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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光

    中共官方媒體《人民日報》之海外版發表評論文章，以“計畫總是趕不上變化”來指出令計畫的落馬是意料中事，並以“關鍵字”指稱令計劃：“即便沒有傳說中的高調衙內橫死攪局，還有背後那張利益交織紛繁複雜的家族圈子關係網，端的是剪不斷、理還亂。即便是曾經如日中天的關鍵字，又豈敢說在光天化日之下可以只手遮日？”然而，令計劃的落馬並不意味着腐敗官僚的嚴冬降臨，正如日本媒體《產經新聞》所賚疑的那樣：“反腐運動為什麼都是江澤民率領的上海幫和共青團派的人下臺，沒一個太子党成員。被形容為‘露骨地排除政敵’的強硬手段會引起黨內反彈，令計畫下臺能鞏固習近平政權的看法為時尚早。”

    令計劃的垮臺，標誌著習近平的反腐運動的第一階段戰役取得完勝，也標誌著團派和秘書幫這兩大勢力土崩瓦解，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不可能重新集結成可以挑戰習近平的力量。而令計劃在新四人幫中落馬最晚，此前被“涼拌”了整整兩年多，說明拿下令計劃比拿下其他三人還要棘手——儘管令計劃在黨內的地位低於其他三人，他卻比其他三人更接近權力核心。

    政治評論家楊光對令計劃的比喻惟妙惟肖：被調離中辦主任和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要職之後，令計劃不再是張牙舞爪的老虎，而是苟延殘喘的病貓。對於這隻已經無害的病貓，習近平為何一定要趕盡殺絕呢？分析習令兩人水火不容的矛盾，既可成為透視兩人性情與手腕的標本，更可深入晚近十多年來中共內部權力的運作與分割的隱秘世界。

    彼岸馬秘書熬成總統，此岸令秘書淪為囚徒

     當年我所就讀的北大中文系，出的秘書比作家和學者加起來還多。我的很多同學畢業後先去給省長、部長當秘書，然後再外放到基層擔任縣市首長，一路走來，“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可見，當秘書是“筆桿子”進入政壇的重要渠道，中共體制內始終存在著一個玩弄權謀的“秘書幫”。

     一般而言，“秘書幫”比太子黨和團派更為低調和隱蔽。這跟秘書這個工作所陶冶出來性情和習慣有關。秘書通常躲藏在首長的背後，即便有“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的才幹，很少直接走上前臺頤指氣使、發號施令。秘書一般擅長文字、精通權謀、人情練達、世事洞明，但秘書的職位在既有的權力結構中“名不正、言不順”，所以他們只能狐假虎威，“挾天子以令諸侯”。如毛澤東時代的陳伯達、江澤民時代的曾慶紅，儘管權勢熏天，卻也無法再進一步而黃袍加身。

     不過，在台灣，卻有一個由秘書熬成總統的人物，那就是馬英九。馬英九每年都率文武大員去慈湖祭拜兩蔣之靈位，並以擔任過蔣經國的英文秘書自詡。當年，馬秘書在獨裁者面前畢恭畢敬、如履薄冰，終於奠定了自己在國民黨內脫穎而出的第一步。蔣經國統治晚期，蔣經國向來訪的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宣佈要再台灣解除解嚴之時，馬英九坐在兩人之間擔任英文翻譯，是這一歷史時刻的見證人。

    馬英九親身經歷了晚近三十年來台灣的民主化進程，如今在民選總統的職位上，卻對鞏固和深化民主意興闌珊，反倒對恢復威權模式和密室政治野心勃勃。有多少重大決策，是他與無秘書之冕而有秘書之實的金小刀兩人在密室中謀劃出來的？總統府的其他職能部門和行政院、立法院、監察院等，遂形同虛設、素餐屍位。這種決策模式，顯然深受馬總統的秘書生涯之影響。換言之，馬英九是以做秘書的心態當總統。難怪經歷兩屆任期，島內天怒人怨、民不聊生。這就是“秘書治國”的病根。

    而彼岸有一名令秘書，結局與馬秘書截然不同。在極權中國，權力交接是黑箱政治的產物，在中共黨內從未實行過黨魁的競爭性的選舉。所以，秘書們在權力交接的時刻便大有作為了。在胡錦濤時代，令計劃作為胡錦濤的大內總管，可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要風得風，要雨得雨。令計劃服侍胡錦濤，鞍前馬後、忠心耿耿，卻也在臥榻之旁，看到主人原來不過是一個中看不中用的綉花枕頭。既然像胡錦濤這樣的草包都能“奉天承運、皇帝詔曰”，那麽令計劃必然產生了覬覦大位的念頭。

