不住北来的胡骑，导致明朝北方土地被反复地蹂躏甚至被长期占领。而明朝自身的军事实力因为严重的制度缺陷在永乐以后一直孱弱败坏，更是加剧了这种情况。
明朝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次应该是明英宗的“土木之变”了，一支由皇帝亲自率领的二十万的精锐部队(京营)，在自己家的领土上被蒙古的两万多骑兵给杀到全军覆没，皇帝本人被活捉的下场。这在世界军事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天大笑话，却在我们的历史上活生生地发生了。在满清从山海关入关之前，明朝首都北京城被敌军直接威胁到的就达三次之多，号称世界第八奇迹的长城几乎完全成了摆设。明朝早已灭亡，而巍巍长城却依然耸立。当无数游客登上长城感叹其雄伟气势的时候，如果也清楚地了解到这些历史真相的话，不知会作何感想?
取代明朝统治中国的清朝在其近300年的历史里几乎没有再对长城添加一砖一瓦，然而蒙古再没有机会用侵略的方式进入中原。清朝没有再依靠所谓长城护卫，而是组织军队把战场摆到了长城之外的土地，真正地击溃了敌人，进而把整个蒙古和新疆纳入了自己的版图。
所以说，丧失了冒险和进取精神而躺在所谓技术、专利和市场份额的壁垒后的大公司都是没有任何希望的。这世界上没有永不倒塌的堡垒，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
风云飘摇
从永乐皇帝朱棣死后，他的后代里人品优劣各有不同，但几乎没有出过什么真正有大才能的，能够乾纲独断，重整河山的人物，反倒是出了不少类似正德、嘉靖、万历和天启这样的活宝。完全是仗着家底殷实，明朝才好不容易熬了200多年。可惜的是，明朝在末年已经到了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的危急时刻，却又迎来了另一个废物皇帝—崇祯。
确切地说，崇祯皇帝从态度上来讲还算是勤勉，然而性格和能力上的巨大缺陷使得他只能算作个庸君。如果换到相对安定的时代，他或许还可籍祖荫当个太平皇帝，在历史上的名声也还不算差，可偏偏明朝到了他手里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彻底的烂摊子了。于是他不得不努力去应对，可惜他越努力却越是添乱，除了他执政初期干掉魏忠贤以外，他的其它工作几乎都没有起到任何正面的作用，如果不是让事情更糟的话。
杀袁崇焕算是一个最着名的例子，而他执政17年，内阁辅臣换了50个的着名故事更是反映了他措施无效有急功近利的心态。不仅如此，他更是一个喜欢逃避责任的掌权者。当初边事糜烂的情况下，明朝曾近有和皇太极何谈的大好机会。何谈在当时看来是一个非常丢人的事情，但对于缓解明朝军事压力争取喘息时间却是大大有利的。崇祯偷偷偷摸摸地和兵部尚书陈新甲计划和满清和谈，却不料消息走漏。当反对派群起质问的时候，崇祯一股脑把责任推卸陈新甲，杀之了事。于是边事继续糜烂下去，另一方面也在没有大臣愿意为他全力工作了。
由于最高决策者的无能以及逃避责任，整个明朝几乎处于半瘫痪状态。在这期间，不仅李自成、张献忠等起义军因势坐大，关外的满清军队也不断侵扰内地。在山海关被吴三桂打开以前，皇太极的部队曾经五次绕道入关，除攻击北进城那次以外，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正真的抵抗。特别是崇祯9年的那一次，清军入关后共克12城，56战皆胜，获人畜17万9千8百，在如此情况下，明朝的兵部尚书亲自领军也不敢抵抗，这是尾随清军。当清军押送掠获的18万人畜从容出关的时候，为羞辱明朝，故意“俱艳饰乘骑，奏乐凯归”，还把大树的树皮砍掉，写上“各官免送”。整个过程持续了4天，而崇祯坐在北京城里依然毫无动作。当一个庞大的机构的最高领导层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整个机构就会像一口搁浅的鲸鱼一样，貌似身体强大，却连翻身都极其困难，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了。
