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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回顾八十年代自由化浪潮:纪念六四26周年/章立凡:历史虚无主义发明家毛新宇博士
發佈時間: 5/26/2015 10:48:34 AM 被閲覽數: 131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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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回顾八十年代自由化浪潮:纪念六四26周年



2015年5月26日

     
     胡平:回顾八十年代自由化浪潮:纪念六四26周年


    图为89年“六四”事件期间,王维林只身阻挡解放军坦克的情景。(资料图/public domain)
    
    在六四26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八十年代席卷全国的自由化浪潮。
    
    八十年代自由化浪潮的兴起,固然和中共结束闭关锁国,实行对外开放,西方的思想再一次进入国内有关,但我必须强调的是,八十年代的这一次自由化浪潮,首先地、主要地,是一场内部自生的运动。
    
    产生这场运动的主要原因是中共长期实行的极权专制,其中尤以“文革”十年为登峰造极。和传统的专制压迫相比,共产极权专制压迫要更普遍、更彻底、更残酷、更频繁,以及更反复。具体说来便是:
    
    更普遍:这种专制压迫,不仅施之于前政敌,也施之于昔日的盟友,而且还施之于同志;不仅施之于知识分子,也施之于一般工农民众;不仅施之于下层,也施之于上层。
    
    更彻底:共产极权专制的压迫,并不只限于政治领域,还囊括了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甚而还深入到各种纯粹私人的生活领域,无所不包,无孔不入。
    
    更残酷:批斗、劳改、监禁、判决、株连亲友、祸及无辜。无所不用其极。
    
    更频繁:各种名目的政治运动连绵不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国无宁日,民无宁日。
    
    更反复:反复现象始于“文革”,今天我批斗你,明天你批斗我;今天是正确路线,明天又变成错误路线。除毛泽东本人外,其它各种政治派别轮番扮演吃人与被人吃的角色。
    
    物极必反。正是出于对这种普遍的、彻底的、残酷的、频繁的和反复多变的专制压迫的深刻体验,驱使一批有勇气、肯思考的年轻人,还有一些长期追随共产党的体制内知识分子,甚至包括一批老干部老革命,出于对极权专制的深刻恐惧,自发地产生了明确的自由主义信念。如果我们考虑到在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也是通过对类似经验、也就是对普遍、彻底、残酷、频繁和反复多变的专制压迫(尽管在程度上要轻一些)的深刻反思而产生的,那么我们就该懂得在中国大陆自发地产生了这种信念是很可理解的了。在这里,西方已有的自由主义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中的自由成份,还有中国前几代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哪怕是以只言片语,并且常常是以被歪曲的方式被我们所了解,都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或者是起到了可贵的提示作用。
    
    出于对普遍、彻底、残酷、频繁和反复多变的专制压迫的共同经验,少数人产生了自由主义信念,多数人则具备了接受这种信念的基础。
    
    八十年代的中国,迎来了一个启蒙的时代。所谓启蒙时代,不但是有人讲,更是有人听。
    
    正像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所说,有些时刻,一个国家的人民普遍处于彷徨徘徊的境地,他们十分渴望得到指点。人们的心灵恰为一片犁松了的土地,最容易吸收进真理的甘露。在这种时刻,思想的作用、真理的作用可以是十分巨大的。一旦错过了这样的时机,大多数人又会重新变得麻木不仁、听天由命,象板结的土地,真理之露纵然倒上去、流过去,却不能被吸收,不能使它肥沃滋润。“文革”之后的中国民众,恰好正处于那种最注意倾听真理、最容易吸收真理的宝贵时刻。
    
    在八十年代,相当一批当权人物也对自由主义产生同感或共鸣。即使那些保守派,由于处于不得不改革的大趋势之中,在压制自由化方面也常常有所顾忌或是力不从心。这就为自由主义的传播造成了较大的机会。尽管当局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反自由化运动,但是每一次运动都搞的虎头蛇尾。而在抵制反自由化逆流的共同抗争中,自由化力量愈战愈勇,自由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在八九民运达到高峰。
    
