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台灣《自由時報》報道，5月24日，由中華經典研究學會、中華華夏文化交流協會推出的經典會考，在台中公園冒雨舉行。該活動約三萬人報名，考生各科分為秀才、進士、狀元三等次，以背誦、口頭接龍方式會考，完成會考的考生，可以戴狀元帽、敲狀元鑼、過狀元橋。

民進黨中生代要角、台中市長林佳龍主持該活動，並當場背誦〈禮運大同篇〉。曾參加會考、戴過狀元帽的林佳龍說，將推動校園讀經，帶動民眾或學生自主品格教育，成為生活準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他在大會上說，這些經典都是聖賢留下來的智慧，透過背誦經典，除讓人學習先人文化結晶外，更讓文化傳承；同時能讓讀經者自主品格教育，做為自己生活上的準則，得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這篇報導還指出，有不少家長陪同子女冒雨挑戰會考，有家長說，雖然現在孩子未必理解經典內容，但變得較穩定、專注，盼未來經典內容能陪伴他們發展成品格良好的人。

《自由時報》正面報導此一事件，讓我震驚不已。雨中背經的那一幕，對台灣的未來而言是禍非福。死記硬背的填鴨式教育並不利於培養兒童的想像力和創造力，而只會批量製造出獨裁者最喜歡的、「聽話」的乖乖孩——這些不求甚解的孩子，長大後就是奠定專制體制根基的順民和臣民，而不會是太陽花運動中的那些反抗者們。

而林佳龍這樣一位曾留學西方、滿口民主自由價值的民進黨中流砥柱，居然也沈淪在中國儒家專制文化的醬缸之中，誤把糟粕當精華，卻將毒藥當補藥，又怎能不讓人莫名驚詫？民進黨人在意識形態上的混亂已然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甚至可以說，在精神上與國民黨形成了某種可怕的「同構」與「共生」關係。由此可見，國民黨利用儒家專制主義思想綑綁、束縛、扭曲、毒害台灣人的心靈，大獲成功。

若是尊崇儒家的教導，以君父之是非爲是非，以君父之好惡爲好惡，既然國民黨高高在上地以君父自居，那麽民進黨這幾十年來為什麼要堅持不懈地反抗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呢？若只是為了爭權奪利，而缺乏進步和高尚的價值，民進黨不就成了國民黨第二嗎？連林佳龍這位當年野百合世代的學生領袖，在精神上也毫無甄別能力地全盤接受來自中國的黑暗文化，表明民主轉型過程中台灣所必須的、普遍的公民意識遠未成形。

頗為吊詭的是，尊儒並不是林佳龍的一家之言。就在林佳龍在台中倡導讀經運動的三天之後，曾任馬英九政府的行院長的江宜樺在香港發表一場演說，強調「儒家思想今天仍然是影響華人社會的重要因子，扮演關鍵角色」。這是英雄之所見略同嗎？

江宜樺在此次演講中表示，人類社會曾採用過多種政治制度，有封建制度、代議制度、極權統治、軍事獨裁和憲制民主等，而從儒家思想的主張看，它最可能與憲制民主銜接。他認為，儒家理論可以彌補自由主義過度強調個人主義的缺失，其賢能政治主張又可以加強民主的行政效能，兩者結合可能創造出人類文明發展的新願景。

江宜樺還說，台灣和新加坡已證明華人社會可以發展民主，也說明儒家文化不必然排斥民主，甚至可以彌補自由主義或民主的缺點。

自詡為研究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學者，江宜樺卻又大肆推崇儒家學說，這是他鎮壓太陽花運動不力而被當作替罪羊下臺之後的「新思維」嗎？在儒家森嚴的等級秩序之下，人民不能反抗統治，統治者卻可以奴役人民，所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因此，江宜樺可以調動警察對衝擊政院的學生施暴，即便血流成河，他照樣安然入睡。

在過去三十多年來的現實政治中敵對的國民黨和民進黨雙方，居然分享同樣的文化與精神傳統，反抗者與壓迫者的界限在此變得模糊不清。這種價值觀層面上的「民進黨的國民黨化」，尤其讓人感到憂慮不安。

更為詭異的是，把儒家文化當作救命稻草的遠遠不止於林佳龍和江宜樺，中共新一代獨裁者習武帝亦號稱儒家信徒。習近平在骨子裡師法毛澤東，卻對外號稱自己是孔夫子的學生。對於毛澤東在文革中發動紅衛兵摧毀孔廟的作為，習近平則假裝不曾發生過，他不加解釋，而要讓毛孔合二為一。用八十年的自由主義學者、如今的禦用學者、幫閑文人甘陽的說法，習近平就是要完成「通三統」——即打通孔夫子、毛澤東和鄧小平這三大可以支撐共產黨統治的傳統。