说起来好笑，崇祯最终还是下过“决心”要御驾亲征的。不过当他发出诏书说要“朕今亲率六师以往，国家重务悉委太子”的时候，李自成的部队都已经把北京的外城给攻破了。这离他后来的上吊自杀只相隔几个时辰了。
其实当李自成的军队直逼北京的时候，情况还不是那么糟糕。明朝还有机会南撤去陪都南京以保全半壁江山后伺机反扑的。然而，各种利益的斗争和扯皮再一次发挥了巨大作用，把明朝彻底地拉进了深渊。崇祯本意就想逃到南京保住一条命再说，然后再如此危机关头他还不敢独自下决定，为了保全面子希望大臣襄助。按照他的心思，最好大臣集体上书请求他移驾南京，这样他逃跑也有些面子。然后大臣们却各有各的的打算“帝欲大臣一言主之。大臣畏帝不敢言，虑驾行属其留守，或驾行后京师不能守，帝必罪主之者。遂无人决策。”
处于各自的立场，大臣们有的坚决要求皇帝坚守社稷，有的建议南下，也有的提出折中的办法先把太子送到南京执政，莫衷一是。崇祯个人的心思和大臣们的小算盘纠结在一处，互相扯皮，宝贵的时间终于在各种推诿拖延中消磨掉了。当李自成的部队占领北京后，崇祯的尸体和他几个儿子全部落到闯王的手里，城外早已准备好的槽船孤零零地飘在海上，再也等不来他的主人了。
由于崇祯的子嗣悉数落网没有能够逃到南京主政，这给后面南明的反扑造成巨大麻烦。没有了天下公认的法定继承人，一下子冒出了许多个南明的皇帝来，却没有统一的指挥。毫无悬念地，南明的力量继续在各种内部斗争中被消耗掉，终于被满清的军队逐一吃掉。明朝再无翻身机会。
萨尔浒之战--明清之间的第一场大规模战役
平心而论，在长达六十年的明清对抗中，明朝并非没有机会能够一举解决辽东问题。其实建州女真的骑兵虽然勇猛，但满清一致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单薄的人口。正如我前文所说，满清一直到入关，也才区区不到百万的人口，可用于作战的男丁不过十来万。可以说，明朝只要能够认真组织一场战役，彻底击溃满清一次就可以导致建州女真后面二十年缓不过劲来，而且很可能就因此被周边的蒙古或朝鲜给彻底吃掉。然而“奇葩”的明朝在这整整六十年里居然就真的一场胜利也没有，勉强称得上胜利的宁远和宁锦两次战役也仅仅是阻止了满清进攻的势头，虽然也狠狠挫了其进攻的锋芒，但未能给于其任何实质性的打击。
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是明清之间的第一场大规模战役，也是彻底暴露明朝军事实力纸老虎一面的一场战役。可以说，明朝两百多年来在军事制度上的各种积弊的综合爆发。当时明朝军队大约十万人，而女真则大约是六万人左右，人数上明朝具有一定优势，而且明朝拥有当时先进的各种火器。虽然满清占有地利，但从综合条件上看，明朝方面略有优势。
然而对比一下军队的总指挥我们就能看出很大的问题。明军的总指挥居然一个文官，名叫杨镐。确切地说，杨镐应该算个好人，品德不错，然后他也仅仅是个好人而已，至少军事上是一个饭桶，其实早在援朝抗日的战争中杨镐就暴露出过能力问题，可偏偏万历皇帝还是喜欢他。这就是大公司病的一种特色，大公司在用人上更倾向于采用政治上可靠或者老板信任喜欢的人，而不是真正有能力的人。一个能力平庸的人往往仅凭借老板的信任而爬上高位，从而导致经营的巨大问题。杨镐无疑就是这种人的典型。
明军在出征之时，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其中还包括要杀牛祭旗。然而这却成了见证奇迹的时刻—由于武器的长期保养不良，军士的刀居然锈蚀不堪，三刀下去都没有把牛杀死。这滑稽的一幕被明人写进了笔记了，供后人一笑，然而这对于明朝来说却是怎样的一个悲剧? 谁能相信这场军事行动花费了明朝九个月时间准备，耗资数百万两白银?
