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时代：异议作家“都做好坐牢准备”

 2015-05-27 09:19:01  美国之音    

左起：鲍朴、郭小橹、夏伟（主持人）、慕容雪村

　　三位旅居世界不同地点的中国作家和出版人星期二在纽约表示，习近平上台后的过去两年里，中国当局在出版领域的控制更加严厉；有来自大陆的作家表示，异议作家都做好了坐牢的准备，尽管他们都害怕坐牢。

　　中国著名网络作家慕容雪村是纽约时报的专栏评论作家，曾发表过《习近平的选择性反腐》等文章。星期二他在纽约说，在中国，像他这样的作家都推测自己在一个黑名单上，都怀疑自己的手机在被监听或监视，

　　“这个时代相当多的异议作家，都害怕坐牢，但在某个程度上他们都做好了准备要去坐牢。我的朋友是个大学教授，也是个作家，他会做好了一切坐牢的准备。他说，写个声明发到国外朋友那里，一旦他被捕就立刻发表；他会事先写4到5份律师委托书，请不同的律师为他辩护，他会告诉他的家人、他的妻子，如果我被捕了你该怎么办。”

　　恐惧伴随每次出入境

　　他表示，出入境被拒的恐惧伴随着他每次出国和回国，“每次我从中国海关出来，我都特别担心一件事情，就是有个人会走出来，把我的护照拿走，说‘对不起，你不准出国’。这种事情在我的朋友中出现了很多次。还有一种情况是，我拿着护照出来了，就像我这次，回去时他们说‘对不起，你不准入境。’”

　　中国作为主宾国所参加的美国最大规模书展“美国图书博览会”将于星期三开幕，美国的人权团体将焦点集中到中国的审查制度上。

　　旅居英国的小说家、电影制作人郭小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尽管她是个纯文学作家，她的作品最近两年不仅在大陆不能出版，现在连在香港也越来越困难，“香港的大部分，可能90%的媒体和出版业都是大陆化了，所以他们会担心，比如，哪些书不应该出版。作为一个纯文学作家在中国出版的前景特别小。这些原因都是我为什么要用英文写作，用一个直接的交流方式。”

　　放弃中国市场

　　她表示，在改用英文写作后，现在她甚至放弃了把自己的作品翻译成中文的念头，“其实我觉得媒体是越来越紧了。而在这种控制里，纯文学的东西被政治化了，被过度地政治化了。因为很多纯文学的东西会变成象征性的政治化。是个负面的后果，使得很多非政治的作家对中国的情况变得很敏感。现在是个很困难的时期。”

　　表面看中国的审查制度似乎仅涉及审查或删减了某个作家作品的部分内容，但在香港创办新世纪出版社的鲍朴说，实际上，中国的审查机器在删减作品时已经是这一审查过程的最后一道关口。他说，中国的审查制度始于作家开始创作之前，首先是自我审查，因为作者不会跟自己过不去，选一个不可能出版的题目来写；

　　鲍朴说，其次，出版社要对大量提交的初稿进行海选，如果一个外国作家的作品被选中“那意味着你已经通过了99%的中国审查，编辑在这里或那里删除一些内容，意味着他在试图为你工作，让你的作品得以出版。”

　　审查使作者犬儒化

　　不过，中国审查制度对作家造成的后果远不止于此。审查制度已经使许多中国作家变得犬儒化。慕容雪村说，在中国，试图挑战审查制度的作家甚至会被嘲笑。

　　“如果我要对我大陆的作家同行说，我要写一本关于1989年天安门屠杀的书，其中的大多数人会觉得，‘哇，这个人哗众取宠，是要作秀。’即使要写一本爱情小说，其中提到天安门屠杀，也会有人觉得，‘哇，你写爱情小说就写爱情小说好了，你为什么要把它跟天安门屠杀联系在一起？’”

