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六四26周年前夕
江棋生
5月10日母亲节那天，我在常熟参加了市中原初一（4）班的同学聚会。那可是一个真诚动情、热辣欢畅、别开生面的聚会，我这个高他们五届的校友，忍不住当场点赞，由衷称道。聚会将近尾声时，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有一位已在别处吃过晚饭的校友闻讯赶来，意外地见到我也在场后，带着几分醉意，为没能出席4月18日我母亲的百岁寿宴，向我道歉竟达10次之多！我身边见证这一幕的同学说：这说明两点。一是他酒后吐真言，二是他真的很内疚。
这两条，确实都说到了点子上。
5月13日，我回到北京，通过电邮和项小吉、陈小雅共同回顾26年前的1989年5月14日晚，在中共统战部与李铁映、阎明复、尉健行、刘延东等进行对话的史实。距今26年前的北京街头，发生了什么呢？发生了波澜壮阔的八九民主运动和举世震惊的六四屠城事件。而26年来，当局对这两件事，又一直在做些什么呢？八个字：掩盖真相，抹去记忆，以至于六四成了“一个提都不能提的日子”（见《六四26周年致国内同学的公开信》，2015年5月22日刊于《纵览中国》）。那么，当局为什么要毫不懒政怠政地掩盖真相、抹去记忆呢？
我的看法是，干了六四屠城的大脏活，实在心虚理亏的很，但又真的不想、不愿或不敢承认罪错以谢天下。
我自信地认为，我的回答说到了点子上。
我在常熟的时候，有些老同学不无庆幸地对我说，习近平有个内部讲话，他打完老虎后，就要为六四翻案了。我淡淡地回应说：那是没谱没影的事；姑且不说当局一直不给我办养老手续和不提供基本医疗保险，单说26年来一直剥夺我的出入境权利这一条，就可看出这一点。我告诉他们，在六四25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的2014年5月27日，我终于拿到了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和往来台湾通行证，但是，我于一个月后的6月30日，手持赴香港九龙的火车票在北京西站过海关时，竟被拦了下来！说是“不能让你去。”墨迹未干、光鲜亮丽的通行证，说不管用就不管用了，哪里有一丝一毫就六四屠城要认罪、谢罪、悔罪的影子？接着，我又举了熊焱母亲病危，他要回国探母而当局不给签证的最新事例，说明当局连这样的口子都不开，又怎么能奢谈它“快解决六四问题”了？
不让出境，是政治迫害；不让入境，也是政治迫害。不过，对比两种不同的迫害，备受煎熬和远为痛楚的，应是熊焱身受的那种悖逆人伦的迫害，它使母子生分，子欲孝而身不能至！
我不能出国，确实憾事多多，但因此而能尽些孝道，则给我带来莫大宽慰。今年春天，我与弟妹、侄子女和朋友通力合作，于4月18日隆重热烈地为母亲举办了百岁寿宴，这一盛举在家乡被传为佳话。寿宴的视频和照片，我会设法放到网上与大家分享，在这篇短文中，我先将自己在寿宴上的致辞照录如下——
各位嘉宾：
今天，你们来到虞山脚下的常熟森林大酒店，喜庆地出席我母亲百岁大寿的生日庆典，我谨代表全体家人，真诚地欢迎你们，热烈地欢迎你们！
帷幕已然拉开的这场百岁寿宴，五代同堂，高朋满座。我愿意相信，它不可多得，将令人难忘。
各位嘉宾，80多年前，我的父母亲随同祖父，走出福建永定的客家土楼，北漂而来，在常熟这块土地上，养育了我们五男一女兄妹六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母亲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她言传身教，要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勤劳的人，一个认真的人。在座的我的小学老师和小学同学，我和林生插队时结识的农民兄弟姐妹，就是这方面最好的见证人。
1978年春天，我有幸作为一名七七级大学生，去北京读书。我离开常熟、离开母亲，已经整整37年。在这37年中，我在母亲身边尽孝的日子，很少很少。能够让母亲感到欣慰的，是我做到了她对我的殷殷期盼。我花了18年心血，得到了有可能是十分重大的物理学研究成果。还有，我的确点燃了自己良知的烛光，坚持一生说真话。虽然，我是吃了一点苦，但是，与母亲所经受的苦难相比，那真算不了什么。
此时此刻，我站在白发苍苍的老母亲身旁，我想说：她的坚强、达观和担当，超乎你的想象，也超乎我的想象。
母亲一生中，经受了中年丧偶和中年丧子这两大撕心裂肺般的惨痛。52年前，我的父亲突然病故，47岁母亲的双肩，压上了极为沉重的担子。她除了养活自己，还要养活外婆和我们五个孩子，而她的工资，只有每个月30来块钱。可以说，当时我们家，陷入了几乎无解的悲苦困境之中。在那样的危难时刻，我的哥哥、嫂嫂站了出来，他们已有三个孩子，但每月按时寄来30元，雪中送炭地帮助母亲把我们抚养长大。那几年，母亲又要上班，又要承担一家七口全部的家务，她的不容易，真是到了极限！但她，挺过来了。
谁能想到，41年前她58岁时，竟又失去了我的哥哥、她心爱的大儿子！任何人都清楚，这对她是何等巨大而悲催的打击！但她，挺过来了。
