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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盛顿的詹姆斯敦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研究员、台湾国立政治大学访问学者彼得马蒂斯(Peter Mattis)在《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杂志上撰文称美国应该为中国的崩溃提早做好准备。自由港将此文全文译出，以飨读者。原文请看：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doomsday-preparing-chinas-collapse-12343
    
    
美国中央情报局（图片来自NBC NEWS）
    
    几个星期前，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迈克奥斯林（Michael Auslin)在《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中提到了在华盛顿的一个私人聚会上，一位中国问题的资深研究员声称中共的崩溃即将来临。世界第二经济体和核大国的政治崩溃不是一件小事情。那么华盛顿应该怎么应对呢？到四环外面和被边缘化了的中国人建立联系、通过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来告诉中国人“美国对中国的发展负有道义责任”吗？就算中共不会在近些年倒台，思考应对策略可以帮助美国政策制定者“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
    
    在面对中国可能的政治不稳定和政治体制的崩溃，以上提到的策略显得微不足道了。根据奥斯林，这位匿名中国学者和其他人都认为中国若崩溃，美国首先要做的是告诉中国人民，华盛顿将会和他们站在一起。但是当中国人民揭竿而起后，这种口头上的支持并不能改善美国的形象。在另一场至少是六四规模的抗议出现时，行动而不是言论，才能展现出华盛顿对中国的未来确实“负有道义责任”。
    
    为中共倒台这样的大政治危机做准备，在研究和计划上都需做出很大的努力。在危机来临之前，在思维方式上，我们必须要有能力想象一个没有了中共的中国，以及其会如何发展。 每年数十万的群体性事件表明，尽管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日益提高，其仍然存在着能引起地震的重大政治问题。有了这样的预警，若我们仍然忽视能引起政权更迭的动乱或者其他可能威胁政权的危机，以及北京将会如何防止这些情况的出现——那么这将会是我们道德上的失败。
    
    做准备的目的是为了减小政策制定者在应对中国危机出现和升级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还有能识别出华盛顿可以影响中共决策的地方。如果不去为了减小不确定性而努力的话，那么因为无知而导致的恐惧，而不是深思熟虑，将很有可能主导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去选择是否支持中国政府。
    
    首先应该做的研究是找出中国内部有凝聚力和离心力的力量分别是什么。中共用它六十六年积累来的强大力量打击公民社会，把它自己渗透到任何一个有可能成为政治力量的组织中去。那些不能被它收买的组织（比如法轮功）被它变成了“贱民”、被这个政权所追捕。新兴的公民社会组织在中国的官僚迷宫的夹缝中生存。如果华盛顿要声称其有“道义责任”的话，那么就必须了解中共以外的中国政治生态。
    
    在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前，国家情报委员会出版了对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政治前景的评估。 该评估更新了从1980年代早期就开始的定期分析，准确地预测了后萨达姆时代的教派冲突和国内分歧的爆发。但是我们不清楚我们是否有能力对中国做同样的评估，更不要说能有多准确。这样的评估应该不是关于维人和藏人，而是十二亿四千万必将在未来统治专制或民主中国的汉人。
    
    第二是发展、维持、更新一个中共领导人及其家属的数据库，数据库应该包括对这些人可以施加的压力（比如可以被冻结的国外资产），还有电子和电话联系信息。美国政府必定能跟彭博社和《纽约时报》一样搜出这些信息。在中共内爆之际，紧张的状态必然会促使中共的干部开始思考他们自己和家人的福利，而不是党的利益。在生死关头，当每个人都开始只顾自己、寻找活路的时候，中共的制度凝聚力势必会被动摇。在这种情况下，能对北京产生影响的能力将会变得非常私人化，华盛顿若想要塑造危机的结果，联系到、影响到中南海决策者、省一级领导人和安全部队官员的能力将会是至关重要。
    
