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泰

谢选骏：文化史上的兀鹰

2015年5月24日




                       ——兼论董卓一类的历史“形式”

    一，历史的具象形式

    二，董卓：悲剧的导演和主角

    三，悲剧：远的背景和近的舞台

    四，兀鹰的文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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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苍凉的原野上，你可以见到兀鹰在高高的天穹上悄悄盘桓。它们在搜寻自己的猎物——动物的遗体。看！兀鹰在向一个地点汇集——那里定有生命正奄奄待毙。兀鹰，令人憎厌。因其贪残，以其不洁。

    人类文化史的原野上，也有一类兀鹰。他们身披人皮，却行使着食尸者的职能。他们运用各种原始而残忍的方法为业已僵死的文明世界，清理陈迹。同时，为萌芽状态的新文明——更经常的是不自觉地——准备沃壤······

    一，历史的具象“形式”

    在当代的史学研究领域中，还存在一个偏向：力求把一个历史人物的个人品质和他的社会影响调和一致。进而，把他对当时社会的一时影响，与其长久的历史作用予以混同。

    对待“正面的”历丈人物，只从正面去观察，探讨。我们就像看不见月亮的背面一样，对正面人物“不能望其项背”。对“反面人物”，则连“正视”都是罪过，因而只应投以充满愤慨、藐视的“睥睨”。从眼科学上说，睥睨是一种“斜视”，它有碍获得正确的视象。对历史人物如此简单化的理念切割，是怯于直面真实？还是学术上的懵懂？

    事实表明，经过这种“处理”，我们只能得到——脸谱化的历史形象、单调生硬的历史观念。我国社会久享盛誉、权威至今绵延不息的多种“官史”，就充满了这种千篇一律的记叙。平庸的工艺品（它既不合乎“科学的”、又够不上“艺术的”），目的似在应合既定的意识形态理论，佐证掌权阶层虚伪的道德完善。然而，这些理念化的历史景观，却背离历史本身的真实存在太远太远了。

    另方面——披阅文化史，我们既看到文化的含苞待放，也看到它那“桃花乱落如红雨”的凄凉晚景。文化的“生成”与“毁灭”，各有其代表人物；因其特定的历史作用，或被目为“救主”，或被定作“灾星”。但对历史的有机透视却显示，这简单的“价值判断”，遮掩了“历史的力量”藉以体现的复杂形式，而揭示这些“形式”的丰富内涵，正是当代历史学的使命。

    我们看到，在各色力量纷纷汇集的历史汪洋中，存在各种力量的具象形式。历史，是“人的活动”之总称。因此，历史人物，是这些形式的基本单元。其它的力量形式，如集团、斗争，文化等，都以这些基本的形式为基础。每位重要的（而非“正面的”）历史人物，都构成一个独特的历史形式。研究这些个体化的形式，分析其内涵及作用，是本文的立意所在、

    我们选择了历史上的董卓及其他破坏成性的一类“形式”，作为本文分析的实例，是出于以下考虑：

    一、董卓是典型的“文化史上的兀鹰”。

    二、董卓活动的东汉末年，是两个文化系统大交替的过渡时代。

    三、董卓本人身处这一交替程序的转折点。

    四、董卓虽然早已灰飞烟灭，但董卓式样的“文化史上的兀鹰”，其实刚刚统治过我们不久。我们并且因此而理解了董卓的巨大无比的历史意义，和“文化史上的兀鹰”作为创造历史的积极动力的形式功能。

    董卓式的暴行，是反社会．反文化的。董卓式的文化兀鹰，则是一群不懂得“虚无主义”理论的大虚无论者、彻底的唯物论者。他们凭藉身上的原始冲动，和基于这些冲动的强权意志；他们绝不信赖而仅仅是利用、玩弄、践踏并最终毁灭任何一种社会或文化的规范。这种充满破坏性的个人素质——恰好应合、体现了两个文化系统（如汉以前的本士文化和魏晋以后受佛教影响的混和文化；或是我们当代的清代以前的传统文明和民国以来的现代文明）——交替之际的“文化荒原状态”。他们在实践上的含义，竟与魏晋玄学在理论上的结论相通！——都以否定的虚无的唯物论的态度，去应付那个“礼崩乐坏”、“斯文扫地”的文明间歇时期；两种文化苦苦厮斗的过渡时代（仿佛“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社会主义社会”）。

    两汉文化的保存者——士族（仿佛清末民初的“地主资产阶级”）——藐视兀鹰们（仿佛清末民初的军阀、暴动集团、寻求生存的大面积武装盲流）的粗鄙。兀鹰们则以屠杀（现代术语管这叫“革命”、“改造”、“专政”）来回答这无言的敌对。董卓、曹操以及后来的刘裕、杨坚等平民出身的僭主、帝王，都有类似的经历。他们早年奋发，中年精进，但晚年大都陷入某种妄想型的虐待狂，以“严酷”、“嗜杀”著称于世。我们当代的例子也并不罕见······这种貌似辉煌的“变态的人格”，是在他们的生存处境中发育成熟的。

    他们生当两种文化的夹缝，旧的已经枯萎（“苍天已死”），新的尚未确立（“黄天当立”）。文化的荒原上仍有文化的因子游移着，但它缺乏内在的系统．各种因子无秩序地摩擦、撞击，发出野的、不合陈规的电火。从黄巾军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到解放军的“不破不立”，其间是有明显的历史轨迹可寻的。

    这就是“革命的电火”！在这电火中，既有“正”的因子，也有“负”的因子——它们相反相成，互相作用，促进旧系统的消解与新系统的疯长。

    对文化内部的负因子（消极、颓废的）和对文化外部的逆向势力（兀鹰及其活动）的正视，有动于探查两种文化系统交替过程的内在机喇，“以及刀鹰4n在这艹机制中的关键位置。

    从董卓这个五脏俱全的“麻雀”，我们文化史研究的解剖刀开始揭示出，兀鹰们，是如何以他们贪残的本性和杂烂的食谱，“”对旧文化清算，替新文化清道”。他们的野蛮行径和非文化精神，所造成的社会、文化的一片废墟，则为未来的文明生活和新文化的潮涌，准备了充满原始活力的沃野。他们恶劣的个人品质和抹煞不掉的历史作用，就这样奇特地交结。

    二，董卓：悲剧的导演和主角

    *董卓的出身*

    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今甘肃临洮县）人。东汉末年著名的军阀、政治家。按传统看法，他是祸乱汉室、毁灭两京（洛阳、长安）的动因。通过下面的分析，我们将指出，董卓不是动因，只是历史力量的一个具象形式。在那个时代，他除了没有自命为伟大的导师以外，已经自封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了。这可能仅仅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们还不像现代人这样懂得意识形态的重要。

    他出身行伍，是个“粗猛”而好斗的武夫。在战阵、军营中渡过自己风云变幻的一生。与自己的私人雇佣部队（“部曲”、“子弟兵”）有紧密的血肉关系。汉灵帝中平六年（公元189年），东汉朝廷授他“少府”之职（相当于边区政府的职务？），他力辞不就，理由是他的部曲（“义从”）和少数民族雇佣兵（“秦胡兵”）不愿意他猝然离去。其实是他自己不愿意离开自己的革命根据地。