10年前，她89岁时身患肠癌。她与病魔作了一场生死攸关的大搏斗，她，又挺过来了。
历尽风霜雪雨的母亲，奇迹般地成了长命百岁的寿星，这是她的福分，也是我们儿女辈、孙辈、重孙辈和玄孙辈的福分。今天，聚集在她身边的，是来自福建永定的她的侄子侄媳，是来自四川和重庆的她的孙子孙女、重孙女和重外孙女。还有，就是她的第一个玄外孙，大名李元康；再过4个月，这位可爱的小宝宝，就满一周岁了。
最后，我要告诉大家，我有一个甜蜜的梦想——我在想，在座嘉宾中我的同龄人和比我年轻的朋友，如果31年后的今天，同样在这家森林大酒店，能为我举办一场盛大的百岁生日Party，那该有多美啊！
现在，我恭请全体嘉宾起立，共同为我母亲的百岁大寿，干杯！
谢谢大家！
还是5月10日母亲节那天，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原初一（4）班同学动容地对我说：你母亲真的不容易、不简单，特别是你经受了那么多风风雨雨，她都挺过来了！我说，读书不多的母亲，懂得一个至明的道理：全副武装的军队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干的事。
2015年5月26日于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5月26日播出）
何清涟：独裁者重组暴政俱乐部-写于六四26周年前夕
2015年6月04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的签字仪式上（2014年11月9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胜利日讲话（2014年5月9日）
26年前的北京六四事件，成为苏东剧变（西方社会称之为1989年系列革命）的开端，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与大学生群体对世界民主化运动的伟大贡献。当时，人们几乎都相信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的预言，人类意识形态之争已经到达终点，自由民主已经取得了最终胜利。但其后经历20多年政治演变，人们终于发现，由极权、专制走向民主不是单行道，一些曾经走上民主化或开明专制的国家正面临极权回归的灾难。
俄罗斯回归极权的民意基础
现阶段正在抱团且互相模仿学习的非民主国家中，伊朗是个政教合一国家，中国从来就没有过民主，只是在开放姿态之下，有过80年代的半开明专制，现在正在回归黑暗专制的道路上狂奔。但俄罗斯在历史上有过西化经历，上世纪90年代后曾在民主化道路上走过一段时间，剖析俄罗斯，可能会对社会转型过程中民主并非单行道的现实认识更清楚。
普京回归极权，当然与他的克格勃职业经历有极大关系，这种人偏好专断与强权，更何况俄罗斯从彼得大帝时期开始直到斯大林，其间数百年养成的专制文化根基之深厚，可能仅次于中国。我在《普京主义是如何炼成的》（2014年）一文中，指出普京主义是一把由大国沙文主义与强权政治锻造的剑，但它却经过所谓民意淬炼。因为俄罗斯与中国不同，还有个民主制度外壳。
在西方的话语系统中，“人民的选择”是政治正确的象征，不能触碰。但在专制国家中，民意容易被强权裹挟，我在那篇文章中的重点叙述是：“俄罗斯政治的明显转向，始于普京执政之后。普京上台之前，俄罗斯曾一度告别专制、走向民主。自1999年开始，普京充分利用了他娴熟的政治驾驭能力，带领俄罗斯，逐渐完成了回归专制和霸权这一政治演变，他本人则从民选总统成功变身成为独裁者。值得注意的是，普京政治上的每一个重大转变，都得到了俄罗斯的主流民意支持。当然，这话也可以这样说：普京巧妙地迎合了俄罗斯民族的大国沙文主义传统，成功地利用了俄罗斯人数百年对威权的依赖，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成为俄罗斯今天的彼得大帝。”简言之，普京的支持者是农民阶层与青年一代，反对者是集中在莫斯科、彼得堡的中产阶级，前者数量远超过后者。
中国妇女在北京一座商城外的广场上随着革命歌曲跳舞，她们手中拿着玩具枪道具。（2014年1月29日）
中国人有个流行看法：中共的专制基础主要是50年代至60年代出生的人，主力是跳广场舞的大妈们，等他们这代人逝去，年轻人自然而然就具有民主意识。这话缺乏事实支持，因为中国毛左当中有不少80、90年代出生的人。
普京的社会基础中，铁杆支持者就是号称“青年近卫军”。这一前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组织，曾是青年英勇战斗的象征，俄罗斯执政党“统一俄罗斯”的青年组织于2005年改用这一名称，现在已成为俄罗斯最大的青年政治组织。“青年近卫军”的“业绩”不少，在反“颜色革命”中充当急先锋的角色，与举行反普京游行的青年发生激烈冲突；抗议爱沙尼亚搬迁苏联红军解放纪念碑；攻击摩门派教堂是美国情报部门的窝点；支持普京出兵乌克兰等等。几乎是普京指向哪里，青年近卫军就打向哪里。