　　美国最大规模的书展将于星期三开幕。中国是本次书展的主宾国。美国作家人权组织美国笔会中心，在书展期间将中国的审查制度作为关注的焦点，邀请了三位中国作家和出版人前来参加为被监禁作家发声的活动。星期二，他们在纽约的外交关系协会讨论中国的审查制度，晚上还将出席笔会主办的另一项活动。

　　对中共执政寿命共识高

　　慕容雪村表示，至少在他的朋友圈内，人们对中共执政的寿命有着很高的共识，虽然他并不认同美国著名学者沈大伟给出的有关中共统治进入残局的理由，

　　“去年在北京有一次聚会，有23个人，有作家、学者、教授、富商，也有前政府高官。有一个人问：‘你们觉得共产党还能统治多少年？同意10 年的举手’，有几个人举起了手。又问‘20年之内？’所有人都举手了。”

　　他表示，他生活在中国，能感觉到一种变化。“那些很不起眼地发出的种种信号，你能感受到每个人都感到不满，每个人都在愤怒，每个人都在嘲笑。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更加重要。”

　　慕容雪村指出，中国的群体抗议事件“数字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最近发生的事件人数都超过3万。”他说，专门研究中国抗议运动的人发现，30多岁以下的中国人是抗议的主要人群，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越来越多地加入其中，不同城市间的连锁反应也已出现。

　　他表示，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为这样的群体抗议事件提供了基础，“地方官员的收入越来越少，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所以他们宁可不去做事，也不去阻挡。”

每当中国发生重大社会热点事件，代表中国良心和脊梁的民主自由派人士都会站出来仗义执言，为弱势群体发声，为求真相和公理而呼号。由于他们对各种事件的关注和议论，不少事件最终都得到了解决，正义得到了伸张，弱者获得了保护，坏人受到了惩罚。收容遣返制度和劳教制度的寿终正寝，表哥、房叔、房姐的曝光，不少贪腐官员的落马，都是正义网民积极介入事件的结果。尽管部分事件的解决在任性的权力的阻挠下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但正义网民所作的各种努力却无疑给了任性的权力以强有力的一击，使得任性的权力不得不有所收敛。

　　遗憾的是，在历次重大社会热点事件发生后，人们都极少看到社会名人站出来发声，几乎每次热点事件的讨论，中国的名人们都是缺席的。这里指的名人既包括知识界名人，也包括商界大佬和其他社会知名人士。至于官场人士和人大代表什么的自然是永远无法指望的。

　　社会名人缺席社会热点事件的讨论，无疑在一定意义上降低了事件受关注的程度。假如社会名人们都能像普通网民那样积极介入社会热点事件，那么其对事件的影响力和受关注度绝对会是大大增加的。普通网民的声音虽然不容忽视，但社会名人的集体发声则一定会对整个社会产生极大的影响。这是因为名人的力量不仅仅限于其本人，它还会作用于名人的众多粉丝和拥趸，影响力不可小觑。

　　一个无可奈何的现象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名人只关心关注如何扩大自己的虚名和赚取更多财富，他们对发生在自己国家的重大社会热点事件显得漠不关心，对于应当诉诸言论的大是大非问题三缄其口，一言不发，仿佛所有这些事情都与他们所处的地位和环境相去太远，与他们无任何关系。名人们的集体冷漠和无动于衷令人失望！无论是有首富之称的王健林，还是能说会道的马云，抑或是貌似敢说敢言的任大炮以及其他知名人士，当他们遇到“敏感问题”时，要么绕道走，要么干脆当缩头乌龟而决不给社会一丁点的希望、正义、正气和正能量。他们或许还会嘲笑代表中国良心和脊梁的小人物，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嗤之以鼻，但他们却不知道，倘若没有众多小人物的良知和脊梁做支撑，所谓名人们的一切都未必能够得到保障。事实上，正是由于有中国良心和脊梁的顽强坚持和抗争，才使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不至于变得更糟更坏，才使得包括名人在内的所有人的基本安全和利益得到了保障。名人们应该感到羞愧，因为他们从社会得到的太多，而为社会付出的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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