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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明：宪政的萌芽：北京高校竞选运动（二） [原创 2013-4-16 7:30:26]

二、竞选运动的酝酿

到竞选运动前夕，中共最高当权者一方面扼杀了体制外的政治制度创新，取缔了民主墙和民办刊物，一方面压制了体制内改革派的理论探讨和历史反思，对宣传口进行了严格的控制，但他们仍然在进行领导体制改革和干部结构调整方面的摸索。1980年9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闭幕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长期以来，我们党和政府的领导权力过于集中，领导人兼职过多，从上到下，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在加强党的统一领导、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往往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把手。一个地区各行各业的工作不适当地集中到地方党委，又不适当地把全国各地各项工作集中到中央和国务院。权力过分集中，必然损害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损害集体领导，妨碍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造成官僚主义，甚至发展成个人专断。这种现象，使我们吃了很多苦头，‘文化大革命’期间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共中央已经决定把党的工作和政府工作切实地明确地分开，各地党委第一把手一般已不兼政府职务。不久前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了……加强集体领导，废止实际上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并决定成立书记处，这是党中央改革领导制度的第一步。”[1]党政领导人职务分开，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权限划分，废止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属于体制改革的范畴；实行干部“四化”——主要是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则属于结构调整的范畴。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王任重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聂荣臻、刘伯承、张鼎丞、蔡畅、周建人辞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开干部新老交替之先河。上述《人民日报》社论称：“我们改革了党的领导制度，改革了政府的领导制度，还要改革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人民代表选举制度的改革，在当时是具有合法性的。因此，在还原派左右政局的大环境下，才会有竞选运动出来激活政局的可能性。

笔者在《提纲》的“可能性”一节，列举了竞选运动得以开展的若干有利条件：“1.受到宪法和选举法的明确保障。2.改革派在不直接危及党专政的前提下愿意在选举的形式上进行一些探索。3.已有外地（上海、西安）一些单位的成功经验。4.北京群众的政治热情和觉悟比较高。5.北京的学生和青年中的种种社会联系渠道特别发达，容易联合行动。”

选举法提供的竞选空间

1979年6月下旬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彭真在《关于七个法律草案的说明》中指出：“保障人民自由行使选举权利和罢免权利，是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重要保证，也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基础。这次提出的选举法（草案）规定：⑴实行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充分民主地提候选人的办法。在提候选人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任何选民或者代表（只要有三人以上附议），都可以提出代表候选人。候选人正式名单应由参加选举的选民或者代表反复酝酿讨论，民主协商直至在必要时举行预选决定。⑵将候选人和应选人等额选举的办法改为候选人的名额多于应选人的名额。”这里面实际上包括了关键性的三项内容：选民（有三人以上附议）可以提出代表候选人；代表候选人人数较多时通过预选决定正式候选人；正式候选人差额选举，候选人的名额多于应选人的名额。此外还有一项内容，对于竞选运动得以开展至关重要，这就是“各党派、团体和选民，都可以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

在竞选运动后，选举法中的上述关键性内容均被被取消或者修改。在1982年选举法第一次修改时，“各党派、团体和选民，都可以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被修改为“推荐代表候选人的政党、人民团体和选民、代表可以在选民小组或者代表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把“各种形式宣传”缩小为“在选民小组会议上介绍情况”单一形式，这实际上就是要给代表候选人的竞选活动釜底抽薪。1986年选举法第二次修正，增加了推荐代表候选人的联名人数，将选民或代表3人以上附议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改为10人以上联名推荐候选人；缩小了直接选举中代表候选人的差额幅度，由过去的1/2～1倍修改为1/3～1倍；取消了通过预选确定候选人的规定，改为“反复酝酿、讨论、协商”，显然，由全体选民“反复酝酿”是不可能的，让代表候选人“讨论协商”谁上谁下也就失去了选举的意义，这些规定只是为有权势者操纵选举提供了口实。一直到2004年选举法第四次修正，才恢复了候选人的人数超过最高差额比例时“进行预选”的规定；增加了“选举委员会可以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回答选民的问题”的宣传方式，但是应当注意，这仅仅是“可以”，而不是“应当”或者“必须”，掌握宣传主动权的是“选举委员会”而不是代表候选人或者选民。

不论后来怎样修改和解释选举法，反正在1980年选举期间，竞选的合法性空间是开得最大的一次。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尝试

