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可亲
编者按：宗凤鸣、杨继绳于赵紫阳最后岁月出版的两本书，记载了赵紫阳本人亲口叙述他在六四事件中与邓小平发生分歧并遭李鹏等暗箭中伤，最后因坚决反对戒严而下台的经过。两书并披露胡赵时代，中共一批顽固老人垂廉听政，操纵权力的大量内幕资料。本文特作摘要介绍。
在赵紫阳生命的最后时候，曾在赵漫长幽禁岁月中拜访过他的老友宗凤鸣和新华社记者杨继绳相继出书，披露赵紫阳软禁中的生活和思想，并录得赵紫阳对六四事件的亲口追述。
本文原载于《开放杂志》2005年2月号，作者蔡咏梅，原题为《赵紫阳亲口说六四》
赵紫阳与妻子梁伯琪1993年在北京家中合影
宗凤鸣是赵紫阳软禁中对外联络人
宗凤鸣是赵紫阳河南同乡，抗战时期加入中共，为中共老干部，早年作过赵的部下，与赵紫阳的友情长达六、七十年，至死未变。一九八九年六四后赵紫阳被囚，完全被隔绝于外界，宗凤鸣是少数获准可以常到富强胡同六号探望这位中共“张学良”的极少数人士之一，因此成为赵紫阳失去自由后与外界沟通的最重要的联络人。因为宗凤鸣会气功，以气功为赵治病养生名义是他获准探望的原因。杨继绳也是在宗凤鸣引见下得以访问赵紫阳。
本刊一九九七年一月号曾长文报导赵紫阳软禁中的生活，是六四后赵紫阳实况的首次披露。现在可以透露，该报导的消息即来自宗凤鸣。该期开放杂志封面赵紫阳与妻子梁伯琪的合照亦是宗先生提供，原是宗与赵紫阳夫妇的三人合影，只是宗凤鸣的影像被裁去了。
宗凤鸣的《理想·信念·追求──我的人生回顾与反思兼和赵紫阳谈话的一些回忆》，即如书名是作为中共老干部的作者对自己参与中共革命一生经历的沉痛反省，与赵紫阳的谈话仅为其中一部份。杭州作家傅国涌已在本刊上发表两文作过介绍。宗凤鸣在这本书中证实赵紫阳确实在中共十五大曾上书中央要求重新评价六四事件。
三十五年经验的新华社资深记者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作者杨继绳，是有三十五年新闻工作经验的新华社资深记者，对文革结束后中国政治的风风雨雨，高层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知之甚多。他掌握很多第一手资料，本人也作了大量踏实的采访工程，包括访问赵紫阳、朱厚泽、李锐、任仲夷、安志文，甚至田纪云等重要当事人。据北京一些读过此书的学者说，杨继绳这本书，应是迄今为止有关文革后中共高层政治斗争内幕最有资料价值的一本书，在六四事件的披露上，也远比海外出版炒得很热的《六四真相》更真实更权威可信。
杨继绳在赵紫阳软禁后共三次亲访赵紫阳，头两次分别于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和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九日，经宗凤鸣引见，到富强胡同六号赵家访问。
第三次访问于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在赵紫阳一个广东友人的北京之家，在座尚有数人，都是中共老同志，杨未透露姓名，此次访问目的是由杨继绳为赵紫阳纪录口述历史。但赵此行很麻烦，未来之前当局已在其友人家那条街作了严密保安戒备，先是中央警卫局把街上汽车全部赶走，接着北京警卫局和当地派出所又派人来守卫，赵紫阳来时还有几个中央警卫局陪同监视。据赵说，警卫人员每天要向上面汇报他的情况。他并要求杨继绳将录音机放在桌子下，不要让他身边工作人员看见。这三次访问，杨继绳都作了详细纪录。
杨继绳在该书导言指出，赵紫阳六四下台的大背景是文革后形成的双峰政治，即陈云意识形态派系，与主张改革的在中共十二大形成的邓胡赵体制长达十七年的明争暗斗。到六四时，邓胡赵体制瓦解，陈云派胜利，原因除陈云派系不断发动倒胡倒赵的阴谋外，最主要原因是这个体制的龙头邓小平并不想搞彻底的政治改革以威胁到中共一党专政（赵紫阳对杨继绳说，“小平在政治上绝不放松，经济上他无所谓，只要把经济搞上去就行了。”），一旦他警觉到胡赵越过此底线就毫不犹豫地阵前换马，自残左右手。
八九年春邓曾打算交军权给赵