    就像公司或者非政府组织的数据库一样，这个项目需要包括中国官员与美国官员及其他重要美国人的接触记录。如此，华盛顿知道谁和谁有联系，到时若需要，可以让那些美国人去和中国官员接触。而且做决策时，白宫必须要诚实（至少对美国官僚系统），在过去对中美关系问题的处理上并不一直是这样子的。
    
    第三，预测中国对内安全部队的实力，包括国内情报收集能力和武警能力，这对预计动乱是否到了临界点至关重要。很多关于中国未来的研究都预设了这个国家的安全部队会运行良好，而不去考虑它们维护政权的能力取决于一系列动态因素，包括公民的抗议和科技。如果中国的政治改变由大规模抗议带来，那么这说明了“一个忠臣和强大的安全部队”的预设是错误的。
    
    任何军事干预的决定至少会有解放军总部（如果不是中央军委的话）的参与。若收到来自中央的命令，军队领导层必须要决定是支持现任政府、自己夺权还是不干预。虽然绝大部分的解放军官员是共产党员，但是今天这两个组织的关系相比毛、邓时代已经改变了很多。解放军可能正在发展出他们自己的、独立于共产党的职业身份。 中国迅速的军事现代化要求解放军的官员有更高的教育程度和职业化。再加上由于军队被隔离在军区的高墙之内，和社会脱离，缺乏共同的经验。如果解放军的职业化孕育了“军队应该是一个国家的军队”的概念，那么美国政策制定者需要知道这点，并且知道是谁有潜在的这种想法。
    
    第四，美国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必须知道，当个别的群体性事件开始升级成大危机时，北京的选择会有哪些。 首先，中国的领导人需要估计，这些抗议是否可以通过收买或者捕获抗议带头者而成功镇压，或者骚乱在扩散到其它地区之前是否能被限制住。接下来的一步是决定是否允许地方和省级政府自行解决危机，而不需要中央的介入。鉴于复杂的安排使得省与省之间的直接合作几乎不可能，对泛省的抗议的镇压需要中央来协调。知道中共在不同的层级会如何操作、谁会是决策者对影响事件的发展至关重要。在获取新的信息之前，我们很大程度上只能想象这个过程和决定，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对此进行思考，同时又要意识到答案并不是最终的。正如总统艾森豪威尔所说，具体的计划方案可能是无用的，但是计划本身是必不可少的。
    
    第五，美国政府需要找到和中国人民直接沟通的渠道，即使在北京开始掐断国际通讯之际。防火墙可能不是无懈可击的，完全关闭中国的因特网也不容易，但是最近的对VPN的干扰显示，中共可以让中国和外界通过因特网的通讯变得非常困难。把美国的对外宣传活动全部移到网上而不留保险措施是鲁莽的举动。如果保险措施仍然无法避开网络审查，那么接下来需要的是保留通过无线电向中国传播信息的能力。
    
    最后，如果美国目前的情报收集和分析系统（包括美国的外交系统）不能胜任以上提到的准备工作，那么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建立专业知识、收集和处理信息和应对中国内部的危机。这里的问题不是我们投入的量的大小，而是我们需要专注于和保证我们能够持续开展以上提到的准备工作。而且，这需要政策制定者的直接参与，不仅因为他们在收集关键中共人物个人信息中的角色，还因为“政策制定最终决定了情报工作的限度”这一事实上。
    
    如果华盛顿对中共已经接近黄昏感到担忧，那么对中国未来的“道义责任”需要的是对中国政治生态更深的了解，要超越处理日常政策制定所需的了解，要在中国领导人再次把枪口对准了他们的人民之前影响他们。没有事先的准备，美国和其他国际领导人会为一个不稳定的中国的前景而感到困扰，可能因此而觉得中国“大到不能倒”。他们还可能像1989年那样在远处旁观，不知道最好的行动是什么、不知道如何影响中国领导人的决定。什么也不做也许并不是错误的，但是如此重大的决定不能建立在无知、对六四场景的记忆和在危机时刻收集来的零星信息之上。
    
