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表明，极少数人不是在进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不是为了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也不是有些不满发发牢骚。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捣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将变为一个动乱不安的、没有前途的中国。”

　　26年前的4月26日，《人民日报》的这篇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改变了太多时局。去年，六四25周年时，《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一篇党报社论改变天安门运动的历史轨迹》曾说，这篇名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中的强硬言辞席卷了各大电台和报章头版，并对1989年震撼全国的那场冲突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并非是炮制这篇文章的人希望看到的影响。授意这篇社论的党内领导人认为，这将激发对党的支持，并吓退抗议人群。然而，意在喝止抗议的警告却变成了火上浇油。

　　“火上浇油”的直接后果是六四事件后21人被通缉名单的出现。抗议者被清除出天安门广场一周多后的1989年6月13日，北京市公安局发布了一份通缉名单，罗列着21名学生领袖的姓名和照片。这些图片在全国各地的报纸上反复刊登，在电视上反复播放。最终，21名领袖中14人被捕。其他人则成功地通过一次偷渡行动逃离了中国。服刑结束后，14名被捕领袖中的王有才、周锋锁等人获准离开中国，只有6人依然留在中国。

　　而如今高调要求中共允许其回国探母的熊焱则是流亡者中的一员。当年，熊焱是北京大学法学研究生，六四时被选为学生代表之一负责对话政府。六四后，熊焱公开宣布退党，被逮捕并关押一年半。获释后，他乘坐渔船逃到香港，1992年获得美国庇护。在皈依基督教后，他在马萨诸塞州戈登康维尔神学院（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学习，并成为了美国陆军的一名牧师，在伊拉克服役。

　　但是，熊焱似乎没有从“前辈”那里寻找到任何经验教训，未知是当真不懂得中共的心思和底线，造成的策略性失误？抑或是另有他图。

　　坦白讲，熊焱该不该被允许回国？法不外乎人情，探望病重的母亲，这无可厚非，而在其之前，不是也有成功的案例吗？时过境迁，当年的许多异见人士渴望回国的声音不绝于耳。李录2010年9月先到深圳，再到北京，当时他持美国护照，因为“通缉犯”身分未除，是获特别批准返国。李录因当时被称为“巴菲特接班人”而备受关注，李录全程保持低调。此后，他频繁地穿梭于中国内外，成为通缉名单中唯一可以自由出入者。他的商人转型、远离政治为其提供了帮助。曾有海外传媒报道柴玲获准回国，但她多次否认。

　　此外，作家苏晓康在2003年父亲去世后回国奔丧，诗人北岛2001年也以同样理由短暂回国，2011年8月曾以嘉宾身分出席在青海举行的国际诗歌节，2014年重回北京四中……外界认为他已经“洗白”身分。相类似的，即便是近年一直以美国民主基金会资助的博讯网掌门韦石也曾在2013年获准低调回国，没有发表任何公开声明，悄悄来，悄悄走，并无任何风浪。

　　相反，那些一直未有放弃对中国政治之关注的人却并未那么幸运。2012年王丹、吾尔开希等6名民运领袖曾发出公开信，呼吁中国当局“顺应历史潮流”，“以各种方式”允许他们回国，声势蔚为壮观。尤其是吾尔开希，多次在中国驻外使领馆“闯馆”，几乎成为为此努力而失败的经典案例。

　　那么，为什么有人得以遂愿，有人却逡巡于国门之外，如吾尔开西那样三过家门而难得入？这终究逃不开“政治”两个字。人们都说中共官方没有给予正面的回答，其实4月16日，当《环球时报》“僭越”，发表署名单仁平的评论《民运人士要求“回国尽孝”刍议》时便已经给出了答案，甚至连“榜样”也树立起来了。在那篇文章中，《环球时报》没有否认熊焱要求回国探母的亲情使然，“但熊焱以政治公开信的方式吸引西方主流媒体关注，制造压力，也在把亲情搞成迎合西方舆论兴奋点的政治表演。当年的被通缉犯吾尔开希也曾做过为回乡探亲向中国机构‘自首’的表演，总体看，这已成为民运人士既闹回国又显示政治姿态的一个套路。”所以说，熊焱万里迢迢，从拉斯维加斯到香港遭遇阻击，不在于亲情不够动人，不在于未做政治检讨，而实在失于策略性失败。