在1980年8月底至9月上旬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确实进行了一些“改革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的尝试。例如，北京代表团170多名代表就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资最大的宝钢工程建设问题向冶金工业部提出质询，成为“共和国第一质询案”。[2]

《人民日报》也首次刊登了部分人民代表的发言摘要。解放军代表陈昊苏说：“现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正在恢复，但也应当看到，人民代表怎样名副其实地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应该对代表进行法律方面的训练，让他们多了解一些情况，才能在立法工作上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再如人民代表要密切联系群众，代表选民的利益。可是现在代表们没有同选民们接触的必要条件，没有可循的法律去执行自己的职责。”

贵州代表赵蓉霞、冉锡娥等说：“人民代表应该代表人民，成为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但我们现在起不到这个作用，除了每年来北京开一次会以外，什么事也没有了，我们向有关部门反映群众的一些意见和要求，也的不到答复，像这样，群众选我们当人民代表有什么用？我们建议，为了充分发挥人民代表的作用，应该赋予他们一定的权利和义务，……有关部门要负责答复人民代表反映的问题等。”

天津代表李梦华、路达说：“要使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成为最高权力机关，还有许多问题，要花大力气进行研究，如人代会怎么开好？……像现在这样，只作两三个报告，加上小组讨论，就完了，也感到有问题。”“需要认真研究一下，作出一些具体规定，采取一些具体办法，使人民代表的意见不仅在开会期间，而且也能在平时随时转达上来。”海南代表杨新盛、朱秀楠、龚叔乔等说：“现在各个行业都在强调岗位责任制，作为代表人民意见的人民代表也应当规定几条义务、职责是什么？以便有所遵循。实行这种责任制也便于人民群众对代表的考核，看他是否合格，代表本身要严格要求自己，切实承担起人民的委托，不能光在一年一度的例会上讲几句话就完事。……要使代表能够理直气壮地行使自己的权力，该说的话要说，该办的事要办。但是向谁说，说了如何办？由谁办？得有个规定，否则说了也是石沉大海。”“人民代表不能搞成挂名的。”

北京代表王惠德、程纯枢、钱钟泰、王若水等说：“将来人大组织法要修改，人大常委会要脱产的、专职的、有精力的，不能是荣誉的、年老的、安排性质的，下边要设若干委员会、小组，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作班子。要使人大变为权力机关，组织上就要跟上来。”“比如人大，要使成为最高权力机关，还要做许多事情。现在是在党中央决定了的东西，交人大议一议，并不能真正发挥最高权力的作用。”

上海代表于光远说：“各省、市、县解决了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委委员会就可以更集中讨论全国性的问题。特别是在城市中居住集中，文化程度高，全市居民共同关心的问题很多，市政问题的解决更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来解决。因此城市人民代表大会更要走在前面，取得成功的经验。”[3]

全国人民代表的这些发言，对于竞选运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北京市第一个站出来竞选的李胜平当时就说到：“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使人大成为真正的权力机关的呼声开始出现。我毫无保留地支持这一主张，支持人大代表提出改进人大工作以及维护代表权力的诸种建议。”[4]

外地高校竞选运动的先例

高校竞选运动最先源于上海，因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开展基层人民代表选举的时间有先后，上海的选举安排在1980年5、6月份，早于北京五个月。上海师范学院的徐政宇，复旦大学的张胜友、徐邦泰，同济大学的黄清、陈鹰，均是上海高校竞选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张胜友和新闻系学生徐邦泰，曾主办学生刊物《大学生》。徐邦泰在该刊发表了《社会主义报刊民主与新闻法》、《制定新闻法并非空想》等文章，鼓吹新闻自由。他还筹组了学生组织“四五新闻学会”，并被选为会长。1979年，徐邦泰利用《大学生》发出了500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三分之二的复旦大学的学生不信仰共产主义，过半数以上的人认为特权是中国大陆最大的社会问题。这是在中国大陆进行的具有真实内涵的最早的民意测验，引起了官方的震怒，导致该调查结果未能发表。张胜友在竞选中称，陈景润不适于作人民代表。他只能作专家。“要当人民代表，就要勇于为人民说话”。徐邦泰也表示，他一旦当选了区人民代表，将在这个岗位上不遗余力地为推进和保护民主运动做自己应做的工作。1980年5月，徐邦泰当选上海市宝山县人民代表，是全国高校竞选运动中第一位当选的学生人民代表。（同年10月，因湖南师范学院校方在选举中钦定候选人，激发了大规模学潮，并发展为静坐、绝食和北上请愿，徐邦泰与另一位新当选的上海宝山县人大代表孙德炜向全国人大发出意见书，对“长沙发生的因民主竞选遭受阻碍、干扰而引起的学生游行、绝食事件”表示震惊，要求人大责成有关部门“调查长沙事件真相”、“依法惩处任何破坏直接选举的人”。1981年初，校方党委成立了专案小组，审查徐邦泰的所谓“问题”，将其定为“自由化份子”，并开除党籍。大学毕业后，他无法到“对口”的新闻单位就业，最后是由一家手表厂“收留”了他。1985年，徐邦泰赴美留学；1989年，任海外民运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联盟委员会主任；1993年，任“中国民主联合阵线”主席；1995年，任“中国民主联合阵线—自由民主党”主席。此为后话。）[5]

