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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京生与刘晓波的路线之争

魏京生与刘晓波的路线之争

王令隽 2010年十一月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后，魏京生在法语电视网上公开批评说“刘晓波的道路是走不通的道路”，“我不希望人民被他的错误路线所引导，放弃压力去和专制政府合作。”魏京生对刘晓波的批评当然招致了刘晓波支持者的反批评。这些反批评大都着眼在对魏京生心态和人格的揣度與批評，并没有正面回答魏京生提出的道路问题。

魏京生和刘晓波都是声望著于四海的民主斗士。魏京生对刘晓波的公开批评使许多关心中国民主前途的人担心魏京生的讲话造成民主力量的分裂。魏京生先生倒很坦然，毫不担心争论和分裂的公开化。因为他担心人民被刘晓波的错误路线引入歧途，当然要公开号召人民鄙弃刘晓波。问题摊开了倒也好，何况路线问题是不容含糊的，本来就应该公开地明白地向人民宣示。不理清路线问题去强求表面的团结是不可能的。

魏京生主张用“强大的压力，国际国内的压力…迫使中共政府让步”，反对“和不讲道理的暴政‘良性互动’，向专制政府乞求政治改革”。为了造成强大的国际政治与经济压力，他们經常学申包胥哭秦庭，遊説外國政要和政府，要他們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迫使中國政府屈服，放弃专制统治。

激进派主張對中國實行經濟封鎖，反對給與中國最惠國待遇。在其他問題上，激進派也逢中必反，逢共必反。他們遵行的是毛澤東的邏輯：“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既然激進派認定了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是敵人，那逢中必反，逢共必反也就是邏輯的必然了。中國舉辦奧運會他們要反，中國與美國和歐洲合作對付經濟危機也要反。

激进派反對任何妥協與合作。他們甚至認爲國民黨和共產黨和解，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和平發展，共創雙贏是向共產黨投降。如果与共产党合作就是背叛民主，那不但连战吴伯雄是民主的叛徒，尼克松以后的所有美国总统和西方政要可也都是民主和人权的叛徒了，以中国为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联合国更应该是反民主的堡垒了。

激進派的道路走不走得通呢？不妨聼聼魏京生自己的总结：“對中國的人權，西方政府基本上採取的是漠不關心的態度。奧巴馬政府上臺以後，希拉裏國務卿第一次訪問中國就表現的很清楚：人權不是她所關心的重點。他們的政策就是不支持中國人們的反抗，不激怒中國政府，以保障他們在中國的利益。所以對中國人權的關注，多年來都是在逐漸降溫。”既然如此，您能指望他們“向中國政府施加强大的壓力，迫使中共政府讓步”，“推翻專制政權”嗎？

除了希拉裏以外，還有一位山姆大叔也應該令魏京生失望：前駐華大使李潔明。他費盡周折把方勵之教授從中囯救出來，不能說他對中國的人權漠不關心。可是当魏京生和方勵之在美國國會作證要求不給中國最惠國待遇時，李潔明表示了坦率的不滿，明確告訴他們美國有美國的利益，不會事事為他們背書買單。

也許有人以爲魏京生對美國政府的批評不過是典型的怨婦策略，故意言過其實，以激勵外國政府對中共施壓。爲了説明魏京生所言不是怨婦策略，而是多年哭秦庭不果的切身體會，我們來看幾個史例。

1971年，美國在越南戰場上實在打不下去了。十年有限战争，使美軍傷亡近五万。美國人民的反戰情緒高漲到不管左派還是右派政客都想立即從越南撤出。但是誰都知道，一旦美軍撤出，則無異于抛棄在一個戰壕裏並肩作戰十几年的戰友。可此時誰也管不了什麽戰友了。於是尼克松跑到中南海去和毛澤東握手言和。是不是毛澤東时代的中共比現在的中共更讲人权呢？大概激進派也不会同意。美軍一撤走，南越的軍隊立即被越共吃掉了。能指望一個爲了自身的利益而抛棄戰友和兄弟的國家去為你承擔風險嗎？

人們都知道丘吉爾的幽默，卻很少知道他的蠻橫。抗戰勝利以後，蔣中正立即與英國交涉歸還香港。丘吉爾蠻橫地說，要想收回香港，除非從我的死屍上走過去！當時國民黨在内戰中連連失利，國民政府岌岌可危。英國人看准行情，索性不和中華民國政府玩了，轉而找共產黨。共產黨答應延長五十年香港租約。而英國也就成了最早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西方國家。英國人當時之所以抛棄國民黨擁抱共產黨，是因爲關心中國的民主和人權呢，還是關心大不列顛帝國的利益？

