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运领袖乔忠令被精神病院强制灌药健康严重受损
2015年6月09日
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告诉本台，六四26周年前夕，据从上海到达美国的马锦春医生曝光，失踪多年的民运领袖乔忠令目前已被关精神病院5年，并被强迫灌服改变大脑思维的药物，。（图片来源：博讯网）
年逾7旬的上海民运领袖，曾与民运人士魏京生齐名、有“北魏南乔”之称的乔忠令被秘密关押在精神病院已逾5年。据香港媒体日前引述一位曾竭力营救他的医生称，乔忠令正被强迫灌服改变大脑思维的药物，已经出现四肢颤抖等症状。该医生呼吁外界关注，防止出现下一个李旺阳。
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周一告诉本台，六四26周年前夕，据从上海到达美国的马锦春医生曝光，失踪多年的民运领袖乔忠令目前已被关精神病院5年，并被强迫灌服改变大脑思维的药物，而这种药对心血管有害：“他就是乔忠令被关精神病院的医生，所以他有第一手的情况。另外，他讲的情况和我们对乔忠令的了解是一致的。乔忠令在上海被关精神病院5年了，转了三个地方，他在乔忠令最后进去的精神病院。他希望停止给乔忠令服药，因为他们那个精神病院的治疗都是强制性的，那种药会改变他的大脑，而且对心脏血管都不利。”
金钟表示，马锦春医生在偶然接触乔忠令后得知其是持不同政见者，又发现对他的诊断与事实不符。因对其经历感到好奇，他翻墙阅读了大量与乔忠令有关的信息，意识到乔忠令遭到迫害。
金钟：“马医生向他们医院的领导提出来，乔忠令不是精神病人，但他的领导说，这是公安局送来的，你不要插手，就这样警告他。他们精神病院有一种制度，公安局送来的病人有一个文件，叫做强制单，医院不接受不行，不需要医生诊断是不是精神病。”
据了解，乔忠令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年70岁。早年在文革中因反动言论被打成反革命。之后在1978年投身民运，组织“上海民主讨论会”。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曾点名北京西单民主墙和上海民主讨论会，先后抓捕魏京生和乔忠令。其后，乔忠令被判刑三年，出狱后一直在公安的监控下。
金钟称：“他判了三年之后出来，一直监视他，不给他工作，还让他给公安做线人。这个马医生同情他、营救他，也没有效果，马医生为了自己的安全，就带着家眷出来了。他看到他说话、手都发抖，按照这样下去，他就完蛋了，会被毁掉，主要是他们要改变他的头脑，这个比打一顿的虐待还要厉害。把异见分子送到精神病院，在中国绝对不止这一家，也不止一两个人。”
据了解，2001年，乔忠令曾到香港，希望出版自己的书，返回内地后便失联。据称，中国当局指，从乔忠令的著作可以看出，他要推翻共产党，已是一个“被迫害妄想症”患者。
前八九民运领袖、广西异议人士王德邦周一告诉本台，以“精神病”为借口迫害异议人士是当局的惯用手法，比监禁还残忍：“留在大陆的这些民运人士，在经济上被弄垮，名誉上被弄毁，被弄得家破人亡，都很惨，很多人现在还没成家呢。北京的一批就不用讲了，浦志强、高瑜等，湖南的李旺阳也是八九一代。我能接触到的范围，那些八九年的人，26年来一直受到严控，他们各方面的发展路径，事实上都被阻塞。”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金钟：乔忠令在上海公安魔爪下的苦难历程
更新: 2001-07-21
自从三月底徐泽荣事件曝光以来，（《开放》月刊）编辑部一直很忙。四月十二日，当同事告诉我有大陆读者求见时，我想虽忙还是按惯例见见面为好。没想到坐下来，一谈就是两小时！来者是一位江浙口音的中年知识份子，昨天才到香港，是经人介绍登门来访的。他就是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乔忠令先生，上海人，今年五十六岁。