　　时过境迁，那些远离主流社会的异见人士、流亡者不管一开始是否预见到了流亡的结果，他们的确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回国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人道温情。但中共也释放了清晰的信号，要么继续为此付出代价，要么放弃曾经的初衷，无论抱持何种政见都深藏在内心；而一旦试图以“归国权”向中共施压，甚至借助西方舆论挟威自重，流亡者缺乏现实的筹码，更重要的是打破了一种本可以彼此心照不宣的“默契”，大有撕破脸皮的意味。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环球时报》所谓的“解铃还须系铃人”，大抵正是此意。如果流亡者没有意识到或者没有适应主动权已经不再的现实，恐怕熊焱、吾尔开西式的碰壁仍将出现。放弃政治化、探亲归探亲，若借此时机“节外生枝”可能会永远堵绝归国的大门。

　　这些流亡者曾经为家国前途命运孜孜以寻，而今时间已经不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曲折前进中所付出的代价，但是他们可以不可以有更好的归宿？重新加入中国国籍也好，单单是以外籍人士短暂省亲也罢。从“辞国声明”到“归国声明”，范曾的案例被视为一个典型。《环球时报》说，回乡的路从来都不是堵死的。这自然并非虚言，只是流亡者的选择却可能是一次很难实现的转变和痛苦“醒悟”。一个“可贵”的品质是，他们没有像米兰·昆德拉那样“决绝”，彻底隔断与祖国的脐带。

北京清华大学前天迎来建校104周年，多名知名校友返校出席纪念活动，包括原国家主席胡锦涛夫妇以及原中纪委书记吴官正。然而，吴官正的出席获内地官方媒体的配图报道，但胡锦涛夫妇的活动未见任何报道，仅有两人签名的签到簿照片在微博流传。 　　清华大学新闻网报道，清华大学校庆期间，校方举办了一系列的校友返校活动，多个系的1965届、1955届校友都有举办毕业50、60周年庆祝班会。该校的官网显示，已退休的中央政治局前常委兼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参加了热能系1965届校友毕业50周年庆祝班会，清华大学校长邱勇、校党委书记陈旭等均有陪同出席。《新京报》昨日也报道了这条消息。 　　水利系座谈签到 夫妇留名 　　报道称，吴官正及其夫人上周五（24日）回到清华参加了毕业50年庆祝班会。邱勇、陈旭向吴官正赠送了当年的清华大学「学籍卡」，并在清华大学校报《新清华》刊登的〈记动力系优秀毕业生吴官正〉文章。 　　官方简历显示，吴官正于1959年至1965年在清华大学动力系热工测量及自动控制专业学习，1965年至1968年攻读清华大学动力系热工测量及自动控制专业研究生。今年是他清华本科毕业50周年。 　　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内地互联网前日也流传清华另一名著名校友、原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活动留名本上的签字照片。留念本的题目为《清华大学水利系65届校友毕业50周年座谈签名留念》，胡锦涛及其夫人刘永清的签名赫然在列，位于签名本的正中央。胡的笔迹也与他在其他场合的题字脗合。而在该留言本上签名的校友中，不乏在各大高校的水利专家学者，例如长期担任福州大学水利工程系主任的程心恕。 　　校友微博发消息 证实露面 　　这一照片由在新浪微博经过身分认证的「必宜华CEO」的孙巍发出，认证信息显示，孙也是清华大学的校友。此外，另一名清华校友对本报透露，回校期间也从校方得知胡锦涛夫妇在校庆期间曾回母校的消息。 　　胡锦涛的公开简历显示，他在1959年至1965年间就读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并在1965年任政治辅导员。1968年胡离开校园后，就到了水利部甘肃刘家峡工程工作。发表于《人民文摘》的文章〈国家领导人的清华岁月〉一文曾记载，胡锦涛和夫人刘永清当时是水利工程系同年级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两位。 　　清华大学是多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母校，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中组部原部长宋平、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胡启立等人均是清华的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