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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土豪光着上身跳舞撒钱
2015年7月09日
【博聞社】這是本社獲得的一段視頻，拍攝時間應該是7月初，聚餐喝酒的場面，男人光著上身現場撒錢。
博讯
刘仲敬：世界体系和中国系统的融合与冲突
2015年7月09日
[5月29日，由日本笹川财团笹川日中友好基金会与共识网举办的“中国的现状与未来——青年学者对话演讲”在日本财团举行。本文为武汉大学博士刘仲敬的演讲。]
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表面上有点大，超出了正常的历史学研究那种细碎化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国目前的局势正在对世界造成的问题，是中国自身和世界各国都没有充分意识到的，所以我们必须退回到比较长的时间段，回顾我们当前所处的这个世界的来龙去脉。
我们当前所处的这个世界，是由众多民族国家为单位所组成的国际体系。在四百年以前，这样的国际体系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全世界都并不存在。国际体系最先在欧洲内部产生，首先它所需要的就是把多层次、多实体组成的封建式的网络状权力体系加以改造。改造，或者说演化，造成的效果是，把原先的各个政治实体划分为国内和国外这两组。国内的各个实体要通过宪法体制实现利益和观点的共识，通过国家利益，统一地表达他们的利益和观点。各国之间的交涉，要通过国家利益和国家单位进行，使原先没有什么明确区别的国内宪法冲突和国际间的利益冲突，从此以后划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
在奥兰治亲王时代的国际交涉中，你还必须对亲王的宫廷、荷兰的三级会议和阿姆斯特丹的市议会分别进行交涉;但是在维也纳会议的时候，你已经可以只跟荷兰的外交代表进行谈判就能解决问题。这个过程在欧洲是通过自发演化实现的，但是在亚洲和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基本上是欧洲国际体系的扩张强加于他们的。就远东的情况来看，中国、日本和其他国家近代的命运，无论是他国家内部的宪法体制还是外交体制，还是国家认同和历史叙事，都是随着国际体系的演化，根据国际体系演化的需要而产生的。
在这个过程中，你需要做到模仿欧洲的先例，做到几件事情。
第一，你要划定边界，确定哪些政治实体属于国家内部，应该通过国内的宪法体制来协调他们的利益和关联;哪些政治实体属于国外的政治势力，需要通过外交关系，作为国际体系的一部分来加以处理。
第二，在做到这一点以后，你必须对你建立的这个国家实体的自我形象、自我定位、和他将来在国际体系中扮演的角色有一定的规划。
第三，在这些规划确定以后，你要根据你的自我定位和你的未来使命感，对国民进行教育，培养出一种新的国家认同，利用这种新的国家认同，来巩固你的共同体，加强你在国际体系中的力量。
如果你的自我认同不太明智、或者说对国际体系的认识不太清楚、对国民的教育不太符合未来国际体系演变的方向，那么你在加入国际体系的过程中间，就很容易引起严重的冲突。相反，如果你在这三方面的认识都比较清楚，做法都比较好，那么你在融入既有的国际体系的过程就会比较的顺利，代价就比较少，成就就会比较大。
就中国和日本近代的情况来看，同样的事物在不同的认知结构之下，会产生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我们回顾过去1937年的中日之间的冲突，就可以看出，如果交涉双方对国际体系和自身的角色都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认知的话，冲突也不是必然的。
中国方面的问题在于，他的自我认同要求他建立一个排除帝国主义势力的独立主权国家，这个国家的首要使命就是修改从清朝末年以来签订的一系列条约，这些条约允许列强在他的边境之内行使众多的权利，例如：保留庚子条约留下来的从北京到天津的非军事区，把这些区域的巡逻和治安托付给外国军队;保留上海的自由贸易区，对这个贸易区，中国政府不能有效地按照自己的需要征收关税，必须经过列强的协商;而当地的议会和政体，要取决于当地纳税人，而不是取决于中央政府。
从中国清末梁启超时代，一直到国民革命以后，逐步养成了一种新的国家叙事，要求未来新的中国修改原有的国际体系，取消这一系列原有的远东条约体系对他造成的约束。然而，如果列强并不是全都愿意修改这些条件，例如苏联和日本不愿意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来改变他们在条约体系中的既得利益的话，那么实际上冲突是无法避免的。如果他愿意像原先的北洋政府一样，在承认既有国际体系的情况下，缓慢的演化，那么冲突并不是一定会发生的。
