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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用三年時間推翻了胡錦濤的共產黨/萧功秦自掴嘴巴
發佈時間: 4/1/2015 8:04:22 PM 被閲覽數: 150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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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用三年時間推翻了胡錦濤的共產黨


習近平用三年時間推翻了胡錦濤的共產黨


——原題:中國正在走資本主義道路


《亞洲周刊》記者紀碩鳴2012年2月專訪嚴家祺


      
    中國究竟會走向何方,關鍵看執政黨。鄧小平年代,黨設計了發展目標,就是一心一意奔小康,但在小康的目標設計上,卻又是一個籠統的、僅僅是整體的目標,這不僅使得中國建設突出了經濟單一性,而且很快形成两極分化。雖然,執政的共產黨始終沒有放棄“社會主義",但很大程度上,這個“主義"已經有名無實了。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首任所長嚴家祺接受亞洲週刊專訪時表示:“鄧小平南巡後,中國走上了工業化道路,另一方面,中國完全變成了一個資本主義社會。"


   
   
      過去30年中國GDP年增長率接近10%,這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奇跡,自鄧小平南巡講話後,中國進入了工業革命同時也是城市化的時代。嚴家祺表示,由于中国的工业革命与电脑和网路为标志的“信息革命”相结合,大大加快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但馬克思提出的資本主義早期的問題在中國更為嚴重。嚴家其指出,資本主義的早期弊端馬克思揭露了,今天西方金融資本主義的弊端暴露出來,“中國的權貴階層、包括想照搬西方資本市場一套的那些人,卻不想在政治上學西方的民主和法治。只想學西方有严重缺陷的金融資本主義,怎麼樣方便容易將財富集中到少數權貴手中。"
    因受累“六四",嚴家祺背景離鄉二十年,二年前,又從美國紐約搬到佛羅里達,在網路時代,嚴家祺在美國鄉下同樣可以瞭解到中國和全世界的情況,他稱最有興趣的是“從大尺度時空觀”觀察中國和全球的變化,他最近在香港發表了一篇《東風•旋風•西風•福利風》的文章,談人類6000年來政治風向的變化。“陳光誠事件、余杰出走和最近二年几十位藏人的自焚,使我痛心和悲傷。這些事情不斷發生,要不關心中國是做不到的。"以下是專訪的主要內容。
    http://upload.peacehall.com/blog/temp2/201208110500491.pdf
   
    http://upload.bx.tl/blog/temp5/201503300921391.pdf

今天的共產黨和傳統認識的共產黨本質的不同是肯定的,問題是在哪些方面變了?


      
   今天的中國共產黨與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除了要牢牢地掌握國家政權相同外,在政治綱領、目標上發生了根本變化。毛澤東相信“共產主義”是人類社會的一種理想,除了要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外,還要不斷革命,不斷地消滅資本主義萌芽來實現。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公私合營、人民公社,是為了在中國建立一套全新的“公有經濟制度”。1957年“反右”、1959年“反右傾”、六十年代的“四清”或“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都是毛澤東為了從政治上排除障礙所進行的“繼續革命”。文化革命是毛澤東一生中發動的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繼續革命”,而最大的“走資派”就是劉少奇、鄧小平。
      毛澤東到死的一天,都不相信鄧小平,1976年天安門事件前後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集中力量針對的是鄧小平。到死的一天,毛澤東就是怕鄧小平復辟,把中國引上資本主義道路。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口頭上還談社會主義,實際上,只要看一看中國現在有3000名億萬富豪,平均每人有6.7億財產。不到百分之0.4的人,掌握了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財富。看一看今日中國比歐美還要嚴重的兩極分化,就可以知道,今天的中國走的是資本主義道路。
   
   

這個執政黨是在什麼時候發生變化的?在哪些方面發生了變化?