杨继绳说，在六四之前邓小平对赵紫阳是很信任的。一九八九年春节，邓小平、李鹏等在上海，上海市委领导人（编按：当时江泽民任市委书记，市长是朱镕基。江泽民被视为陈云系人马。杨继绳指江泽民任总书记，是李先念推荐，陈云背后支持。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打算再废江泽民，陈云明确表示，江李体制不能变。薄一波也反对，说“事不过三，你已换了三位领导人了。”）向邓反映了赵紫阳不少问题，但邓小平当场明确表态，“不能倒赵”。而邓回北京后不久即向赵提出要把军委主席职务让给赵，自己完全退下来。杨继绳说，“如果没有六四，赵紫阳将会成为真正掌握权力的党和国家一把手。”
处理学潮发生分歧李鹏进行挑拨
赵紫阳对杨继绳说，邓小平与胡耀邦在政治上分手有几年的发展过程，而他和邓小平关系破裂则纯为六四事件而起，他同情学生，邓小平主张镇压，两人严重分歧，其中陈希同、李鹏起了挑拨离间的作用。
胡耀邦逝世引发学潮，在胡耀邦追悼会结束后，赵紫阳提出三项处理意见：一、劝导学生复课；二、对学生要疏导，展开对话；三、避免流血，如有打砸抢违法行为，依法惩处。当时赵向邓小平汇报，邓表示同意赵紫阳这一温和的对策。四月二十三日赵紫阳访北韩，向李鹏交代了这三条意见，但赵一走，李鹏二十四日晚主持常委会，听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市长陈希同汇报学运，他们讲形势，说得很严重，谎报军情。赵紫阳说，“李锡铭比较老实，就是保守传统，陈希同比较鬼。”这次常委会把学潮定性为“少数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赵指这个定性“李锡铭、陈希同、李鹏是始作俑者，万里上了当”。
李鹏邓朴方影响邓小平定性动乱
第二天二十五日，李鹏、杨尚昆又去向邓小平汇报，把学生的过激言论，特别是针对邓小平的过激言论加以渲染，把学潮说成是针对邓小平的，给邓很大刺激。赵紫阳说，邓小平很在意学生对他的看法，说“小平您好”他特别高兴，说他不好就很生气，赵紫阳听说学潮中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对人说“现在我们不能外出，他们会把我们剁成肉泥。”
于是就有了邓小平将学潮定性为“动乱”的“四二五”讲话及以此为基调的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李鹏还有意地将邓小平讲话向各级干部传达。赵紫阳说，邓对李鹏将他这篇杀气腾腾的讲话大范围公开很不满意，在决定戒严后对李鹏说，“这次不要像上次那样搞了，不要把我决定戒严的事捅出去。”邓小平的子女对李鹏把邓推到前台也很不满意。赵紫阳发表安抚学运的五四讲话，邓小平女儿邓榕特别打电话给讲话起草人鲍彤，要他加上一段邓小平爱护青年的讲话。
赵紫阳说，他访问朝鲜，李鹏从来没有向他谈过这些看法，他一走就搞了这么多动作，他不知道是否有预谋。赵紫阳认为四月二十五日李鹏、杨尚昆这一汇报是整个学运无法解决的关键。
学生怕秋后算账，二十七日北京学生十万人游行，要求收回“四二六”社论，但邓小平的讲话是圣旨，收不回去。虽然赵紫阳五月三日在亚银年会发表的纪念五四讲话，肯定学生是爱国的，学运要通过民主和法制来解决，缓和了学生情绪，但中共保守派执意激化矛盾，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在各大学党委书记会上竟然敢指赵紫阳的讲话和“四二六”社论精神不一致，是赵个人意见（赵紫阳指何东讲话有背景）。赵说李鹏和北京市委两面挑拨，不断发表刺激学生的讲话，和学生对话一次闹一次，另一方面则即收集有刺激性的材料往邓小平那边送。学生闹得越厉害，他们对邓小平的影响也就越大。赵紫阳说“我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我和学生没有联系，两方面都不买我的账。”邓决定动武的决心加大，对赵紫阳要求温和处理的意见已听不进去。
赵紫阳多次在高层会议提出要更改“四二六”社论对学运的定性，但李鹏和姚依林都强调“四二六”社论是邓小平定的调不能改。
五月十六日赵紫阳见戈尔巴乔夫，透露了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的秘密决议，重大问题由邓小平掌舵。杨继绳说，很多人感到赵把此话公开，表示他与邓已绝裂了。
