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纪委发出将在2015年加大对国有企业的巡视力度之后不久，关于国企权贵负隅顽抗的消息又开始不胫而走。事实上，问题重重的国企，早已形成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触动这一群体的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导致李克强拍桌子大骂，若干国企高层订立攻守同盟，游说阻挠改革，甚至借由各种可能渠道散布反腐终点论、适度腐败论、反腐影响经济发展等负面信息。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面对抱团取暖的既得利益群体，吏治“阎王”王岐山亦不得不连连直呼“压力大”。

　　提及攻守同盟，就令人联想到官商之间建立的隐蔽贪腐模式，这种隐蔽的贪腐现象在中国官场颇为普遍。高官落马的先例一再证明，正是这些成功商人为高官或其家人源源不断输送着利益，既让对方享受到好处，也可以一身清，维持伟光正形象。反过来，商人亦可以凭借与高官交好捞好处、谋巨额利润。比如巨贪刘志军背后的丁书苗（丁羽心）、薄熙来背后的大连实德董事长徐明，以及周永康背后的四川商人吴兵等。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商人开通渠道，商人充当官员的钱袋子、白手套。

　　将以上同盟关系的主角都换作官，并最终圈定在国企央企，同样存在且危害度丝毫不逊色于前者。早在2012年，被判无期徒刑的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王廷伟，有一项罪名就是订立攻守同盟蒙骗检查。据公开资料显示，2009年底，国资委到兵器装备集团进行检查。王廷伟担心“有些账目”败露，便组织一些“知情者”或不知情的下属、朋友统一口径，通过倒签委托协议等方式将账面做平，希望躲过一劫。可是，2010年，审计署对兵器装备集团2009 年度财务收支进行审计时，发现了5起重大违法违规案件线索。

　　既得利益群体就近的一次负隅顽抗，直接将矛头对准了李克强，以至于李在得知其计划一直遭到反对时曾拍桌子发火。据媒体披露，李克强力推的上海自贸区计划曾招致金融监管部门的公开反对。其中允许外国商品交易所建立期货仓库的建议，就未得到证监会的支持。李克强反驳称，在自贸区设立期货交割仓库，将有助于上海在很大程度上取代韩国釜山和新加坡在这方面的主导地位，还有助降低中国企业交易成本。同时，李克强也驳斥了银监会的意见，表示上海自贸区有助于商业银行试验如何管理境外银行业务风险及建立有关机制。中南海内部就上海自贸区计划的激烈辩论，反映中共新领导层意欲推行经济结构改革时面临诸多困难。

　　推行经济改革尚且如此，更何况要彻底撬动国企权贵核心利益的反腐呢？中纪委也显然已经认识到了这股反制力量的潜在危害。所以在加大对国有企业巡视力度，实现对中管国有重点骨干企业巡视全覆盖的同时，也明确宣示将严惩“搞攻守同盟、对抗组织审查”。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所列的七大重点任务，其中就包括这一项。具体而言，突出纪律审查重点，严肃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中插手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侵吞国有资产，买官卖官、以权谋私、腐化堕落、失职渎职案件；把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等行为作为审查重点，对转移赃款赃物、销毁证据，搞攻守同盟、对抗组织审查的行为，必须纳入依规惩处的重点内容；以及加大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查处力度。

　　与二次全会、三次全会相比，五次全会的部署显然更为具体全面。此前中纪委通报案件时，也较少采用“搞攻守同盟、对抗组织审查”表述。不过自2014年 9月以来，该表述的频率逐渐增高。比如中纪委通报原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五局副局长高剑云的问题时指出，“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对抗组织调查”。不久前发布的春节前第二个违反八项规定典型问题“周报”，集中通报了4起有“对抗调查”情形的案件。