    灵帝临终，诚惶诚恐的宦官们又假托圣旨——拜他为并州牧，意在收其兵权。他上书说，“士卒大小相狎弥久，恋臣蓄养之恩，为臣奋一旦之命。乞将之北州，效力边陲。”（《后汉书·董卓传》）——拒绝遵命。

    这些托辞后面有他自己的“革命计划”。但董卓与下层武人的情谊，确是根深叶茂。早在桓帝永康元年（167年），他在中郎将张奂手下充任军司马之职，因军功得赐缣九千匹。他都分与属下“吏兵”，“无所留”。（见《董卓传》）

    “吏兵”是正规官军而非私人部队，董卓此举，不是例行的“分赃”，而是意欲建立“革命武装”的积极努力。

    据记载，早在少年时代，他就深入到边境羌族区域的基层四处游历，与当地的地方领袖们（“诸豪帅”）交往很深。后来豪帅们回访他，他宰杀自己仅有的耕牛宴请他们，这使惯受汉官欺压、歧视的土著首领们十分感动，回去后搜求“杂畜千余头”送给董卓，董卓由此以“健侠”知名。

    董卓死后，长安的和平居民欢欣鼓舞。但他部将李（催左鹤左）、郭泛却以替他复仇广为号召，迅速纠集起边区部队的残部，攻陷长安、屠杀百官。董卓在社会上不得人心，但在子弟兵中的心目中具有深入人心的感召力。正所谓伟大的统帅。子弟兵，这是董卓力量的基础，是其情感的归宿。

    *董卓的性格*

    作为终生从军的军事领袖，他最显著的性格特征是“粗猛”。这意味着粗犷、勇猛、鲁莽。这些特点，是东汉末年西北地区日益频繁的民族冲突的产物，行政地括今甘肃、青海一带的“凉州”，是汉族与羌族、氐族等少数民族的杂居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民族斗争比较残酷。在这种边区背景下成长的董卓及共都队，勇猛与粗鄙集于一身。

    这种性格的恶性发展，会变成任性、残暴、喜怒无常。这在他率兵进入首都洛阳、执掌朝政以后，得到充分表现的空前机会。

    侍御史扰龙宗向他汇报工作，忘了解除佩剑，被他大怒之下立遭“挝杀”。又一次，董卓找袁绍商谈废立皇帝的问题，谋求他的支持，袁绍刚刚谈了自己的不同意见，董卓就破口大骂，并扬言要杀死他。这种态度是在自己的私人部队中养成的，但运用到上层的政治生活中，则很容易导致流血冲突和不断的政治清洗。恼羞成怒的袁绍仗剑出门而去，逃到关东地区，被推举为反董卓联军的首领。对待属下和不同政见者如此，对待亲信他也几乎同样。著名猛将吕布，与董卓“结为父子”，又担任他的侍卫长。但董卓竟为了一件小事，拨出短戟投向吕布，要不是吕布及时躲闪，早已死于非命。粗猛的董卓，此事过后照旧信用吕布，但吕布却不能忘怀。他日益仇视董卓，终于加入反董密谋，布下伏兵，亲手杀死他的“义父”。

    董卓惯于虚声恫吓，以无礼的态度胁迫别人服从自卫。他仰慕蔡岂，荐他做官，蔡岂不愿受他恩惠，“称疾不就”。“董卓竟以”我能族（灭族）人“相威胁，把一次任命变成了一个“征服”。

    凡此，表明董卓是以军事领袖的暴戾习性去从事复杂的政治活动，其招致士族的反感与不合作，势在必然。所以政治冲突与政治运动绵延不断。

    *董卓的使命*

    董卓其人及其武装，是统治集团对外战争中的得力工具。桓帝永康元年，他追随张奂残酷镇压了汉阳地区的羌族暴动军，受到奖励和晋升。灵帝中平二年，他被命为中郎将，与先零羌作战。结果势孤被围，“粮食乏绝”。这时，他施用巧计，在河中建起堤堰，伪装捕鱼济食，而使所属部队从堰下偷渡突围。等敌军赶到，他已远去。派去围剿起义的各部官军，唯独他的部队侥幸逃走，因此“军功”被封为“邰乡侯”。

    这支在边疆上锤炼出来的虎狼之师，镇压本族农民起义却并不得力。中平元年，他替代卢植统帅东汉政府军，在下曲阳城与张角革命部队会战，结果“军败抵罪”，罢免官职。习于边疆战争的子弟兵们，面对为生存而战的武装盲流，只有溃退。

    这支对外的利剑，人数不多。灵帝死后，董卓奉何进之召，带到洛阳发动政变、进行军事管制的部队，仅有三千。为了掩盖这一人数上的劣势，他命令部队每天半夜偷偷由城，黎明时分大张旗鼓地返回驻地，给人以生力军源源而来的假象，以蒙骗舆论、恐吓政敌。

    但这是一支凶残“劲旅”。尚书郑泰曾比较函谷关以西亲董卓的和关东反董卓两支军队说：“山东承平日久，民不习战。关西顷遭羌寇，妇女皆能挟弓而斗。天下所畏者无若并、凉之人与羌胡义从——而明公（指董卓）拥之以为爪牙，譬犹驱虎兕以赴犬羊，鼓烈风以扫枯叶。”这清楚表现了当时人们对陕甘宁边区子弟兵的畏惧心理。

    这支边疆的利剑，一旦指向经济文化的中心——洛阳地区——马上化为一把砍人头如切西瓜的革命屠刀。

    董卓刚把“并凉之人”广和“羌胡义从”们引到洛阳时，那里还是一片太平景象。当时洛中地区“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殷积。”（《董卓传》）董卓手下的兵士闯进这些贵族之家，“淫略妇女，剖虏资物”，传统上认为是董卓的无端放纵所致之故；实际上，这种“犒劳”对子弟兵有慰问以稳定军心的作用，对董卓并无长远利益，只会损害他的政治地位。这些子弟兵，在边区战争和镇压盲流暴动，已养成抢劫的习性，不满足他们的职业贪欲，就很难指挥。再加上他们家在西北边唾，与“关东”地区很少血肉联系，本无根基，杀掠起来更肆无忌惮。

    董卓，这个子弟兵的伟大统帅，既出身于雇佣兵，也就身染雇佣兵的各种恶习。他和部下本为统治阶级的“牧羊犬”，但现已变成疯狂无主的虎狼董卓派出部队到阳城镇压暴动，正值当地和平居民举行庙会。结果，这些“武士”竟将与会的男性全体斩首，女性全部掳走，高唱战歌，宣布“攻贼大获，返回京城。董卓对此并不追究，还把那些不幸的妇女，送给雇佣兵们充当军用品。

    雇佣兵集团，这是暴行的机器。董卓，是其出头露面的人物。

    董卓杀死何太后并与灵帝合葬时，趁机打开了灵帝的坟墓，下令取出殉葬珍宝。他“奸乱公主、妻略宫人”，这在当时都属“罪在不赦”，但他却大胆妄为，不惜留下恶名，招致报复。这真是军人本性的大发作。