      
   中國共產黨的變化發生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只是想把某些資本主義因素引進中國,藉以加快中國的發展速度。胡耀邦為劉少奇、鄧小平翻案、為右派翻案、為中國大量冤假錯案平反,一下子使中國老百姓人心順了過來,中國全國上下才可能齊心合力,開創了八十年代的新局面。在這中間,趙紫陽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提出政治改革方案作出了巨大貢獻。【但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三頭馬車”時代,中國共產黨還有建設“新社會”的“理想”。】鄧小平看到文化革命中毛澤東專制獨裁,他也決心改革中國政治體制。鄧小平提出“少宣傳個人”、“廢止終身制”、“黨政分開”、“精簡機構”以及在1987年十三大通過“政治改革總體方案”,都是朝著“民主化”方向前進的。1992年鄧小平“南巡”,中國共產黨開始發生根本性變化。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當時蘇聯已經解體,俄國和東歐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社會主義“陣營”不復存在。鄧小平知道,“六四”使共產黨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大大下降,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已經動搖,蘇聯東歐的變革會進一步嚴重影響中國,為了維持共產黨的執政地位,鄧小平決心從兩個方面改變中國,一就是順應蘇聯東歐“私有化”的潮流,在中國完完全全走資本主義道路,二是,不再提政治改革,進一步強化共產黨的統治。
   
   

今天的中國,還有可能保持社會主義的本質嗎?


   
      “社會主義”有多種含義和多種用法。“社會主義”的本意是“重視社會問題”的“主義”。專制獨裁是國家政治制度問題,不是“社會問題”。“貧富對立”、“兩極分化”是“社會問題”。人們發現,消除了專制獨裁並不能解決“社會問題”,貧困現象仍然普遍存在。許多“社會主義者”,他們重視的是解決社會問題。馬克思主義認為,只有共產主義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社會問題,到列寧、史達林、毛澤東,明確地把“社會主義”看作實現“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上世紀五十年代建立“人民公社”,毛澤東一度真的認為,農村公有化程度提高了,共產主義就會很快來到。毛澤東“人民公社”是一種“理想主義”的東西,當國家政權用暴力把一種“理想”強加于整個社會上時,不論這個理想多麼美好,這個國家就會發生災難。
      今天中國,兩極分化和種種社會問題十分嚴重,應當說,中國已經不是任何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國家,不是北歐式的民主社會主義,但也不是港臺或今日歐美式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是歷史上的早期資本主義,是專制主義和原始資本主義相結合的資本主義。
   
    理論上,政黨是階級的代表,今天的共產黨與他創黨時期的理念背道而馳,究竟是代表了什麼?
      政黨是階級的代表,是馬克思、列寧的說法,是“階級鬥爭”學說的組成部分。看一看,今天許多國家的“綠黨”,它不代表什麼階級。在民主國家,政黨是具有相同、相近政治傾向的人組成的、為爭取國家政治權力的組織。今日中國共產黨,已不代表工人、農民利益,而代表在二十年來在中國獲得巨額財富的“利益集團”的利益,這個“利益集團”的大多數人,想維持嚴重的兩極分化的現狀,“維穩”就成了今日共產黨的“最高綱領”。
   
   

黨的性質為什麼會發生變化,變化以後的結果又會是什麼?


     
    從一千年這樣的時間尺度來看,共產主義的興起是第二千紀末期人類史的插曲,這是受到西方殖民主義威脅的一些“欠發達國家”為抵抗殖民化而作出的一種“自我保護反應”,面對殖民掠奪和自由貿易的進攻,計劃經濟和一党專政就成了一道閉關自守、自我窒息的圍牆。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有一個相同的目標,就是要使中國擺脫分裂割據和“半殖民地”的狀況,取得國家統一和獨立自主。
      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蔣介石就可以在中國實現這一目標。十月革命後世界共產主義潮流的興起,在國民黨政權貪污腐敗和兩極分化的情況下,加上日本戰敗後蘇聯對中國影響的進一步增長,使共產黨取得了大陸政權,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實現了統一和對外的獨立自主。在1949年後,如果毛澤東走他提出的“新民主主義”道路,實行臺灣式的土地改革、不搞什麼“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人民公社化”、不搞那麼多政治運動和“文化大革命”,那麼,中國就會提早三十年走上“對外開放”和“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道路。
      中國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快速資本主義化,是做了中國國民黨在三十年代開始做、而被日本入侵打斷的事,因為做得太急,資本主義發展中的弊病以空前嚴重、空前規模爆發了。如果今天有一個毛澤東式的共產黨,不需要三年,今天比“國民黨還要國民黨”的共產黨就會被推翻。問題是,由於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馬克思主義影響的衰落,由於資訊時代社會的變遷,毛澤東式的革命再也不可能在中國興起,薄熙來“唱紅打黑”是形式主義的“毛澤東革命”,是“不可持續的”,也就煙消雲散了。
   
