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欣:中巴经济走廊是令中国纳税人恐惧的深渊



2015年4月24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访问巴基斯坦，一天之内签署中国出资达460亿美元的51项协议。亲政府的“环球网”特别发文庆贺，标题为“习近平主席访巴带去460亿美元大礼，巴各界沸腾”。
    
     460亿美元，那是个天文数字，等于14亿中国人每人贡献200元人民币。三峡工程的实际造价是260亿美元，大家都嫌贵，而现在这个要贵80％的大礼，是送给一个中国人完全陌生的遥远国度。三峡工程，尽管被很多人批评，但至少经历过一段很长时间的公开论证过程。而那些远在巴基斯坦的更贵项目，却没有过中国纳税人参与的公开论证。据我所知，国内经济学家对投资巴基斯坦和更大的“一带一路”项目普遍持批评或质疑态度。不过，他们的批评意见不能公开发表，因为这是“上面要做的事”。  
                       
     这个大礼的大头是“中巴经济走廊”。设想是以瓜达尔港为起点，向北穿越巴基斯坦，用铁路和公路连通中国新疆。官方宣传说，此走廊一旦建成，中国从中东进口原油货物就可不必远洋跋涉经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南海运回，只要在瓜达尔港上岸，即可通过走廊直达国内，省去三分之二路途并减少风险。实际上远远不是那么一回事。
    
    经济学上有个引力模型定理。即两国间贸易和经济联系的程度和两国间的GDP规模成正比，和两国间的经济距离成反比。巴基斯坦GDP只有2500亿美元，比菲律宾2800亿和泰国3700亿美元还小很多。巴基斯坦也没有什么石油矿产资源或大宗产品可以出口到中国。而中巴的经济距离却很远。上海经马六甲到瓜达尔港 海运距离为9500公里，路上空间距离为6300公里。表面上陆路省了三分之一（不是三分之二）的空间距离，但是经济距离要远很多。这是因为，海运成本为铁路的1/5, 公路的1/10。如果算入喀喇昆仑地形增加的运输成本，经济距离还要远。也就是说，如果在这条中巴经济走廊上从上海运货到瓜达尔港，那铁路运输成本相当于海运至少走3万公里，公路运输成本相当于海运至少走6万公里。而上海到马尼拉的海运距离仅仅是1900公里，到洛杉矶才10,700公里。也就是说，用铁路公路经巴基斯坦经济走廊运石油等货，要比经马六甲贵4倍，肯定是划不来的。从经济学引力模型来推算，经过这个走廊的货运量，还不够维持日常运营成本的零头。
    
    中巴经济走廊项目里的重头，是瓜达尔港。那地方本来是个渔村，周边没有陆地经济区域支撑，而做转口港口也不给国际航运界看好。这是因为，这里离波斯湾很近，如果石油已经在波斯湾装船，没有必要在如此近的地方转口。2002年该港开始动工，2007年第一期完成。经中方投资2.5亿（另一说是16.2亿）美元建成。2007年招标，新加坡港务局夺经营权。但没有业务，像个鬼港，因此亏损严重。新加坡于2012年退出，其它国际商界无意接手。巴基斯坦于是请中国接管，将港口经营和开发权交给中国，期限40年。实际上是一个亏损包袱，中国接了下来。这次中国允诺再投放100亿美元即600亿元扩建和完善。也就是要将更多的钱继续打进这个长期亏损而又不见潜力的港口项目。
    
    按官方媒体宣传，是将原油货物从瓜达尔经巴基斯坦北部、新疆，然后到中国内陆。且不说前面所讲的铁路公路运输的高昂成本，这一带一路，地形上山高路险，还要经过塔利班和克什米尔民兵活跃地区，环境非常不安全，那里最不缺的就是打劫为生的铁道公路游击队。2014年吉尔吉斯反华闹事，通往中国的战略通道被堵，中国公司损失巨大。而巴基斯坦北部的安全状况，远比吉尔吉斯差。如果再加上这笔保险费，那运输成本就更高昂了。
    