在日本这方面来说，日本也有两种不同的自我想象，他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为国际体系的普通一员，也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为负有特殊使命的国家，负有解放亚洲甚至是所有有色人种的使命。按照前一种解释方法，所有的冲突其实都是技术性的和局部的，他完全可以，首先忍受地方性的冲突，然后通过国际斡旋来解决问题，不会对日本本身的地位造成重大的挑战;按照后一种解释，日本就可以把他面临的种种冲突看成现有国际体系无法允许日本实现他的国家想象的一个重大障碍，最终这个问题必须通过推翻既有国际体系才能够伸张他自己的使命和正义。
中日两国的这两种想象的冲突，使在1920年代本来可以作为地方事件解决的技术性冲突，在1930年代终于演化成为破坏整个国际体系的大规模战争。在1930年代的冲突中，日本处于主动地位，因为他当时的实力已经强大到足以破坏国际体系的地步;而中国尽管自身的国家想象同样不符合国际体系的需求，但他的实力不足以对国际体系构成整体性的挑战，所以他的作用显得不太明显。
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因为经过一百多年的演化，日本在国际体系中的融合度已经很高，可以预见，他将来的发展渠道不会发生重大的偏差，只会在现有的情况下进行细微的调整;而中国，在经过一百多年的长期震荡以后，他对自我的定义、自我的想象、对将来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的作用、和自身的宪法结构和国民教育，都仍然处在非常模糊和混沌的状态。他存在着多种发展和选择的可能性：在一个极端上，他错误的想象可能使他跟现有的国际体系不能相容;在另一种情况下，他决心把融入国际体系当作自己首要的任务，那么他必须对自己的国内体制和国民教育、整个历史叙事都做出根本性的改造，才能使他现有的结构符合未来发展的需要。
目前的中国，它的自我想象包括两种成分，这两种成分都不大符合未来它的需要。
第一种叙事产生于列宁主义的革命叙事，他要求把整个旧世界的政治经济体系看成是不公正的，给自己赋予改善整个体系的特殊使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它发生什么具体的问题，那么这种具体的问题就不能通过纯粹经济发展的方式来解决，而是会把它解释成为，在现有的不公正的国际体系之下，他最终还是没有办法通过合法的和常规的手段，改善自己的地位。
第二种叙事，就是中国国耻教育的叙事，这种叙事假定近代以前的华夏文明，是一个比欧洲更为悠久和古老，而且在某种意义上道德观念高于欧洲的文明，他在近代接受国际体系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不得已的妥协，在他自身强大起来以后，他应该摆脱这种束缚，给自己以更高的地位，对他来说，是恢复原有的光荣和伟大的地位，也给世界提供一种比欧洲人能带来的这种世界秩序更好的新秩序。这种历史解读的方法虽然在性质上不同于列宁主义的历史解读方法，但是它对现有的国际体系都是一种革命性的冲击，使中国自身承担了一种他目前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承担的巨大的负担。
有许多迹象表明，目前的情况和目前的政策已经深刻地受到这两种历史想象的影响，像一带一路这样的工程，如果你仅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应该说很难是合理或者是合算的。它涉及的地区，在政治安全上是如此之复杂，在金融方面的信用很差，如果你贸然地卷入这些地方，提供大笔贷款，从纯粹经济的角度来讲，收回贷款的时间非常之漫长，利润非常之微薄，不确定性很大，应该说很难成为一个纯粹追逐利益和经济发展的政治集团所追求的目标。
但是你如果从自身的特殊使命感和自我想象来考虑的话，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根据革命叙事，如果你自身的发展受到现行的旧秩序的约束，因此无法有效地展开，合理的办法就是像苏联在1920年代所采取的那种办法，把你的力量投送到国际体系相对薄弱的远东地区，从侧背开辟新的阵地，或者说相当于GCD在1930年代长征到西北那种情况。按照第二种叙事，中国在恢复它原有的国际体系，那么重点就不再是近代体系所体现的海上支配力量，而是要在传统的、1500年以前的亚洲大陆帝国的模式，把文明的中心从英美所主导的海上重新移回到以内亚为中心的大陆上去。根据这种逻辑，即使通向巴基斯坦的中亚道路很不安全、经济上无利可图，但是它就是恢复汉唐辉煌所必需的、不可避免的途径。
这两种想象既然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现有的政策，那么我们不得不考虑它会给中国未来造成什么样的命运。照我看来，只有一点是确定的，像现在冷战以后的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很难容纳刚才所描述的那两种冲突：无论是列宁主义的，坚信自己是宇宙的真理的这样的中国;还是坚信自己是汉唐文明的继承者，必须恢复大国荣耀的中国。