   

黨的性質變了,但獨裁沒變,能否長久維持這種專制體制?


      
   辛亥革命後雖然出現了割據局面,但辛亥革命使自由民主觀念在中國廣泛傳播,中國要退到大清王朝那樣的時代,是很難的。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記述了毛澤東如何在共產黨內取得專制權力的過程。由於毛澤東在延安整風運動後把共產黨轉變為一個以專制方式組織起來的黨,當共產黨取得大陸政權後,整個中國大陸的政治實際上就重新回到有二千年傳統的專制王朝時代去了。中國共產黨在鄧小平“南巡講話”後放棄了“共產主義”的目標,這是順應歷史大趨勢,但共產黨的專制體制,從毛澤東延安時代以來始終沒有發生變化。
      專制政治和自由經濟可以共存一段時期,這在歐洲歷史上發生過。法國路易•波拿巴時期,政治上是專制主義的,但經濟、社會生活高度自由化。普法戰爭打斷了這種“專制政治”和“自由經濟”的“聯姻”。中國今天的這種“聯姻”也不會長久,一是“自由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就一定會與專制政治發生不可調和的矛盾,二是全世界民主自由大環境的壓力,中國一旦遇到嚴重的金融風暴或在一次國際衝突中失敗,大變革就會引發。
   
   

每個政黨執政都希望長久執政,維持長久執政的可能性是什麼?


   
     從一千年這樣的時間尺度來看,中國的崛起,要經過四個階段,一是國家獨立自主,二是改革開放,三是建立自由經濟或市場經濟,四是建立民主政治。中國崛起是一個不可抗拒的趨勢,共產黨如果能進行政治改革,建立民主政治,象日本自民黨那樣曾經長期執政,是可能的。但一個國家如果有了穩定的民主政治,厲行法治,人權得到充分保障,有一套健全的文官制度,利用權力也掠奪不到財富。從事任何職業都可以實現自己的理想,到那時,當文官沒有任期、當政務官隨總統或總理下臺,沒有“顛覆政權”一說,“穩定”無須維持,整個中國社會環境安定了,到那時,任何黨企圖長期執政,就要付出更大的代價,政黨輪替就像冬夏輪替一樣自然。



               依您的研究,共產黨未來的路在哪裡?
      共產黨只有一條出路,就是學習他的難兄難弟——國民黨,主動地、堅決地實現專制政治向民主政治的“大轉型”。臺灣的“大轉型”是蔣經國在1988年開始的,中間有過曲折,馬英九是蔣經國“大轉型”的繼承人,馬英九在臺灣的勝利,使臺灣的“大轉型”可以更順利的進行下去,有助於臺灣的“廉潔政治”長期維持。



8 条评论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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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来源于知识,我这个不爱读书的人,在这个网站学习了不少东西。感谢名位高知。

             


             