1980年的时候，笔者弟弟陈子清正在上海同济大学上学。我委托他密切观察竞选运动的发展情况，并为我搜集相关的资料。7、8月的时候，他陆续给我寄来了一批材料，包括：《上海市区、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暂行实施细则》、《杨浦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计划》、《杨浦区选举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选民登记和选民资格审查工作的意见》、《同济大学选举工作组关于投票选举阶段有关选举事务的几点意见》、《同济大学》校刊《选举专刊》及刊登了当选人民代表出席区人代会后《向选民汇报》的第七期校刊、同济大学各系选举工作组的人民代表候选人介绍建材系候选人陈鹰的选举宣传材料、上棉十七厂工会《班组通讯》第八期《区人民代表选举特刊》，等等。9月，陈子清寄来了他撰写的《同济大学的人民代表是怎样产生的》一文，此文后来由担任清华大学学生选区选举指导小组组长的周为民改写为《真正的民主选举——介绍上海308选区选举人民代表的经过》，作为选举工作参考资料，油印下发。

陈子清写道：同济大学位于上海市杨浦区，于今年五月初至六月十日进行区人民代表选举。全校分二个选区。教职工三千多人组成307选区，产生人民代表三名，学生三千多人组成308选区，产生人民代表一名。选举活动开始前，学校成立了选举工作小组，负责选民资格审查，指导、组织选举活动开展，选举工作小组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同时，基层成立了选民小组（30～50选民为一小组），推选出小组长。五月中，校选举工作小组主持召开308校区候选人与全体选民见面大会。会议上，由候选人的竞选发言人向选民详细介绍候选人的情况（简历、性格、爱好、学识、能力和人品）。然后让候选人作限定时间的发言，谈自己对选举的认识，对学校工作、社会现状的认识和打算如何为选民服务。候选人黄清、陈鹰因为在会上提出了具体的改进学校工作的建议，受到了选民们广泛的支持和拥护。这样校选举工作小组根据汇总各方面意见，确定了他们二人为正式候选人。[6]与后来北京高校的竞选运动相比，上海的竞选活动还是比较简陋的。下面是同济大学代表候选人陈鹰竞选材料的全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但人民代表除在口头上和书面上提出自己的提案外，还有什么实际权力？

我认为：

1.政府机构应由人民大会决定。

2.政府公职应由人民代表推荐或由人民代表担任。

3.政府公职应允许竞选。

这样做有如何好处：

1.人民代表来自人民，生活在人民之中，了解人民群众疾苦，可以避免和防止官僚主义。

2.人民代表受人民监督，对人民和法律负责，如哪一天他们不代表人民利益，从而人民公仆变成人民老爷，选民就可以罢免他。

3.人民代表任期四年，担任公职者不为人民办事或办事不得力者，下台回家，金饭碗、铁饭碗必须打碎！世袭或变相世袭的干部制度，必须彻底扫荡。

根据广大选民的要求，我具体的提案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准备在有条件有可能的任何时刻，向广大选民阐述。

（一）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问题。

（二）关于大学生毕业分配后政治和经济待遇问题。

（三）关于大学生生活环境的学习条件问题。

（四）关于同济大学教学上教师配备问题。

（五）关于人民代表的权力问题。

（六）关于人民代表应为完善政权机构而奋斗的问题。

如广大选民还有其它方面的问题，我也愿意在任何时刻作出我的解答和我的看法。

候选人陈鹰

八○年五月卅日

注：我的住址：西南二楼230室。[7]