他告诉我三件事：一、他这次“冠冕堂皇”来香港是他的一大胜利；二、他带来一部长篇自传很想出版；三、他要见媒体，寻求支持，因为上海公安局断了他的生路。一边说一边展示他带来的文件，包括证件、公文、信函、文稿等。
原来他是“北京之春”时期的风云人物，和魏京生、西单民主墙同时，上海人民广场有个“民主讨论会”，乔忠令是主角之一，公开提出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结果被邓小平点名批判，半个月后上海市公安局执行逮捕判刑。释放后又一直被上海公安监控于魔掌之中，他则用一支笔不断抗争，申诉，写作……他的故事开始于六十年代，历经文革，延伸至世纪之交具典型性和传奇性。在阅读材料，查证案情同时，我又请执行编辑和他谈了一次。最后，我们决定为他做一个深入的访问，于是，在十八日、十九日花了十三小时，长谈两次，终于看清了一名出身于工人世家的青年学生，怎样在毛泽东和共产党近四十年的专政折磨下变成一名坚定的不同政见者，同时，上海市公安系统从毛时代迄今不变的对人民实行凶残镇压和阴毒的特务统治的黑幕，也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是一个难得的认识中国和中国人命运的个案。值得花些篇幅加以报导。
六四年内定为华师大右派学生
乔忠令的曾祖父是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李鸿章办的江南制造局炮厂做铸造工，祖父曾是五十年代中共西南军区的劳模，父亲是上海一中型企业的副厂长，父亲与几个叔叔都是企业中的基层干部、共产党员。他们家族在上海没有任何“不良纪录”，因而也没想到会出现乔忠令这样一个新社会的逆子。
乔忠令一九六三年入读华师大中文系，六四年社教运动中因为他多读了几本书，发表独立的文艺观点，成为中文系重点批判对象。例如他不同意老师说中国资本家都是剥削致富，不同意说社会主义没有悲剧艺术，甚至不同意毛泽东六四年教改讲话。，说可学的已经很少，还要减课程，开卷考试，读大学干啥？乔忠令说：
“那时学校风气已经很坏，农村来的同学已经热衷批判、告密、入党入团，无心读书，霓虹灯读‘儿虹灯’，臀部读‘殿部’，我的宿舍都被他们翻遍了。文学系右派教授徐中玉、许杰已停止开课，讲师钱谷融，发表过很有影响的《论文学是人学》，那时批修正主义文艺思潮，被揪出来批，与秦兆阳齐名。让他开课做反面教员，由中文系党总支副书记带到班上来，向同学宣布，让钱某讲课是培养同学们刺刀见红的能力。同学们仍然很敬重他，但还是有人告密，说他讲鲁迅的《祝福》宣扬修正主义观点，又遭到党总支批一顿。钱走的那天，诚挚地向同学说，他甘做一块石板，让大家踩着他成长进步，泪盈语咽，一时气氛凝重．我带头鼓掌，大家也鼓起掌来，女同学还哭出声来。”
六四年十月开始全班批判乔忠令，三个月不断，骂他已堕落为“右派修正主义的接班人”，内定为右派学生，把他孤立起来，他便钻到历史系资料室去读书，读了很多马列和文史禁书。六五年开展社教，他分配在安徽定远县蹲了一年，又亲身了解到大跃进失败的真相。党委交代下去不准打听三年灾害情况，开忆苦思甜会，要亿日本鬼子、蒋介石之苦，他和空四军学毛著标兵张春余一起主持贫下中农开会：
“哪知农民上台说到六Ο年熬不下去时，就放声大哭。只好换人发言，还是诉大跃进的苦，说十六岁姑娘只换一斗高梁米，村里开始吃死人，从无惟到明光，人都死光了。野狗吃人吃红了眼，人末咽气，就扑上来咬住胳臂不放……全场哭声震天。张春余是个正派军人，他没有禁止发言，而是低头强忍悲痛。散会后，他把我拉到一边，要我不要对人讲农民说的事。”
文革中和王申酉打成反革命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时，乔忠令还在安徽滁县三和公社和陆军临汾旅四十多名干部一起参加第二期社教，听到郭沫若在北京宣称他的几百万字著作都要烧掉，大为震惊。工作队也开始大字报批斗“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丁亚，这个红军干部“生活糜烂”，搞了不少女人，进而炮轰许世友……八月份，乔忠令回到华师大，参加文革，当了四个月的造反派。前校党委书记常溪萍一贯宁左勿右，反右时抓了四百多个右派，六五年在北大搞社教又逼死四十多人，在六六年冬的造反潮中，被南下点火的聂元梓等人点名批斗，华师大红卫兵狂热跟进，常溪萍在批斗中多次被打得昏死过去。