陈毅儿子议论引邓小平戒心
次日赵紫阳写信给邓小平要求见面，这时邓小平决心已定，不想再听赵的意见，通知了当时的全体政治局常委（赵紫阳、李鹏、姚依林、乔石、胡启立），外加杨尚昆、薄一波两人。在邓家的会议上，邓小平说对学生已退无可退，只有戒严，用解放军平息动乱。只有赵紫阳一人反对，原反对军管的胡启立、乔石和杨尚昆此时均转变立场。五月十九日赵紫阳去天安门广场看学生，含泪说“我们来晚了。”晚上请病假不参加宣布戒严的党政军大会，此后这些都成为赵支持动乱分裂党的罪名。
杨继绳说，六四期间，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曾在几位高干子弟中议论说赵应该与邓小平绝裂，站在学生这边。宋任穷的儿子回到家里谈到这事，宋任穷向邓小平打了小报告。有人认为此事影响了邓与赵的关系。赵紫阳被杨继绳问到此事时说他下台之前未与陈小鲁接触过。下台后陈小鲁去看过他一次，赵问陈小鲁，你还敢看我？陈小鲁说，我已经下海做生意了，怕什么？（赵紫阳逝世后，陈小鲁曾亲往赵府吊唁）。
赵紫阳反对军管宁愿下台
赵紫阳反对军管，不但与他的恩主邓小平完全绝裂，而且也清楚认识到他的政治生涯将从此断送，他告诉杨继绳：
“我为甚么下台不作检查？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作为总书记，到最后关头，我赞成军管，这总书记还可以当下去；我反对军管，就要下台。邓的性格我是知道的，是继续当总书记，对学生采取强硬的方针，还是下台？我选择了后者。这一点我反覆想过。不赞成和不当总书记我是一起考虑的。从邓家开会一回来，我就写了个辞职信。杨尚昆劝阻我，才收回。他说，你的辞职信一传出去，就会引起更大的动乱。所以，我下台我并不闷气。
这件事不像别的，不像过去搞运动作检讨。过去搞运动作过不少检讨，那时总认为毛主席是对的，自己可能有错误。包括文革，我作检讨也是这样。这一次我不这样看。当然，这和文革后思想解放有关。我觉得自己没有错，何必检讨？一检讨就不能说明事实真相。”
四中全会自我辩护二十分钟
六月十九日到二十一日中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赵紫阳，也批评在学运立场上与赵紫阳意见一致的万里。万里在十三届四中会会后回到家里说，“胡赵万，胡赵万，三个倒了两个半。”
中共当局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夕曾劝赵作几句检讨，不深刻也行（笔者按：即同意赵可以敷衍走过场），并为他在四中全会上保留了一个中央委员职务，但他们没有想到赵坚决不认错。在四中全会召开第一天，赵坚持要讲话为自己辩护，对李鹏代表政治局所作报告对他的指责进行反驳。姚依林主持会议只让赵紫阳讲十五分钟。赵事先准备了稿子，念了二十分钟。第二天开会，对赵不检讨实施惩罚，中央委员没有了，宣布撤销赵一切职务。对会议给他的处理进行投票时，赵紫阳态度仍然强硬，拒绝举手。他说，“不当总书记我可以举手，说我分裂党，支持动乱我不接受。”
宗凤鸣的书中还说，赵紫阳为自己辩护时，对于自己可能因此进监狱也作了准备。实际最初中共当局也确实想为赵定罪。赵紫阳说，抓鲍彤就是为了要搞他，要查他和学生私通和与外国私通。与外国私通是指曾出资支持体改所研究工作的美国索罗斯基金会。中共公安部指该基金会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背景。王任重作了两年审查，最后向中央报告查无实据，陈云指示说“就此为止。”
十四大前乔石等向赵宣示三项决定
宗凤鸣说，六四后赵紫阳即一直软禁在家。十四大召开前夕中央派乔石、宋平、李铁映、丁关根向赵宣示：一、十三届四中全会对赵的定性支持动乱分裂党不变；二、宣布审查结束；三、恢复自由。所谓自由，相当有限，可去北京市郊和内地城市，但不能出现在公开场合及到沿海城市，也不能见记者。（但赵紫阳在中共十五大上书要求重评六四后，上述有限自由进一步受限，对赵紫阳监视更加严密，直到软禁至死。）
宗凤鸣说，赵下台后他第一次见赵紫阳，赵紫阳首先向他说，“这条路是自己选择的，和胡耀邦不一样。正如小平同志所说叫‘自己暴露’，自己考虑的是不愿在历史上欠一笔账，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总还有个人站出来。”