            请某些读者不要把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两者混为一谈。它们是有紧密关系,但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如果没有民主体制对资本家的约束,那么社会必将由丛林法则主导,赢者通吃必将使社会走向两极分化和毁灭。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之中国的情况。马克思看到了,他说资本主义导致阶级斗争,导致自身的毁灭。这其实没有错。正如今天之中国,道德沦丧,唯利是图,暴力性群体事件此起彼伏,阶级斗争正卷土重来。但马克思没有看见的是,民主体制对人权的保障其实可以很好地阻止资本主义的崩溃,因为对人权的保障就意味着没有任何人可以获得绝对的权力,无人可以为所欲为。资本和权力本身就是人权的敌人,它们是互相对立的关系。消灭了资本,人权也就不复存在;没有人权,资本就会走向疯狂、毁灭自己。一个社会既要保证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也要不遗余力地保障人权。


              所謂資本主義,如此稱呼,倒是因為左派愛叫和大力宣講才流行的,猶類似美國兩黨的標誌,本源自被諷刺,兩黨卻欣然受落,反正調侃、蔑稱不是仙術,自己把自己做好,別人對你的諷刺倒變成是他對自己的諷刺呢。實際自由市場經濟的前提,是個人人身、財產保護和同業公會,及權力盡量退出與民爭利;沒有對於權力的限制,自由競爭是空想,明天,權力就把你的變成了它的。陰謀論常提到的共濟會,元祖即石匠同業公會;在依麗莎白一世的年代,商會當中,許多只是生產和販賣蠟燭、船主漁民和魚販、生產和販賣船上麻繩等等小商販的同業公會,這樣的“生產關係”一直延續至老馬那時,老馬愛工廠,稱這些為夕陽手工業,說他們屬於擁有反動意識的一群,按其宏大論事的文字敘述的眾多觀點常左右互搏自己打自己,這些生產方式倒是資本主義死灰復燃的原材料,是其敘述之一。而同業公會實際就是結社自由的開端。

              自《大憲章》起,修築憲政架構得到啟步,所以《大憲章》實際是稱《自由大憲章》,里根時代強調西方跟蘇東社會主義陣營的不同用的是自由社會﹝體制﹞,而不是民主社會﹝體制﹞,民主缺乏人權也會能夠多行暴政,而自由所談,本即對於個人而言權力有何不可為,當初憲政制度還在成長階段當然很不完善。馬謂資產階級革命,即資產階級的抗爭,天下無免費午餐,資產階級也不是坐收天掉餡餅的,這裡來了一個問題,究竟無產階級革命走不走資產階級革命的路?在馬主義那裡是不走!暴不暴力還在其次,暴力之後,謀求圓桌會議、英國《權利請願書》及美國《憲法—修正案十條》——《民權法案》、法律面前革命與反革命同等地位還是一言堂、法律面前革命跟反革命地位調換是最大分際,馬主義謀求的是不讓對手有復辟的機會,求的是絕對權力,那麼資產階級的同業公會、政黨要徹底掃地出門了,否則如何實現全面公有制並計劃經濟。

              近年來,人們普教甚麼是憲政,用了“把權力關進籠子裡”這句話,馬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政權的絕對權力關在不關在籠子裡?無論關於巴黎公社還是反穀物法運動—憲章運動,馬主義總是嘆息革命集團沒有掌握絕對權力,沒有拿下軍隊和銀行之類,對於“反動派”的鎮壓未夠強大。而在憲政的原則下,謀不了絕對權力的,其實,梁任公明了,徐志摩也明了,憲政即自由,自由即人權,自由主義另稱個人主義,實際所指就是個人自由權利,那時倒是胡適不明,甚左傾,嚮往蘇俄社會主義實驗,所以跟徐志摩筆戰,不過後來胡適想通了,反過來跟左翼筆戰,當赤匪得勢,他腳底抹油。看到過某篇文章是這樣說的,經過八十年代的藍色文明敘事傳播、六四和鄧南巡後,大陸的學人到了外面去,遇上了台灣的,大陸的向台灣的說,魯迅不對,還是胡適對了,然而台灣的跟大陸的說,胡適已經過時了,其中的韻味實在值得咀嚼,當既然自由的底線已經得到確立,社會共識——核心價值觀——清晰,防左也就不必要高度戒備狀態了,可以輕鬆一些。