乔忠令参与并目睹这场疯狂的“革命”，六七年起他便看清了文革的权力斗争本质，反省自己参加造反，表示忏悔，在几个好朋友间发泄对文革不满，说了不少“三反言论”。如：中国坏在列宁主义的暴力革命，一定要打倒列宁、毛泽东比不上蒋介石，只有依靠老婆江青、实现共产主义至少需要二千年……
乔忠令的朋友中有两位是“拔尖”的，一位是数学系四年级的罗建华，他匿名写信给周恩来，攻击毛是孤家寡人，文革中铲除异己，周亲笔批示，立为大案，限期破案。另一位是物理系的王申酉，王六四年社教中，就被打成“反动学生”，六六年夏天全校学生上北京接受毛检阅，唯他一人不准去，留校劳动。乔形容王申酉“性格内向腼腆，勤奋好学，不爱交际，知识渊博”。六六年十二月，王申酉以“孤胆英雄”之名写一篇二万字的大字报控诉对他的政治迫害。一九六七年间，他俩常在一起聊天，谈上海帮，谈文革现状，从中国未来到认识论，从共产国际到宇宙天地，无所不谈。终于在六八年一月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这三名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大学生一起被“揪出来”。校革委会举办“王申酉反革命罪行展览”，罪证是什么呢？全是读书笔记和读毛选写在书上的眉批！罗建华被正式逮捕，乔忠令二月中被关押在校，公开批判他“勾结反动学生王申酉之流，组成小集团，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毛主席，诬蔑文化大革命，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堕落成了反革命。”（新师大战报，六八年三月）
张春桥要粉碎乔忠令的政治能量
华师大这场清队运动为时半年，师生六十多人自杀，包括常溪萍在内，八百多学生定为敌我矛盾，自杀犹如一场死亡比赛，有卧轨、跳楼、割脉、服毒各种方式。是全上海最悲惨的单位。四人帮军师张春桥见此战果，亲自撰写师大清队汇报面呈毛泽东，着重提到王申酉、乔忠令及吴泽三案（吴泽是历史系主任，其妻在监管中和红卫兵上床，被指为用美人计拖革命小将下水，轰动一时）。不料毛见张春桥报告后，竟发善心，批示“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暗示对文革初替他冲锋陷阵的学生还要利用，于是师大清队在血腥未散之中不了了之。
除罗建华判刑十五年外，乔忠令、王申酉得以记大过，重新发落。在毕业分配中，校方上报市委，张春桥、徐景贤对乔忠令的处理，作出批示：同意毕业，但要“粉碎乔忠令的政治能量”。我对此不解，张春桥何以如此重视你的能量？
乔忠令说，他当年造反时，曾是“野战兵团”的头头，擅长演讲，读的马列又多，很有影响力，即使反革命言论，也认为是有深度的。张春桥的批示，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以后长达三十年，上海公安不放过他，源出于此。
王申酉在文革后惨遭杀害
更惨的则是他的“同道好友”王申酉。这位也出身于工人家庭的大学生，熬过了文革（不予毕业，在校监管劳动，每月生活费三十元），竟在四人帮倒台后，以“现行反革命”之罪被上海公安局于七七年四月枪决。虽然八一年七月中共为他平反，并举行追悼会，夏征农称赞他是“热爱马列主义的好青年”，但是，制造这件震动全国的冤案华的师大党委成员陈准堤、王玉春夫妇却逍遥法外，而核准杀人的市委书记更若无其事，官升三级成为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王申酉被处决的布告贴满师大校园时，乔忠令悲痛之余，为亡友写下一首小诗：
我爱你，但不喜欢你，
你只是欺骗我，
我怎能相信你，
你热情地 引我，
我流着泪投进你的怀抱，