    董卓的使命，是化虚伪的玉帛为真实的干戈，变政治的阴谋为军事的清洗，他毁灭了东汉帝都洛阳她区，他的余部又进而毁灭了西汉故都长安地区，使这两个经济文化的中心，变为连成一片瓦砾场，点缀这荒原的，是些军营和战场。和平的居民，不是被迫从军，就是横遭屠戮——尽都卷入战乱的狂澜。

    建安时代北部中国赤地千里、白骨累累的惨象，已经显露端倪。

    *董卓的“机运”*

    现在，可以静思一下，董卓这柄对外的利剑化为对内的屠刀，原因何在。传统的看法认为，这是何太后的异母兄何进的愚蠢所致。何进想杀尽宦官，一举解决东汉历史上宦官与外戚的传统冲突。但何太后不批准这极端措施。何进的对策是，示意各地方将领声言以军队入京，扫除宦党，以此压服太后。董卓即为奉召人之一。何进的计划，直接促发悲剧的上演。

    这值得深思。

    何进多为大将军，麾下谋士济济，又有精通谋略的袁绍、袁术兄弟辅佐他——为什么未能阻止他一错（策划大屠杀）再错（召董卓）？曹操、陈琳、郑泰、卢植，以及一切有识之士，都知道汉室的天下将乱，但无一人能够阻滞这一进程。事实上，除了召引外兵，何进早已无能为力。朝中大臣，如皇甫嵩、盖勋，虽也反对宦党，却不愿卷入公开的斗争。

    大臣们都曾熟读历史，自从汉和帝以来，历安帝、顺帝、桓帝，灵帝王朝，每一次外戚与宦官的斗争，都以外戚的失败、灭族而告终。最近的一幕，是窦武的覆灭。他出身名门世家，又是窦太后之父，只想杀掉一批宦官，以清理腐败的朝政。结果反被宦官所灭，窦太后也遭幽禁。

    出身屠户无产阶级的何进，只有策划屠杀的欲望，却无决断与实力，他与妹妹何太后彼此之间都不能取得一致意见，还想杀尽同为无产阶级出身的宦官——难矣哉！

    腐败的东汉朝廷，人人自危。宁可苟安，也不愿从根本上予以变革。大家心里明白，梁木已经朽烂到家，加速解决，意味着加速覆灭。小事修补、苟延残喘，才是唯一的生路。

    但何进却一意孤行，决计杀尽宦官。仿佛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因为他自觉生命已经受到宦官的威胁。但无孔不入的宦官势力一如既往地棋先一着，他们策动阴谋，杀死了外戚何进。袁绍、袁术兄弟则于危难之中聚集军队，尽杀二千余名宦官为他复仇。就这样，中央政府的分裂，使地方军阀得隙以入。董卓的机运并非来自何进，而是“天赐”的。

    *悲剧的由来*

    董卓这群兀鹰飞入文明社会的心脏地带，揭开汉末悲剧的序幕。

    政治素养包括权能与道德两个方面。治国者若缺乏前者则为昏君，缺乏后者则为暴君。董卓握有权能但道德不济，他来主宰政治舞台，后果充满灾难性。他实际上掌握着国家机器，但仍汲汲于争取“正名”，力求正式登上统治的宝座。这个基本的动机，左右着他入洛以后的政治行为。

    河南尹朱俊，与皇甫嵩齐名，声望不在董卓之下。有一天，他向董卓谈起军事形势，听到意见不合处，董卓竟说，“我百战百胜，决之于心，卿勿妄说，且污我刀。”出言狂放而不逊。京兆尹盖勋当时在场，立即责备董卓拒听不同意见，并巧妙地以殷代贤王武丁来对比。这种文雅的批评方式，部分满足了董卓的虚荣心，他当下认错、赔礼。这也表明汉室权威彻底没落，大臣竟能与贤王等量齐观。这个来自“蛮荒”地域的粗鄙武人，闯入了奢华而萎糜的大都市，其直接后果，使他在得意之余，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有时极为老谋深算，有时简直像个顽童——使他的行为表现出明显的双重性与不协调。他完全受形势的摆布，政策忽左忽右，缺乏稳定性与连续性。其性格中任性与感情用事的因素，更加剧了这一倾向。

    这种处境，使这个随机而动的武夫，变得愈加心无定见。他徒有野心，却对政治艺术一窍不通。他没有理想，也不理解文明社会的道德规范，只知弱肉强食的军阀逻辑，但行动起来则欺软怕硬。顺利时趾高气扬、欢娱之情溢于言表，当遇到坚强的敌手，则会刹那间成为一个懦夫，以逃避和妥协来渡过危机。

    初到洛阳，他颇思有所为。立足未稳，就废去少帝刘辩，拥立献帝刘协。过后，又毒死少帝的母亲何太后，派人发掘何苗的坟墓，拖出尸体予以肢解，并杀何苗的母亲舞阳君。因为，他认为这些人在反宦官的斗争中态度暧昧，招致何进的败亡。

    对别人的异议，他这时还能听进一些，并予采纳。他平反党狱，恢复党人的名誉，立祠追悼，并重新起用他们的后代。在尚书周毖、城门校尉伍琼的劝说下，他决心“矫桓、灵之政，擢用天下名士以收众望。”

    他不像以前的外戚、宦官那样专任自己的亲信，安插自己的党羽，相反，“（董）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董卓传》）为了讨好公卿士大夫阶层，他还下令公卿吠下的贵族子弟得方皇室侍从（“郎”），以取代人人痛恨的宦官。两汉四百年的宦官制度，就此终结。（《通鉴纪事本末·宦官亡汉》）清代史学家王夫之就此发表评论说，名士蔡邕之所以归附董卓，接受官职，并非畏惧董卓的胁迫，而在于“以卓能矫宦官之恶，而庶几于知已也。”（王夫之：《读通鉴论.汉灵帝》）这表面董卓对宦官的不满，是真切的。否则，曾在“江海亡命十二年”的蔡邕怎会轻易就范，并在董卓死后还为之痛惜？

    董卓与袁绍谈到汉末宦官擅权时曾慨然曰：“每念灵帝，令人愤毒。”灵帝与宦官势力，是相为表里的政治连体，彼此不能离异。验之董卓的行迹，表明他一贯疏远宦官，宦官也意欲抑制他。他曾两度婉拒灵帝的调度，宦官则欲削其兵权。董卓取消宦官政治，可谓发自真情。

    但极端复杂的社会政治形势，不是他简单的意志所能控御的。受他荐举、委任的地方官吏，往往一到任所，就加入了关东联盟，而近在身旁的中央官员，也或明或暗地反对他。他曾笼络、软化过袁绍、袁术、曹操等反对派领袖，但毫无效果。（见《通鉴纪事本末.宦官亡汉》）董卓不能取得士族的谅解。他的笼络政策终于适得其反。

    他受到那些瞧不起他、根本不会与这位无产阶级出身的军事领袖真心合作的地主资产阶级名门世家的愚弄。他不是官场上周旋应对的能手，可是他又野心勃勃、不甘寂寞。于是他便以刀兵相向、大打出手。伍琼与周毖，只因谏阻他迁都，柄就被杀死。因为这二人曾劝他多多起用“天下名士”，结果“诸君到官，举兵相图”——受到愚弄的董卓，除了杀人泄愤外，简直一筹莫展。