    八九民运功亏一篑,中国未能如苏联东欧一样实现制度转型。六四过去26年了,中国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党专制依然存在,自由民主仍须争取。在纪念六四26周年的时刻,我们回顾历史,回顾我们的来路,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去向,坚定信念,继续抗争。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章立凡:历史虚无主义发明家毛新宇博士





2015年5月26日


    
    章立凡:历史虚无主义发明家毛新宇博士


    
    过去常见毛新宇博士随口发布雷语娱乐大众,难免忍俊不禁;而网民们起哄式的吐槽调侃,则显得有点不厚道。我不赞成凭借智商优势恃强凌弱,也不认同依仗权势随意发明历史,但一直回避评点毛博士专业水准,以免拉近距离,盖因这并非值得严肃讨论的话题。直到最近,毛博士的历史故事被高层采信并在国际媒体上引用,我才感到问题有点严肃。根据党国领导人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相关指示,显然有必要就相关史实加以辨正。
    
    人民网旗下“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站刊载过一篇文章,题为《毛新宇回忆伯父毛岸英:他曾带兵打到柏林》(http://cpc.people.com.cn/GB/85037/85038/8476444.html)。这篇注明来源为“人民网毛新宇的博客”的博文,篇首引用了据称为2005年5月8日胡锦涛主席在会见参加中国抗日战争的俄罗斯老战士代表的讲话内容:“在那场人类历史上空前惨烈的战争中,中苏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结下了生死与共的友谊。当时,中华民族的许多热血儿女,包括毛泽东主席的长子毛岸英,毅然投身苏联红军抗击德国法西斯的作战。”
    
    接下来毛博士根据引文开始发挥——“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毛岸英曾在莫斯科列宁军事学校学习,后又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离开军校,伯父被授予苏军中尉军衔,参加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在坦克部队任连指导员。这时苏军正在对德国法西斯展开猛烈反攻。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毛岸英不怕牺牲,英勇顽强,哪里有负隅顽抗的德国鬼子,他的坦克连就冲上去,炮轰碾压,一路战斗,一直随大部队攻克柏林。”身为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的毛新宇,没有说明这段历史故事的出处。
    
    毛岸英究竟有没有参加对德战争?据中共早期领导人陈昌浩之子陈祖涛(与毛岸英在伊万诺沃市国际儿童院同学)回忆:为保护在苏联的各国共产党领袖后代们的生命安全,斯大林曾经亲自签署过一份文件,规定凡是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一律不得应征入伍。毛岸英给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写了一封信,坚决请求从军,经考察后被破例批准。1942年下半年,毛岸英先上了一个军事学校,不久又转到伏龙芝军事学院速成班。1944年毕业后,曾身穿军装、佩带中尉军衔到国际儿童院来。陈祖涛等“简直羡慕得要死”。“那时,苏联红军已经打出了苏联国界。由于毛岸英一再坚决要求到前线去,苏联方面就派了一位大校军官,陪着(实际上是担任保护)毛岸英到前线苏军作战的各个战场转了转,但依然没有让他参加作战。”
    
    陈祖涛回忆说:“后来在1950年,已经回国4年多的毛岸英陪李克农来莫斯科,就苏联对中国参加抗美援朝的武器援助问题进行谈判。他还专门邀请陈祖涛和另一位同学、美国共产党主席邓尼斯的儿子季莫菲耶夫,一起到他住的当时苏联最高级的旅馆莫斯科旅馆见面,李克农安排他们一起吃了一顿饭。在席间聊及卫国战争时期的往事,毛岸英感叹说:‘卫国战争时期,我几度要求参战,斯大林不同意,最后只是到前线走了走,没有和敌人面对面地作战,实在是一大憾事。如今我国决定以志愿军名义入朝与美国纠集的联合国军作战,这次我无论如何不能再错过到前线参战的机会。’”(王凡、东平:《特别经历(十位历史见证人的亲历实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
    