如果说现在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能够容纳谁的话，那他顶多能够容纳一个地方性的邦国，这个邦国愿意遵守美国在冷战以后根据威尔逊总统理想所设计的那种集体安全体系，放弃自己采取单边行动的自由。但是按照中国现有的历史想象，接受这种地位的话，等于是放弃了它在过去一百多年时间，经过长期牺牲和巨大代价好不容易争取到的机会。如果双方的认知图景都没有办法做出重大修改的话，各自坚持各自的路线，就会造成巨大的冲突。在这个冲突当中，很难会有什么绝对的正义，因为你所坚持的正义标准是由你自己的认知图景决定的。如果你坚信你自己的自我定位是正确的，那么你为了实现这个自我定位而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正义的，而别人为了妨碍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正义的。所以这件事情到最后，还是要依靠决断来判断：你必须确定你的最高目的是承认现有的国际体系，然后根据现有的国际体系改变自身;还是要坚持自己对自己原先的想象，强迫国际体系做出相应的调整。这个决断是非常关键的，它涉及到中国将来能不能够像现在，根据现在的路径继续走下去。
我们都知道在1978年开始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为中国的发展设立明确的目的，照邓小平那个很生动的说法来说，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之所以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因为所有各方对于远期的发展目标其实并没有一个充分的共识，只是对近期要改善自身的地位能够达成共识，所以我们可以近期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在现在，在财富和实力已经积累到一定阶段，世界体系不能对中国视而不见，而中国对世界体系也不能视而不见的情况下，你就要考虑，摸着石头过去以后，你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未来的中国应该是怎么样的?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人?现在这个政治实体的中国和历史上的华夏文明是什么关系?现在的共产党和历史上负有世界革命使命的那个共产国际和共产主义理论是什么关系?未来的中国人应该建立怎样的政治实体?应该怎样处理它和世界的关系?在这些问题得到解答以后，然后你才能够根据你对这些问题做出的解答，重新塑造你的国民认同，重新塑造你的历史叙事。只有在这种前提下，所谓的历史正义，或者说是中国的发展目的，才会有真正的意义。
就目前的情况来说，这几方面还处在完全脱节的状态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依赖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因此从事这一方面的官员、知识分子、或者是其他的人，对国际体系是抱着，可以说是抱着比较理解和拥护的态度的。但是在安全方面，情况显然不同：尽管柏林墙倒塌已经结束了欧洲的冷战格局，但是从朝鲜战争到金门危机，所形成的这个远东冷战边界，仍然是存在的。从隔离朝鲜南北的三八线，一直延续到金门岛，伸向南方，这条边界，1955年的冷战边界，目前仍然存在。从经济上讲，冷战的双方已经具有高度的依存性，谁也离不开谁，双方关系的任何削弱都会对双方造成极大的损害。但从安全上讲，他们没有办法达成任何共识，重新采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欧洲各国采取的那种相互威胁的做法，这在最近的钓鱼岛危机和南海危机上面表现得非常明显。安全结构和经济发展需要的脱节，这是目前远东形势最明显的特征。
归根结底，它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中国的自我定位和目前的世界体系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冲突。这个冲突不是存在于中国和日本之间，因为日本的自我认识和宪法结构和外交结构融合度已经很高，而中国大体上来讲，在很多方面，仍然处在这个结构之外。可以说，中国现在已经结束了1978年以后，相对还能够达成共识的一个稳定平稳发展期，进入一个相对高风险的窗口期。在这个窗口期中间，丰富的政治想象力和明智的决断才是你最主要的资产。谢谢。
提问(一)：中国这种体制能不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
提问(二)：日本究竟是不是军国主义国家?日本怎样才能真正认识中国?