　　中纪委特约监察员、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就此评论道，中央巡视发现的问题中，领导干部插手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以及侵吞国有资产、买官卖官等，一直占有相当比例。因此，中纪委将“领导干部插手工 程建设、土地出让”列为年度重点，并将“搞攻守同盟、对抗组织审查”纳入依规惩处重点，体现的都是“问题导向”，针对存在的问题制定应对策略。

　　值得一提的是，在针对国企的大规模反腐之前，党政系统的反腐也曾遭遇规模不等、形式多样的负隅顽抗。规模大的，有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等贪腐集团的政变图谋，为达目的甚至不惜对外泄露国家机密；规模小的，有通过拉帮结派组建“第二中央”的西山会、运城帮等等。而在形式上，有停留在言语层面的，比如通过各种渠道散步反腐“终点论”、“拐点论”，以及反腐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等等，以加大当局的反腐力度，搅乱局面；也有将言语付诸行动的，比如有“问题”官员主动对外放风其他高级别官员的贪腐传言，以转移公众的注意力，实现自保。事实证明，不管是何种规模、何种形式的负隅顽抗，最终都未能形成大气候。

　　时下，虽然反腐的战场渐次从党政系统转移到国企领域，但是面临的来自既得利益团体的联合反制如出一辙，不可避免的。对当局而言，在毫不动摇地打掉一个又一个对抗组织的团伙的同时，也需要寻找从源头上治理的良方。比如让订立攻守同盟者认识到，只要一踏入负隅顽抗的队列，不仅意味着既有罪责难逃，甚至还要罪加一等。或是通过合理的制度建设，直接斩断这种攻守同盟订立的链条和实现可能性。深谙金融之道的王岐山，已经亮出了底牌，即锁定长期以来一家独大的国企、央企，并重点查处“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对抗组织调查”。如此看来，一场你死我活的激烈角逐不可避免。

　　2011年，广东省省长将要换人，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和时任广东省副省长朱小丹都是热门人选。但由于朱明国是第三把手，而朱小丹只是第四把手；所以外界传出朱明国将出任广东省省长。

　　据海外中文媒体报导，2011年8月，胡锦涛藉出席深圳大运会开幕之机，到广州视察。8月14日，原来安排胡锦涛与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人大主任、政协主席共进晚餐，这也是中共中央高层领导到地方视察的惯例；但奇怪的是，当天中午突然取消了这一原定安排。

　　据报，当晚原来胡锦涛密会了多名中共广东省高级官员。首先胡单独召见了省委书记汪洋，接着与广州军区司令员徐粉林、政委张阳密谈，最后单独召见了朱明国。

　　当时媒体猜测，胡单独会见这些官员，是为了广东省省长一职作安排。当时也有报导称，胡单独会见广东省第三把手朱明国，预示着他将出任省长。但2011年11月4日，在广东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黄华华辞去省长职务，朱小丹出任广东代省长。

　　有评论分析人士认为，如果2011年胡锦涛单独会见朱明国消息属实，可能胡是安抚、稳住朱明国。从随后2个多月朱小丹出任代省长看，胡已经选择朱小丹为广东省长。朱明国竞争省长职位时失利，表明朱明国不能得到胡锦涛的信任，很可能因为他具有政法委系统与周永康关系密切的背景。这也为他日后的落马埋下了伏笔。只是胡锦涛在位时，拿下朱明国的条件时机还没有成熟。

　　港媒曾于当年12月报导称，朱小丹击败朱明国是由于朱小丹“团派”出身，胡锦涛每次到广东视察，总要当众问小丹在哪儿？小丹如何等。

　　现年62岁的朱小丹是浙江温州人，曾在中共共青团系统工作16年。据报，2003年4月胡锦涛视察广东时，胡曾突然问身边广东高官：小丹在哪里？当年，朱小丹即获重用，从统战部长转任宣传部部长、并兼任广东省常委。

　　而朱明国则有强烈的江派背景，他曾任海南省、重庆市、广东省委政法委书记；而此时周永康为公安部部长、政法委副书记。有分析称，朱明国是周永康看重的亲信，因此有副总警监警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