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闻社】中共上海市政府和浦东新区政府4月8日官方网站更新信息，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沈晓明出任上海自贸区主任，而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副市长艾宝俊自2013年9月己任上海自贸区党组书记、主任，自贸区出现“双主任”，艾宝俊命运引起关注。

上海副市长艾宝俊

原自贸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戴海波去年被免职，艾宝俊曾向外媒回应称戴海波免职是正常的人事调整，戴目前正在协助他的工作。

艾宝俊此前任职的上海宝钢集团日前也出事，3月31日，宝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崔健被调查，而这距离中纪委3月初进驻宝钢集团不足一月。现年55岁的崔健是艾的旧部。

博闻社从消息人士获悉，调查发现艾宝俊贪腐严重，应该会成为上海的第一个“大老虎”。

3月17日，海纪委网站公布，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戴海波接受组织调查。到目前为止，中国只有五个省市没有“大老虎”，这五个省市是：北京、吉林，福建，西藏和宁夏。估计每个省市都会有“大老虎”被拿下，消息人士表示，艾宝俊如果落马纯属贪腐，并非针对所谓的“上海帮”。

艾宝俊简介

（1960年2月－），中国辽宁省辽阳市人，现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市长兴岛开发建设委员会主任、市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委会主任。

艾知生1983年毕业于东北工学院自动控制系工业自动化专业，毕业后赴安徽省马鞍山市马鞍山钢铁学院进修工业统计和会计。进修结束后于1985年开始任教于东北工学院管理工程系，主讲计算机在会计中的应用。不久艾又考入本校研究生，1988年毕业于企业管理专业，获得硕士学位，其后留校任财经处副总会计师。1989年取得会计师资格。1990年至1991年间，艾被派往美国北卡罗莱纳州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Appalachian State University）作为访问学者进修工业会计和税收课程。

1994年9月，应聘进入上海宝钢集团公司，负责成本管理。1998年升任宝钢集团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2000年2月，升任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7年12月27日，艾宝俊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 2012年5月22日，在中共上海市第十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选常委。 2013年9月艾宝俊任上海自贸区管委会主任 。

    博讯注：博讯收到目前在广东韶关监狱服刑的著名民运人士王炳章本人对其案件所写的刑事申诉状，由于这份申诉状有48页之长，博讯将分期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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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裁定书第五页倒数第一行称：“1997年9月，王炳章通过互联网与朱利锋建立联系，并将其发展为恐怖组织成员。”请注意，支持此一结论的唯一证据，是裁定书第七页第二款第一项——只是朱利锋一人的说词。上面已说明，1997年9月我还没有电脑，也不用电脑。再者，那时因受到台湾李登辉当局的打压及民运中台湾渗透势力的排挤，我已和其它的民运团体保持着一定距离，我只是一名独立的民运人士。我记得很清楚，大约是在1999年底，我在美国确曾收到朱利锋发来的电子邮件，他提出要参加中国民主党，我们并没有接纳他。他被拒后，自己成立了一个“中国共和党”，并建立了一个网站。我从来没有发展他成为任何组织的成员，更不用说什么“恐怖组织”的成员了。
    
    八、裁定书第六页第一段中称“1998年1月，王炳章从广东珠海市非法入境，先后化名‘齐心’、‘搂开文’在广州，上海，蚌埠等地与范一平、冯冠群、韩业平、倪锦彬、王庭金等人会面，向他们宣传恐怖主张，并试图发展韩业平、倪锦彬加入组织。”这段指称，不合事实。当时，我并没有什么组织，我进入中国是酝酿筹组民主政党的。后来，在我的努力和推动下，海内外民运人士先后组成了中国民主正义党和中国民主党（筹委会），我在其中担当了一定职务。这两个组织，光明正大地推动中国的民主化，中国政府也没有将之打成恐怖组织。
    
    九、裁定书第六页第一段中还指称：“在与倪锦彬见面时，王炳章要求其设法搞到枪支，并唆使其进行绑架活动。”这一指控，纯属捏造。我与倪在上海见面时，还有另外两个人在座，大家是坐在一起谈的，我主要谈的是组织民主政党。其他在坐的两人都没有听到什么“枪支、绑架”之类的言词。倪锦彬本人后来也出面公开否认我“让他搞枪支，行绑架。”（证据十五）
    
    （证据十五，倪锦彬的证言）
    
    十、裁定书第六页第一段还说什么“1998年，王炳章任命张林为‘行动组’组长，并秘密派遣张林回国，伺机采取行动。”
    
    值得说明的是，退一步讲，就算这一指控成立，也与所谓恐怖组织丝毫扯不上关系。“采取行动”，并不是“采取恐怖行动。”裁定书援引此事做为“证据”，反而证明了恐怖罪名不能成立。
    