上海其他学校竞选运动的政治色彩，可能比同济大学略微浓厚一些。譬如说有的学校曾就校园中的毛泽东雕像是否还应当存留，展开过辩论。西安、重庆、成都、长沙等地的高校竞选运动，在时间上也早于北京。其中湖南师范学院的竞选运动，因为一方面涉及校方违法指定代表候选人，另一方面又涉及到学生的切身利益，而酿成了严重的“事件”。[8]但是长沙的选举只比北京早开展几天，因此对北京高校竞选运动的酝酿准备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不同的民运策略

“北京群众的政治热情和觉悟比较高”，这是相对于全国其他地方而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普通市民对于平反冤案、知青返城和增加工资等举措还是比较满意的，因此周恩来、毛泽东逝世后那种极度高亢的政治参与欲望已经减退。笔者当时指出：“对于这次选举，在全局范围上不可希望过大，但是应当看到，在北京高校和部分工厂中展开真正民主的竞选是有条件的”，因为在相当大的一部分大学生、研究生和人数较少的一部分青年工人中，还保持着要求民主化的政治热情。

尤其是在北京的青年学生和工人中，当时有一支经历过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洗礼的骨干力量。在当局重判魏京生、取缔民主墙和民办刊物后，他们正面临着新的政治抉择。同样是要推动中国民主化，但是有两种不同的民运策略。一是坚守阵地，不惜与当局发生正面碰撞，甚至顶风而上，把斗争的强度升级；一是转移战场，尽量利用合法的斗争方式，并通过新的群众运动来撑大民主化的空间。

在民主墙时期的北京民办刊物中，比较著名的有《探索》、《中国人权》、《四五论坛》、《北京之春》、《沃土》、《今天》等，其中《今天》是文学刊物，《探索》和《中国人权》的负责人（魏京生和任畹町）已经被捕和判刑，只有《四五论坛》、《北京之春》、《沃土》这三个团体在1980年的时候，还具有开展政治活动的能力。

《四五论坛》中以杨靖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将已经宣布停刊的《四五论坛》复刊，并加入了由何求（广州《人民之路》编辑部）、傅申奇（上海《人民之声》编辑部）等人发起的“中华全国民刊协会”。该协会于1980年9月宣布成立时有全国各地的19家民刊加盟，两个月后增加到28家；下辖华北、华中、华南、华东、西南等分会，并出版会刊《责任》。[9]

《四五论坛》主要负责人徐文立，在停止了公开发售的《四五论坛》后，又创办了内部交流的《学习通迅》。“一九八○年七月至一九八一年二月，共出版六期《学习通迅》，每期数百份，散发至全国十八个省市，散布反动言论，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法院对他的刑事判决书称：徐文立与王希哲、孙维邦、刘二安等人，“秘密策划成立反革命组织‘中华民主统一促进会’。徐文立为该反革命组织撰写了《纲领》，还决定派人去香港等地与反华反共分子进行勾结。……阴谋将这个反革命组织的总部设在香港，把香港作为勾结反共反华分子的‘桥梁’。下设‘大陆，台湾、香港、海外四个分会’，‘其他地区设分支机构’。‘选择适当时机，在香港或海外，绝对秘密地召开代表会议’，宣告‘中华民主统一促进会’成立。”[10]

1979年，陈尔晋在《四五论坛》发表长篇文章《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当时删除了其中的第十三章《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纲领》。1980年春，他请王屹峰将该章翻印了50份。他还与王屹峰、何求等人进一步商讨了有关成立反对党名称、纲领、旗帜、策略等一系列问题，针对共产党集权专制独裁体制的弊病和病根，决定反对党名称叫“中华公权大同盟”。[11]

1981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9号文件之后，徐文立、杨靖、陈尔晋等人均被重判。中国民主运动的一翼，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北京之春》和《沃土》，当时代表着民主运动中比较温和的一翼。1980年5月1日，《北京之春》编辑部的部分主要成员到西郊八大处春游，并合影留念，这标志着《北京之春》同仁团体的正式结束。但是，《北京之春》编辑部成员仍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并继续在一起讨论时政问题。在一次聚会时，我批判了政治浪漫主义和政治理智主义，主张以政治现实主义的态度来确定未来的行动路线。