    董卓积极清理东汉社会政治烂摊子的努力，“结果促其糜烂越甚。据《通鉴纪事本末》记载，他曾派遣司隶校尉刘嚣负责调查官员和平民中犯有“为子不幸、为臣不忠、为吏不清、为弟不顺”等（违背两汉传统道德的）过失的人员，予以严惩：判处死刑后财产没收充公。这种严刑酷法，未能重振江河日下的社会风气，反使诬告之风到处蔓延，造成“冤死者以千数”的悲惨局面。诬告者并不能从诬告行为里直接受益，但仍乐此不疲——这表明，汉末社会矛盾的激化和社会风气的败坏，已达惊人的地步。意欲“力挽狂澜”者，只能被（社会、文化、道德总崩溃的）狂澜吞灭。

    陌生而敌对的环境、被动而微妙的局面，使他趋于疯狂。雇佣兵的习性，混杂着受了欺骗的心情，外化为企图掩饰无能为力的野蛮暴行。面对日渐壮大的反对派联盟，他缺乏政治策略去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反以流寇式的战略离弃洛阳，一把冲天大火，把整座城市化为灰烬。在这残暴后面，隐藏着怯懦。

    长沙太守孙坚起兵讨卓，击败董卓部将胡轸、吕布的军队。这时，身为“太师”、“位在诸侯王上”的董卓，竟派遣大将李（左催左鹤），以和亲、给孙坚的亲戚以高级地方官职等条件，向孙坚求和，结果仍然遭到孙坚的严词拒绝。孙继续进军，直抵洛阳。董卓在帝陵区被孙坚击溃，退守陕西，孙坚进入洛阳。他只能拿孙坚的战俘来泄愤：用布匹层层缠裹，用猪油浸透，然后纵火焚烧······董卓的“铁石心肠”是其怯懦的另一面相。

    他除了挥舞屠刀乱砍一气之外，似乎已经束手无策。

    这颗擅长斗勇于边塞、疆场等比较单纯的军事斗争环境的粗猛心灵，只适于过一种军营式的生活，却不能胜任文明大都市里关系复杂、形式文明、性质却同样残酷的政治斗争。尚书郑泰曾当面比较董卓与他的对手袁绍等人的各自特点，说明“临锋决敌”，董卓占有上风；但袁绍等人却是“公卿子弟，生处京师”——言下之意，说董卓在京师领域的上层争夺中，显然据于不利地位。

    洛阳这个“文明大都会”奢侈、豪华、放纵的生活，是董卓和他的部队闻所未闻但又梦寐以求的。现在，攫取它的机会魔术般地落入了他们的掌中，其结果是迅速地腐化，滥用暴力以填充无底的欲壑。

    逃到（“迁都”）长安前后，他的政治行为与入洛初期早已判若二人。个人的欲望不加掩饰地暴露出来，但政策上更加自相矛盾。他暗示朝廷拜他为权势无上的“太师”，在入城仪式上，命令“百官迎路拜揖”，并公然制作了一辆豪华无比、“服饰近于天子”的“竿摩车”，从而宣示了自己的意向，追逐更高的权力。但与这种野心毫不相称的是，他又在长安城外造了一座名为“（右嵋右邯）坞”的城堡。围墙高、厚各有七丈，所存食粮足够守城士兵食用三十年！

    董卓自己说出了他的打算：“事成，雄据天下；不成，足以毕老。”这种私欲至上、首鼠两端的心态，当然建成不了“王业之基”。这时他一反初期尽量不任用私门的政治策略——不仅排斥异己，大量起用亲信，还以弟弟董（上日下文）为左将军、封鄂侯；侄儿董璜也得到侍中、中军校尉等军事要职。显然，前期笼络反对派而自食苦果的教训，使董卓走向另一极端。

    他的兴衰，是历史力量综合作用的千变万化所致。表面意志坚强，实则随波逐流的董卓，终于成为这一作用的傀儡。

    *“形式”的成色*

    把董卓看作一个历史形式，则发现他的成色绝非纯一。他所面临的挑战也有前期与后期之分。综观董氏的社会活动，以入洛掌握中央政权为契机，分为前期、后期。

    前期活动的客观作用，是维护东汉王朝的旧秩序，或为防御边患，或为追剿起义的暴民。后期活动的客观作用，则是破坏东汉王朝的残存秩序，为大变乱撕掉最后一点点序幕。两种作用并行一身，但并不矛盾。它是东汉社会急剧解体的一个缩影。

    他应付前一挑战曾相对成功，为他进入后一挑战的角色铺平了道路。当面对巨大权力的诱惑，他的初衷何尝不想“取而代之”，但他的道德和才智均不足与此。最后，“面虎不成反类犬”——只做了一个社会大屠夫。

    在后期董卓达个历史形式上，混和着三个层次的构成：

    1、边塞雇佣兵式的个人品质；

    2、企图在乱世混水摸鱼的称帝野心；

    3、破坏性的历史作用。

    三个层次互相渗透但并不等同。其个人品质和称帝野心，是其大规模破坏活动的直接动力，而两者都是当时东汉社会的产物。东汉的政治和社会风气，则是董卓这柄屠刀得以脱颖而出的“社会刀鞘”。由于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这个“刀鞘”已经败坏、溃烂到这种地步，以至盛不住这柄自己制造出来、本当严加约束的“利剑”——对外的利剑化为对内的屠刀。

    这位雇佣兵大首领的后期活动，充满了直观意义上的破坏性。他造成的社会罪恶有两个层次：

    一是背弃了封建伦常。如兴废立、害死太后与幼帝、妄杀百官。他带剑上殿、对皇帝不恭，“奸乱公主、妻略官人”，发掘帝陵、盗窃宝物，都属不赦之罪。

    二是背弃了各个时代文明社会的共同道德准则。如虐杀无辜的和平居民；公报私仇、纵欲无度；烧毁两百年经济文化的中心，使大量文物典籍归于消灭，等等。他导演了这场悲剧，结果自己也身受其害——成为悲剧的主角。

    在历史上，不论谁犯不了这些罪行，都会遭到正义人士的一致唾弃与鄙视。但我们看到，董卓之死并未终止这些暴行，反而使其变本加厉。他的残部，继他毁灭东京洛阳的暴行，又毁灭了西京长安。这些狂徒消灭之后，战祸反而更深。在军阀割据和三国鼎立的全过程中，董卓式的暴行比比皆是。视野再拓宽一些，南北朝时代遍及中国每一角落的大混战，则使董卓的暴虐成为“小巫”。每一次的社会解体，都会产生一批大大小小的“董卓”。这提示我们，董卓式的暴行并非单纯的个人残暴或集团罪行所致，而是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它的背后，存在某种“历史的力量”。

    三，悲剧：远的背景和近的舞台

    *新的文化潮*

    驱使董卓式的集体暴行蔓延、升级的动力，是一元化的封闭社会趋于周期性的解体运动时，迸发出来的巨大崩溃力，它充满不分青红皂白的盲动性。支配解体运动的精神，不是理性的清醒认识，而是非理性的狂热冲动。是一种长期横遭压抑的普遍情绪，通过集体暴行的极端形式，而获得宣泄、释放的“净化运动”。如要追根溯源，则在文化破坏高潮之前许久许久，解体的暗流早已泊动了。