对吴江书中的倒胡指摘不谅解
杨继绳访赵紫阳，赵除了谈六四，另一就是澄清对胡耀邦下台他并未落井下石。
起因是六四后，胡耀邦生前智囊吴江和阮铭在海外写书发表文章，尤其是吴江在香港出的书《十年之路》说胡耀邦一九八七年因八六学潮下台时，赵紫阳曾落井下石。赵紫阳对此非常愤慨，吴江的书他看了很不高兴，对杨继绳说“评价好坏无所谓，但事实不对”，他对吴江不能谅解，说“我在这个处境下，编造更不该，我如果是自由人，就可以公开说清楚。”
有关赵紫阳谈他与胡耀邦的关系，澄清他并未对胡耀邦落井下石，可读开放杂志上月傅国涌文章《赵紫阳谈胡赵分歧与共识》，笔者不再赘述（开放杂志一九九七年一月号也有大陆知情者的长文《驳赵紫阳倒胡说——吴江新着“十年之路”读后感》。不过杨继绳一书提到赵紫阳提供的一个事实很重要：在胡赵时代中共高层人事安排完全由邓小平、陈云等两三个老人操控，赵紫阳贵为总理、总书记有时连参与意见的机会都没有，最高人事上他和胡耀邦都没有发言权。他当总书记时很不满意中宣部长王忍之，他只能骂骂他而已，但动不了他，因为王忍之背后有老人支持。因此赵即或想仗义执言保胡耀邦也无济于事，“老人已经定了，说也没用。”
邓小平陈云有分歧总书记不好当
赵紫阳说，胡耀邦下台后，他当代总书记，发现中国政治老人太多，总书记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一仆二主”角色。
他说，陈云要他开会，小平说不开会。陈云要开会是要个说话的地方，小平不开会是因为可以直接找赵紫阳。赵紫阳于是对陈云说“我是大秘书长一个，要开会，你和邓商量好了再开。”
杨继绳说，在胡耀邦时代，中共名义上的最高决策班子政治局常委会甚至连会都不开，因为任何决策由邓找胡赵说了算。
赵紫阳告诉杨继绳，“两个老人的意见不一致，总书记是很难当的。李先念还说：‘赵只听邓的，不听他们的。’两个人已难办了，三个人更难办了。”
赵紫阳透露说，其实早在一九八六年学潮前，中共政治老人认为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早就想把他换下来，不过采取的是平稳过渡的方式。该年春节，邓小平找胡耀邦谈话，说为了把一大批老同志劝退下来，邓决定于十三大退出常委，辞中顾委主任，这个交给胡耀邦做，而胡下届就不要当总书记了。但胡耀邦很天真，真的以为这是为了干部年轻化，没有理解邓小平这次谈话的深意。后来学潮发生，胡耀邦接受陆铿访问批评了中共保守派，老人们要胡下台的决定提前执行，而和平过渡则变为强迫胡耀邦辞职。
最高人事全由邓小平陈云决定
胡耀邦下台后，十三大的人事安排由邓小平委任一个“六人小组”，牵头人是另一位政治老人薄一波，直接对邓小平负责，并征求陈云意见。十三大的政治局常委会名单，包括总书记由谁担任，全由六人商议后征求老人意见。当时邓小平提了田纪云和万里进政治局常委会，陈云等老人们坚决反对万里进常委。六人小组中的姚依林说，“万里，如果国家一旦有事，他就带头起哄。”六人小组向邓汇报后，邓于是作罢。后来姚依林又说田纪云有甚么甚么问题，结果又把田拉了下来。邓随后与赵紫阳交换意见，安排万里当人大委员长，六人小组不同意。邓找万里谈话，批评万里“你是怎么搞的？人事关系搞得这么紧张。”邓要万里向这些人挨家挨户访问作自我批评才获通过。
赵紫阳指出，在最高领导层的人事上，真正有发言权的是邓小平、陈云两人，李先念有影响，但不起决定作用，只要邓陈两人意见一致就能决定下来。他说，“赵孟能使贵之，亦能贱之。”这是东方政治，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
胡耀邦、赵紫阳这两位优秀政治家的悲剧就在于他们的权力是这些顽固老人赋予的，一旦他们的政见与老人们不合，权力就会被收回，自己毫无办法。六四后很多人都在提一个假想问题：如果赵紫阳能像俄国叶利钦挺身而出，公开抗命，形势会否逆转？此书没有提到，但本刊九七年六月号一位接近赵的人士报导，赵下台后对此问题回答说：“如果我站出来，中国就会打内战，受苦的还是人民。”
在位的老人发动政变，非法废黜在位的最高领导人（胡耀邦下台同样是八个老人在邓家开会决定，此八人为邓小平、邓力群、王震、胡乔木、彭真、薄一波、余秋里、杨尚昆。后中共政治局开批判胡耀邦的生活会，有十七名非政治局委员的中顾委老人参加。）