然而你抛弃了我，
我活生生站着像个大问号，
滚烫的腮颊死一般冰凉，
亲吻的唇印变成青铜镣铐，
我在寒凄中流浪，
失去了当年的容貌，
你的双眼像燃烧的火环，
我爱你，但不喜欢你，
处女的贞洁难道只有一次，
你的呼吸曾使我痴颠若狂。
乔忠令说，他记得和王申酉相处最心怡的一幕是，在一个夏日的夜晚，两个好朋友仰望星空，乔问：宇宙最黑暗的地方在哪里？王申酉答道：“在最明亮的地方。”
参与七九年上海民主运动
四人帮被捕，中共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文革这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残暴的时代终告结束。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历史性的中共三中全会前后，全国数不清的被贱踏被残害的民众开始骚动，他们上访、告状、请愿，要求平反几十年的冤假错案，恢复被剥夺的正当权利。上海也不例外，在人民广场（今人民公园）每天晚上人山人海，主体是从各地回来的“知识青年”，演讲、贴大字报、要户口、要吃饭、要工作。逐渐有人提出政治性诉求和人权口号，滕沪生、杨周成为造反人物，这次造反不同红卫兵，矛头针对共产党。
乔忠令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分配到中苏边境接受“再教育”，七三年底以工伤治病之名逃回上海。读书交友、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热情》，等待黎明的到来。人民广场的热潮自然吸引他，他天天晚上都去。国际歌、“团结就是力量”的声浪，把他压抑多年的激情又重新点燃。七九年一月他发表第一次演讲，二十分钟。一月八日，他带头和一些朋友在广场升起一面巨幅五星国旗，以挂半旗的方式纪念周恩来逝世三周年。乔忠令说：“从这天起到四月十八日被捕，是我的‘百日维新’，我全力投入上海的民主运动。北京则是西单民主墙的‘北京之春’。我们上海人有点不同，是以演讲而不是大字报为主。我天天去广场演讲，一天几场，主要是批判中共的半封建主义，半社会主义，也许由于大胆敢言和演讲能力强，我成了当时瞩目的公众人物。”
“被邓小平严厉批判的上海民主讨论会，事实如何？”乔忠令解释说：
“上海民主讨论会是一个很松散的组织。七九年一月二十日大约十多个民主活跃份子在复兴公园开会，有位朋友写了三条建议，由我宣读，建议成立‘上海民主讨论会’，提名应荣耀为负责人，口号是做党中央的革新派，打击顽固派（汪东兴、陈锡联等，）争取中间派（华国锋等）。大家一致同意。这就是真相。很快地，民主讨论会就分裂了，大部份人包括温定凯、李建民、梁申奇、李放等另外成立‘民主之声’，出版民刊，我只好一个人唱独角戏，天天去广场演讲。主张也比较激进，要求开放党禁、允许多党制、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要加上政治现代化和人民生活现代化、要求允许私营及外来经济。我最大罪名是提出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中国才有希望”。
乔忠令说，三月份中共上海解放日报将人民广场的活动写成内参上报中央，其中给他戴三顶帽子：“反革命份子、林彪四人帮残余造反派乔司令、资产阶级自由化人物”。说上海闹事，是他煽动、教唆知青冲击党政机关，要效法伊朗城市暴动，乱中夺权……于是，在三月三十日北京理论务虚会议上，邓小平讲到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时，点名北京上海一些“反革命份子、坏份子”煽动群众闹事，必须严肃处理。
邓批判乔忠令的话，收入邓选第二卷一七四页：“上海有个所谓‘民主讨论会’，其中有些人，诽谤毛泽东同志，打出大幅反革命标语，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
