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马里兰州检察官5月1日宣布，对涉及格雷致死案的6名巴尔的摩市警察提出刑事指控。马里兰州检察官综合对格雷致死案的全面调查和验尸报告分析，认定格雷是被伤害致死，决定对涉案6名警察提出二级谋杀、过失杀人、渎职、非法拘禁等多项犯罪指控，并已签发拘捕令。随即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政府5月3日提前解除自4月28日起因局势恶化而在全市范围内实施的宵禁。但是格雷案引发的对于司法执法不公、种族歧视等问题的讨论不该结束。 　　事情的处理结果似乎可以让格雷闭上双眼了，但不得不承认，经过抗议示威甚至骚乱换来的对警察的追责多少让人们伤感。格雷葬礼后巴尔的摩发生骚乱，这并非完全在意料之外。1965年和1992年在洛杉矶、1967年在底特律、2014年在弗格森，还有1968年在巴尔的摩，人们都目睹过这种情况。虽然诱因或许各不相同，但根本原因都一样—长期处于劣势以及普遍的绝望感。 　　触目惊心的是，超过80%的巴尔的摩年轻人对警察部门、司法体制、整个政府还有其他政府当局信任很少，或毫无信任可言。虽然种族歧视在美国不再合法，但经济歧视与“只限白人”的标识具有同样的影响。真正的危机不是在街头持续一夜的年轻人骚乱，而可能是某种更不可原谅的问题——对基于肤色和地区而长期拒绝给予人们平等机会的系统化做法感到盲目自满。 　　从巴尔的摩蔓延至全美的抗议活动再一次提醒着怀揣“美国梦”的人们，现实或许远比你所想象的更为残酷。自1963年彻底否定种族隔离政策的《民权法案》通过至今，“黑白鸿沟”依然在撕裂美国社会，引发“噩梦般”的仇恨轮回。非裔青年格雷(Freddie Gray)的“非正常”死亡实际上是全美再次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压迫大暴动”。这是对美国司法制度不公的反抗，是对种族歧视的反抗，是纯粹的阶级斗争。 　　全美陷入集体性混乱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4月29日晨间播出的脱口秀节目中，谴责了巴尔的摩抗议者的暴力行为，奥巴马表示抢劫和破坏是完全没有借口的，并向受伤的警察表示慰问，而同为民主党籍的2016年总统候选人希拉里(Hillary Diane Rodham Clinton)则表示，该事件凸显了美国司法体系的不公。希拉里说：“在过去几个月以来，许多手无寸铁的非裔民众在白人警察的手中死亡，从弗格森到士丹顿岛，这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否认的模式。” 　　作为美国现任当家人与要极力争取民心的潜在掌权者，奥巴马与希拉里的不同表态并不难以理解，甚至可以说是解读类似事件的一体两面。一方面，以“法治国家”自居的美国历来强调法律的至高无上性，当示威游行的正当权利演变成打砸抢的暴力活动，其行为无疑违背了法治精神。但另一方面，当类似事件再三发生，且响应者遍及全美，那么政府包括司法体系就必须思考导致这一局面的深层次原因。正如希拉里所言，司法体系的不公是割裂美国社会的首要因素。 　　1909年密歇根州的“戈旺诉史密斯案例”所确定的“自由裁量权”已经成为美国司法系统支持警方诉讼的依据。所谓“自由裁量权”，即警方在认为“必须且必要”时，可自主决定其在执行具体法律时，将采取何种程度的行为。可以说，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使得警察有选择地执行法律。上世纪60-70年代是美国民权运动高潮期，针对“自由裁量权”的制约大多产生于这一时期，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安全问题，又让支持“自由裁量权”的声音占了上风，这种声音在“9·11”后更加响亮，警方援引“自由裁量权”，以“有理由怀疑”为由实施强制手段，甚至开枪，并成功洗脱责任。 　　事实上，“自由裁量权”同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五条完全是“自相矛盾”的，修正案第五条规定：非经大陪审团提出报告或起诉，任何人不受死罪或其它重罪的惩罚，惟在战时国家危急时期发生在陆、海军中或正在服役的民兵中的案件不在此限。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 　　无法否认，在种族问题上，一切表面化的区别对待已不存在，但根植于人们内心的偏见仍然显而易见。在这个意义上，“自由裁量权”带来了警察过度执法的可能，尤其是在美国黑人较为聚集的地区。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在报告中明确指出，美国警察“过度使用武力”的对象似乎大多是少数族裔，尤其是非裔。各种数据似乎也能支持这一观点。联邦调查局的资料指出，美国每周有近两名非裔命丧白人警员枪下。2013年末，全国3%的非裔男性被关在监狱中，该数字在白人群体中的比例为0.5%。2011年，每15个非裔美国孩子中就有一个孩子的父亲或者母亲被关在监狱中；对白人而言，该数字为111︰1。 　　问题似乎进入了某种恶性循环，在美国拒绝进行枪支管控的大环境下， 警察的首要任务已经变成保护自身安全而非保护民众安全，美国联邦调查局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美共有约5万名警察在执勤中遭到袭击，其中76人死亡，4.5%的袭击者使用了武器。在美国，警察无疑是份高危职业，2014年弗格森枪击案发生后，28岁非洲裔枪手伊斯马艾伊·布林斯利杀害了在巡逻车里工作的警官拉斐尔·拉莫斯和他的华裔同事刘文健。这一极具代表性的袭警事件暗含的逻辑是：在安全感缺失与对非裔族群存在偏见的共同作用下，警方过度执法事件时有发生。这一状况造成非裔美国人对警方的强烈不满，甚至付诸极端行为，而这又进一步加深了警察对非裔的不信任。 　　而今昔之间还存在的其他相似之处是：公众抗议震动了纽约乃至美国全国；警方指责政界在煽动反警察的情绪；政府高层则在手忙脚乱地弥合执法人员和他们所服务社区之间的危险鸿沟。而希拉里为“巴尔的摩们”开出的药方是：“我们国家的司法系统已经出现了不平衡，这一情况必须得到彻底改变，美国的任何一个警察局，都应该为执法人员配置随身摄像机，以便类似的悲剧再次重演。”她同时指出，现在是改变执法手段的时候了，现在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合作改变这一问题的时候了。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拉开帷幕之际，相信种族议题、警民关系问题会成为全美选民的核心关注所在，但无论是民主党人执政还是共和党人上台，采取更为积极主动地措施，而不是借由一两场抗议使美国重回良性轨道，无疑关乎到美国的未来。美国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可能，即无论是种族、出身还是阶级，只要你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你就能跨越这些在其他社会足以成为拦路虎的因素，前有女主播奥普拉·温弗里(Oprah Gail Winfrey),后有现任总统奥巴马，这样的故事鼓舞着世界上每年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奔赴这片热土。但是当越来越多的“格雷们”被莫名伤害，于所有不愿屈从于命运的人而言，于美国自身而言，都是梦想幻灭般的灾难。到了美国的黑人发现在非洲生活远比在美国有存在感的那一天，美国对种族歧视的反思就太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