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福建、浙江、上海期间的大批旧部受到重用。这折射出其用人的鲜明思路，即重用有渊源、信得过的放心干部。但有直接工作联系者毕竟有限，所以一些有着间接联系的干部，也得以借机得到最高领导的垂青。此前获得中央的“清华三人组”便是例证之一。多维新闻新闻在《习近平人事管家领衔 政坛“新清华”崛起》就曾指出，从陈希、胡和平到陈吉宁，已经有连续三位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或校长步入仕途并得到重用，令习近平的人事团队中除去“之江新军”、“闽江旧部”后也隐约出现了“水木清华”的身影。

　　李希4年之内完成超级华丽的仕途

　　而近期的中共的人事调动，陕西干部以其独特优势闪耀政坛。这之中就包括刚刚递升的李希、李锦斌，和天津市长的热门人选王东峰和刚刚进入中央的国务院副秘书长的江泽林。李希是近两年中国政坛的一批大黑马。2014年刚刚由上海市委副书记调任辽宁省长，跻身正部级，一年之后就再升省委书记，执掌GDP位居全国第七的工业大省。李希是甘肃两当人，这个小县过去名不见经传，如今却是全国驰名的红色圣地。因为该县是当年习仲勋领导两当暴动的地方，这也是习仲勋首次领导的武装斗争。而挖掘这一红色资源的正是李希。2006年，李希调任陕西省委常委，很快兼任延安市委书记，提出要把习近平当年插队的梁家河村建成全省模范村。2011年4月调任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2013年4月晋升市委副书记，2014年4月再升辽宁省代省长，2015年4月接任省委书记。4年之内完成超级华丽的仕途。

　　李景斌仕途也是起步于陕西

　　与李希一样，李锦斌也并非土生土长的陕西人，2007年4月调任陕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跟李希成为同一班子的搭档。同年，青海省委书记赵乐际调任陕西省委书记，如今赵乐际官拜“吏部尚书”，具体操盘全党干部人事大权。既然在人事方面拥有最高决策权的习近平和负责实际操作的赵乐际，都对陕西青睐有加，则陕西干部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由于新任安徽省委书记王学军已63岁高龄，李锦斌此番出任安徽省省长，无疑属于提前卡位，静候两年后继任省委书记。

　　2014年底，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调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市长黄兴国代理市委书记，市委副书记王东峰被认为是未来市长的热门人选。王东峰也是一匹黑马，2013年由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空降天津市委副书记。中央部委副职空降地方，往往能安排党委常委已属于重用。如工信部副部长苟仲文、民政部副部长戴均良调任北京时，开始只担任普通副市长，连市委常委都不是。而王东峰所在工商总局并非核心部委，重要性远逊于工信部、民政部，且王东峰在工商总局副局长中排名靠后，却能够一举越过副市长、市委常委，直接出任天津市委副书记，足见其背后推力之大。据悉，王东峰是土生土长的陕西干部，曾担任渭南市市长，而习近平老家富平，正是渭南下属的一个县。如此一来，作为“父母官”的王东峰得到不次超擢，就不难理解了。

　　江泽林亦在陕西任职多年

　　另外，新近出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江泽林，从2011年至2015年担任陕西省委常委、副省长多年。今次调任国办，未来必还能以此为跳板再上层楼。而中办主任栗战书也曾在陕西工作多年，担任过陕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省委副书记、西安市委书记等职。他与赵乐际都可以说是陕军的关键人物。

　　有分析指出，习近平与陕西有着极深的感情。这里不仅是其老家、是其父习仲勋起家之地，也是其青少年时期下乡插队当知青的地方。今年过年前夕，习近平携彭丽媛回陕西老家，不仅重回插队的梁家河，还到习仲勋当年创办的照金根据地凭吊，召开陕北干部座谈会。可谓衣锦还乡，公私兼顾。陕西干部受到重视，就在情理之中了。

　　中共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固然免去了不少麻烦，但说“突然”却其实并非毫无症候可循。事实上非但如此，出于三大原因考虑，周永康判罪也“只能”选择此时，其命途的终结既不是“昨天”也不会是“后天”……

　　其一，周永康案原定4月份开审，但因为突发变故令中共临时改变主意？

　　4月份正值每年的两会结束，各方基本已安排妥当两会会议精神传达。一般来说，正是政治的空窗期。

　　“消失前”的周永康

　　而在此前后，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落马老虎纷纷进入“清算”阶段，2月28日，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被判有期徒刑17年。进入4月份后，审判更为密集。4月7日，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一审被判15年。4月9日，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在西安中院接受一审宣判。17日，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一审获刑17年。尤其是与周永康牵连甚密的中石油掌门蒋洁敏、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相继伏法，案件中也不可避免地为周永康定罪提供了线索和证据。