接下来的故事和本文关联不大，就不详细叙述了。努尔哈赤的部队在短短不到十天的时间里，奔袭百里，血战数场，重创明军。明朝的四路军队被灭三路，还有一路未战先逃。这一战，满清损失5~6000人，而明军至少被灭6万，双发战损比为1:10。这场中国历史上着名的战役甚至被写进很多军事教材。这可以说是一个战争史上的奇迹，其实却是必然。随后的几十年里，满清对明朝军事上一面倒的压制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公元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明朝还正因为在张居正的治理下经济政治有所恢复，仿佛正处于中兴的局面，好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而当时年青的努尔哈赤则遭遇了他人生中最大的不幸，他的父亲和祖父都在明朝军队的屠城中被杀害了。他当时所拥有的不过是祖上留下的13副铠甲和几十个志同道合的兄弟，他的部落甚至连文字都还没有。
和很多的创业者一样，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一条开创天下的不归之路。由于最初实力的弱小，他在打天下一开始的许多年里都不得不亲冒矢石参加战斗，每一战都是生死之战，每一战都是性命相搏。每一战都是向死而生。他正因为几乎一无所有，所以才能够毫无羁绊地一往无前，纵马驰骋于旷野，迎接他的有隆隆的战鼓，有如刀的霜雪，也有绚烂的星空。当他挥舞钢刀冲向敌阵的时候，他绝不会想到，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他和他的子孙竟会开创出一片怎样惊人的事业。
明朝灭亡真相：大不亡于李自成亡于鼠疫
来源:
鸿浩 于
2014-11-18 wencuecity
明朝灭亡真相：大不亡于李自成亡于鼠疫
2013年上映的电影《大明劫》讲述了，明朝末年瘟疫横行，兵部尚书孙传庭受命镇压李自成起义军，但士卒多染瘟疫，军营里面的运尸车一趟一趟的将将士们的尸体运走。由冯远征饰演的江湖游医吴又可临危受命，提出《瘟疫论》医治疫病，然而瘟疫容易医治腐朽的明朝已经无药可救了。电影中瘟疫虽得到了控制，然而现实中的鼠疫对明朝的打击是致命的，李自成因之轻松占领北京。紧接着，原本能征善战的李自成山海关一战而溃，从此走上末路，满清成为最后的赢家。本文选自天涯论坛，作者京虎子。
明朝最后一位皇帝明思宗崇祯皇帝朱由检
在中国历史上1644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崇祯十七年、永昌元年、顺治元年，北京这座千年古都，城头变幻大王旗，一年之内，紫禁城的龙椅上坐过三个皇帝。三百六十一年间后人对那一年发生在北京的历史，以及对中国的影响的探讨经久不衰。
幼时接触这段历史，是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那个资源贫乏的年代，一遍又一遍读那本小册子。这篇成于抗战末期的名文，形成了大顺军入城后腐化变质的观点，以至几年后大军进北京之前，毛泽东也据此告诫就要夺取天下的共产党人，一定要吸取李自成的教训。
历史真的是这样吗？究竟是什么原因使1644年春天的北京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一
明王朝从万历年间开始走向衰败，灭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是渡不过崇祯十七年？崇祯虽然为人猜疑多变，可是在明朝的皇帝里面还算是个勤政的好皇帝。北面，满清皇太极新丧，多尔衮上台，内部不稳，暂时不会大举入寇。各地民变蜂拥，可是富饶的江南完好无缺。唯一的燃眉之急就是李自成，为什么偏偏就躲不过去？
李闯虽然一路斩将，也不过占了山西。明朝重京畿而轻外省，历来在北京集结重兵。三大营号称47万，虽然虚额很多，但半数应该有的。战斗力固然不强，可是满清多次兵临城下，京营也算得上久经战阵。北京的城防甚为坚固，自俺答以降，多次外敌兵临城下都无法攻破。崇祯年间满清也多次打到北京，京营野战也许不济，守城起码能坚持数月，此外还有红衣大炮的帮助。闯军攻坚能力很差，一个宁武关就损失上万精锐，为什么攻北京如探囊取物？