    两汉经学的日趋僵化和外戚、宦官的你杀我夺——是东汉社会在文化和政治上的两个痼疾。它们最后并发为“党锢之祸”——扩散到整个社会机体，陷东汉社会于溃烂、麻痹的状态。这时，董卓出来，操快刀而斩乱麻，使外戚与宦官同归于尽。又使传统的学术、遣德、思维方式，遭受“釜底抽薪”的厄运——社会、文化趋于大萧条。

    两汰经学奠定于西汉中期。作为两双上层建筑的支点，发挥过巨大的社会功能。但到东汉中期它已成为禁锢思想、扼杀创造的教条。两汉经学有“今文”、“古文”之争，情形复杂。大体说，今文主合时，古文主复古。古文学派学术上严谨，今文经学政治上得势。王莽代汉，曾大力推崇古文经学，以与今文经学分庭抗礼。除此而外，古文经学一直在野，在朝的今文经学和谶纬之学混成相生，构成两汉官学的灵魂。

    东汉晚期，今文经学趋于没落，以郑玄和马融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勃兴。对此现象，传统看法多以为今文经文的章句过于穿凿烦杂，而古文训诂取而代之，只是学术的进步。如范文澜在其《中国通史简编》中认为，“墨守家法、不求改善，旧注被质量较高的新注所代替，是完全合理的。······东汉末年古文经学推倒两汉盛行的今文经学，不受家法束缚的魏晋古文经注又推倒汉魏有家法的经注。······魏晋注经家的成就超过汉经师。他们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就是广采众说，自出新意，不受家法束缚。”（《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27－228页）

    但古文经学取代今文经学、魏晋新注取代汉魏旧注，其基本含义不是单纯的学术进步，而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文化思潮发生巨大逆转的学术表现。所以，经学在学术上的“进步过程”，是与它作为官方哲学的崩坏过程，同步运行的。思想，一旦成为掌权阶层维护世俗利益的工具，其本身则必定停滞、僵硬、退化。要想重获活力、向前发展，必须首先脱离御用的束缚。经学的变革，即指向于此，是魏晋社会变革和文化间歇与再生的前奏。

    古文经学取代今文经学，并非纯正的、复古的经学所获得的胜利：“质量较高”的新注取代旧注，亦非“完全合理”的简单进步；而是经学（今文和古文的总体）本身作为意识形态的支点，逐步瓦解的标志。因此，“质量较高”的新注与反经学的魏晋玄学一同出现，玄学家的先驱人物（如何晏、王弼）身兼新时代的经注家，就是十分自然的了。与此同步的是，玄学虽然风行，却失去了正统官学的御用位置。

    从“桓灵时代”的东汉晚期（146年始）到魏晋年间（311年终于五胡乱华），中国古典文化酝酿着二个根本性的转变。而董卓这个无产阶级暴君，则居于这一转变的中心位置。历史表明：从一种文化模式过渡到另一文化模式，常有“间歇现象”发生，它的特点是反对传统文化。不是有选择的“批判”，而是无选择的“排斥”——以此矫枉过正来攻破顽固而无生气的传统意识，其结果是，悲剧式的“玉石俱焚”。

    公元一四四年，汉顺帝死。

    一四六年，年仅十五岁的汉桓帝即位。此君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兼暴君，“党锢之祸”的发动者。但在文化模式的演变史上，暴君往往有开风气之先的气象。他派出亲信宦官到苦县祭祀老子，同时在官中设立黄老浮屠祠，这种动向对“独尊儒术”的两汉社会，意味着巨大解体的开始。终结与开始，破坏与创造，作为解体过程中的双向运动，就这样交融一处。

    汉桓帝此举并非偶然、孤立的心血来潮。

    早在汉顺帝（125年－144年）时代，第一部道教著作《太平青领书》一七0卷就已问世并传播。它开道教文化的先河，并为黄巾起义提供了思想凝聚力；对魏晋以后中国文化的发展尤其是民间信仰的影响，可说至深至远。

    一个新的文明开始启动了。

    公元一七八年，桓帝的继承者汉灵帝又创立“鸿都门学”。这是一个新型的太学。它提倡小说、辞赋、书法、绘画等艺术的活动。因与专讲经学教义的传统太学色彩迥异，受到正统太学生的歧视。而它的设立，又与当时激烈、残酷的党争搅在一起，被认为是宦官所立以对抗传统太学生议政的工具。因而在传统史家的心目中不被重视。但其实呢，其意义远为深刻：两汉的经学文化已病入膏肓，而推重艺术与性灵之真的洪波已经涌起——它要挣脱重义理而抑人性的经学教义！正是在此文化心理的渴求下，久已传入中国的佛教文化才突然影响剧增，并透入中国民族的心。

    “鸿都门学”对此后的科举制度不乏影响，如唐代的科举，正像它一样主考文学、艺术，“明经”之类的经学考试，等次反而低下。这种一致性不是巧合——而是新的文化思潮的制度化（最终形成所谓文化模式）表现。一个新的文化风潮，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文化与政争的纠葛*

    但旧的文化势力依然强大。桓灵之际，官方的“太学”已有学生三万余人。他们是些半失业的文化人，狭隘的传统经学教育，使他们除了经学的专业而外一无所知、一无所能，有些类似清末的科举人士、文革期间的工农兵学员等等。他们无法通过拓展新的文化领域，去发挥自己的精力。而类似的拓展，也会加剧当时社会文化的不平衡状况，以致预先就受到政治当局的严厉防范。吏治的败坏、宦官的侵吞，又使他们再不能凭借自己仅有的“专长”，去博得梦寐以求的功名。唯一的出路被杜绝了。他们的绝望、激愤是可以理解的。这些普遍的情绪，只能通过抨击时政来予以舒泄求取心理的平衡。

    这种抨击未能促使政治廉洁，反倒激化了统治阶层的内部矛盾。这样，文化的危机与政治的危机极为复杂地融汇一体——迸发为全面的社会危机，史称“党锢之祸”。

    研究这一复杂多层次的交叉运动，是揭开汉魏晋文化运动内在动力的关键。但由于它固有的矛盾性，极易受到忽视。这一矛盾性表现在：旧文化的代表（如名士、太学生们）恰恰是些政治上失意而个人品德、操守还站得住脚的人们。他们容易受到当时舆论和后来历史家们的同情。因此，我国传统史家就把旧文化的存在与政治上的清白、道德上的正直，联系起来。

    新文化由于注重个人的情感、存在的价值，推崇人生的快乐和艺术的情趣，反被目为脱离了正统的道德规范。再加上“鸿都门学”曾经受到宦官势力的利用，难免受到道义上的怀疑。新兴的道教文化，因与失败的盲流革命和经学秩序的崩解直接有关——故被正统思想视为“妖妄之言”（类似于现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气功等特异功能理论的评价）；类似的偏见流行于东汉末年，直到魏晋以后才渐渐淡化。但那时，新文明取代旧文明，已成定局。

    这种时代的矛盾性格，鲜明体现在当时的文学创作上。

    昭明太子《文选》中所载的《古诗十九首》，是桓灵之世（东汉晚期）产生的“新文学”，它既有成熟的形式（五言古体），又有新的精神鼎沸、飘逸着：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