邓讲话下达后，北京上海就开始抓人，魏京生三月二十九日被捕，乔忠令四月十八日被捕。魏京生十月受审，判刑十五年，乔则审了二十个月，八Ο年十二月才判刑三年。乔后来获悉，当时中央政策规定，凡属民主墙范围的问题，最高刑罚三年。上海一共抓了十三人，只判了三、四人，乔判刑最重（魏的刑期因邓指示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加判十二年）。给乔定的罪名是“妨害社会秩序罪”。
提篮桥三号楼中队长王云生
乔忠令过去被关押都是“群众专政”，真正坐牢这是第一次。让他切实领略了“专政”的滋味。他说，提篮桥“监狱”的神秘，让他一览无余，要写中国小说，怎么能没有提篮桥的“生活体验”呢？只有在那里才可以看到赤裸裸的人性，残忍、欺骗、孤独、怯懦、怜悯、友善、坚忍……。这座英国人设计的监狱，每个牢房约四平方米，墙角设一便桶，原只囚禁一人，现在关押三人，挤逼可见。中共实行“以囚制囚”，选穷凶极恶的流氓犯当牢头，不仅任意打人，见着眉清目秀的俊犯，还要被他鸡奸。一周二次的“放风”，上百人聚集阳光下，可以随便交谈，那是狱中唯一的“自由”。
乔忠令关押两年多。得以提前四个月出狱，是他争来的。一九八一年七月，他在狱中广播听到为学友王申酉平反的消息，激动不能自已，“你们不断平反，又不断制造新的冤案，虚伪！可耻！”便嚎啕大哭起来。从此，天天大喊口号：“打倒法西斯逼供信！”“上海公安局犯罪！”搞得一层牢房不得安宁。放风时，一位老囚犯对他说，共产党真是对你宽大了，以前喊一次口号，加刑二年，一个叫林昭的女犯，就是这样被他们在地下室杀死的。（他们至今不知林昭案的真相）。
现在狱方也承认要讲人道了。乔忠令的三号楼中队长王云生，是劳改系统的模范，五十多岁，北方人。他多次叫乔忠令下楼到他的管理室聊天。“他有一天跟我讲，”乔回忆道，“实话说，我的这顶小小的乌沙帽，没资格为你为任何犯人甄别案情。几十年，我看得多啦，公检法不负责任，尽把人往我们这里送，让我们背黑锅，给他们擦屁股！你说，我怎么办？我有权拒收吗？我敢说他们制造冤案吗？这里是个仓库，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仓库管理员……喏，这样吧，楼上不舒服，你就下来坐坐，喝喝水，抽抽烟。上去不要对别人说。口号，就不要再喊了。你要替我们想想，二百多人都是渣滓，无恶不作，你喊口号，他们高兴。你跟他们不同，你写的报告，我看过……但有时，我仍控制不住，十一月深夜又发作，又大喊口号，王云生上来把我大骂一顿：你喊什么！没打你，没虐待你！然后，他放低调子说，我已经千方百计在让你早出去了……我感到我出去的日子不远了。”
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三日，王队长要乔忠令下楼去理发洗澡，说父亲、弟弟会来接他。下午王云生对乔忠令说：“我们这地，要你来，你不得不来，要你走，你非走不可。不管咋说，外面办事总比里面方便。”见到四名公检法代表和乔家人，他说了一句“我把人交给你们了”，扭头就走出会客室。来人宣布“保外就医”，发给人民币一千元，乔忠令出狱了。
内控生活：公安诱迫当政治特务
出狱迄今二十年，乔忠令应是个自由人，然而不。他在自传中用了六章的篇幅，描述他的“内控生活”，他一直生活在上海市公安局严密监控的阴影中。
首先是在就业方面。公安局一直扣着他的人事档案，乔忠令形容这好比“无期徒刑监外执行”。大陆就业和海外不同，虽可自由择业，但被录用，一定要有个人档案。档案在公安局，就意味着你是有问题，不可信任的，换言之，乔要有一份工作，必经公安同意。但多次争取都得不到工作的自主权。
一九八三年，乔忠令向胡耀邦写信要求工作，中共中央办公厅复函，指示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局安排工作，结果，该局在公安指使下婉拒安排，并没收了中办公函。他又向上海市委要求安排工作，信转公安，公安先后派出数人找乔谈话，八四年五月，市公安一位姓翁的干部登门和乔谈工作问题，表示打算为他安排一份“舒适体面”的工作，但有两个条件：
一是把过去的事统统忘掉，往后对谁也不要提起，二是协助我们完成我们交待的工作。