崇祯迟迟不南迁和命太子南下也不好解释，君王死社稷是壮烈，可是有哪一个愿意当亡国之君的。和其他朝代不同，明以南京为陪都，太子驻南京前朝也曾有过。崇祯不至于昏庸到这种程度，以致后来因为皇统的问题使南明覆灭。可以说崇祯在闯军逼近时是不相信城陷的，而且文武也有这个信心，否则早就四散逃亡了。有一种说法是崇祯狠百官有逃命的企图，故意不让太子南下，大家一棵树上吊死，这种推测未免太离谱。应该说崇祯在闯军逼近时是不相信城陷的，吴三桂不日即到，一旦闯军顿于坚城之下，各地的勤王兵马也会陆续开到。崇祯不需要长期守城，只要能坚持个把月就会转危为安。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李自成兵临城下之际，派出太监杜勋为使与崇祯议和，开出的条件是：“议割西北一带分因而王，并犒劳军银百万，退守河南”，“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招兵助制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眼看就要进城了，竟然开出这么优惠的条件？而崇祯在社稷颠覆的时刻居然不应允。李自成已经占据了陕西河南，割不割都一样。而且他也已经自立为王了，现在就是掏出一百万银子的事，还可以借助他去剿灭张献忠等寇，甚至抵抗满清。即便将来尾大不掉，也比城破国亡强一万倍。假设崇祯接受这个城下之盟，李自成就会解围而去，丢掉到手的胜利。
1644年3月17日，攻城的前一天，城里城外双方认定北京牢不可破，这个错误判断从何而来？
二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大顺军东进，其目的不是要夺取天下，而是掠夺。后人因事而论，认为李自成以为时机成熟，所以来取北京。实际上东征路上他几次想后撤或者转向，尤其是宁武关损兵折将以后。如果不是大同守军来降，也许就返回或者改道下江淮。甚至到了北京城下，大顺的君臣依旧没有想到有可能轻易破城而入。
入城出城劲四十天，经山海关一战，之前攻无不克的大顺军溃不成军，从此没有打过一场像样的战役。如果说是腐化变质的话，四十天内截然不同很难令人相信。自古入京的叛军不少，比闯部更贪婪的比比皆是，从来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失去战斗力的。比如黄巢部，撤出长安后还能够南征北战。相比之下，闯部是进入京城时间最短的，可是战斗下降最厉害的。
如果说李自成的部队本来如此，又很难解释之前的战绩。有人认为他带入京的没有那么多人，山海关一战精锐丧尽。可是留守陕西的部队呢？还有一种说法是流寇的缘故，所以太平天国才能长久些。可是太平天国也是流寇，只是到了南京以后不走了。李自成此时已经在西安扎下基业，算不上流寇了。东进时后方和沿线肯定留下不少人马，这批没有受到损失的人马怎么也没有战斗力了？
崇祯守不住北京是因为众叛亲离，李自成为什么称帝后马上撤走。山海关一战，吴军和清军是惨胜，连乘胜追击的能力都没有。李自成虽然伤亡惨重，可是没有全军覆没，为什么不依托北京完整的城防死守一下？李自成率20余万人讨伐吴三桂，他带进京的远不止此数。当时北京新定，一定会在北京留下重兵。还有三大营的降卒，这些加起来应该还有几十万，为什么不守一下，而是仓皇而去，让吴三桂追得如丧家之犬？
三
还有一种说法，在山海关损失的是李自成的精锐。即便这样，其他二流部队应该也有一点的战斗力。李自成不会把所有精锐都带到山海关，因为京城三大营的降卒那么多，需要留下亲信和精兵看守。
李自成纵横几十年，所部是各股流寇中战斗力最强的，即便受损失，也不至于没有还手之力。还有其部下将领，为什么这些久经战场的将领撤出北京以后就再没有出色表现？这种全军判若两人的情况究竟是为什么？相比之下，张献忠部也是一战而溃，后来还有李定国连斩明王，李自成手下为什么这么草包？
