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IS花样烧人 中美麻木不仁(图)

两个日本人质首级已落在尘埃，此前被掳去的约旦飞官也被活活烧死了。“伊斯兰国”（ISIS）的凶狠恶辣再次让寰宇为之一震。外界不难发现，如此的惨剧纵然令人为之动容，这比起2014年8月该组织初次斩决美国人质的排场就差得远了，西方世界也懒的继续把它托举到头条的位置。在美国和中国，当下就有更重要的事情：无论是纽约的惨剧，还是台北的坠机，都令人深感悲哀，相比之下，一个阿拉伯人被变着花样烧死就算不得什么了。 　　“伊斯兰国”的残忍“行为艺术”其实并不能赢得有效的关注 　　必须承认，当ISIS烧杀活人的视频截图在2月3日突然出现在BBC为代表的西方媒体上时，很多人都吃了一吓：万万没想到这些美索不达米亚的悍匪居然坏了规矩，在枪杀与刀斫之外又用残忍的“行为艺术”戕害人命。很快，同样的消息扩散到了包括CNN、ABC在内的一系列主流媒体上，全球的观众就在ISIS“国际水平”的拍摄之下，观赏了一场好莱坞式的恐怖真人秀，并不免要因此惊骇一番。 　　此后的问题也就简单了，全球媒体驻扎在安曼的特派员很快就得到了来自约旦当局的愤怒回应，包括路透社、法新社、美联社在内的多家通讯社都第一时间的通报了约旦方面本计划用来交换的死囚已被悉数吊死的消息。路透社特别指出，记者在大街上采访时，很多示威的民众都支持政府“吊死基地分子为飞官报仇”的做法，ABC的记者更已前往死者的遗族家中，做了一篇“约旦民众因飞官遇害心摧血下”的好文章。 　　值得讽刺的是，从 3日到4日间的一系列报道来看，除去某些强调约旦“咬牙切齿”将继续吊死更多的“基地”、“伊斯兰国”死囚外，竟也没有更多的声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刚刚恢复了死刑的约旦在2月3日一口气吊死两个“基地”的死囚后，整个恐怖的事件就已经结束了。伴随着纽约突发的的轨道交通车祸占据《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的关键位置：几个死于无妄之灾的美国人比起远在万里之外的阿拉伯人更值得留意。 　　毕竟，ISIS还没有登上北美大陆，相比之下，大都会的铁道是须臾不可缺的，开车穿越铁道比起遇见恐怖分子更为稀松平常。很快，原先对ISIS凶徒的声讨就留给了纽约市政当局。尚未完全平息的恐惧风潮就这样突然被压了下去，只剩路透社等媒体披露“美国希望约旦在此案后坚定反恐信心”的消息，还被放在不太起眼的位置上。 　　当下，西方世界热衷于把“反恐”当成一种全球性的勾当，这种口号也很容易在更为要紧的话题面前让道。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包括《纽约时报》、《金融时报》在内的很多国际媒体开始把同样的视角放置在中国人身上。“老欧洲”们的媒体，比如BBC、《卫报》之流直到2月4日虽然还把约旦飞官的死于非命和基地要犯的处决当成“世界大新闻”，伴随着台北上空一架载有31名陆客的双发客机坠河，大家也开始纷纷担忧起此次空难中落水的中国人的死活了，正如2014年时对BBC、CNN对MH370的热衷那样：当“复兴航空”遇难客机的照片占据《金融时报》头条照片位置时，约旦绞死要犯的消息也因此靠边站。 　　必须承认，《纽约时报》把纽约的惨剧描写得事无巨细，法新社等媒体在台北空难中也有着不亚于中文媒体的投入度，这种态度很容易让外界看到当下的世界格局：太平洋两端的民众正共同引领着世界。遗憾的是，西方世界作为引领话语权的一方，也正专横的让读者只能看到一部分消息。正如3日被烧杀的约旦飞官那样，此案作为中东反恐的新一轮节点，本不应该草草了事。可惜被烧死的飞官正如火柴一般，噗地被点燃后，就忽地无声无息了，只剩下约旦全国的愤怒和全球的惊骇而已。 　　其实，这种对于阿拉伯人的态度和美国的“空袭反恐”大有异曲同工之妙。美国的媒体经常自满于“科巴尼的解围”，从地图上看，美国和盟军半年的围攻简直是徒劳的，此前，ISIS的围困仅仅集中于城外围，美国炸了几个月后，围城的几万人马虽然没有开进城内，也没有散去。当下，镜头下的恐怖分子军队装备已越来越齐整，武备亦越来越丰富，西方的盟军却因此遭遇了牺牲，更遭遇士气大挫的打击。至于伊拉克、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反抗军，早就是死者枕籍。幸而没有一个美国军士在阵前中丧生，这就也算是一种“反恐”的胜利了。 　　其实，环顾当下西方主流媒体的声音，似乎在一起事件中，只要没有主流大国的国民丧生，这就总不至于惹出了巨大的事端。这种变化对于长期以来游移于西方主流的中国人来说不免可喜，因为从2014年到现在的很多事件中，中国人已经慢慢成了以和其他五常国民（尤其是美、英、法）一样平起平坐的角色，大家以为MH370的失踪乘客点几个月的蜡烛，也以高呼“我是查理”，然后掏出钞票支持艺术家，更以就阿拉伯刽子手斩首美国记者的凶残洒一把同情之泪，甚至还以因为两个日本人质之死呼吁日本“万勿孤立”。当类似的惨剧落到一个阿拉伯人的头上时，即便他死的轰轰烈烈，大家也只是看看就算。 　　在美国用兵伊拉克的时候，曾有过一个残忍的笑话：布什向记者表示，自己准备“杀一千个伊拉克人和一个修自行车的”，对此，记者马上惊诧于“一个修自行车的”的无妄之灾。这个笑话虽然往往被心理学家解释为“公众只关心奇怪个案”，从普遍的角度来说，却也显出了不同人群的亲疏：在西方的眼中，大国国民的权重是永远要高于小国、弱国国民的。从这里看去，中国人终于被西方世界“看得起”了（尽管这种方式令人不安），其他的第三世界民众却还是在老位置，更不用说被困在中东的阿拉伯人了。由此可见，西方在哀悼完纽约，惊诧完台北后就会彻底忘掉这场惨剧了，破碎的中东也得换一种方式来迎接彻底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