青年近卫军的成员多出生于苏联解体之后，这批青年是通过什么方式教育出来的，尚未看到系统的研究。其存在确实警示着中国的民主人士：意识形态教育的洗脑后果有多可怕。
民粹与反美两大支柱承托的“查韦斯社会主义”
委内瑞拉是民主制外壳下民粹政治裹挟社会的典型。“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查韦斯依靠民粹与反美，在委内瑞拉建成了“社会主义”，研究拉美的政治学者将此称之为“查韦斯革命”。这场“革命”许诺搞社会主义合作社，改进医疗和教育体系，权力归于人民。假定查韦斯没有中国政府在统计数据上造假的恶习，那他算是实现了诺言：通过实施各项社会计划，10年内委内瑞拉有近300万穷人摆脱了贫困，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75%下降到26%；基本扫除了文盲，识字率高达96%。外交政策上，查韦斯时时表现出和“美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姿态，塑造自己“反美英雄”的形象，赢得了不少掌声。
有了这两项成绩做为“锦被”，尽管委内瑞拉目前是拉美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在全世界排名第138位；尽管该国出现了一个“玻利瓦尔资产阶级”，其构成包括征收“额外收费”的政府官僚、石油买卖的中间人、在黑市和灰色市场上的活跃分子、洗钱以及毒品走私组织，但查韦斯仍然宣称他建设的是“社会主义”，并声称只有他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世界。我几次想弄清楚他究竟是不是毛泽东的好学生，但最后发现，他的意识形态来源太多元化了，玻利瓦尔、耶稣、马克思、印第安人······似乎都是他的思想来源。
对于委内瑞拉的穷人来说，面包与福利最重要，“查韦斯式”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他们并不想弄清楚。于查韦斯而言，什么主义不重要，通过各种忽悠保有权力才最重要。这其实与北京政权差不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本义是什么不重要，拿着它做意识形态工具排斥异己最重要。
查韦斯现在虽已故去，但他留下的问题却正在困扰委内瑞拉。查韦斯依靠石油资源的丰厚获利提高给穷人的分配份额与福利，提升了他们的经济生活水平。但这种为穷人提供奶瓶而不是让穷人获得发展机会的政策，随着石油价格下跌而难以为继。委内瑞拉的上层和中产阶级对查韦斯非常反感，认为他扼杀了社会的创新与发展动力。查韦斯在任期内那种广泛的政治压迫和人权侵犯劣迹正被大量揭发。美国阿姆赫斯特学院的委内瑞拉问题专家哈维尔·克拉雷斯指出，“通过使用、滥用和缺用法律这三种方式，查韦斯成功地扩大了总统的权力并压制了反对他的人，不仅仅是反对派，而且包括政府内部的反对声音”，并通过提高原油价格，然后给周边国家小额补贴的方式，很好地控制了周边国家的民主化进程。
正如《纽约时报》一篇文章的标题所说，“查韦斯解脱了，委内瑞拉还在挣扎”。
中国政府：暴政者俱乐部的重要粘合剂
极权回归的一大趋势是这些极权国家之间有密切的政府合作，互相效仿对方扼杀民主的战略和具体手段，遏制本国及区域内的民主化进程。在这些暴政国家之间起粘合剂作用的是中国政府。
中国主席习近平和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2015年1月7日）
委内瑞拉与中国有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经常从中国得到大笔无偿援助。中国与伊朗的关系比较复杂一点，按中国的宣传是“中伊关系纠结40年，伊朗从骂中国到傍中国”，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伊朗历届领导人都对中国重视有加，甚至将中国视为‘救命稻草’”。中俄关系于2014年被双方提升成“全面战略协作伙伴”，还要“可持续发展”，眼前最重要的政治合作就是“共同抵制美国等外部势力发动的颜色革命”。
上述国家并无中国政府那样雄厚的财力开发网络监控技术，因此中国政府非常“无私”地发挥了“国际共产主义”精神，将巨资开发的网络监控技术慷慨地免费赠送给这些国家，同时将组建五毛制造民意的经验倾囊相授，为这些国家之间开展五毛之间的“民间交流”奠定了基础，美中不足的是最近委内瑞拉政府因经济拮据而取消了五毛。中国当然也善于学习他国控制国民的先进经验，比如普京组织了青年近卫军，习总书记立刻心领神会，将中国的共青团员大批量变身为志愿者五毛。
可以说，独裁国家充分认识到，同类必须抱团取暖，才能让自身不成为“国际孤儿”。时值六四运动26周年之际，分析当代世界极权回归这一现象，意在提醒中国人，独裁国家重组暴政者俱乐部确实加大了中国民主化的阻力。
来源：美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