刘：关于中国能不能够融合进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白，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它有特殊的性质，它是一种威尔逊主义体系，因此你就不能说，只要有了足够的实力，把实力足够强的国家都加入进去就能够解决问题。我们要注意威尔逊主义提出的时代背景，那就是十九世纪和十九世纪以前的国际关系。在那种环境中间，所有的政治国家都享有战争和和平的完全自由，没有超越国家的组织能够对他的权力进行约束。同时，国与国之间的联盟是有限的和具体的。因此这些制度和社会形态非常不同的国家，只要在某一个或者几个具体目的上需要合作，他们就能够签订有效和具体的盟约，加以执行，不会对国内的政治生态发生重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以及国家联盟和国家联盟之间的冲突，要依靠实力均衡的方式维持，实力均衡的定期破裂会导致战争。
威尔逊主义的意思就是说，这种定期战争的体制对人类文明是不利的，最好是通过集体安全的方式，使文明达到一个更高的层面，这当然是一个偏理想主义的界定。这个集体安全体系，实际上是要限制其所有成员国发动战争的无限权力，同时，把集体安全体系内部各国的承诺从有限和具体的承诺变成无限和不明确的承诺。这后一点是非常至关紧要的。我们可以注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外交协约，比如说英法两国之间的协约，它们都是非常具体的，例如英国皇家海军要负责保护法国的北部海岸，但是不负责保护法国的地中海海岸，诸如此类。英日联盟在某种情况下，英国要支援日本，但是在其他那种情况，例如在日俄战争情况下，英国并不是必须要为了日本对俄国宣战。这些条约都是非常具体的。可以说是，英法两国无需政治体制一致，或者英日两国无需国家认同一致，他们都能够实施这种有限的盟约。但是美国提出的威尔逊主义，就要求各国具有非常高的信用度，因为他的承诺是无限的。
威尔逊主义有两个典型的成就，一个是联合国，一个是北约。它们都是美国影响力扩大的结果，基本上都是进一步兑现了威尔逊主义的基本精神。像北约对法国提供的安全保障，那就跟大英帝国对法国的安全保障是极不相同的。它是非常模糊和浮泛的。如果法国的安全受到威胁，那么就要通过北约安全理事会进行一系列讨论，也就是说，法国必须信赖美国和北约其他国家的决策程序。他们在法国认为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也一定会感同身受的认为法国受到威胁。这样的高信任度，只有在美国的核心盟国都跟美国的政治体制和决策程序高度相似的情况下才能维持。北约之所以能够维持，就是因为它的核心成员，大体上都是我们通常所谓的民主国家，能够实现高信任度。而联合国其实成立的初衷也是威尔逊主义的，也是按照美国人的想法设计的，但却实现不了。因为它的核心成员包括像苏联这样的，跟美国体制相差甚大，决策程序相差甚大，既没有办法达成共识、也没有办法实现决策透明度的政治实体，因此联合国最终不可避免的，实现不了集体安全，变成一个扯皮的机构。
所以现在中国的问题是，我们不能说是，中国强了以后，就按照以前英法结盟或者英葡结盟那种方式，结成一个霍布斯式的主权国家的联盟，这样的联盟只能适用于具体的事项，例如在伊拉克战争中或者反恐战争的时候，中美确实可以达成这样的具体的合作，但是这样的合作实现不了威尔逊主义集体安全的目的，也没有办法把中国纳入这个体系。中国想要进入这个体系，实际上，他不能像昭和日本一样，存在着不确定的、模糊的决策中心，而必须像战后的日本一样，实行跟美国大体上相同的体制，实现两国之间的高度互信。在这种前提之下，同时包括中美两国的集体安全体系才能顺利运作。所以集体安全体系跟十九世纪的结盟体系不一样，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外交问题，它是要求国内宪制进行高度配合的。中国如果想要进入这样的体系的话，他是要对自身进行重大改造的，这一点恰好是最关键、最困难的地方。所以，一方面中国无法进入国际安全体系，另一方面，集体安全体系之外存在着足够强大、能够对他进行挑战的政治实体，这就会造成一个冲突。