    （《青青陵上柏》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迭，贤圣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驱车上东门》，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传来兹。

    （《生年不满百》）这些词句突破了两汉经学和辞赋文学中道德伪装的僵硬外壳，流露了一种生处没落的时代却执意要寻求青春、快乐的矛盾情绪。它不仅从形式上，且从人文主义，现世主义的意向上，深刻影响了建安文学、南朝文学、甚至唐代文学。它是文化新潮在艺术上的最初涛声。从传统的道德或抽象的理念出发，却很难说它是健康向上的。因而，传统的文学评论家们，一方面肯定了这几首“古诗”在诗歌形式上的里程碑地位，另方面却认为它的内容不足称道——从而变相抹煞了它在文化风潮大转折中的晴雨表价值。

    以静态的旧道德规范为准绳，去衡量、评判动态的新文化实践，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新文化必不合于旧道德。它是从旧道德的泥板中破土而出的新株，怎能墨守陈规：它清新、馥郁，朴素、艳丽，有时生机勃勃，有时虚无消沉······不论如何表现，它的内在机制都立足于旧文明的深层反省。它针对旧文化的内在弊病而发，尽管不会十全十美、投诸一切时代而灵验，但在它兴起的当时，却充满力欲摆脱单调程式的活力。

    汉末文化发展中的这一矛盾纠葛，用和平方式难以解决。最终，它激化为，“党锢之祸”的残酷形式。无产阶级宦官势力缺乏传统毫，无文化修养之可言。他们政治上贪赃枉法，进一步毒化了本已混浊不堪的东汉晚期社会气氛；文化上不学无术，既打击传统文化，又创造不出新文化以资替代。但他们兴起的“党锢之祸”，却在客观上摧毁了旧的文化堡垒——太学，消灭了大批旧文化的骨鲠信徒。无产阶级宦官势力，是秦汉文化系统和南北朝、隋唐文化系统之间的“文化间歇时期”的最初代表；堪称盲流革命的宫廷内应！同时，也是董卓式的大大小小的无产阶级军阀在反文化行为方面的先行者。

    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宦官势力，无产阶级盲流革命，以及无产阶级军阀僭主，在反文化行为方面，已经达成历史性的一致。这一不约而同的同盟关系，基于摧毁以名士为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正直的古老统治，已经“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了！《通鉴纪事本末》专列《宦官亡汉》一章，确有道理。

    但党锢并不持久。一八四年，黄巾起义爆发。汉灵帝被迫大赦道德正直的“地主资产阶级代表”——党人。在镇压“太平道”的过程中，士人出力远比宦官为多（因为宦官本来与起义军同属无产阶级出身），地位因之直线上升。二者的矛盾重新表面化。何进企图借助士族的武力，一举歼灭宦官，以确保外戚的执政权。但他却错误地引进像董卓这样的无产阶级出身的军阀，而没有重用像袁绍袁术兄弟这样士族出身的军阀。

    在斗争中，外戚虽然失败，但士人重登舞台。不过，太学里高谈阔论的文士，让位给军营中运筹帷幄的谋士。同步，文化间歇期正式开始，无产阶级宦官让位给无产阶级军阀——董卓之辈跃入历史前台。

    *政治与文化权威的低落*

    董卓登上历史舞台的东汉晚期，政治权威日益低落，最后荡然无存。汉室自和帝开始，接连五代、一百余年都是幼主临朝：

    1、汉和帝，十岁继位（88年），二十七岁死（105年）；

    2、汉安帝，十三岁继位（107年），三十一岁（125年）；

    3、汉顺帝，十一岁继位（125年），三十岁死（144年）；

    4、汉桓帝，十五岁继位（146年），三十六岁死（167年）；

    5、汉灵帝，十二岁继位（167年），三十四岁死（189年）。

    这种状况，不利于中央政府长期稳定地贯彻自己的政策。幼主临朝，使太后听政成为定制，皇帝的母舅家族（“外戚”）起而掌权，以辅助幼主。但数年之后，幼主长大，必与外戚集团发生流血冲突，每一代皇帝的亲政，都以外戚家族的覆灭为代价。和帝的外戚窦宪家族，安帝的外戚邓骘家族，桓帝的外戚梁冀家族，灵帝的外戚窦武家族，以及最后一个外戚——何进家族，无一幸免。这种残酷而无结果的循环政争，既加剧了社会政治的动荡又加速了斗争双方政治权威的共同破产。

    皇帝反对外戚的跋扈，所倚者不是外廷那些士族出身的官吏集团，而是在深宫之中从小陪伴“寡人”一起长大的宦官。这就使宦官的权力稳步增长，最后几乎达到独占政权的程度。宦官是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他们出身卑贱，但接近权力中心，习于权术，同时缺乏教养，因而不具备抗拒权力腐蚀的必要操守，更不具备行政能力和军事才能。用他们来治国，犹如用毫无训练的野狗去牧羊。后果是，从根本上搅乱了社会政治的秩序，使传统的道德、文化在礼崩乐坏中威信扫地。

    掌权阶层内部的疯狂争斗，使皇帝、外戚、宦官的政治权威一概破产。

    随着宦官的独占政权，他们与士人及下层士族官僚的冲突趋于白热化。后者认为宦官“虐遍天下，民不堪命”。要求政治改革（实际上是复古）。但等待他们的却是桓帝与灵帝先后发起的两次“党狱”，诛杀名士一百余人，禁锢六七百人，太学生被捕上千人。复古的理想，被血腥的现实击得粉碎。这场浩劫，使名士和清官的社会威信受到无法弥补的伤害，他们实际的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降至新的低点。

    这样，东汉社会已失落掉足以维护社会均衡的权威力量。心理的信念破产了，发言的将是赤裸裸的武力。政治、道德、文化方面的权威一同倒在尘埃之中。

    原先，皇帝与外戚、宦官与外戚间的斗争，还只是政治上的争夺。待到“党锢之祸”爆发，形势全变：宫廷政变和政治斗争，巳扩展为社会动荡和文化破产。宦官对士人的追击，实际上是无文化的社会暴发户，对深受传统文化熏陶者，所进行的一场有意无意的反抗、报复。其结果，是直接打击了传统文化本身。道德、学术、文明，成了不受尊敬的东西。它只会给人“惹祸”，带不来任何世俗利益。这就降低了它在社会公众生活中活的功能。

    统治阶级不论政治上还是文化上都完全破产了。

    与此同时，在这双重破产造成的宦官势力横行不法、为所欲为的压榨下，底层民众的经济处境日益恶化、生活朝不保夕。当掌权阶级已无法维持其传统的统治秩序时，人民就被迫武装起来保卫自己。对政治军事的艺术一窍不通，只会搜括民财的宦官和他们控制的中央政府，已衰腐无力了。于是，地方豪强起而围剿起义者。在残酷的斗争中，残余的政治权威、道德权威、文化权威全然毁灭——武力至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军阀时代，悄然降临。

    *无产阶级军阀成长的足迹*

    据《后汉书》载，董卓入洛阳后，曾废除两汉通用的“五铢钱”，“更铸小钱”。为此他销熔了秦始皇所铸的“十二金（铜）人”。当时人相传，始皇嬴政的铜人是在临洮见到“长人”（即巨人）的异象后，出于“厌之”（镇邪）的考虑而铸造的。毁掉铜人的董卓，恰恰是临洮人。这里似乎有某种象征与征兆的意味。《后汉书》作者范晔就此评论说，“虽成毁不同，凶暴相类焉。”