至於高壓政策和經濟封鎖的效果，我們可以看看古巴的例子。古巴彈丸之地，與佛羅里達隔海相望，遠離中國和蘇聯，孤立无援。古巴經濟畸形，全靠蔗糖出口美國，四分之三的糧食依靠從美國進口。如果軍事和經濟壓力能夠改變一個國家政權的話，古巴的卡斯特羅政權应该早就垮台了。五十年来，美国一直想通过经济封锁，外交孤立，军事干涉和恐怖颠覆推翻卡斯特罗政府。1960年三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命令中央情报局秘密组织，训练，武装古巴难民为游击队以图推翻卡斯特罗。1961年一月，美国切断与古巴的一切外交关系，撤销对古巴政府的承认。这一年，中央情报局训练的1500 名古巴流亡者在猪仔湾登陆，被卡斯特罗击垮。此后美国开始了一系列旨在颠覆古巴政府的计划，称为“古巴工程”，又称“獴行动”。这一行动包括政治，心理，军事，情报和谋杀等手段。据美国参议院情报选择委员会的报告，自1960至1965年，曾有过八次谋杀卡斯特罗的阴谋。1981年里根上台以后实行了猪仔湾事件以来最为敌对的对古巴政策。反恐战争时期，美国把古巴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2005年七月，国务卿赖斯宣布设置一个新的机构“以加速卡斯特罗政权的终结”。一年后，美国援助自由古巴委员会提议拨款八千万美元支持古巴的反对力量。所有这些努力都未能动摇卡斯特罗的政权。半个世纪的经验终于让美国政治家们认识到这种封锁对抗政策是失败的。2006年底，共和党议员弗莱克带领一个包括两党议员的十人代表团访问古巴。于是两国关系开始解冻。

北朝鮮是另一個被长期封鎖的例子。封鎖不僅沒有能夠推翻專制政權，反而孤立了北朝鮮人民，使他们不得不忍受封建的世襲制度和悲惨的生活。在西方世界封鎖北朝鮮的時候，南朝鮮的同胞卻慷慨捐助，説明經濟封鎖的政策不但經不起策略的考量，也經不起道德和感情的檢驗。

经济封锁似乎是基于这样一种思维逻辑：通过经济封锁把敵國经济压垮，使其民不聊生，饿殍遍野。于是戍卒叫，函谷举，石人一只眼，挑动黃河天下反。这种思维的可笑不言而喻。如果经济封锁真的使該囯民不聊生，人民自然会痛恨實行經濟封鎖的國家和鼓吹封鎖的人們，而不会痛恨本國政權。这种失去理智的敌意适足刺激人民的民族主义，帮助當政者稳定政局。卡斯特罗和金日成的世襲制度能在美国的高压威胁下顽强地生存，说明政治对立和高压政策不能轻易推翻一个国家的政府，也解决不了该国的民权和民生问题。相反，通过经济贸易合作，文化和人员交流，民主和人权对话，使双方多一些信任和合作，少一些误解和对立，应该会使民主进程快一些，早一些。

中国不像古巴，也不像日本。中国地大物博，国内资源和市场广大。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但无法封锁，而且成了世界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在经济日益国际化的今天，封锁中国无异全球性的自杀，不但中国人不答应，其他亚洲人，非洲人，欧洲人，美洲人都不会同意。

从以上分析可知，魏京生所说“對中國的人權，西方政府基本上採取的是漠不關心的態度 …… 他們的政策就是不支持中國人們的反抗，不激怒中國政府，以保障他們在中國的利益。”并不是虚妄之词。那末，魏京生所期望的“国际压力”从何谈起呢？

至于国内压力，激进派必须面对的事实是，即便是国内的弱势群体，如下岗工人和农民，绝大多数也反对激进主张。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成为了毛泽东派的主力军和社会基础。能指望这些人给共产党施加压力推翻他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吗？中国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在一个蠲免了农业税，減肥成了比飢餓更严重的健康问题的国度，即使王炳章的游击队有本事扛着火箭发射筒冲过中缅边境，能指望农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高呼“迎炳章，不纳粮”吗？

你們當然可以說這些人愚昧，那知識分子呢？王蒙，王朔，俞秋雨，李敖，成龍等等，一概被罵成爲虎作倀的幫兇走狗。现在，连刘晓波都被激进派认为是向中共屈膝投降的合作者，那你们在中国还有几个合作者，能给中共产生多大的压力呢？

此外還有一大批被你们骂成“愛國憤青”或曰“愛國賊”的年轻人。於是，“愛國賊”和 “賣國賊”的對罵便成了中文網上一道靚麗的風景綫。如此罵下去，能對共產黨產生任何國内壓力嗎？