    实际情况是，1998年，张林、魏泉宝两人在纽约找我和傅申奇，主动请樱回国，在国内开展民运活动。在与他们交谈时，我和傅申奇（时任民主正义党秘书长）与张、魏二入约法三章：一是按原计划行事，不得私自改变计划；二是不回原籍、不与熟人联系；三是在国内不做任何作奸犯科之举。这约法三章，有几个人同时参与，可以作证。因此，别说搞什么恐怖活动，就是连一点点犯法的事，我都嘱托他们不要去作。至于原定计划，乃指到某地发动群众，组建民主政党组织。（证据十六、十七）
    
    （证据十六：魏泉宝、傅申奇、张林的证言，证明我讲的是事实）
    
    （证据十七：张林、魏泉宝劳教判决书，看其‘罪名’是什么，是不是‘恐怖’罪）
    
    （未完，待续）

    
    
     博讯注：博讯收到目前在广东韶关监狱服刑的著名民运人士王炳章本人对其案件所写的刑事申诉状，由于这份申诉状有48页之长，博讯将分期发表：

    
     十一、裁定书第六页第一段的指控还有“1998年下半年始，王炳章通过电子邮件煽动谢虹进行暴力恐怖活动，并逐步将谢发展成为恐怖组织成员。 1999年2月7日，王炳章任命谢虹为‘总司令部特别行动指挥部总指挥’ ”此一指控与事实大相径庭。事实是，1998年下半年，谢与我们在纽约的民主正义党总部联系，提出在国内“杀贪官”的设想。我曾指示秘书回其电子邮件，正义党不主张，不支持其“杀贪官”的计划。其次，我们也没有发展谢加入民主正义党，更甭论发展其参加什么“恐怖组织”。1999年2月7日，纽约的朋友们都知道，我人在加拿大，任命谢为什么“总指挥”（如果有的话），不是我做的。这种做法，也与我的一贯作风不符。1998年初，我回国走了很多省市，走访了大批的民运人士：（上面裁定书提到的，那只是一部分），我任命了哪位民运人士担任这个，担任那个？本人从事民运20多年，一贯讨厌搞什么封官许愿。（证据十八）
    
     （证据十八：民主正义党日常记录，应有我1999年2月7日时在加拿大的记录，并可由数位人士出证明）
    
     1998年下半年，还曾有一位华侨商入回国，见过谢虹。此侨商曾传我的话给谢，告之我们不同意其“杀贪官”的构想。我们感兴趣的是收集国内贪官污吏（尤其是大贪官污吏）的资料，以便建一个“反腐败，反贪官网站”。
    
     （证据十九：该侨商证言，证明我上述所言确实）。
    
     值得指出的是，我曾反复要求广东省公安厅做该电子邮件和其它电子邮件的IP鉴定。广东省公安厅答复我说“已经做过了。”但这份鉴定从来没有显示过，也没有做为证据呈上法庭。因为，一旦呈上，事情的真相就会大白：IP地址与我当时所在之处不符——该份电子邮件如果（有的话），不是我发出的。在深圳中级法院一审时，我也曾当庭要求法官做该电子邮件的IP地址鉴定，法官并没有拒绝。但后来此事并未给我一个答复：做了没有？结果是什么？为何此事——非常关键的一件事，公安、检察院、法院一直躲躲闪闪？这里面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处？因此，我现在仍然坚持对此电子邮件再次做IP地址鉴定，以明真像，我当时人不在纽约，这有大把的人可以做证，倘若该电子邮件是从纽约发出的，那就说明此事有他人插手。
    
     十二、裁定书第六页第二段“1998年下半年始，王炳章通过互联网······‘五一’，式手枪子弹120发等物”。这一整段的结论与事实相左。裁定书第9页第四款自第1项至第5项，列举了支持上述结论的所谓5项事实，问题在于，最关键的事实部分是歪曲的。列如：
    
     （1）1999年2月至4月间，我从来未用电子邮件与谢虹直接联系过。涉及所谓“武器”、“枪击”等内容的电子邮件（如果真有的话），均非出自我手，而是第三者发出的。关于这一点，我曾反复要求公安部门和法院做电子邮件的IP地址鉴定。正如上面所言，有关IP地址鉴定的问题，公安部门和法院一直回避。事实上，1999年2月7日，以及3月初之后，我不在纽约。 2月底，我飞抵德国，自三月初至五月初，我在欧洲各国进行访问。 1999年元月份，我大部分时间不在纽约。此期间，我从来未向谢亲自发过电子邮件。在此问题上，我已反复做过说明，并指出，此事后来已经查明，这些电子邮件为赵滨等人所为。赵滨（女，原名可能为汪海滨）有台湾间谍嫌疑，已被民运团体开除（劝退），他利用给民运作义工、帮忙之便，乘我不在纽约时，做过很多手脚。（证据二十）
    