所谓政治浪漫主义，就是盲目的乐观主义，只考虑自己主观上的追求，不考虑外部的制约条件，企图一个冲刺就达到理想的终极目标。在我看来，以激烈的方式实现民主化，既不可能，也不可取。现在与四五运动时期的客观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当时党内外大部分人都有求变的心理，现在党内主流派要求“稳定”，党外的大部分群众也害怕“动乱”，在缺乏足够民意支持的条件下，只靠少数“勇敢分子”是不能成事的。而且，民主化是一个建设、积累的过程，激烈式的变动，既不利于经济建设，也不一定就有利于民主宪政的建设。如果革命浪潮自发地出现了，我们并不反对，也可以参加，但我们并不期待或者召唤民主革命的到来。

所谓政治理智主义，就是按照某些既定的教条来冷冰冰地分析现实，完全不考虑人的因素尤其是我们自己的因素，从而得出彻底悲观和无能为力的结论。有些人坚持阶级论，认为现在的政权掌握在“新阶级”的手中，他们的本质就是要剥削人民、压迫人民，因而不可能与虎谋皮，搞什么改革。而根据当代政治学理论，采用利益集团和政治投入产出分析，比传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可以得出更有启发性的观点。有些人信奉一种体制决定论，认为我们只要不彻底告别现行体制，就只会被体制所改变，而根本不可能改变体制。而从政治行为主义的观点来看，体制是一种虚拟的建构，它是由一系列政治人物、政治思潮、政治策略交汇碰撞的产物。民主制度是持有民主理想的人奋斗的结果，而不是由某种非人的力量所决定的结果。

所谓政治现实主义，就是根据环境与系统，客观与主观，条件与可能，灵活地进行决策，寻找最有利于实现民主化目标的路线。每一次运动的目标要适中，手段要灵活，同时要有充分的胆略、魄力和自信心。具体到《北京之春》这一批人的出路，我既反对“等待革命高潮到来”的取消主义；也反对改头换面，洗刷历史，重新回到体制内发展的投降主义；也反对化整为零，各谋出路，分别加入其他青年团体（如太子党、农村组）的投机主义；坚持旗帜不倒、队伍不散，在合法的范围内进行一切可以进行的活动。“民主化是一个长期演进的过程。我们在争取实现每一项民主制度与权利的斗争中取得的哪怕是微小的进展都会成为后人的历史财富。积极参加即将来临的选举，是我们目前可以实际进行的一项中心任务。”[12]

1980年初夏，我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在朋友中传阅，其中就有主人公参加竞选的情节。[13]初秋的一天，前《北京之春》的主要成员在木樨地护城河边露天聚会，我就《今冬明春参加区县级人民代表选举工作的设想（提纲）》做了主旨发言，经过讨论，大家就积极参加竞选运动达成了一致意见。

前民办刊物《沃土》的主要成员，当时也主张做民主化的“长跑运动员”，而不主张做“短跑运动员”。经过《北京之春》陈子明、王军涛与《沃土》姜洪、胡平的磋商，双方一拍即合，决定在即将到来的高校基层人民代表选举中协调配合，一致行动。

上述民主运动的两翼，并不是彼此隔绝的，而是互为依托的，并且在竞选运动中还有所交会与配合。[14]

发起联合行动

笔者当时指出：竞选运动得以开展的第五项有利条件是，“北京的学生和青年中的种种社会联系渠道特别发达，容易联合行动”。

以《北京之春》与《沃土》的相互联系为例，既有自发的接触，又有官方的撮合。在民主墙时期，北京的几家主要民刊成立了联席会议，《北京之春》与《沃土》的代表曾在联席会议上有所接触，但两家刊物的主要成员尚未见过面。是在《中国青年报》召集的一次座谈会上，《北京之春》编辑部的王军涛、陈子明、吕嘉民、闵琦等才与《沃土》编辑部的姜洪、胡平、王靖（电影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的作者）等首次结识。此后，陈子明与姜洪来往较多，王军涛和胡平同在北京大学，见面也很容易。

笔者在《提纲》的“准备阶段”一节提出了五点：1.利用学生会、校内外群众刊物等各种社会联系和每个人的私人关系，在北京各个高校物色一至数名人民代表候选人，在选举开始前掌握一张各校至少是各重点高校的候选人名单。2.组织全体候选人一起研讨选举战略和策略，制订纲领，交换情况。3.协助各候选人在本校组织自己的竞选班子，联系选民、事先协商，做好初步的舆论准备。4.做好选举阶段所需的各项物资准备。5.准备工作应尽早着手进行。

