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濒临绝望的状态，比“热锅上的蚂蚁”更甚，或许可以称之为“末日焦虑”：审判总要到来，不管谁是审判者，贪赃枉法的官员都自认是罪人。善意的理解，他们仿佛也一直期待终结的时刻，——在泥潭里固然恣意快活，但于欲望极度满足的背后却也隐藏着极度的不安——因为一场戏总要落幕，如此胡作非为无法无天的权力狂欢，一定会受到应有的惩罚。他们明白，尽管整个权力监管系统失效，但天谴还在。

　　只不过，在审判降临之前，他们大多怀有侥幸心理，总觉得自己不会是那个倒霉蛋。基于绝对权力而来的自负，让他们陷入某种愚蠢而狂妄的状态：谁也不可能知道我的作为，大家都是如此行事，只要不得罪权力授予者，其强大的庇护绝对能击败敌人；我们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一亡俱亡，除非日月翻转，可怕的系统性崩盘才会发生。

　　在此之前，我们能感受到官员的焦虑和不安，但没料到他们已处于如此惶恐、近乎神经质的地步。可怜么？可怜，但活该。

　　一个官员怎样才能将自己置于这种境地呢？

　　不言而喻，他做了许多见不得人的事情，敛财猎色到了相当疯狂的程度。一般的贪官小吏也担惊受怕，也会恐惧，但绝不会到达如此程度。大恐惧出于大放纵，一个贪腐高官拥有的权力，是官场之外的人所无法想象的：他在一人之下（名义上往往是一个神圣的组织）、万人之上，他所拥有的权力让他可以做出任何事情。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有如此权力的人的作为，在他所管辖的领域，他就是王。他一言九鼎，他说一不二，他生杀予夺。辖区内的一切生灵、田野、道路、天空都是他的。当他坐在权力宝座上的时候，他岂能不顾盼自雄不摇曳生姿！每时每刻，他都在享受人生的高潮。

　　在东窗事发之前，他们往往窃喜于一己之高智商，将自己视为此种社会制度下最善生存的生物。这让其高估了能力和关系，低估了正在聚集的风险，系统性风险让他们措手不及。权力就是律令，他们是无规则社会的最大受益者，同时也是最可悲的受害者。

　　这位书记的自白，或许隐含着许多水分，因为他会刻意夸大自己的恐惧，企求获得态度诚恳的认可，既能博得审查者的同情，也能获得国人的谅解。这大约是一种事后的自我分析，而分析往往都是以极端的方式出现的。人们会想，身心处于如此紧张、焦虑的状态，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又如何可以一天天熬下来呢？被擒拿之前，尽管也焦灼难捱，但他们拥有颐指气使囊括天下万物的高峰体验，那是常人所无法体会的乐趣，所以，他们宁愿诚惶诚恐地高踞权力之位，而不会决然歇手回头是岸。

　　但他们的害怕是真实的。在握有生杀大权的钦差大臣面前，他们几乎处于无保护的地步，弱小无助，苦衷又无法向外人道也，只有自个儿明白自己做了多少淫邪之事，他们知道自己将会随时被执，自此身败名裂，他们面前只有一条通向地狱的道路。但还是害怕，在落马之前，巨大的无法违拂的阴影笼罩着他们，出于生理本能的恐惧油然而生。

　　一个绝望的官员，他的人生还能有别的出路么？侥幸，是他唯一能抓住的最后一把稻草。

　　一个敢死的官员一定被巨大的恐惧摄住了灵魂，他不愿意看到自己苦心经营的局面坍塌，知道会，但不愿意面对或承受——双规，审查，树倒猢狲散，建立在贪腐恶政之上的帝国轰然瓦解。他宁愿活在幻觉里，而死亡让他们保留了这个美好的记忆。一个个独立王国的崩溃，已经不能让沉默的百姓产生更多的快感了，他们早就放弃了对公平正义的奢望，转而以幸灾乐祸的心态议论这一切。城头变幻大王旗，无官不贪的现实让人们心灰意冷：换一个还不得去贪？没有选票，他们只能充当看客，而看客唯一的武器是冷嘲热讽。

　　前赴后继的贪官，以其言行书写着人性沦丧的悲剧，他们人格分裂，良知泯灭，非人非鬼，因为他们一直在做自己反对的一切事情。或许会有人问，难道是制度撕裂了人性，使得每一个进入这个体制的人，都不由自主地蜕变为人格分裂者？

　　官员们似乎夹紧了尾巴，他们都在赌一口气，看谁倒霉；如果连我都出事了，那就没有官员可以幸免了。不作为其实是最明智的策略，有所作为必然开罪于人，被视为靶子，而谁屁股下面又是干净的呢？

　　尽管如此，不时有官员纵身一跳了断自己，这让人们感到某种透彻骨髓的寒意。跳楼，是精神的崩裂，接二连三地赴死，正在造成空前的恐惧。这恐怕会让中国的局面更加不可捉摸。若不承认极权制度造就普遍贪腐的事实，反而以高滔的道德和锋利的刀刃逼官吏驯顺，他们的出路只有两条：自首或自尽。到最后，会不会出现鱼死网破的惨况呢？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政府垄断了反腐，不许民间置喙。广州区伯的最新遭遇即是明证。平心而论，湖南警方试图以嫖娼恶名污化反腐人士，只不过是延续当局的高压策略，他们厉声警告人们：只有当你没有道德瑕疵时，才不会因监督政府而招惹麻烦。公权力在持续打压民间力量，似乎造成了顺从的态势；大小官吏挣扎在刀光剑影之下，懒于作为。民间和社会慑于专政淫威，被迫收敛自己的锋芒。剩下的是什么？国家的空转……这难道不是最坏的局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