进京之前也进过城，洛阳西安，这些都是大城市，为什么偏偏进北京就彻底腐化了？从北京撤出来，最后连西安都守不住，李自成被杀也好出家也罢，最后不是众叛亲离，而是有一支人群众多就是不能打仗的大军。
李自成带到北京的不是乌合之众，留在各地的也不是摆设，在山海关和关宁铁骑交锋时表现不俗，也说明腐化之说不正确。起码在山海关前，闯部是能战的，为什么只有一战之力？
四
再看看在这时举足轻重的吴三桂，三月七日接旨，三月十日放弃宁远，三月十六日到达山海关，对于一支军民搀杂的20万人来说，这个速度不应该是故意磨蹭了。吴三桂是可以丢下百姓飞奔北京，可是当时李自成还没到北京，没有必要十万火急。三月十八日，尚未安置完毕官兵家眷和辽东百姓的吴三桂出兵救援京畿，然而这一天京城已经沦陷了。这个时候，说明吴三桂是全心全意救驾的。
三月二十三日，接崇祯死讯传，吴三桂归降大顺。三月二十七日，吴三桂到达距离北京约二百六十余里的玉田，获悉大顺军在北京奸淫掳掠，拷打文武贵戚索要金银，吴家亦牵连蒙难。是夜“恫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掉头奔袭山海关。这四天中发生了什么？
吴三桂叛后，李自成亲征，说明在他眼里吴三桂是个劲敌，否则派刘宗敏等就可以了。这么重要的一个人，为什么几天都等不了，非要上吴家索要金银和陈圆圆？明朝官员投降的很多，对拥兵的武将，李自成从来是优待的，为什么偏偏对吴三桂这么严厉？说明拷打吴襄甚至索要陈圆圆都是子虚乌有。即便是真有此事，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手下的军士也未必肯。当时各地相继投降，怎么唯独吴军铁板一块，他要降就降，要叛就叛？为明朝报仇也说不过去，因为吴是先降后叛，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吴三桂是辽东军人集团的代表，不是个鲁莽的武夫，所作所为要从辽东军人集团的利益着想，否则部下不会绝对服从的。背关和李自成决战，风险极大，即便满清相助，以之前李自成驰骋中原的势力，胜负很难预料。在人心不稳的崇祯十七年，为什么吴三桂部队就那么齐心？
山海关一战，吴部伤亡惨重，居然能对李自成穷追不舍，连战连胜，和在山海关前势均力敌的情况截然不同。可是为什么又突然不追了，就因为李自成放归陈圆圆？吴三桂这么重色轻家仇国恨的话，怎么可能有人为他卖力？满清也不会让他称王云南的。
最后是满清，山海关一战只动用了两个旗，可以说和其他北方游牧民族相比，满清夺取华北是最容易的。主力完好，春夏之际正好用兵。可是为什么这一年除了西追李自成外，没有下江南，而听凭南明小朝廷建立？雄才大略的多尔衮加上范文程洪承畴，都应该知道最危险的不是流寇，可是明之正朔。其后果然有李定国、郑成功高举复明的大旗，只不过功亏一篑。还有那些以抢劫为目的的满清亲贵，都应该知道西北残破，江南才是富饶之地。为什么满清白白地耽误了这一年的时间？如果没有左良玉清君侧，清兵或许很难渡江，宋金的故事又要重演了。
1644年3-4月间的北京，什么东西牵动着历史？
五
历史在后人眼里是规律是必然，在当时人眼里是无序是偶然。大大小小的偶然造成历史，起码是局部的历史变幻莫测。这些偶然往往被史家忽视，因为他们眼里是既成事实。历史不可能假设，但历史中的偶然性或者说被当时人甚至现代人忽视的东西往往是历史的真正动力。
在这个星球上，人类是主宰，可是除了人类之外，还有动物植物和自然环境，这些非人为的东西一样能造就历史，因为历史不仅仅属于人类，历史是这个星球的日记。1644年在北京，决定历史的不是哪个人，哪一群人，而是无处不在的肉眼看不见的细菌。
1644年，人们还不知道细菌为何物，尽管它们比人类的历史长得多。在中国的历史记载中，大疫往往代表着细菌造成的传染病流行。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后期，大疫在北方多次流行。从万历年间开始，山西开始出现瘟疫。崇祯六年，山西出现疫情，十年山西全境大疫，十六、十七两年为高峰。河南江苏在崇祯十三年到十七年间也多次出现大疫。北京附近，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河间府有大疫。崇祯十六年，通州、昌平州、保定府均有大疫，并且传入北京，明史云：“京师大疫，自二月至九月。”和山西的情况一样，在初次流行的第二年，也就是崇祯十七年，北京大疫进入高峰，高峰期正是三、四月间。