胡赵倒台，中国有希望的自上而下的民主化转型之路被迫中断，这是胡赵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究其责任，上述老人都是历史罪人。
第一财经日报
艾伦·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
他曾执掌美联储近19年，主导了上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盛世，却因次贷危机而走下神坛。
近日，第十三届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在华盛顿接受了第一财经的专访。
美经济早已长期停滞
第一财经：距离2008年的次贷危机爆发已过去6年多时间，你认为美国经济是否会进入长期的增长停滞？
格林斯潘：我认为我们早就已经处在长期停滞期了。面对未来，我们需要扪心自问，是什么导致了增长停滞？这不仅发生在美国，还发生在欧洲和其他很多地区。数据显示，美国几乎所有的经济停滞都集中在房地产和重型设备等使用周期超过20年的长期资产投资领域，我相信这个情况在欧洲也是一样的。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一现象？你可以看到，在很大程度上长期资产收益正大幅萎缩。这是我们过去曾遇到且现在仍然面临的问题。除非我们能解决引起（长期投资）严重萎缩的不确定性，否则我们很难走出这一次的经济停滞。不确定性在哪里？我认为首先显然是由政府赤字所引发的长期政治不稳定，企业不知未来20~25年后的税率会是怎样的。此外，全球变暖、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等事件共同制造的不确定性之高，是自1930年以来从未有过的。虽然我们现在所遭遇的不足以与1930年代的经济衰退相提并论，但两者确实有很多相同的特性。
第一财经：你是否担忧美国的通缩风险，或对通胀率长期低于美联储2％的目标感到担忧？
格林斯潘：我认为，在我们所处的货币市场，长期通缩的可能性很小，但是短时间通缩是有可能的。
通缩比通胀的破坏性要大得多：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资黏性，即工资不会轻易下跌。如果所有产品价格下降，而工资没有下降，就会导致利润率下跌。这意味着资本投资减少和生产率增速放缓，并会使得经济停滞继续恶化。
工资黏性使得通缩较通胀更为棘手。通缩的破坏性很大，可以日本为例。但总体来说，若（央行）不断印钱，通缩不会持续过长时间。
第一财经：在讨论美联储政策的时候，大家会思考如果美联储的政策反应滞后，会带来什么影响？你认为，政策超前或滞后，哪个风险更大？
格林斯潘：如果在通缩的情况下，（美联储）政策滞后，形势会迅速恶化且很难追赶。通胀则是另一种情况，央行可以大幅调高利率。正如（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克尔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所实施的政策，任何通胀都可以被遏制。虽然对经济会有毁灭性的影响，但却是可以做到的。
总的来说，通缩和通胀都是不利的，价格稳定才是最优。对待通胀和通缩都必须非常小心，两者都是不受欢迎的。但通胀较通缩更易得到解决。
量化宽松难论断
第一财经：从你作为美联储主席的过往经验来看，美联储想要在“合适的时机”加息的难度在哪里？
格林斯潘：从经济和政策的角度，并没有什么问题。央行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与降息相比，对升息的严重政治偏见。
在我作为美联储主席的18年任期里，我曾收到数不胜数要求降息的信函，却没有一个要求加息的。这意味着虽然央行是独立的，但却会遇到难题。当央行选择加息时，政客会对央行的独立性予以威胁，而法律确实赋予他们这么做的能力。
第一财经：你如何看待世界主要经济体越来越依赖央行政策来提振经济的做法？
格林斯潘：基本上就是因为财政政策的失效，我们才不得不寻求政治体系内剩余唯一可调节经济的工具。