    原载《自由港》

中国问题学者林和立：习近平极力揽权维护党的统治





2015年6月09日
    
    
    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林和立认为，习近平偏离了集体领导模式，转而独自担任掌门人。
    
    最近三十多年来，林和立(Willy Wo-Lap Lam)一直是吸引读者最多的中国精英政治分析专家之一。这位现年62岁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已出版了五本著作来对赵紫阳以来的中国历任最高领导人进行评述。他最近出版的《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政治：复兴，改革还是后退》(Chinese Politics in the Era of Xi Jinping: Renaissance, Reform, or Retrogression?)探究了以下问题：一个相对平凡的地方官员如何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有权势也最具魅力的领导人之一？在采访中，林和立探讨了在扭转“后毛泽东时代”主导中国政治的许多原则的背后，习近平的动力和原因，同时也阐释了他眼中的“中国思想走向闭塞”这一观点。采访节选如下:
    问：您已经分析了过去三十多年里所有主要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有什么特殊之处？
    
    

    林和立
    Courtesy of Willy Wo-Lap Lam
    
    林和立
    
    

    
    答：习近平与之前的领导人很不一样。江泽民和胡锦涛基本延续了邓小平的指示，不仅改革经济，也多少做出了一些制度上的改变。虽然邓小平不认同西方式的改革，但他的确尝试对制度进行重大变革，以防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式独裁统治再次发生。所以，他推行集体领导制——（执政的共产党）政治局，尤其是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领导，而总书记虽然名义上更具权威，却基本与其他领导成员处于平等地位。邓小平不希望出现个人崇拜现象。他有句名言，领导人要来自“五湖四海”——来自不同背景、来自各行各业。但到目前为止，习近平的主张与邓小平的许多主张背道而驰。我们已经看到了习近平对个人权力的过度敛聚，他不是委员会中排名第一的成员，而是掌门人。他肆意地凌驾于其他六名常委之上，尤其是总理李克强。
    
    问：有观点认为，习近平揽权是为推行改革。这种看法是否有一定的道理？
    
    答：这个解释就是所谓的新威权主义理论，意思是说像中国这样的国情复杂的国家，统治者必须要掌握几近绝对的权力。习近平宣称，所有容易的改革都已经推行过了，留给他的全是涉及冲击党内势力集团特权的改革难题，因此他需要额外的权力来推动变革。
    
    不过，我在书中提出的主要问题就是：彻底的结构性改革为何没有发生？我认为习近平集中权力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确保共产党在中国的持久统治。他想要保证无人能挑战党在中国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二是为了确保党内只有一个派别独大，那就是羽翼渐丰的习派。这的确就是为了把权力敛聚到自己手中——与经济或政治改革几乎没有关系。
    
    问：他是否有一套经济策略？
    
    答：是要走钢丝，一方面保证党对经济的控制，另一方面继续推动市场改革。所以他在推行不会妨碍共产党控制经济的变革，比如中国货币人民币的全球化。
    
    然而，对于主导通讯、金融及自然资源领域的大型国有企业，并不存在什么改革计划。习近平提出要大幅削减高管的奖金，但总体情况是，他希望维持这类企业集团当前的垄断地位。
    
    问：限制高管的薪酬听起来像一种民粹主义做法，与反腐运动类似。你怎么看这场反腐运动？
    
    答：习近平策划并实施了数十年来最彻底、最有效率的反腐运动，值得称道。如果只看中高层官员，被捕的人数比江泽民和胡锦涛关押的人加起来还多。然而，如果看最顶层的官员，比如政治局级别的干部，特别是太子党，落马的人并不多。他沿用了毛泽东的经典策略，把反腐作为打击党内政敌的一样武器。
    
    这些声势浩大的运动和他在地方上任职时的低调口碑形成了对比。
    
    他在福建待了15年，官至省长，并于2002年调离。那15年很平淡，习近平没做过什么明显具有改革特色或是值得关注的事情。从2002年到2007年，习近平在浙江任职，这期间的记录出彩一些。但如果和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等高调的官员相比，他还是谨慎过头的。习近平急于表现得改革色彩不要过于浓烈。
    