    2015年5月7日,正当各媒体热炒毛博士家史故事引发的国际新闻之际,《人民政协报》发表了署名岳果的文章《卫国战争期间的毛岸英》,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站等官媒迅速转载,颇有点“高级黑”的味道,盖因该文披露的前苏联档案史料,与毛博士说法截然不同:
    
    苏雅士官学校是一所专门培养连队士官生的初级军校。在这里,毛岸英参加了6个月的快速班学习。1943年1月,又进入培养中级军官的学校——莫斯科列宁军事政治学院学习。在这所学校中,学员主要是前线部队的尉级军官。毛岸英没有上过战场,算是个例外。在军校,毛岸英于1943年1月加入了苏联共产党。这时,他更名为“谢尔盖·永福”。
    
    那时,苏联红军已经打出了苏联国界。由于毛岸英一再坚决要求到前线去,苏联方面就派了一位大校军官,陪着(实际上是担任保护)毛岸英到前线苏军作战的各个战场转了转,但依然没有让他参加作战。
    
    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提供的一份右上角标注“绝密”字样的档案这样显示毛岸英的履历:勇夫·谢尔盖(谢尔盖·永福,毛泽东同志之子),1936年到苏联,少年。1936年至1940年在波里雅诺、后迁至伊万诺沃市的国际幼儿园收养。1940年11月至1943年5月为:“恩格斯”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学校学员,并极顺利毕业。1943年5月至1944年8月为列宁红军军事、政治学院学员并顺利毕业于诸兵种合成系。1944年8月至11月,为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见习生。1944年12月至今为日丹诺夫信息管理学院第二系大学生,学习成绩为“良好”和“优秀”。
    
    资料显示,1944年8月到11月,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已结束了参与苏德战争中苏军最大战略性进攻战役之一——白俄罗斯战役,并进抵波兰和东普鲁士边境,而当时毛岸英正是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的见习生。
    
    俄罗斯历史学副博士斯韦特兰娜·科尔涅耶娃说:“见习生的身份意味着毛岸英没有参与战斗,而是在战地观摩。”······
    
    另据前苏联军制,红军在1919年至1924年、1937年至1940年、1941年7月至1942年10月,曾设连政治指导员职务。1942年10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军队建立完全的一长制,连指导员设置被撤销,改设政治副连长一职。1943年5月,根据国防委员会的决定,政治副连长的设置也废除了。
    
    至此,关于毛岸英在1944年加入苏军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担任坦克连指导员参加对德作战并“一直随大部队攻克柏林”的说法,全部无法成立。除非毛博士提出新的史料依据,推翻当事人的见证和档案旁证,他才能证明自己讲的是History(历史)而非Story(故事)。
    
    这已经不是毛博士唯一的历史虚无主义发明,他曾在CCTV的电视节目中声称:“我爷爷”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总共消灭了150万日军;且认定二战中为人类做出最卓越的贡献的两个国家,一为苏联,另一则是八路军新四军为代表的“我爷爷”领导下的中国。或许毛博士只是善意臆造了若干故事来光宗耀祖,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不仅“坑爷”“坑伯”,顺便也给叔叔挖了坑。毛博士的虚构故事被官方采信并广泛报道,显然属于误党误国的政治责任事故,但极有可能像皇帝的新衣一样“视而不见”。
    
    近年官媒一直在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对本文这类还原真相的摘谬文字,却因护短心切而严加屏蔽,结果难免闹出更多笑话。近日有媒体在报道相关国际新闻时将白俄罗斯简称“白俄”,打出“毛岸英曾投身白俄军队抗击德军”的标题,开这种一蠢再蠢的国际玩笑,不知是真无知还是“高级黑”······
    
    2015年5月25日 北京风雨读书楼
    
    来源: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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