这个横行华北的大疫究竟是什么？“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烈性传染病：鼠疫。当时人们不知道传播途径，因为每次流行都见到死老鼠,知道和老鼠的死亡有关系,因此得名鼠疫。250年后，倭人北里柴三郎和法国人耶尔森从香港鼠疫病人身上分离出一种杆菌，证明这种杆菌是鼠疫的病源，人们才开始对鼠疫有了认识，并且找到了防止手段。可是在1644年，面对鼠疫，人们只能束手待毙。
历史上最有名的鼠疫流行是十四世纪消灭了欧洲将近一半人口的黑死病。黑死病是通过跳蚤的叮咬在耗子之间、耗子和人之间传播的。其发病很快，死亡率极高。但这种病初发地要高温潮湿，像地中海边的意大利。同时卫生条件要很差，跳蚤老鼠到处都是。华北在明代虽然卫生环境不怎么样，可是气候干燥有冬季，不适合跳蚤大规模繁殖，为什么也流行鼠疫？和黑死病不同，在华北流行的鼠疫潜伏期长，死亡率没那么高，身上没有黑斑，往往有出血现象，以致迄今还有人认为不是鼠疫。
这个问题在20世纪初东北鼠疫大流行时由一代名医伍连德找到答案，证明鼠疫有两种。引起黑死病的是腺鼠疫，通过跳蚤传播。在中国北方流行的是肺鼠疫，通过呼吸道传播，有效预防的方式是戴口罩。口罩口罩，1644年人们哪里知道何为口罩。直到359个春天以后，北京才做到全城口罩，这一次是萨斯，也是经呼吸道传播的烈性传染病，高发期也是春天。
这也证明了，北京春天干燥的气候适合呼吸道传播的病源生存，使它们在离开人体后能存活一段时间。流感如此，萨斯如此，鼠疫也如此。当李自成兵临城下的时候，北京城里鼠疫正好是突然爆发的关键时刻。联想一下萨斯在北京时，那种恐慌的情况，如果有敌人，怎么能守得住？三个城垛一个兵，北京才有多少城垛？三大营再虚额，十分之一也会有吧。“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这难道是人心涣散？杀一警百不就行了，李自成部素来凶残，难道大家情愿受死？是因为鼠疫流行，感染以后身体虚弱，无能为力。
北京人满为患，正好利于鼠疫流行。鼠疫在生活环境差的百姓和士兵中间流行，官僚家庭受波及很小，所以在深宫里的崇祯不知道，在城外的李自成也不知道，这才有议和的故事。等到李自成想惩罚性地攻一下城，没等开始，守城的别纷纷献城。这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守不了。如果没有鼠疫，再不济事，靠着大炮和坚固的城防，怎么说也能坚持几天吧？
李自成就这样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地轻易地进了北京，同时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地发现他梦里繁华的京城现在如同鬼域。
不管是不是鬼城，进了京的没有人肯退出去。李自成在西安已经立国了，这么轻易地进北京，不登基等什么那？于是大顺的精兵良将就在北京住下了，不是住兵营就是住民居，降卒也要收编，无数的密切接触机会。鼠疫便开始在这些外地人中间流行开了。四十一日迅速丧失战斗力，不是北京的花花世界，而是满城的细菌。
既然已经拿下京城，为什么那么急向官员们追缴，难道不知道稳定人心的重要性？可是李自成没有办法，宫里空荡荡，老百姓贫病交迫，只有官员有油水，万一哪天瘟疫扛不住了得赶紧撩脚丫子。其实这并不是李自成所部一家所为，古来叛军入城，都是烧杀奸淫掠夺，以已经被丑化了的历史记载来看，李自成算是文明的，多少次王公贵族被屠杀的，也没听说那么快就丢了到手的京城的。