    问：他为什么突然变了呢？
    
    答：在中国，对于一个冉冉升起的新星来说，最不利的就是被人认为过于有野心，抢了上级的风头。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习近平父亲的经历。他父亲习仲勋是自由派的代表人物，遭到了毛泽东的苛待。我对他与父亲之间关系的理解是，尽管习近平毋庸置疑地敬重父亲，但习仲勋的政治立场充当了一个反面教材，告诉他不要做什么。所以看到才华横溢、仗义执言、持自由派观点的父亲被毛泽东迫害后，习近平决定反其道而行之：坚持党的正统思想。
    
    2007年，习近平的机遇来了。他赢得了江泽民和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支持。江泽民不同意胡锦涛选李克强为下一任总书记，希望有其他人选。因此，江泽民选择了他认为好操纵的习近平。后者看上去像是中国人所说的“老好人”，也能与团队合作。这很可能是江泽民最大的错误。习近平上台后几乎立马就开始打击江泽民及其派系。
    
    问：掌权后，他的政策受到了什么影响？
    
    答：他更像是师承毛泽东，而非邓小平。上世纪50年代，尽管中国一贫如洗，军力薄弱，但毛泽东实行了大胆的外交政策——力图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毛泽东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习近平也是。但当下还有一个更实用的原因：党的执政合法性问题。人们都不再信仰共产主义了，因此在不能通过选举取得合法性的情况下，有两种方式能为党赢得合法性：经济增长和民族主义。眼下GDP增长正在放缓，于是就只剩民族主义了。
    
    问：在书的最后一章中，你谈到了中国的思想在走向封闭。这只存在于政治领域，还是属于广泛现象？
    
    答：这一点适用于普通人，包括中学和高校学生、知识分子及其他人。在共产党禁止高校教授谈论七大禁忌题材的“中央9号文件”等事情上，就能看出这一点。习近平还发起了针对国家机密和国家安全的新立法，旨在更严厉地打击异见人士、人权律师和非政府组织活动人士。
    
    在习近平掌权后发表的首批重要讲话中，其中一次谈的是苏联解体的教训。习近平指出，苏共垮台的原因是否定斯大林，年轻一代的领导人开始诋毁斯大林主义传统。因此，习近平将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将其作为国家的指导方针。
    
    问：这对外交政策有什么影响？
    
    答：习近平的“中国梦”集中在“两个一百年”的目标上。其一是，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习近平希望，到那时，中国能成为“小康社会”。第二个目标则是，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中国已经弥合了同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差距。
    
    问：你认为，这是否意味着，像我们目前在南海看到的那种紧张局势将成为常态？
    
    答：习近平可能有些过头了，表现得太冒进，特别是在对日本和美国的问题上。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南海几个小岛上进行的填海造陆活动。这加深了紧张不安的邻国对中国置国际法于不顾的印象。“中国威胁论”会进一步扩散。此外，随着美国向争议礁石附近派出更多护卫舰和侦察机，斯普拉特利群岛（Spratly Islands，中国称为南沙群岛）的紧张态势将加剧。习近平咄咄逼人的力量投射可能会威胁到亚太地区的和平，而没有和平，中国就无法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问：不过，看上去美国难以有什么作为。比如，中国想造岛，美国能采取什么行动？
    
    答：是的，这也是我认为习近平在外交政策上有更多回旋余地的原因所在。因此，他可能不会去应对棘手的国内问题，而会在外交政策上花更多时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转移心怀不满的中国下层阶级的注意力。北京有一大笔专项资金，可以用来给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和“一带一路”超级工程等项目提供资金。这些政策的结果在近期就能看到。
    
    张彦(Ian Johnson)是《纽约时报》记者。
    
    来源: 《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