              無疑,列寧和希特拉就是槍桿子加暴民佔領國會,不過,我們不能說任何槍桿子政變、暴力革命都是往壞的方向走,康乃馨革命就是軍事政變,由此啟動民主化的前進,分別是列寧和希特拉要讓國會裡坐滿自己的人,繼而踐踏反對者的自由——人權,掃除反對者的政治生存空間,而康乃馨革命後,那是多黨競爭的。

              一、二百年以來英美對於和平的群體抗爭越來越無處下手,那是基於司法對於權力違憲的審查,形成案例,那怕也許當時條例未有允許集體訴訟,同案情同判也有相等如集體訴訟的意義,這是英美習慣法的特點,阻嚇政府的力量就大大現成了,而且陪審團制能相當反映社會某些的共識的變化、成熟。例如美國六十年代民權運動,風風火火的群眾上街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是巨量的訴訟,非常多人在跟政府打司法持久戰。現在,伯恩斯坦那一路的修正馬主義,和一般的社會民主黨派,常被稱自由左翼,原教旨馬主義多被稱社會主義左翼,其實這就很反映馬主義缺了的是甚麼,而社會主義更多一些衝動的又會是甚麼。

              第一個著名的民主災難是蘇格拉底之死,另一著名案例是法國大革命那時,其中特別著名的就是丹東被處決,民主不一定保衛人權,這是經驗,但正如憲政及自由市場經濟有缺點,也不需要像馬克思那樣,老是說把不順眼的打碎掉,在十九世紀中後期和廿世紀上半葉,追求平等的情緒比追求自由的強勢,要不然,就不會有那許多導人誤入歧途的論調大行其道了,二戰之後,個人自由權利才真的有了變得根深柢固的機會,現在人們把民主與自由擺放在同一水平線上了。資本家看來強勢,其實弱點也多,人流行說福特怎樣大慈悲地動了腦子,其實,商業競爭,包括挖角,出的薪水高,人都想跳槽到你那裡,這何嘗不是掃倒對手的技倆?!在這個時候,勞工就強勢;譬如罷工鬧事,政府去鎮壓,人家改為合作怠工,那資本就轉盈為虧,所謂的資產階級政權強硬,都讓資本破產去了,雙輸的遊戲又有甚麼好玩的。反思以世紀計的歷史過程,也許人應該得到一個經驗,從馬克思身上,對於未來的變動的預期,就別抱那麼個大的自信;一般的情況下,政治上的競爭,猶如並不是全世界的兄弟姊妹間都是一輩子和諧風平浪靜,但鬥得要生要死的也只是非常少數;總體而言,現代化水平高的社會,人都愛自我實現的,能自由選擇也許比不能好一些,各地的有志者在為發展這個空間不懈地努力就是,無在經濟權益領域,還是政治權益領域。

              有段時間,流行說“無代表,不納稅”,其實也是在說沒能力納稅的人無代表,那些時代,納稅,就是說直接稅,社會仍未很認識間接稅是個甚麼,這個間接稅的概念被提出和得到普及以後,所謂公民的定義就要改了,現在,十八歲大學生,或者家庭主婦,沒收入及甚麼財產而需要付直接稅也有投票權,就是因為只要一個人有消費就即是有納稅,因為對於商品的林林總總稅項當中,其實是消費者付出的。觀念是很重要的,才所以赤匪黑社會黨又要責成袁部長出來說,要把西方價值觀元素從教材中踢走。



                  
                •  

                  

















                • “過去30年中國GDP年增長率接近10%,這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奇跡”?

                  中國經過老毛30年蹂躪,特別是文革後,經濟一片破爛;後30年的發展,先不說那個GDP有多少水分, 有特別驚人的增長是必然了,但是發展持續一段時間(十幾或二十年)便開始退縮也是必然的。怎可說是人類歷史奇蹟呢?!!!
                  近年看了嚴先生的一些文章,真不敢認同某些觀點。


                    • 很透彻,真是入木三分!

