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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存在着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为加强对这些组织的管理，中国拟立法加强管控。但是美媒认为，这是习近平肃清西方价值观的一种方式。

　　《华盛顿邮报》7月4日发表题为《中国难以满足的权力欲望》（China’s insatiable appetite for power）的社论称，在中国的实践过程中，共产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党的领导人保持对权力的垄断以及铲除任何竞争的强烈决心。中国的领导人基本上放弃将共产主义作为经济的原则，拥抱资本主义，但是一旦涉及到权力时，他们一步也不会退让。

　　但是事实是，中国并不能满足所有民众的需求，有许多事情需要非政府组织来做。在过去20多年里，各种非政府组织在中国雨后出笋般涌现出来，许多是受外国资助的，它们帮助医疗、商业以及环境保护，满足其他的需求。虽然中国经常拒绝让这些团体正式注册，但是它们仍在中国法律的灰色地带运营者。

　　但是现在，中国已经提出了一个法案，这个法案有可能将这些组织赶尽杀绝，不论是受本土还是海外支持的。这个法律要求所有的非政府组织接受中国安全警察审核，要求它们在找一位政府担保者，否则有可能受到刑事处分。



普京对俄境内的NGO毫不手软

　　社论还说，中国起草的法案有诸多模煳之处，从而给与了安全警察广泛的自由行动的权力。几乎任何一个团体都会成为目标。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研究所执行主任柏恩敬(Ira Belkin)以及教授孔杰荣(Jerome A.Cohen)说，即使是诸如一位哈佛教授的讲座这样的事也有可能落入这个法律的范围内，只要这个事情发生在中国境内，由非盈利的外国机构主办。

　　中国的法律招来了美国和欧洲商业社会的反对，它们担心该法会打压外国工业团体、大学以及科技学院等。

　　这个法律似乎反映了习近平主席肃清现在中国中的西方思想和价值观。习近平担心这些非政府组织是类似于“第五纵队”（fifth column）这样的颠覆力量，它有可能削弱共产党对权力的掌控，所有专制政府的领导人都害怕这些，不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地方。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向这些组织发难，将它们贴上“外国间谍”的标签。

　　社论最后指出，拒绝那些团体的友好帮助，习近平和他的支持者将会伤害中国的经济。

　　北京时间2015年4月20日，中国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对中国对境外非政府组织（NGO）管理法案进行二审。一审稿规定，境外非政府组织，及其代表机构，不得在中国境内设立分支机构。二审稿中则表述为，“除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境外非政府组织，及其代表机构，不得在中国境内设立分支机构。这相当于一定程度上放宽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设分支机构的禁令。

　　据不完全统计显示，目前在中国长期活动的境外非政府组织有1,000个左右，加上开展短期合作项目的组织数量，总数可能多达4,000到6,000个。每年通过境外非政府组织流入中国的活动资金可达数亿美元，其活动范围涉及扶贫、助残、环保、卫生、教育等20多个领域。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存奎曾在受访时说，对境外非政府组织要“辩证看待”，“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在中国活动的数千家境外非政府组织中，有政治渗透背景的有数百家。”

　　他说：“如曾经在东欧剧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通过直接或间接渠道进入中国活动，利用文化交流、捐资助学、项目培训等手段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搜集中国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情报，在中国内部培养西方代理人和政治反对派；通过插手中国人民内部矛盾和纠纷，特别是以开发援助、扶持弱势群体为名，抓住工人失业、农民失地、城市拆迁、退役军人等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的具体问题，以'维权'相号召，制造舆论，混淆视听，煽动民众同党和政府产生对立情绪；或者支持参与策划街头政治、民族分裂等活动。这些活动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威胁和危害。”

　　同时也有多位在境外非政府组织工作的人士表示，他们都在密切关注中国有关管理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立法，他们也希望有法可依，但由于高度敏感，他们都不愿意公开发表回应。

　　这些人士表示：“我们都是自带干粮，希望在中国做一点好事，但却总是遭到各种怀疑和干扰。”

　　2013年开始，国内开展了对境外NGO的一些调查，有些组织被要求填写“包含几十个问题的表格”，问题包括注册方式、资金、人员、活动范围、活动方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