代表候选人的选择与在各高校的布阵，“这是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一步，是对我们这些人的社会影响、声誉、联系以及我们的组织工作能力的一次检验。”当时，初步确定了下列的竞选人名单：李胜平在北京大学一分校，王军涛在北京大学，陈子明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陈子华（陈子明的妹妹）在北京商学院，姜渔（姜洪的弟弟）在中国人民大学，韩朝华在北京师范大学，赵国杰在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是高校竞选运动的重点，在竞选筹备阶段的安排是，由王军涛出面竞选，由胡平组织顾问团，负责在后面策应。竞选开始后，形势的发展超乎预料的好，考虑到有可能一举囊括学生选区的两个代表名额，胡平也从后台走到前台，直接出马竞选人民代表。此外，1980年10月的一天，在雷桢孝等人的人才学研究会筹备组于香山召开的一次露天聚会上，陈子明、王军涛与担任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的张炜相遇，交换了对于高校竞选运动的想法，张炜当即表示，他也会参加北京大学的竞选。

笔者在《提纲》的“组织形式”一节建议考虑以下的三种方案：

1.竞选一开始就宣布成立一种组织，例如“民主选举促进会”，各候选人联名发表竞选纲领，印刷张贴统一的材料介绍全体候选人，以后各项竞选活动均以“会”中一员的身份出现。但是必须事先声明，“会”为竞选中的一个临时工作机构、竞选结束即告解散。“会”拥护共产党，信仰马克思主义。

2.每个人分别发表竞选纲领，在竞选过程中宣布成立“会”，然后“会”的成员可以相互支援，以壮声势，这使“会”除包括预定的候选人外，还可吸收竞选过程称中涌现出来的新人，不搞宗派主义。

3.每个人分别竞选，成立一个统一的机构在实际事物方面协调，帮助所有候选人的竞选活动，但不公开宣布它的存在。

其中“第一方案的好处是国内外影响大，但又可能刺激党内一部分保守派掀起新的逆流”，因此仅作为一种理论上的方案，没有考虑付诸实施。“第二方案的社会震动较小，其不利之处是无法利用一些同志较高的社会声誉来促进较为无名望的同志竞选。”譬如说，陈子华在竞选运动中，就无法借助哥哥陈子明和王军涛等人“四五英雄”的社会声誉来为自己拉选票。当时实际上是准备按照第二方案展开竞选运动的，但是到后来进行跨单位行动时，当局施加了强大的政治压力，使得拟议中的“会”没有成立起来。于是，第三方案就成为竞选运动组织形式的底线，并得到了充分的实施。

[1] 《人民日报》社论：《民主的大会改革的大会》，1980年9月12日。

[2] 田必耀：《对人大质询制度设计和实践的审视》，载兰州：《人大研究》，2005年第11期。

[3] 《人大代表在小组讨论会上发言摘登》，载1980年9月10、12、15、18日《人民日报》。

[4] 本书李胜平：《竞选宣言——我的几个政治观点》。

[5] 陈力等：《曲折的道路》，《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十年简史》第六部分，载《北京之春》，1993年7月号；《走向黑暗——王希哲自传》，第二十一章，香港：民主大学，1996年版，载“中国民主正义党”网站。

[6] 本书陈子清：《同济大学的人民代表是怎样产生的》。

[7] 根据陈子清寄给笔者的油印件排印。

[8] 陈小雅在《中国现代学院的体制与历史原因探索──八九高校动态分析》中写道：湖南師大80学运后期有一個口号──叫做“要四年，不要三年半”。因为当时传出风声：77级学生因入校晚了半年，学校将面临五个年级同时在校的局面，所以77级要提前毕业；而有人认为，这是一個对学运“釜底抽薪”的办法，所以，这个口号动员了很多77级学生参加了那次运动。该文载“浴火凤凰”网站。

[9] 傅申奇：《中华全国民刊协会及〈责任〉》，载“中国民主正义党”网站。

[10]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终审裁定书（82）高刑终字第126号》。

[11] 陈泱潮（陈尔晋）：《中国民主运动首次组党活动及其相关史料存实》，载“博讯”网站。

[12] 陈子明：《今冬明春参加区县级人民代表选举工作的设想（提纲）》。

[13] 本书陈子明：《闯将（社会幻想小说）》。

[14] 参见本书牟传珩：《我对竞选运动的考察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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