　　另一方面，2013年薄熙来7月25日被提起公诉，随后于当年8月22日开庭公审，时间相隔28天。如果按此案例测算，周永康4月3日被提起公诉，4月底到5月初开庭审理应该顺理成章。

　　但有消息称突然的变故令原定4月底的庭审被迫延期至少 10天，中共丧失了原定的最佳结案时间点。有报道说，原本一向配合的周永康突然改口翻供，拒不承认罪行。这与彼时薄熙来现“大反转”，一句话推翻中纪委侦查阶段所有供词的情形极为相似。因此，司法部门不得不一边搜集更多确凿证据，一边做周永康的工作。这一“突然的变故”具体所指难以揣测，但根据同期新闻报道，当时盛传与周永康不合的幼子周涵被被捕。实际上，在6月11日新华社公布的周永康案庭审通报中，周涵的名字并未出现。

　　其二，即便延期，高层也不希望无限期拖延下去，与周永康继续“纠缠”。这一方面是因为后续一系列国内外重要改革动作和外事活动接踵而至，高层已无暇顾及；另一方面也希望赶在7月初北戴河会议前做“了断”，避免出现变数。

　　尤其是后者，若错过此时，北戴河会议期间有人临时“发难”表达质疑、不满，那么即便不会遭遇类似“翻案”那样强度的掣肘力量，也有可能将周永康与当局旷日持久的心理攻防战再度拉长。这显然对于今秋举行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是十分不利的。

　　的确，多维新闻在此前的披露中曾多次谈及，中共高层内部早已对周永康的处理达成了许多阶段性共识，尤其是获得党内老人，包括周永康的“伯乐”江泽民的支持。公开的报道更是证实对周永康的处理经过了多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博弈”。2013年12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了中央纪委在查办案件中发现的周永康违纪线索情况的汇报，决定开展相应核查工作。2014年7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了中央纪委开展核查工作情况的汇报，决定对周永康立案审查。2015年5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 外，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从时间点上，正值周永康案开庭审理后一周，料所谓“其他事项”是指对周定罪的最后意见协调。

　　但这并不表示树大根深的周永康已完全丧失同情声音。就在周永康从公诉到宣判的数月间，原政治局常委贾庆林接连现身，孰为蹊跷。6月11日周案结果公布前夕，贾庆林6月8日再度现身国家博物馆参观“大道周口 ——王学岭诗文书作展”和“伏尔加河回响——特列恰科夫画廊巡回画派精品展”，而且中共喉舌予以了高调报道。贾庆林是当真是不小心“撞期”，抑或当局另有考量，发人深省。

　　其三，从整个反腐格局看，从5月25日到6月8日，中纪委网站一连发了三篇态度微妙的重头文章。这三篇文章透露高层对当下反腐局势演变的认识，相当值得玩味。如今看来，它既可以被视为是为反腐转折打“预防针”，又凸显了当今周永康案宣判的特殊时间背景。

　　所谓转折点，意味着十八大反腐风暴“突击”百虎后，完成阶段性遏制任务后，中纪委必须调整作战方式，由“歼灭战”转入“阵地战”，由“重点进攻”转入“全面进攻”。而在此情形下，打虎必然进入低潮期，这必然影响以反腐硬仗聚敛的民意支持度和兴奋度。

　　中纪委网站“学思践悟”专栏的三篇文章分别为《讲政治顾大局》、《突出执纪特色》和《创新监督审查方式》。《讲政治顾大局》一文，强调中纪委办案过程中，必须始终讲政治、顾大局，“纪律检查机关绝不许成为 ‘独立王国’”；《突出执纪特色》罕见地使用了“双刃剑”的提法，澄清说不要寄望中纪委一直查办大案，“大老虎”；《创新监督审查方式》则反对“贪大求全”，查案讲方法讲效率……而彼时人民日报客户端的推广文章也放风，“中纪委似乎又在酝酿新的大动作”。其实早在此前，尽管5月上旬王岐山赴浙江视察期间，曾严厉督战地方纪委，发出严厉的声音：“再掉链子就要掉帽子！”力图打通反腐最后一公里。但在4月底约见美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时，王岐山也发出一声意味深长的感叹，“难啊！自己监督自己！”这些都表明中共高层在持续两年多的反腐大战后开始有新的考虑。

　　也就是说，当今年春天，十八大后落马老虎相继进入审判季后，原有的以打老虎、打大老虎立威，威慑遏制贪腐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当民众开始出现低潮情绪的时候，审判周永康便犹如一剂强心针，拥有了结束第一阶段反腐并巩固民望支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