    从经济学上算，这个中巴经济走廊是一个亏钱的深渊。剩下来的解释，就如外界传闻的，是中国要在瓜达尔建立海军基地，中巴走廊是战略军事通道。可即使是军事问题，也不能不计成本。经济学家有自己的预算评估法。2015年中国国防预算是1450亿美元，难道巴基斯坦走廊460亿美元，值得三分之一的中国国防预算扔进去？瓜达尔现有港口这里建一个海军基地中国要花100亿美元，而菲律宾最近决定在Subic Bay重建一个海军基地，预算仅仅是1260万美元，是千分之一而已？即使是军事需要，也要算算纳税人的钱，算算成本，是不是做了一个冤大头？
    
    总之，这个缺乏严格经济论证的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即使“巴各届沸腾”，却是个令中国纳税人恐惧的深渊。
    
    来源：美国之音

顾土：贪官很贪，民也不软

2015-05-16 19:21

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

作者:顾土

如今人们一说起贪官无不咬牙切齿。在街头巷尾的神聊中，贪官是人们发泄的靶子，而自己则被划在了受害者之列，似乎一生的所有不如意都与贪官结为因果;在网络上无数的帖子里，人们也将自己置于道德的制高点上，以无权无势者的身份，或者以失权失势者的身份，怒斥贪官是祸国殃民，好像对比之下，自己就廉洁奉公、公而忘私。

民难道就干净？

其实，在被揪出来的贪官中，多数过去同样都是民。“我是农民的儿子”“小时候家里很穷”，既是贪官们忏悔时的套话，也是事实。农民在中国人口中毕竟占多数，而且改革开放前无论在城在乡，都属于贫困人口。

在贪官中，有很多人实在说不上是个官，可以称之为吏，因为级别很低，有的就是科级、股级，例如刚刚被遣返回国的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原股长李华波;还有不少是会计、出纳、信贷员，只是因为有个职务有点权，所以“近水楼台先得月”，挪用公款、职务侵占、滥用职权、合同诈骗、徇私舞弊等等就与他们挂上了钩。

贪官的贪欲很强，贪赃、受贿，损公肥私、损人利己，总是希望享受特权，但是，不是官、不是吏、不是公务员，难道就没有贪欲?就奉公守法?就不觊觎特权?

走后门是个有年头的老问题，当官的走，有点职务的走，民也照样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售票员、驾驶员、邮递员、保育员、理发员、服务员、售货员、炊事员这“八大员”最吃香，不仅因为可以不上山下乡，而且还可以在物资供应紧张的年代为亲友走后门。“八大员”是民，想通过他们走后门的大多也是民。走后门就是为了“特权”，只是有大有小罢了。

这么多年过来，无论什么人，一遇事首先想到的仍旧是如何走后门，依然是怎样找关系、托人情。看病、求职、评职称、要项目、打官司、处理交通事故，哪一样不想通过关系获得比别人多的“特权”，高别人一等?在受托的人中，很多就是普通医生、普通司法人员、机关基层公务员，在单位里他们都被称作“群众”，而托的人很多也是民。无论托民还是托官，利益输送都是少不了的。

做官的会中饱私囊，而为民的也可能肆意侵占公共利益。在我居住过的几个社区里，只要是住在一层的，很多人都想在门口占用一块公共绿地，变为自家的花园。我现在住的这个社区，为了占据公共绿地，一些一层住户还和物业公司又打又闹，有一家女业主被拒绝后就在物业公司经理面前撒泼，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最后还是物业公司认输，一片片公共绿地因此转成了私家花园。

利用公共水龙头洗刷自家的汽车，是我们每天都能撞见的事情;在很多公共楼道里，我们都可以看到成堆的私人自行车摆放在那里，而公共楼道既是公共的走道、逃生的通道，也属于公摊面积;在办公室里，为私事打长途、传真、寄信，揩公家的油，是多少年下来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红包是民的问题

送红包是个公开的秘密，但送红包大多在民之间，贪官要贪的可不是几个红包就可以满足的。送红包或许属于迫不得已，但收红包就是贪婪了，是丧失了底线、丧失了从业者的良知。学校老师接受红包，还收购物卡;医院医生更收红包，也收厚礼，一箱一箱水果算是小意思。

2009年10月，我父亲在北京协和医院切除胆管，因为忘记塞给30来岁的麻醉师一个红包，竟然在手术台上等了将近一小时，那人死活不来。我的3位朋友的孩子闹离婚，几乎都找了法官朋友走后门，有的送钱，有的请旅游，也有的送大礼。老师升为校长、厅长后再收礼，就成了受贿;医生升了院长、书记后再收红包，就是纳贿;普通司法人员当了庭长、院长后，收了钱收了礼，就叫贪官，但是，没升之前呢?属于人情?属于红包?还是也属于贪?