    那時的習近平，已內定為接班人，但他那一副土老冒的模樣並不足以服眾。於是，令計劃瞞過黨內元老，提前在黨內高官中搞了一次“民意測試”，結果令計劃的得票比習近平還高。有此“民意基礎”，總書記為什麼要給名不見經傳的習近平來做呢？乾脆令計劃自己來做好了。於是，令計劃不僅組建了一個官商結合的“山西會”，而且支持成立聲勢浩大的“秘書協會”，尚未奪權，已圖窮匕現。

    可惜，百密一疏，兒子的一場突發車禍引發了官場的連環地震。習近平乘機先下手為強，令秘書的皇帝夢瞬間折戟沉沙。不僅皇帝當不成，連秘書的位子也保不住，甚至連像百歲老父當年告老還鄉的自由也沒有了。一年多以後，令計劃等來了他的終局：到秦城監獄去跟薄熙來、徐才厚、周永康打一圈“衛生麻將”。隨著令計劃的垮臺，連帶他的心腹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局長霍克和中辦副主任王仲田也被查處，秘書幫灰飛煙滅。

    同為秘書，命運不同。彼岸的馬秘書在民主體制下可以競選並當選總統；而黨內的前輩曾慶紅可以由秘書熬成國家副主席，溫家寶也可以由秘書熬成總理。令計劃卻因為鋒芒太露，不明白“木秀於林，風必摧之”的道理，連昔日的老東家都救不了他。

    奴才束手就擒，主人無動於衷？

    令計劃垮臺的原因並非中共當局宣佈的“嚴重違紀”，乃是他試圖取習近平而代之，這是不可赦免的“僭越之罪”。

    “成王敗寇”仍是中共權力運作之“潛規則”，老四人幫的“粉碎”如一夜曇花，新四人幫的垮臺也如煙消雲散。不為總書記，便爲階下囚，令計劃畢竟放手一搏過，也算死而無憾了。

    令計劃垮臺，中國老百姓人人拍手稱快。對於“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可憐的百姓來說，所有的權貴都是吸血鬼，沒有一個是好人。看群鬼內訌，是中國人在庸常生活中惟一的樂趣。美國人有調侃古今、精彩紛呈的美劇可看，中國人只需要看新聞聯播和人民日報，就比美劇還要拍案驚奇。

    但是，奴才的垮臺不足以撼動整個邪惡的體制。很少有人會追問，是誰提拔令計劃的呢？不正是胡錦濤嗎？而周永康和徐才厚垮臺之後，也很少有人會追問，是誰提拔這兩個“國妖”的呢？不正是江澤民嗎？那麽，江澤民和胡錦濤該承擔什麽樣的責任呢？

    有什麽樣的主人，就有什麽樣的奴才。主人的品質、性情和興趣，決定了奴才的品質、性情和興趣。有嘉靖皇帝的縱容，才有嚴嵩的權傾一時；有乾隆皇帝的寵愛，才有和珅的富可敵國。希特勒的身邊，永遠有戈林、戈培爾和希姆萊這“三劍客”；毛澤東的身邊，始終有周恩來、康生和江青等左膀右臂。所以，不是奴才特別坏，乃是主人本來就不是什麽好東西。

    奴才是主子的鏡子。江澤民對曾慶紅、賈廷安等人言聽計從，胡錦濤則將令計劃視為心腹，如今習近平又讓栗戰書飛黃騰達。曾慶紅全身而退，說明曾慶紅仍然是太子黨的老大哥，而他輔助的江澤民仍然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令計劃身敗名裂，說明小吏後代根基淺薄，隨風而倒，而他輔助的胡錦濤早已失去了話事權。那麽，如今氣勢洶洶的栗戰書，未來的命運又將如何呢？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率領中南海衛隊前去周永康住地，宣佈對其實施隔離審查，將曾經不可一世的“政法沙皇”驚嚇得癱倒在床上的，正是習近平的大內總管栗戰書。栗戰書的職位，與當年的令計劃一樣，都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中辦主任”。那麽，兩人有本質的區別嗎？狗還是同一類狗，具備同樣的忠誠、勤奮、陰險、殘忍的本領，只是各為其主罷了。

