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一锤定音，表明司法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更明言是中国的特色。

　　面对党大法大的问题，经歴过文革“无法无天”的黑暗生活，从事法制建设工作数十年，曾主理“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案”审判工作的原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在80年代被记者问到，在中国，究竟是法律大呢？还是党的政策大？领导人的说话大？领导人的规条大？他当时有点规避，既不愿说假话，又不敢承认“党大于法”，结果犹豫又尴尬地说：“这四个嘛，我一下子也搞不清楚。”

　　数年后，当时的人大副委员长周谷城在1988年被中外记者问到同样的问题时，兜兜转转一轮，然后说：“我最后的看法是：党大，法也大。”不论彭真还是周谷城，作为“全国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的国家领导人，当年对党大法大问题的回答仍采取了审慎而回避的做法。

　　不过，许多年后，身为“红二代”的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却明确回答了中国的司法能否独立，也就是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今年4月23日下午，王岐山在中南海会见了两名来自美国史丹福大学的教授，包括着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和着名比较经济学家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

　　福山在会面期间提到，法律的精神源于宗教，各教派之间的冲突又形成了一定的“相互监督”作用，但最终神是唯一鉴别真理的标准，也是统治支配的力量，所以法律（神）的面前人人平等。因此来源于宗教精神的法律统治（rule of law）包括统治者在内，司法独立于政府的脉络是这样来的。福山顺势向王岐山提问：“不知中国的宪法能否做到‘rule of law’，并司法独立？”

　　坦率的王岐山快人快语回答说：“不可能！司法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这就是中国的特色。再说，宪法是文件，也不就是人写的吗？总统、国会以外还有宪法，宪法应有神圣性，但它不是神，是公众的法。在中国皇帝是神，叫天子。日本有天皇、英国有女王都是君主立宪，与美国不同。”

　　王岐山这下子的表态已十分清楚，外界毋用再作揣测。他的意思彰彰明甚：司法一定要服膺于党的领导，也就是说司法绝不能独立，既然司法必须唯党是从，问题的答案已经再明确不过：哪不是党大于法是什么？

　　不过，自信而务实的王岐山，加上多年主管经济及外经贸工作时与西方多有接触，在现任七名政治局常委中，是比较认识和了解西方思想与制度的一个。既然司法不能独立于党的控制，那么他现在主管的反贪腐工作如何取得最终胜利呢？

　　对此，王岐山似乎也别无良策。他说，“长期执政的党的自我监督、自我净化压力很大，我们意识到这仅仅是开头，自己监督自己难──医学上有自己给自己开刀的唯一例子，可以在网上查到，俄国的西伯利亚的一位外科医生给自己割过阑尾。这是唯一的病例，说明自我更新、自我净化很难。”（郭大眼 独立评论员）

中共原中办主任令计划，主掌中办近十年，栽培了为数众多的亲信，随着令计划的落马，如何清理令计划在中办埋下的这批〝炸弹〞，外界认为，已成为考验中办现任主任栗战书的一大难题。 　　公开资料显示，1992年，令计划被正式调入中共中办。2007年，接任王刚升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在海外媒体的诸多报导中披露，令计划在担任中共中办常务副主任、主任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培养了大批亲信。 　　去年12月下旬令计划出事后，其打造的隐蔽权力世界才渐渐浮出水面。 　　港媒报导称，令计划所构造的独立体系是依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功能而行的，而〝调研〞在中共政治中亦是情报活动之一种。就算令不出〝法拉利事件〞丑闻，习近平也不会让其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待下去，因为令的情报系统早就针对习在作业。 　　日前，北京知情者披露，令计划落马后，调查人员在令计划家中发现数千份中办档案。据称，令有目的盗取中办机密文件2,700多份，涉及中共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震动中共高层。 　　报导还披露，部分文件已被其胞弟令完成带到美国，成为要胁中南海的筹码。经习近平亲自批示，去年12月底，由现任中共中办主任栗战书操刀，对中央办公厅进行了一次大清洗，被中南海称为〝清君侧〞。 　　目前，中办系统至少已有3名副主任、4名局长被调离。3名副主任分别是调往中直工委的张建平、调往中共社科院的赵胜轩和调往南水北调办的王仲田，4名局长分别是调往法制办的夏勇、调往旅游局的霍克、调往卫计委的陈瑞萍、调往中联部的丁孝文。7人新就职的单位几乎悉数为远离权力核心的地带，而且其中6人担任副职，而霍克被调往中共国家旅游局之后不到一个月就被调查。另外，被疑与令计划之子法拉利车祸有关的，原中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王庆也传被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