據中國官媒報導，習近平上臺以後，已經三次在重要場合傳揚儒家文化。2013年11月26日，習近平到山東曲阜孔府考察，併到孔子研究院與研究人員座談。習近平饒有興趣地翻看《孔子家語通解》《論語詮解》兩本書，並說「要仔細看看」。在座談時他更表示，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立場，堅持古為今用，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因勢利導，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發揮積極作用。

2014年「五四」青年節時，習近平來到北京大學人文學苑，同哲學家湯一介促膝交談，瞭解《儒藏》編纂情況，讚揚湯一介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繼承、發展、創新作出了很大貢獻。

第三次是在孔子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習近平以最高領導人的身份發表講話說，「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弘揚者。從孔子到孫中山，我們都注意汲取其中積極的養分。」

習近平雖然擁有清華大學的博士學位，但據眾多學者調查考證，他實際上只接受過小學教育，此後即在文革中失學。以習近平的學歷和知識背景，根本讀不懂用文言文書寫的儒家經典。習近平對儒家的青睞，不是出於個人喜好，乃是認為儒家可以爲其所用，就像儒家可以爲歷代皇帝所用一樣。習近平無可奈何地看到馬列主義、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範圍內的崩解，黨內那些看似文采飛揚的「秀才」和「理論家」們再也無法讓其重新煥發活力了。所以，一度被毛澤東踩在腳下的儒家思想便可拿來廢物利用了。

林佳龍、江宜樺和習近平各自代表著不同的政治立場和政治勢力，在台灣島內和海峽兩岸的政治角逐中，他們彼此互為對手，有時甚至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然而，三人對儒家文化的肯定和利用，卻又如出一轍。看來，五四運動時代推倒儒家專制傳統的目標，至今仍未達成。

長久以來，中國沈淪於專制主義的泥潭之中，儒家文化難辭其咎。然而，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張君勱、錢穆、唐君毅等人卻竭力為中國的專制制度和儒家文化辯護。現代中國飽受蔣介石、毛澤東等獨裁者之蹂躪，他們本人亦深受其苦，他們卻仍對儒家的「德治」幻想抱有不切實際的憧憬。他們一廂情願地認為，只要君主手裡握有大權，就可加強其社會責任感，亦可增強他為民父母的道德意識，從而做出對國家對人民有益的事情出來。可是，中國的暴君和獨裁者殘民以逞的歷史與現實，卻與此想像截然相反。

同樣也是新儒家圈內人的學者徐復觀，在論述中國的專制傳統海和儒家文化時則更誠實一些——儘管他仍然試圖儒家辯護，認為儒家只是被專制者所利用而已；但他至少承認這一事實——「中國兩千年的專制，乃中華民族一切災禍的總根源。」同時，他也發現了所謂「德治」的缺陷與虛偽——正是「人之初、性本善」式的儒家淺薄樂觀的人性論，才導致了源遠流長的德治和人治的文化與政治傳統。

儒家是一種爲統治者服務的意識形態，而不是支持人權、自由和民主的思想。徐復觀敏銳地發現：「因為總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上來考慮政治問題，所以千言萬語，總不出於君道，臣道，士大夫出處之道。雖有精純的政治思想，而拘束在這種狹窄的主題下，不曾將其客觀化開來，以成就真正的政治學。因之，此種思想的本身，只算是發芽抽枝，而尚未開花結果。」他接著論述說：「因政治上的主體未立，於是一方面僅靠統治者道德的自覺，反感到天道的難知，而對歷史上的暴君汙吏，多束手無策。在另一方面，則縱有道德自覺的聖君賢相，而社會上缺乏迎接呼應承當的力量，聖君賢相也會感到孤單懸隔，負擔太重，因之常常是力不從心。由此可以瞭解歷史上的朝廷，何以君子之道易消，小人之道易長。」最後，他揭示了中國知識分子缺乏獨立性和主體性的根本原因：「因政治的主體未立，於是政治的發動力，完全在朝廷而不在社會。知識分子欲學以致用，除進到朝廷外別無致力之方。」

徐復觀的論述與美國政治哲學家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書中的觀點不謀而合。福山指出，中國從未建立起法治傳統以及有限的、受監督和問責的政府。所以，中國始終與現代民主政治絕緣。

在這個意義上，林佳龍、江宜樺和習近平所選擇的「讀經救國之路」，其實是自尋死路。

民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