    令秘書之後，江澤民時代的大秘賈廷安也成為一隻呼之欲出的大老虎。從來打狗都是給主人看的。嘉慶非得要等老爸乾隆駕崩之後，才對和珅下手，遂有“和珅跌倒，嘉慶吃飽”之說；如今，習近平不是江澤民和胡錦濤的親兒子，不等江澤民和胡錦濤去見馬克思，就對他們的寵臣毫不留情、大打出手。

    面對新一輪的暴風驟雨，令計劃再也拿不出自救的計劃，賈廷安再也無法讓朝廷保有安寧，而心中最痛的，自然是江澤民和胡錦濤。

    《紅樓夢》中説，因嫌烏紗小，致使鎖枷扛；亂鬨鬨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此時此刻，栗戰書意氣風發，恐怕不會有物傷其類的同情心。此時此刻，習近平睥睨天下，恐怕不會有水月鏡花的虛無感。

    然而，聖經中説，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之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我們且听下回分解。

    昔日令家藏寶圖，今日習家囊中物

     學術大師陳寅恪在毛澤東時代受盡羞辱，留下“最是文人不自由”的詩句，道盡在文字獄嚴絲合縫的極權體制下，知識分子的艱難處境。

     如今，“文人”一詞亦可換成“商人”。今天奉行叢林法則的中國，是一處冒險家的樂園，不管你出身多麽卑微，只要你擁有權謀、膽略和關係，就能一夜暴富、乃至富可敵國，進而成為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黑可變白，白可變紅。這似乎也是一種“平等”的模式和社會階層的流動格局。

    但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在黨國一體、權力無邊的制度之下，私有財產不受憲法和法律之保護。一旦上層政治鬥爭波瀾起伏，必定會殃及池魚。一度趾高氣揚、揮金如土的商人，立即不名一文、鋃鐺下獄。可以說，每一個商人的背後，都有一個官僚；每一個官僚的倒臺，都會央及一大群商人。同樣劇本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

    覆巢之下無完卵，令計劃垮臺之後，官商集團又開始新一輪的洗牌。凡是在令計劃和山西幫蔭蔽之下的商業鉅子，無不被打虎的鐵拳裹挾而去。反腐是殘酷的政治鬥爭，勝利者一方必定將失敗者一方置於死地而後快，當然也包括與失敗者一方存在寄生關係的商人集團。而一批作為新的代理人的商人，又將粉墨登場。

    令計劃的垮臺，不是因為嚴重違紀和違法，或者在黨內搞團伙和幫派；因為習近平和王岐山，同樣在嚴重違紀和違法，以及在黨內搞團伙和幫派。令計劃的垮臺，是他不僅拒絕投靠習近平和王岐山的團伙和幫派，還居然還想參與皇位爭奪戰。如今，令計劃只能接受成輸到一無所有的命運——若令計劃等人在這場權力爭奪戰中勝出，他們也不會讓習近平和王岐山等人全身而退。

    習近平清除令計劃的時候，當然不會放過那些向令計劃輸送金錢、助其大展宏圖的商人。近期遭遇滅頂之災的商人，就有著名的民营企业家、現年六十岁的楼忠福。樓氏从一名普通建筑工人起家，一手创办广厦集团，目前有近十二万名员工，二零一三年总资产达三百二十八亿人民币，企业规模位居中国民营企业五百强第九位。樓氏先后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执委、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浙江省工商联副主席等風光一時的职务，并曾获“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然而，這些光鮮的名頭，並沒有成為他的免死金牌。

    還有山西著名的煤老闆邢利斌。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他因给女儿办了一場耗資數千萬的奢华婚礼而备受嘲讽。《紐約時報》報道說，现年四十七岁的邢利斌出身於种玉米的贫穷农民家庭，二零零二年从政府手中“买下”巨大的兴无煤矿，人们批评卖价过低，也许因为官员被收买。在胡润百富名单上，其财富被估计为五點二亿美元。他的联盛公司除了为数万人提供就业机会之外，还为当地修建公园和新学校。即便“被失聯”，呂梁當地的人们仍在自豪地讲述着他从赤贫到暴富的成功和精明故事，把他看成是一位给这个地区创造真正财富的实干大亨。

     這些商人在其商業帝國的內部，宛如獨斷朝綱的土皇帝；但是，在巨無霸似的黨國面前，則又是弱不禁風的螻蟻。大樹被連根拔起，棲息其上的鳥類昆蟲，又豈能安然無恙？他們的財富被查封，封條上寫上了龍飛鳳舞的“習”字。

    来源：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