关于军国主义，因为军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宣传上的名词，因此它有很多种不同的意义。我只能说我自己的定义。我自己对军国主义的定义就是，一个国家内部，存在着宪法之外的政治势力，军队可以在违背国民和国会的意志，行使宪法之外的权力，符合这个条件的国家就是军国主义国家。昭和时代的日本间断性的处在军国主义的支配之下，但现在的日本肯定不是军国主义国家。即使日本修改了他的宪法，恢复了他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权力，甚至恢复他进行战争的权力，只要他自己的军队仍然处在内阁和国会有效的控制之下，没有独立的政治地位，他都不能说是军国主义国家。同时，现在的中国也不是军国主义国家，只要党指挥枪的原则仍然存在，军队只能通过共产党这个集团行使它的权力，就仍然不能说是他是军国主义国家。如果说中国存在着法外的政治集团，那么这个政治集团是中国共产党本身，中国军队是不可能越过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治集团发挥影响力的。所以我们得回到老生常谈的说法，就是说，承认现在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列宁主义国家，而不是什么军国主义国家，党也是文官管理的。这虽然是老生常谈的说法，但是比起初级阶段的、宣传性质的说法，还是要相对来说靠谱一些。
? ? ? ??至于日本人怎样认识中国的问题，我想，关键在于没有人能够正确认识中国，因为这一点根本上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的自我认定、自我认同和国家定位还没有明确，在“中国人自己不知道中国应该是什么”、“中国和历史上的华夏应该有什么样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和历史上的共产主义运动应该有什么关系”以前，这个问题是无解的。我们要明白国家和国民的概念不是像自然人的概念那样是天生就有的，而是一个政治建构的产物。政治建构是人为的，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修改的，未来的中国需要怎样的自我建构，这恰好是目前我们面临的最危险、最重大的问题。谢谢。
来源：共识网
林行止：股市救不起 整顿振雄心
2015年7月09日
一、
内地政府公布数据的准确性，特别是经济数据，海外论者，除了那些要在内地「讨生活」的商业和金融机构经济专家（经济师）和少数有从内地获得直接间接有形无形利益的学者，很少人会毫无保留地信以为真、全盘受落照单全收。
所以如此，皆因北京政府的内部运作不透明及长官意志不可违之故。以国民毛产值（GDP）为例，当最高经济政策决策人说今年增长百分之七时，届时的数字肯定是证实领导人的预测绝对正确；今届李克强总理比较谦逊，不会说得太死，他的预测目标，比方说，是百分之七左右，当然，结果肯定是虽不中亦不远。众所周知，经济由行为绝不可测的人构成，内地有关当局能够如此准确预估「人的行为」，那份能耐真是举世钦羡，不过，以种种相关数据作为「旁证」看，有关部门为迎合「上意」，在数据上修修补补上下其手令数据「达标」的可能性大于一切。这正是内地统计数据不甚牢靠的底因。可是，对于股市指数，内地统计部门便无能为力了，因为证券每手买卖公开，而且计算指数权数的程式人所共知，极难作假（这是迄今为止的情况，有了这次教训，日后内地股市指数随「上意」调校，未必是天方夜谭），正因为如此，上海和深圳股市指数才会远远逸出领导人愿见的轨迹，升的时候太疯狂、跌的时候太凄惨！这种未如官意的市场现象，终于令中央不得不出手进行有别于挤牙膏式「微调」的「暴力救市（干预）」。可惜，市场对「暴力救市」的反应，迄写稿时，似乎不太理会，充其量如「死猫反弹」（稍弹即沉）或如汽车过防速的路障。李总理全力干预的本意是令股市止跌回稳，但市场不听指挥，依然「下行」，虽然不再是一泄如注，却已令权威受损，正如昨天《金融时报》（Post 852译）指陈，如果大市不依政府的指定路线行走，对「中央政府无事不可撼动、无所不能的形象有所毁损！」李总理会否加大力度干预股市运作以维持其「取信于民」的形象，很快便可从政府有否后续行动见真章。
被无法操控、不能略施小技进行迎合「上意」扭曲的股市指数弄得非常难堪尴尬，你道权力凌驾法律的统治者会怎么办？
二、
在当局决定「暴力救市」前夕，上海和深圳股市分别从高点跌去百分之三十左右，跌幅凌厉，由于股市从去年十一月至今年六月中旬几乎涨升一倍半，两地股市仍分别有百分之一百四十一及百分之五十一升幅，因此，从数字上看，三成跌幅是可以承受的，这即是说，投机（资？）者仍有利可图，并未伤及肌理。不过，这只是昧于事实且有点天真的推想，因为在飙升途中任何一阶段入市，如果还是「做仓」的，恐怕已伤及脏腑血本无归。