    其实，嬴政与董卓的“凶暴”只有表象的相似，性质则根本不同。嬴政建设了新的社会、文化结构，他的破坏、屠杀基本上是针对外国人的，所以他的统治称为“暴政”。董卓则无雄图远略，他的破坏与屠杀只是失败的逃遁，已经无“政”可言。他的作为显示出，他已经沦为一个屠夫。屠夫出身的何进只想杀绝宦官，而无产阶级军人出身的董卓却无所不杀，无所不破坏。他就只差用现代汉语说“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秦始皇是一个控制着军队的政治家，董卓则是一个被雇佣兵左右着的军阀。秦始皇是“战国”的结束者，董卓却是“四百年大战”（192－589年）的开创者。是横行其间的以无产阶级为主的军阀们的“大祖师”。

    皇甫嵩、袁绍、董卓、曹操、司马昭——代表了汉魏之间军阀性格发展的五个典型阶段。

    1，士族出身的皇甫嵩在一个多月的时间，接连发动数次大战，一手消灭了黄巾军的主力，因此握有绝大的兵权，在士族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信都令阎忠劝他趁早推倒东汉的腐朽统治，取而代之。他在内心同情这种想法，但以为时机尚未成熟，自己又是“庸才”，不能堪此天命，故作罢。（《后汉书·皇甫嵩传》）

    2，袁绍出身名门世家，“门生故吏遍于天下”。他参与何进的阴谋，又结成反对董卓的关东军事联盟，名为勤王，实有静观世变、谋图割据不臣的野心。

    3，董卓的战功不及皇甫嵩，但野心远远过之。他意已萌生了代汉自立的的企图，并着手进行，但终因谋略、品德皆不足以当，而天下人心还没有对汉室彻底绝望——董卓因而自取败亡。

    4，曹操凭持自己的军事实力统一了北部中国，一生做着权欲梦，手握皇帝的实权，但直到临死，都不愿公然称帝。因为他实在不愿意充当董卓第二。

    5，司马昭凭借父兄的兵权，垄断了魏廷的政事。他的目标十分明确：称帝，窃夺魏朝政权。他用手中的军队不择手段地实现这一梦想。他对外灭蜀、平吴，是为了对内取代魏，建立权威感以谋“篡夺”。但在称帝之前，粹然死去。

    这五个军阀，一个比一个更“成熟”，越来越懂得利用军事力量去达到政治目标。他们的嬗替微缩着，汉魏之际中国社会日益武装化、军阀当道，终于达到全民皆兵的可悲现实。

    董卓，居于这一发展的转折点。他第一个体现出军阀力量的政治独立性，第一个充分体现了“军阀的性格”，第一个把和平地区变成战场、军营······曹操的军事屯田，和司马氏的大封诸王、遍立军阀体系——从“军阀成长”意义说，只是在完成董卓这位先行者的“未竟之业”，在这种意义上，董卓先生在其三个伟大——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之上，确实够格再加上一个成为更高的称号——伟大的导师，因为董卓确实行了不言之教：开魏晋南北朝无产阶级为主的军阀们军事管制整个社会之先河。

    无产阶级为主的军阀们破坏性极大，他们的“建设”，只是建设了破坏性的工具。

    从此意义看，曹操的屯田和“恢复生产”，为西晋的“八王之乱”和随后的“五胡乱华”——“建设”了一个顽固而野蛮的军事基础。军营、坞垒，以及“五胡”们的战斗组织——成为乱世的细胞、暴力的源泉、军事管制整个社会文明的屠刀。

    董卓的军阀性质充分表现在：

    擅兴废立，遭到反对后，慑于关东盟兵的强大，挟持汉献帝退居关中。这不是“迁都长安”，这是玉石俱焚。

    首先，他狠狠打击了有产者阶级，“收诸富室，以罪恶诛之，没入其财物，死者不可胜计”······然后，驱迫“其余民数百万口于长安”——此举，实开以后魏晋南北朝各民族大迁徙的“风气之先”。正如伴随着军事征服的民族大迁徙一样，洗劫式的“迁都”、波尔布特式的董卓革命，造成人民的大批死亡。旧秩序的消失，与千百万生命的消失是同步的。这种革命，其实也正是中国现代史的所屡见不鲜的。

    董卓自己则留滞于皇家花园“毕圭苑”中，完成他的伟大导师的“历史使命”——指挥“焦土措施”。宫殿、庙宇、官府、民房，尽被烧毁，黑烟冲天而起，方圆二百里内外，一片火海。真所谓“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这也是后来“五胡蛮族”对中原社会的革命洗礼的一次大规模的预演。

    董卓的革命造反行为，主观意图是不留与关东盟兵一个可资利用的进攻基地。它虽残暴，却并不突兀。从外部条件讲，人民久遭宦官茶毒和农民战争的苦难，经济上、生活上早已破产，士大夫久遭党锢之祸和礼崩乐坏的压力，政治上、精神上早已破产——无论人民还是士大夫，都已心力交瘁，再也不可能有效地反抗董卓的暴行。从内部条件讲，化两百年的帝京为一片废墟，只不过把镇压盲流革命中层出不穷的屠城，搬到“帝京”洛阳而已。董卓和他的子弟兵，对此感到理所当然，也是不足为奇的。他们兴高采烈地挺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劫夺园地：皇家花园！

    他们是新社会的主人了！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得到的是整个世界！

    一切“前因”都已成熟，诸多“后果”也将滚滚而下。两百年间积累起来的社会物质财富和培养成就的文明精神习惯，就这样毁于一旦。

    虚假的文明终结了，真实的野蛮开端了。

    洛阳两百里的浓烟和废墟，揭开了魏晋南北朝四百年（如算隋末大乱，则为220－618年）民族大迁徙、政治大火并、社会大改组、文化大转换的序幕。而董卓，则成为活跃在这四百年间的无数军阀、酋长、暴君、“文化史上的兀鹰”的先行者。整个中国文化史，被这把大火烧成了两个单元：

    一是先秦两汉的本土文化；

    二是自魏晋直到元明清的本土文化与佛教、西域文化的混合文化。

    而被董卓烧毁的大量典籍文物，恰都属于本土文化。

    这把火，不管成为先秦两汉本土文化的闭幕式。也为魏晋以后混合文化的多元并进、无极生长，预放了一把苦涩但肥沃的“草木灰”。

    四，兀鹰的文化功能

    公元三世纪的西晋史家司马彪在其《续汉书·五行志》（即今范晔《后汉书·五行志》，粱·刘昭注补）中写道：“灵帝好胡服、胡帐、胡麻、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此服妖也。其后董卓多拥胡兵，填塞街衢、虏掠宫掖、发掘陵园。”他以一种历史家的超级敏感，捕捉到灵帝及世风喜好的“八胡”，与董卓赖以摧毁乾坤、军管中华的“胡兵”之间，具有深刻的超逻辑关系。即，汉文化的衰歇，率先以喜剧的消费的形式透现出来；无产阶级子弟兵随后才登上悲剧的前台，以悲剧的屠杀的形式，完成其“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历史使命。