第一财经：你认为量化宽松政策是否奏效？
格林斯潘：可以说奏效，也可以说不奏效。量化宽松政策就是大量买进长期政府债券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如果（央行）无限制地购买，就可以任意地设定利率，从而使得美国实际长期利率变得非常低。
由于股市的市盈率和房地产市场资本回报率都是建立在长期实际利率基础之上的，伴随国债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的购买压力陡增，折现率下跌，股票价格和地产价格大幅飙升。从这一角度看，（量化宽松）有经济溢出效应。我在新书中提到过，资本收益对经济活动的影响被低估了。股价在美国的重要性比世界其他市场更为显著。从这个角度说，量化宽松政策是奏效的。
但从传统意义上来说，央行向（金融）系统注入资金，从而通过贷款乘数效应来提振经济——这尚未发生。现实是，伴随资产负债表中资产的增加，债务也在增加。大部分债务的增加都成为商业银行存放在12家地区联邦储备银行的准备金。美联储对这些准备金支付25个基点的利息。由于对持有这些资产没有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这些准备金被商业银行保留而不是再转贷。现在有一些早期征兆显示商业银行贷款开始增加，但这仅仅是开始。因此，至少在美国，我认为量化宽松一半有效，一半无效。
第一财经：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格林斯潘：我们应当在不增加债务的情况下获得更多的资本投资，无论是私人债务还是公共债务。在美国，唯一未使用的大资金池是企业持有的大量流动资产。虽然这些资产大部分在海外，但在美国的数目也很可观。企业可以通过运用这些资金投资资本品来获得回报，还不会增加债务。但企业进行投资的前提是（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减少，这难度很大。要记住，我说的是长期资产，而长期资产的风险是很难控制的。
如果我是投资商，我对长期资产投资会感到担忧。因为我不知道长远的未来会是怎样的。除非我们改变这一环境，难度只会不断增加。虽然现在经济正在复苏，但想要恢复到上世纪90年代的繁荣还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中国经济确存问题
第一财经：你认为目前美国经济中是否有泡沫存在，或泡沫正在累积？
格林斯潘：目前没有。原因在于，2009年美国股市暴跌过多，即使股市近来大幅上涨，尚不存在估值过高的问题。我确实认为，从短期来看股市不可能一路高歌猛进。不过目前不太可能发生巨大的崩盘，除非出现无法预料的由杠杆引发的金融问题。现在还看不出有这个问题，但这本来就是很难预料的。
我并不认为美国股市会出现崩盘。但若在大涨之后出现显著的技术性回调，我也不会感到吃惊。不过目前还未达到估值严重过高的地步。从股票溢价的角度——这也是我认为判定估值最好的工具——股价仍处于正常范围。
第一财经：你认为中国应当如何避免出现像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一样的事件发生？
格林斯潘：我认为（中国）现在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我对未来并不担忧。在过去很多年中，中国影子银行的投资者一直认为（若出现问题）中国央行会施以援手，并且近来中国遇到的钢铁产能过剩等问题，也确实印证了这一想法。中国的银行很少出现违约。
我记得几个月之前中国高层曾表示：违约难以避免。从合理运用社会储蓄的角度，这么做的理由很充分。然而这难度相当大，因为中国在重大债务违约方面缺乏经验。但是，我不认为还有其他选项，违约可能还是会发生的。
不过要记得，中国还拥有近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某种程度上这些资产在出现危机时可用于救助，并遏制下行风险。中国从没有出现过现在这样的问题。不过拥有4万亿美元总是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