说完就告辞。一个月后，翁某又来，带乔去静安公安分局，一名姓樊的半秃顶瘦老头跟他谈工作安排。樊说：“替你安排工作，有难度。我们公安机关不是职业介绍所，不是慈善机构，只能凭你为我们工作的成绩，为你安排工作。成绩越大，工作安排越理想。从今天起，你可以装扮成不红也不黑，灰不溜秋人物，发牢骚，讲怪话，到社会上去混，发现目标，接近目标，迎合他，取得信任，了解他的动静，想什么，打算做什么，让他一起讲出来。再与我们联系。许多事我们做不了，只有你来做。”
樊怕乔不明白，继读说：“目标嘛，到处都有，你是名声在外的人，你要利用这优势，主动去找，找那些曾经同情你的人，气味相投的人，去咖啡馆、舞厅、酒吧、电影院、公园多接触，如果给我们抱出一个金娃娃，我们就可以给你安排工作了。”
乔忠令终于明白了，他叫起来：“我不会假装！不会撒谎，我要求落实政策，为什么要我去做特务！”樊交代以后同在座的年轻人沈伟联系，然后就走了。沈伟给了一个电话，说想通了，随时打给他。以后一年多，迫于无奈，乔忠令和沈伟虚与委蛇，有过几次见面，有一次沈伟要求他去接近王若望（离心作家），了解王的动态，他都没有理会。在民主讨论会期间，特务对他跟踪，假冒他的名义煽动群众的印象，记忆獶新。他当然交不出“成绩”，只要求工作。公安于是在八五年五月给出两个工作，由他选：去上海港码头扛大包，或静安袜厂做烫袜临时工。他拒绝了。想到自己沦落到这种困境，不止一次痛哭失声。
在佘山修道院教书的美梦破灭
后来，乔忠令又去找审他案子的检察官马震，控诉公安局逼他做特务。马大骂上海公安局几十年恶习不改。又说，乔判刑事，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表示有责任帮乔落实政策找工作。终于在天主教区佘山修道院大学安排乔去任文学讲师。乔喜孜孜上任。给金鲁贤院长做助手，出版《新经四福音》。金曾被中共判十八年刑，文革后大受重用，成为红衣主教，频频出国访问。金学问精深，谙七国语言，随心所欲，中文造诣亦高，与罗马教皇关系好，但外国对他有保留，觉得他对中共太温顺，不如龚品梅主教坚定。龚也在五五年肃反中被捕，判无期徒刑，一九八五年获释，乔忠令亲见龚出狱回到教区，受到教士、修士列队致敬恭迎的盛大动人情景（本刊去年四月有文章纪念龚主教的去世）。
不料公安的魔掌也伸进了修道院，办公室杨主任原是公安局外事科长，后当了右派，平反后派去宗教局借来修院。这位杨某以介绍女朋友为饵，要乔当他的助手，监视四位高级神职人员，一举一动向他汇报。杨对他说，别看金院长表面听话，骨子里极仇视共产党，你帮我做好工作，可以转正，分配房子，漂亮女朋友都不成问题，否则，你随时会被辞退。他要乔好好想想，想通了答覆他。
乔忠令如当头一棒，发现自己还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掌心。激愤之下，他见人就说杨某是特务。事情惊动马震，他气急败坏跑来责备乔忠令，为什么杨某的事不告诉他，要到处说！“半个月后，杨某被调离修道院，去龙华寺庙里当特务去了。我得罪了人，又担心修生中有特务监视，情绪一落千丈，上课也抽起烟来。八六年暑假，我不辞而别，离开了佘山修道院。”
乔忠令一份维持六年多的工作是在上海联建工程承包公司做总经理秘书。其实，这家公司就是上海公安局自己用来捞钱的，四百多职工，都是“自己人”。乔得以内控就业，发挥文笔之长，经常日以继夜，赶写材料报告之类，备受好评，但月薪最高也只有二百七十元。总经理陈根林是四六年入党的一块烂料，贪污挥霍从朱镕基那里骗来的几百万元拨款，九三年公司被一伙人砸烂，五百万元烂账不了了之。乔忠令失业，去一家广告公司干了几个月，就再没有工作过，他没有档案，进不了再就业市场。连每月八元的副食品津贴都领不到。
对住房和交女朋友的关照
“九五年之后，你靠什么维生呢？”我问他。
乔忠令说，他九七年得到一笔住房拆迁补偿费三万五千元。他省吃俭用就靠这笔钱。他说，上海住房以前一向很紧张，他一直和父亲住闹市南京西路，三十平米房子不算大，但都是经过严格的政审才分到的公寓。后来弟妹成家都搬出去了，待他出狱来，公安不放心，又要弟媳回来住。直到九一年，他在联建工作时，才分得一间愚园路的十六平米的汽车房，入住前公安局对左邻右舍都作了政治动员，有人监视汇报他的来客。因此，一住六年，都闭门谢客，专心读书写作。