     （证据二十：石磊等人证言，并考贝民主正义党的有关组织档案，以证明赵滨此人不当行为被民运团体劝退的事实）
    
     裁定书说，1999年4月19日，谢在“深圳市布吉镇接取的枪支，弹药。”
    
    如果有此事的话，此事根本不是我指使，策划的。那时，我正在欧洲访问。我在欧洲，而给谢虹发出的电子邮件如果不是从欧洲发出的，就很容易证明此案有第三者介入。广东省公安厅人员与我谈话时，承认此案有第三者介入。那么，这第三者是什么人？为什么裁定书不就此作出全面说明而都扣在我头上？这里肯定案中有案。因此，我要求最高人民法院调取谢虹案中，谢的全部供词记录，并给我的律师查阅（我的律师为了搞清事实真相，也权去查阅谢虹案的全部资料）。
    
     (2)我必须指出，我从事民运20多年，未经我许可打着我的旗号，以我 的名义进行不法活动的事件，曾出过多起。台湾间谍机构在李登辉时代对大陆民运的渗透相当严重。台湾人员假借民运名义也做出多起破坏民运声誉的行为。向谢提签武器弹药的是些什么人？我曾反复说明，我本人没有这种能力。这些武器弹药的提供者有没有口供和证据说是由我王炳章指派的？谢虹与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谢能证实他们是我指派的吗？送枪案全案真相是什么？既然广东省公安厅坦承此案有第三者介入，那第三者是什么人？因此，我要求最高人民法院调取此案的全部档案资料，并允许我的律师查阅之，以搞清事情的经纬。
    
     (3)有一点必须说明，在我于2002年7月16日至12月5日被监视居住 期间，广东省公安厅负责办案的人员，如李云亨、杨虹、王松、刘警官等，与我进行了多次交谈。他们对我所讲的内容进行了“过滤，”有的记录很详细，有的故意不记。因此，我在多份笔录上都写明“与所讲基本属实”。我之所以加上“基本”两字，主要指其记录不全，我多次向他们索要纸张，要补充说明一些重要问题，但他们后来不予提供。还说什么“不要给我们添麻烦了，你写一个问题，我们要调查很长时间。”比如，关于赵滨的问题，我曾几次向公安人员要纸笔，以写清楚问题的来龙去脉。但是，公安人员就是不提供，就是不叫我写这个问题。有一次，公安人员提审我，从下午一首搞到凌晨三点钟．还声称要陪我搞个通宵。我睏得实在受不了，在询向笔录上写了涉及赵滨的问题，希望广东省公安厅能进一步调查清楚此问题。但这一笔录竟然被一位姓刘的负责警官撕毁，说什么“我们不需要这东西”。这就奇怪了！原来，他们的笔录是有选择性的，不需要的，他们就不要我说，不要我写。世界上还有如此办案的，这是一个关键因素，因为，将此事查清楚了，即可为我澄清一些问题。广东省公安厅某些警官在办案中的某些行为是难以叫人理解的，甚至可能是违法的。相比之下，广东省国安厅的办案人员，对我要笔纸写明问题，从来没有拒绝过。
    
     (4)还有一个重要事实被广东省公安局，深圳市检察院和两级法院故意忽略了。那就是，在1998年下半年，我记得我的确叫秘书给谢回过电子邮件，是针对其准备“杀贪官”构想的回复。我清楚地说明，我们民运团体不主张这种民间杀贪官的作法，我并建议他与河南安阳的安均先生联系，安均当时搞了一个民间的“反腐败观察”。我们感兴趣的是收集有关资料。有关电子邮件，在谢虹的电脑或档案中有储存，我的电脑中也有储存。（证据二十一）
    
     （证据二十一：我电脑中储存的相关电子邮件。如已经找不到，可有相关人员证明）
    
     我之所以清楚地表明我们的主张，乃因我们一贯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行为。当时，谢提出民运应当重视反腐败的问题，我们觉得有道理。我们当时也打算搞一个反腐败，反贪官的网站，收集资料，将那些贪官们，尤其是中共官方不敢公开揭露的大贪官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给谢的建议是，利用他的条件去搜集贪官污吏的资料，我们核实之后，可将之曝光。当我发现谢有“杀几个贪官，并将之作为民运政绩”的构想时，我立即加以阻止。这是有人证、物证的。然而，这些可以反映我真实想法的资料、证据，被广东省公、检、法人员故意撇到一边，连提都不提一下。可见，他们有存心栽赃陷害我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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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