李自成讨伐吴三桂，人数为什么争议很大，就是因为瘟疫流行，减员严重。可是为何在山海关前李自成一度占优？这还要说说肺鼠疫，这类鼠疫的潜伏期可以长到20多天，也就是感染了20多天才发病。这种长潜伏期的烈性传染病流行面广，因为未发病时和正常人一样，可以继续感染别人。李自成带到山海关前的部队，正是剩下的还未发病的那部分人，战斗力还在。这批人在山海关战死了一部分，逃回来的也陆续发病，于是李自成手下全是鼠疫病人，即便是痊愈的也非常虚弱，能跑路就不错了。这就是为什么李自成从山海关下来，不能守北京，离开北京也连战连败。一路退一路把鼠疫流行过去，“凡贼所经地方皆大疫，不经者不疫”。各地留守的部队也染上鼠疫，于是弃山西弃西安最后败死九宫山。那支无敌的雄师被鼠疫消灭了，联合南明时已经是乌合之众。
历史上瘟疫造成大军死亡几成的记载比比皆是，行军打仗，最怕瘟疫。李鸿章便深有体会，考察西洋军事最大的感慨就是西方部队以医官为重，这才开设北洋医学堂，培养军医。在古代那种卫生条件和医疗水平之下，一旦军营出现瘟疫，整个部队便不战而溃，多少次到手的胜利就是让瘟疫夺去的，李自成也一样，只不过他丢的可惜，丢得让人感慨，才让后人忽略了瘟疫的作用。
出西安之时，摆在李自成面前是两条路，一是经营河南湖北，夺取江淮，二是进逼北京，最后他采取了顾君恩的中路直进策略。从夺取北京的结局来说，是个好计谋。可是暗中看不见的鼠疫之手，让在皇位上屁股没有坐稳的李自成急速败亡。如果采取稳扎稳打的策略，先把占领的地盘稳固了，然后在夺取北京，结局会截然不同。明朝灭亡是迟早的事，在北方除了满清以外，没有别的叛军跟他争，多等一年有何不可？这就是所谓死催。
坚持讨伐吴三桂，也是一着臭棋。吴三桂不会主动进攻北京，也不会投降满清。大军压境，只能把吴三桂推向满清。如果占领北京以后马上解决吴三桂，那时军容尚整，可以以战逼降，是李自成唯一的机会。古人迷信，往往将大疫归于天意，这场大疫，断送了崇祯性命，也使李自成手下离心离德，无人效力。
六
后人分析李闯败亡，奇谈怪论层出不穷，偏偏就忽略了这个时机的问题。李自成以宋献策为军师，观天象占卜，可惜不会看显微镜。李闯之败，怪只怪天时。
三月二十三日到三月二十七日之间，吴三桂降而复叛，原因不是因为知道家人受虐待，而是知道了京城的虚实，知道大顺军瘟疫流行，他才敢背关一战。手下那批辽东军人和他一样在瘟疫中看到了称雄的希望，所以才义无反顾的追随他返回山海关。
吴三桂的算盘，李自成在大疫中不会与他交战，几个月后让瘟疫折磨得七七八八了，北京就是他吴三桂的了。到时候或者扶植新君，挟天子以令诸侯，或者以华北而割据。人在辽东的吴三桂，因为家人在京，北京大疫的情况他很清楚，也会料到会流行到秋天的，所以才敢冲天一怒。
人云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是想借清兵灭流寇，然后用金银财宝把清兵哄回去。吴三桂自幼和清兵为敌，那儿会这么天真。何况满清还有范文程洪承畴，他这种把戏焉能瞒得过去？吴三桂不会不考虑引清兵入关，重则千古罪人，轻则也是石敬塘。历史上这种引狼入室的，有哪一次轻易回去的？
吴三桂知书达理，不会冒此罪名的。他的真实想法，是把满清也引进疫区，让这场瘟疫帮他消灭两个大敌。到达北京之后，吴三桂没有在疫区停留，率军猛追李自成，他知道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尽管他手下伤亡很大，可是李自成已经无还手之力了，而且他不能留在北京让手下失去战斗力。追了一半不追了，也是因为部下也开始发病了。
山海关前“暴骨盈野，三年收之未尽也”，满清入关后安葬崇祯，为什么不下令地方官员收尸，而听之暴露荒野？这不象是新王朝的气象。原因还是瘟疫，病尸谁敢收？清军入关后，一部分随吴三桂追击李自成，此外还有很大一部分人马，就驻扎在北京无所事事，当年除了顺治登基就没有一丝南下的打算，看着南京那里建立小朝廷渐渐成了气候，其原因也是入京以后染上瘟疫了。吴三桂的绝户计几乎成功了，可惜，还是天时。满清入关是因为天时，坐稳了还是因为天时。
历史记载，鼠疫在北京和华北的确流行到1644年九月，可是满汉分治，满人和汉人没有杂居，接触的机会少，加上满人入京天气已经开始热了，离开人体的细菌不容易存活，鼠疫便没有像大顺军那样大规模在满人中传播。即便这样，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流行，造成当年满清无力南下。