                      • 严家琪先生的潜台词还是资本主义没社会主义好,可惜严先生白在美国呆了20多年。资本主义搞宪政民主,搞市场经济,搞依法治国,搞人权保障,全世界200多个国家,搞资本主义是占了绝大多数,是今天的世界潮流,中国只能近学日本远学欧美,除了走资本主义这条路还能走别的路吗?





                      萧功秦自掴嘴巴


                         萧功秦自掴嘴巴

                         

                         杨非羊

                         

                         读了网上流传的萧功秦关于“中国崩溃论” 回友人的信,我的第一感觉是他自打嘴巴。这份信谈的是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中国崩溃来临”一文(”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 http://www.wsj.com/articles/the-coming-chinese-crack-up-142565919。 萧教授一边说沈大伟的“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最后阶段已经开 始”的论断在理论上“十分肤浅,甚至缺乏必要的逻辑”,并借用一位美国教授的话说,沈的文章是美国人的“多党民主的文化优越感”和“民族自我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的反映,一边奉劝中国领导人不能对这篇文章过度反应,不能在加强社会管控和“强化意识形态话语权时”让“毛左”抬头,以至于构成中国正在从“向极权倒退”并“走向崩溃”的假象。最后,肖教授不忘推销他的“新权威主义。”他说:

                         “在二十世纪以来的历史上,后发展国家现代化在政治上需要满足三大条件,第一, 需要具有开明导向的强势政府,第二,强势政治精英是明白人,第三,国家要尊重健康的社会多元,这是良性的新权威主义的三大要素,自鸦片战争到邓小平改革, 中国人在应对西方挑战与现代化过程中,我们民族追求了近一百七十年,才在邓小平时代实现了这些条件在中国的‘三结合’”。

                          看到这里,我发现萧功秦在批驳沈大伟时是自抽了一记耳光。首先,萧功秦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说共产主义者。他的新权威主义只不过是转型的过度学说。往哪转?他自己说要往“高度民主社会”转。所以他的学说在本质上和沈大伟的结论一样,即共产主义毕竟是要走进坟墓的。萧功秦教授说了那么多“中道理性”的转型理论包括“强大的政府能力,常识理性,尊重多元”的新权威主义的三元论,但是在他的理论里,新权威主义不是政治常态,更谈不上永恒。民主政治才是一个常态。所以,他的理论是要用新权威结束旧权威,实现高度自治民主。此时,他的新权威主义也就寿终正寝。这真是“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从这点上看,他和沈大伟都是共产主义权威的送终人。说到此,萧功秦教授何必去打人家沈教授的嘴巴?此为不是自掴吗?

                         萧功秦在说沈大伟教授“肤浅”的时候,又自掴了一个耳光。沈大伟在某个时候也是个中国新权威主义者。他也许现在还是个新权威主义者。他认为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办法是结束中共一党专政的途径之一,而习近平的办法正在加速结束中共的统治。在这点上,萧和沈有很大的区别。遗憾地是,萧功秦教授没有在理论上驳斥沈大伟的这个观点。人家沈教授毕竟提出了习近平执政以来的五个大问题。而萧功秦教授却没有对此一一作回应。相反,他却用习近平的话来证明习近平执政的正确,即习总的“四个全面”是“对中国‘倒退论’最好的反驳。”这是一种自我循环论证方法。萧教授在权威体制下生活,说话多有不便,我们可以理解这一点。但是在治学上总不能用自我循环的方法来树立自己的权威吧。

                          萧功秦教授在很多地方讲到,中国的新权威主义已经成功的走过了36年。但是他说还要继续走下去。要走多久中国人才能走出权威的笼罩?他没有给予回答。我们只是看到,萧功秦虽然在理论上认为社会要多元化,在现实政治中却支持和赞扬意识形态的控制。他的这种说法只会给人话柄,说他不惜牺牲自己的名声去迎合政治。这也是自掴耳光。

                         

                         


                      此文于2015年03月28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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