在我看到的一些学校、医院、管理部门里，做官的同时都有两面。身为校长的一面时可能不敢贪，但作为教授、老师的一面时，收礼收钱就收得很大方;当院长的一面时可以不受贿，但作为医生的一面走上手术台时，收受红包就感觉理所当然;当院长、厅长的一面时拒收礼金和礼品，但身为专家的一面出席研讨会、评审会，在创制名单上挂名时，连拿带要就变得脸不红心不跳。

因为他们心里都明白，官贪有可能会被追查，而“民贪”则无人过问。

今天贪小便宜，将来就可能贪赃枉法，这是人人都知道的道理。官并不是天生的，很多的官就来自民。做民的时候占公共的便宜、占公家的便宜，公私不分，一旦做官，这样的人又能好到哪里去?那位在物业经理面前为了贪公共绿地的便宜而倒在地上口吐白沫的女士，万一当了官，争权夺利的时候会做什么，可想而知。

近些年，人们常常抨击“城管”欺负小贩，披露警察暴力执法，揭露黑煤窑、建筑商盘剥和欺压农民工，挖苦土豪骄奢淫逸，曝光旅行社欺骗，可是，“城管”里的人不也是群众吗?警察难道不都是些最基层的警察吗?黑心旅行社与不良导游们也不是什么官和豪。土豪，事实上，不就是一些农民暴富后的代名词吗?人人现在都痛恨有害食品、造假农产品，而这些产品的制造者，正是那些过去被我们形容为老实巴交的民，有一段时间，还让青年接受他们的再教育。

民未必尊重民

很多官员、老板、土豪、“城管”，不尊重升斗小民，可那些不是官、不是老板、不是“城管”、不是土豪的人，就会尊重劳动人民吗?

打扫宾馆房间的是服务员，是典型的底层劳动人民，离开宾馆时，让房间整齐一些，是对服务员起码的尊重，可是有多少人这样做过?在全世界的快餐店，都是用餐后自行将餐具清理干净，这是快餐的准则，也是对快餐服务的尊重，可我们有多少人有过这样的意识?马路清洁工是劳动人民，可随地乱丢垃圾的那些人有没有想过这是对他们劳动的极不尊重?

食品凝聚着人民的辛苦劳动，可餐桌浪费不但体现在公款吃喝上，连老百姓的私款吃喝也毫不示弱，只要看看那些婚礼宴席、生日宴席、满月宴席就一清二楚了。自助餐的本意是防止浪费，可自从自助餐被引进后，这里恰恰成了浪费的天堂。在所有这些不尊重、所有这些浪费中，你会发现，民同样是主流。劳动人民不尊重劳动人民是个很普遍的事实。

车不让人，在各地是常态;人行道被车占据，在城市很普及;你争我抢，是道路上每天都能看见的景象。这不仅仅是很多官、吏、富豪的行为，同样也是民的基本行为，没有穷富之分。损人利己、目中无人、藐视公共利益，做民的时候，这叫不文明;而做官的时候，这样的人就会鱼肉百姓、滥用职权;当老板的时候，这种人就可能无法无天，坑骗客户，拖欠薪资。

当我们抨击贪官污吏中饱私囊的时候，当我们斥责富豪为富不仁的时候，不妨扪心自问，自己就没有损公肥私、损人利己?

民与官的区别就是有权没权，吏与官的区别就是职大职小，而在道德上，可能都居于一个水平线，于是，有人鲸吞，有人巧取，有人就在日常生活中侵占。老板与非老板的区别，就是雇人与单干、钱多与钱少之分，在道德认知上，也不一定就有什么差距，因此，有人大规模造假，行销各地，而有人则在农贸市场摆摊设点、或游走于街头巷尾，出售注水肉、叫卖有害食品，坑蒙拐骗。他们相互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有的官就是从吏提拔起来的，有的吏过去就是民，很多富豪也是白手起家，曾经摆摊后来开连锁的，也不在少数。

当道德成为社会问题时，就不是某个阶层或某个群体的问题;当贪腐成风时，就应该从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上寻找原因，而不是归结为某群官的问题。这才是我们思考问题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