    汉代的“社会中坚”先在心理上失去了固有的矜持（如“八胡”），而后才被新兴的军事力量（如“胡兵”）一举扫荡。

    早在春秋时代，人们就认识到“人弃常则妖兴”，所谓“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左传.庄公十四年》）而所谓“服妖”，正是汉文化传统内在力量消解的外在表征。通过“胡服的服妖”，历史家们已在一千六百年前就直觉到了文化的内在间歇、消解，与文化的外在倾斜（移位）、崩溃之间的有机关联。

    农人在春耕之前，先把陈年的杂草和无用的麦秸付之一炬，为新的种子、新的作物预先施肥。文化的毁灭者，也曾是“文化的施肥者”。他用熊熊烈火，把过时的文化积累付之一炬。这当然是破坏文物的可怕罪行。但这些文化，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并非全然僵死的展览品，而是死而未僵的应用体。它们的结构，阻碍社会文化的进一步自新。这些野蛮的军阀，以其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伟大气魄无意中完成了“历史的嘱托”——扮演了一个暴虐的清道夫的角色。他们是：令人厌恶、畏惧——却有利于文化世界空气净化的特殊兀鹰。我甚至由此想到，为什么汉语要把希特勒的名字译为“阿道夫”？是不是我们的这种文明史观在潜意识中起了作用？（苦涩的一笑）

    具有内在活力的文化，则非暴力所能摧毁。即若不幸遭受铁血的洗礼，仍能柳暗花明，转折一下，精力充沛地生长下去。如唐代安史之乱，暴烈程度不下于董卓之变，但它未能中止唐代文明的连续发展、以造成文化史上的间歇、巨变。因此，继盛唐而起的中晚唐五代文化，仍然沿着盛唐文化的轨道向前运动。

    每个社会在它生长的每个周期中，都会遭遇暴力行为的袭击和潜伏着的个人野心家的威胁。当文明兴盛时代，这些暴徒形不成政治组织；而当文明衰微，这些“社会癌细胞”就滋长、扩散开来，成为致死的祸患；当文明气数已尽、趋于解体，暴力行为就成为一门时兴的“专业”，潜伏的狂徒就化作公然盘旋的兀鹰······他们不仅以啄食文明的遗体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且公然教导我们要把这一习性作为革命美德予以继承，甚至发扬光大。

    兀鹰们的性格各有特点。因为造就了兀鹰的，说到底不是其个人品质，而是时代的荒寂。

    以董卓为例：他的个人品质、主观意向、社会职能、历史作用——既有联系，又相区别。

    军阀式的个人品质。纵欲与野心主导着他的意向。其“社会职能”则是启动了一场持久的社会解体。其“历史作用”则体现为：从一个文明社会的底层悄悄滋生起来的无产阶级造反力量，对这个社会的文化传统和上层建筑，进行颠覆：并以“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的号召为意识形态。

    暴力活动的结果，是造成了一个文化的大荒原：建安时代（196－220年）。

    这是一片怎样的荒原？

    “建安风骨”，是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文学成就。但这“风骨”，却是极端的社会苦难的凝聚式。在内容上，它叙说、叹息着一个白骨累累的大屠场，在形式上，它完全摆脱了两汉文学传统的主流形式——辞赋——的束缚。

    建安文学，是两汉社会破产和文化破产的象征。它的价值，在于对以后文化发展的启迪、激励。但对以前的文化，它则是一个义无反顾的告别；对当时代生活，则是浩劫的回声。它，挣脱了传统文化的层层阻滞，直面那个悲剧的时代。那是发自直面悲剧的灵魂——深沉的叹息。

    提到建安时代，今天的人们只记得那是一个兵荒马乱、生灵涂炭的劫难期。但对文明史，它还意味着巨大的转机、新的生命。

    知道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惨绝人寰之大悲剧的清人赵翼诗云：

    “时代不幸诗人幸，语到沧桑句便工。”

    这意思，用到建安文学上就算对了。虽然只是对了一半。

    社会的不幸固是刺激诗人们灵感的兴奋剂，但另一半更有持久意义：文明的不幸、生活的挑战——迫使诗人们不得不创造一种全新的声音、选用一种特殊的色调，来表达自己的灵感。这种“形式上的飞跃”，对文化的发展含义尤深。

    建安的战祸，是董卓的遗产。董卓虽然败死，但从此再没有一个社会领袖能摆脱掉董卓的阴魂。混战、屠城、赤地千里、窃夺高位、扩充势力范围构成了一个个历史的基调。从董卓的汉献帝“初平”，到曹操的汉献帝“建安”年间，幕幕惨剧绵延不绝······这里的“平安”正是近人毛泽东最最喜欢的“反其义而用之”！

    “初平”（190－195年）与“建安”，从此成为两个富于象征性的名字。不过，这不是总结早已僵死的东汉文明秩序，而是从相反的讽刺意义上预告了以后四百年均革命与战争，文化与再生······

    魏晋玄学之畅行一时，是因为它高度凝练着当时社会的思潮。玄学的要质，在它推崇“无”且视无为“有”（“存在”、“世界”等）的本体。高度的思辨性和深隽的神秘感，来自它的论证方式和哲学洞天。但其精神，只是一个“无”字。

    魏晋百年，（220－316年），是一个面对虚无、崇尚虚无、以虚无为美的苦闷时代。旧的文化巳破坏无遗，新的文化还没有树立。旧的社会也逝于无边的夜雾，新的社会还没有披露晨曦——远大的社会理想，随着历史的大风暴而飘零了，澌灭了。它遗留给才智之士的，是深切刻骨的心灵空虚，这空虚，只能依靠哲学的冥想来弥补······

    “初平”，是兀鹰时代的草创期；

    “建安”，是兀鹰时代的成形期；而整个魏晋南北朝（220－589年），则是兀鹰时代的制度化时期······

    兀鹰们——从董卓到侯景，从曹操到隋文帝（他禁绝了流行了六百年以上的虚无主义的前奏——“谶纬文化”）——为唐宋新文化的形成，扫清了一层又一层的陈迹与积霜。尽管他们无一能建成自己的“王者之业”······

    兀鹰，食尸者——是令人憎厌的，但它们对于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对于保持生存环境的相对洁净、乃至于对新生命的继起，却大有裨益。文化史上的兀鹰，也是如此。两汉的社会文化，早已趋于解体，董卓，不过是对哪个由“制度”支撑着的遗体，施予了最后一击。

    今天，如何审视兀鹰们的文化史功能，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它有助于我们从“文明的断裂、间歇”这一角度，去探查文化生成的内在轨迹。而要做到这不点，首先，是突破传统意识形态的因袭；用“历史力学”的方法，而非以道德说教的二分法，去正视“反面人物”，正视这些“历史形式”所蕴藏的巨大历史能量，以便也能够因此实事求是地分析我们当代的历史人物······分析历史人物的“绝对值”是什么，而不再满足于对他们约存在，筒单打上一个“正值”或“负值”的戳记。

    （原载“文化哲学丛书”《秦人与楚魂的对话》第440－473页。谢选骏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年4月第l版。） [博讯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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