可是正和山西的情况一样，连续流行两年后，第三年不流行了。烈性传染病流行过程中一些迄今为止无法解释的自然规律甚至在今天，科学家们也只能说是天意。不仅1645年不流行，其后几年也只是小规模流行，为什么？顺治二年开始风调雨顺，天气不再干燥了，于是大规模鼠疫就没有了。吴三桂的妙计终归敌不过天时。
鼠疫这个黑暗中的手在当时和后世造成对满清战力过高的估计，因为连纵横中原的李自成都一战而溃，人们普遍认为满清部队的战斗里很强。实际上从后来郑成功、李定国的战绩上来看，率领那种算不上雄师的部队都能几乎席卷南方，满清部队的战力没有那么厉害，因为入关是没有多少人，全是后来投降加入进去的。所谓八旗子弟三代不能战，不能说不对，可是也没有那么绝对。
满清以十万之众夺取天下，鼠疫帮了大忙了。今人赞许多尔衮，可是历次北方民族侵入中原时，其领袖人物在能力上堪与多尔衮并肩的比比皆是，那些民族除了蒙古外，都没有如愿，就是因为没有鼠疫这个天时。
七
三国演义为了扬刘抑曹，产生了一句名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自古占地利的都是采取守势，夺天下靠的是中原逐鹿，靠地利的最多是偏安。人和就更谈不上了，人心如铁、官法如炉，朝代更替时哪一次不是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所谓人心向背是因为老百姓厌倦战争，支持强大的一方而已。因此，最重要的还是天时，三国归晋，那地利与人和不是都输给天时了？
三国演义，演义耳！所谓天时，有天下大势和机会，也有自然环境的影响，这里面包括疾病的流行。唐末梁晋之争，开始梁军占尽优势，几次包围太原，都因为大疫，士卒损失过半而罢兵，最后输给了晋军。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这种不可预料才是让历史缤纷多彩的内在原因。
明朝为什么祸不单行？流寇北虏还有鼠疫，可以说天欲亡明。但是仔细探讨一下，究竟是什么导致明朝灭亡？退一步说为何1644年北京一年三变天？满清的问题先放在一边，流寇和鼠疫其实同源，都是因为土地兼并。
老百姓丢掉了土地，出路有两条，一是成为流民饥民，最后走投无路加入流寇。二是去开荒，大批的失去土地的农民经山西去草原垦荒。草原原来是野鼠的地盘，人逐步侵入它们的领地,这样也就接触了一直存在于野鼠群中的鼠疫。万历年开始山西经常性地流行鼠疫，正是因为草原被逐渐蚕食的原因。
为什么偏偏就李自成倒霉？这说要从流行病的传播过程说起。染病不像中毒，把耗子药往井里一撒，吃完饭全村的人都翘了。传染病或者从动物到人、或者从人到人，都是一传一或者一传几的形式，一开始是点，然后是小规模的面，最后是大规模的铺天盖地。从点和面到铺天盖地有个临界点，就是合适的环境气候和足够的传染源。
就北京的情况，春天的三四月间最容易流行传染病，崇祯年间山西的情况也证明这种鼠疫发病的高峰是这两个月，之前是积累阶段，其后因为天热逐渐下降。恰恰是这两个月，李自成驻扎在北京。
传染病大流行的另外一个因素是要人多，草原上鼠疫一直没断，可是没有流行因为没有太多的人。北京鼠疫流行是因为京城人烟密集，本来这一年就是鼠疫高潮期，在最高点突然涌进了几十万外地人，一下子就成了鼠疫杆菌的继承人。连年鼠疫，北京居民里面好歹有些有抵抗力的，新人这么一来，全是没经历过的，不快速流行才怪。
于是鼠疫的流行从北京市民和三大营士兵里面转移到大顺军队中，李自成的部队成了鼠疫的主要疫区。李自成从北京撤出来，大部分的现行鼠疫病人和感染者也就出了北京。清兵入京后，天气开始热是一方面，北京城里没有多少现行鼠疫病人和感染者也是一个原因，老百姓染上鼠疫的，不是好了就是死了，顶多是零零碎碎的，不够大规模传播的基数。
明之亡不是亡于鼠疫，而是民不聊生。亡于鼠疫的是李闯，天下归清也要归功于耗子和它身上的小小细菌。历史有时候是肉眼看得见的，有时候是看不见的，1644年春天北京的历史，就不是肉眼可以看见的，正是这类肉眼看不见的历史，才是被史学家忽视的“国家兴亡自有时”。
1644年春天，北京城里许多人咳嗽。在一声声的咳嗽中，肉眼看不见的东西改变历史，城头变幻大王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