激進派精英們忘記了民主的基本精神，就是民爲主。社會活動家的基本責任之一是傾聽民衆的聲音和訴求，而不是要求民衆聽從什麽什麽之父的教诲。一個内科醫生如果不能把握病人的心跳和脈搏，便不可能做出正確的診斷，開出靈驗的葯方。一個社會活動家如果不能把握人民的脈搏和心跳，便不能開出救世的藥方。激进派不但越来越脱离国内的民情，而且也慢慢失去海外华人的支持，说明魏京生道路并不比刘晓波道路前途更为光明。魏京生擔心更多的人改變激進的政治取向是有道理的。

曹常青先生說:“達賴喇嘛得獎21年了，並沒有對西藏人權狀況的改變起到什麽實質作用。昂山素姬得獎也快20年了，緬甸仍是軍人統治。如果這種速度是高調主張‘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們推動本國民主化的一個指標的話，那麽中國人在20年内就別指望了。”

曹先生的這一段話似乎隱含著這麽一層意思：中国民主步履维艰，责任全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路线。这完全违背事实。自从八九民运以后，民运圈基本上为激进派所左右，温和派的声音小得可怜。中国二十年来民主进程缓慢，正好證明与中国政府绝对不合作的激进路线根本走不通。我们可以六四天安门事件为例说明，如果采取了比较温和的路线，结果可能会好一些。当时阎明复恳切地对天安门广场的同学们说，如果硬要在党内分两派的话，你们这样做也是不利于改革派的。六四前夕，高自联已经决定撤出天安门广场，可是这一决定被激进的柴玲一票否决了。如果高自联的集体决定不被激进主义者否决，不但可以避免流血，而且赵紫阳还可能因为成功处理了学生运动而在政坛站稳，则以后二十年的政治改革便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局面。我在这里并不是为共产党开脱责任。共产党如果不把軍隊开进来，激进也好，温和也罢，都不会流血。共产党当然无法推卸历史责任。问题是，既然已经知道要用军队镇压了，难道就非以血对抗不可吗？柴玲当时慷慨激昂，颇有谭嗣同的气慨，以为中国之所以不能变法，皆因没有流血。“有之，请自嗣同始”。谭嗣同把梁启超送到日本使馆以后，回到自己的公馆等待被捕砍头。谭嗣同是我一生佩服的少有的血性汉子。可是当我试图从中国近代史的缓慢进步中苦苦搜索与谭嗣同捐躯有直接联系的事件时，我沮丧地发现，他的死，其实对以后的历史进程并没有起太大的作用。令人更爲沮喪的是，譚嗣同就義一百年以後，我们听到的激进派声音不是“有之，请自柴玲始”，而是“我不能死，我要留下来做种子”。你要做种子，為什麽不可以妥协一下，让其他人也留下來做種子？難道和趙紫陽，閻明復，鮑彤，嚴加其等人合作就是投降媚共？比較共產黨總書記趙紫陽和激進派民運領袖柴玲在六四前後的爲人去處和遭際結局，我們實在很難找到與共產黨毫不妥協決不合作的激進路綫的理論與策略根據。

如果说，在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当时当地，同学们被蛮横的军事管制激怒，使整个广场情绪化，喊出“打倒共产党”，“打倒邓小平”，“绞死李鹏”的口号，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二十年后的今天，可不可以反思一下：这些激烈的口号是会造成强大的压力以使邓小平和李鹏作出让步呢，还是会帮助他们下定决心，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要打倒一個政府，光有骆宾王的文采和豪邁口號怕是不够的。

二次大战以后，经过半个世纪的冷战，国际社会的思维已经从战争对抗轉向和平合作；从阶级斗争轉向阶级调和，从暴力革命轉向和平过渡。和平理性非暴力已经成为民主普世价值的一部分。馬恩列斯毛经典理论中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学说已经和时代脱节，也和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脱节。

关于刘晓波獲得诺贝尔和平奖对中国民主运动的作用，有各种各样的评论。有人以为刘晓波得奖会激励更多的人为民主而奋斗，我却不以为然，真正的民主斗士应该不為任何名利所動，而以名利为目的的活动家不是真正的民主斗士。有人以为刘晓波得奖会给中共领导以国际压力而使其让步，事实正好相反。如果以为挪威的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就太低估共产党了。如果刘晓波获奖还有某种积极意义的话，就在于它给予了温和合作派的和平理性非暴力路线某种国际肯定，使他们不必担心妥協對話合作是对民主的背叛，使更多追求民主的人们大胆地走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合作之路。

至于国际社会对中国民主和人权的关切，当然對民主進程會有些幫助，但不要寄予太大的希望。在海外搞民主是隔靴搔痒。决定中国未来的力量還是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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