后来炒地皮风盛，愚园路拆房，被公安迁到福泉路住，还是十六平米。乔忠令说，入住第三天，邻居就以欢迎为名，约二、三十个人轮流来室内看他，上下打量，似乎怕以后监视时认错了人。这里已是郊区。
乔忠令的婚恋状况如何？在这样长的时间里，又有些什么故事？他承认，在长期的监控生活中，使他常有一种恐惧的幻觉，他离群索居，也不善于和人来往。
“我这一生很少接触女人，没有条件谈，但也不是没有经历，不过，这些经历都与我的政治遭遇有关，也少不了公安的插手。”
他说有两个例子可以谈一下：
“其一，在联建打工之时，有朋友介绍一位姓高的仁济医院的女护士相识，人真漂亮，她也自称爱才，发展得不错，已经到了可以到对方家里做客的程度，也可和她父母打招呼。但后来发现她乱翻我的书信，我的通信录不翼而飞，又说我害人不够还要害她。我看到差距大，就提出分手，说我配不上她。她却哀求，要保持恋爱关系。我追问通信录哪儿去了？她跪下大哭，说交上去了，不拿，她交不了差。我当然不能和一个监视我的女人一起生活。”
第二个故事，不知是否乔忠令过敏多疑？情节如下：九四年六月朋友介绍一位“身份高级，才貌双全”的女友，是一家公安投资办的宾馆的财务总监，这位女士曾在美国留学工作，比他小九岁，大方得体，首次见面就畅谈二小时，很融洽。但后来女方反对他写自传，建议他七十岁再写，那时就会增加二十年的幸福，现在写只有五十年的痛苦。乔忠令说，七十岁写不动了。女方很失望说，好，你要写，会继续痛苦二十年。乔忠令想想，算了吧，“我不是一个靠女人吃饭的人，写书已是我生命最后的寄托，一定要写。”他怀疑这事也很可能是公安在后面安排的。
以写书证明自己的存在
听了乔忠的陈述后，我最后问他：“公安为什么要这样二、三十年和你过不去？”他说：
“因为我是个从文革前到文革后都挂了号的人，被张春桥、邓小平钦点过的人，虽然他们知道我只是一个读书人，但对知识份子的思想影响，他们向来重视，不防患于未然。对像我这样的人，他们有一条毒计，就是在精神上让你自我毁灭，让你加入他们的圈子，做特务，然后施以金钱、美女，这比判刑枪毙更厉害，更惨。我见过多少人被他们这样制服呵，从民主派到宗教界的头面人物，从亲戚到身边的好友，都沦为公安的工具，由他们摆布，也得到好处。我被他们剥夺了一切，但精神上压不垮我，我唯一的志趣，就是读书，写书，让世人明白我的存在。”
他在给朱镕基的信，给上海市委的信都多次谈到他余生的志向：
“许多和我同龄的青年男女，受不了政治迫害，生活折磨和精神摧残，有的死了，有的疯了，有的沉沦了，有的异化了。我居然活到现在，实在是侥天之幸。我眼前经常浮现他们熟悉的身影与音容笑貌，令我寝食不安。为了他们，我也要把一生经历写出来。”
他的七十万字自传已经五易其稿，他把希望寄托在香港，他期待人生最后的梦想可以在这个自由的城市变成现实。九八年，他申请来港旅游，又碰到那个越不过的魔障：出国要单位盖章，他的单位是公安！去年二月，他向朱镕基申诉，三月报纸宣布，出国旅游，无业人员只需派出所盖章即可。于是，他办好护照，买了机票，十一月来港。不料，在虹桥机场又被卡住，那只神秘之手永远跟着他！说他的书稿“可能涉及国家机密”，不准登机。今年二月十一日他再向江泽民、朱镕基告状，二月二十三日机场海关便通知他，可以领回手稿（审查了一百天），四月十日他再度办理来港游旅，海关终于开绿灯放行。
所以，他说这次来港是一大胜利。
在他返沪前夕，我们再次问他，本刊发表他的这篇访问，会不会引起上海公安对他的报复？他说，他对上海公安的批评，中央早已知悉，毫无国家机密可言，他只是一名“思想犯”，何况他已没有什么东西害怕失去。是的，乔忠令和他的同时代人都是二十世纪最惨烈的共产灾难的幸存者，他们失去的已经太多太多。当今天北京的当权者也在高谈人权的时候，我希望他们也能关照一下乔忠令的生存权、工作权，顺便清理一下上海公安系统欠下林昭、王申酉的极左旧账，打扫一下在那眩目的商业光芒背后发出恶臭的垃圾。
——转自《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