配合官媒（可说是党中央罢）排山倒海催谷牛市的言文攻势，金融业由是采取相应措施，让「融资资金介入（股市）」（这有如为了达致政府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而盲目在地产及基础设施上乱投资），由于这是政府的政策，而牛市是政策的目标，百姓遂高调响应、踊跃入市，用内地的术语，「杠杆推动的（股市）泡沫」于焉形成；内地传媒报道，「估算」在过去这场疯牛市中，证券公司大约涉及二万亿元（人民币．下同）的「融资融券资金」，这大概是指证券公司通过替客户做股票按揭而有二万亿元流入股市；加上银行及信托公司「资金规模」各约一万亿元，还有诸多明里暗里的融资配资，以至银行系统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股市的资金，「保守估计」，当前股市有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的资金「涉及杠杆」。事实上，如果涉及「杠杆」的资金最多只占入市资金五分之一，即成交额五元中只有一元是贷款，等于「做仓」额度只有百分之二十，可算非常保守，情况绝非严重，问题在这不过是平均数，实际上很多「初生之犊」的股民，「杠杆」成数可达九成或以上，而这正是危险所在。当股市一泻三成，受官媒催眠以为国家经济强劲股市只会升不会跌而做高成数按揭的股民，肯定会把满肚怨气倾注到政府身上，李总理不当机立断全力救市，出现社会不和谐导致不稳定的情况，不难预期。就此角度看，笔者相信当局仍会「出招」，直至股市回归「合理」水平。以内地的政治结构，国务院「有信心、有能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绝非虚语；而以当前的国力，即使为此要付出沉重经济代价，只要能保社会稳定，当局亦能应付裕如并乐意为之的。
三、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令中国全方位崛起，国家壮大起来了，于决策者来说，如此强势的政府，连一个股市，尤其是以国企为主要构成的股市亦无法玩弄于股掌间，这是成何体统？哪能体现政府的强势？权力集于一身的统治者有这种想法，不足为奇。但是，国家操控的股市，能弄出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证券市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产物，根据「公平游戏（竞争）」的市场规划，股市运作在政府严格监管下必须在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下运作，才称健康，才能充分发挥正当的集资能力。内地股市如果在「维稳」的借口下加进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中国特色，必然与上述的原则背驰；虽然股市在这情形下会按照国家政经政策定下的路向平稳发展，却会令国际投资者却步，内地股民对之亦会意兴阑珊，因为「中国特色」意味只有获知或有权制造「内幕消息」者才能获利！在这种情形下，中国锐意在内地打造的国际金融中心，必成画饼。不过，在当权者设想中，做不成国际金融中心的缺失，可借「一带一路」及亚投行衍生的业务弥补，令内地金融业继续兴旺蓬勃。然而，以中国经济体积之大之广，经济不断向前发展、升级，对市场资金需求日趋殷切，金融市场若无法获人民信任，必然会对经济发展造成窒碍。
笔者虽然对中国的经济模式不以为然（她目前看起来非常成功，原因在庞大经济有力吸纳消化错误决策造成的经济浪费），但现实显示笔者的看法错误，因为中国正处经济高速发展期；撇开那些外人只能瞎猜的宫廷政治斗争（比如，上海帮「江派」大斗习、李联盟令上海股市不随京乐起舞），公开能见的中国领导人，都深谋远虑做事不算乱来，政经前景形势的确大好，这种「基本盘」，正是过去八九个月股市大旺的根本原因。可惜，内地股民的投资常识不足（比六十年代听闻过欧美股市炒作险恶并身受当年「过江龙」来港鱼肉股民教训的香港股民还有不如），笔者所见所闻的部分内地股评，远离客观理性、乱吹一通（听说与炒家合作「共同发财」的占大多数），结果入市者骤增（据说股民〔在证券行开户〕人数已超逾共产党党员），令股市热火朝天，见有可乘之机，股市鳄类云集，由于监管不足，上市集资不但远远超逾市场需求，脱离现实，而且充满造假欺诈，令无数以为股市只会上升不会下降的股民受愚受骗而蒙受损失。
事实上，李克强总理不应说「救市」（遑论「暴力救市」），他该下定决心，整顿股市，通过立法监管及向股民灌输投资常识，大扫股市不正之风。当然，股市不会因此「净化」，金融业难免不是藏污纳垢之地，但绝非金融垃圾堆填区！惟有建构健康有秩序受严格规管且有规矩可资遵循的股市，中国才有望成为股民可信赖的金融中心（若三权合作，绝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股市亦成为中外企业集资发展业务进而令内地经济受惠的宝库。
来源: 香港《信报》
古德明：民情考察
2015年7月09日
（专栏作家 古德明）
■习近平上月到贵州遵义考察民情。资料图片
六月十六日，习近平赴贵州遵义「考察民情」，车驾到处，民众夹道欢呼，不料就中一个小妇人突然高喊，喊声凄厉：「救救我，习主席······」言犹未了，她就被掩口扼颈，拖将离去。习近平说：「中央政策好不好，要看众乡亲是哭还是笑。」那小妇人证明，中共为政，尽美尽善，以至连哭都不准。
今年初，李克强也曾不辞千里，「考察民情」。一月五日早上，他往深圳莲花山公园向邓小平像献花，不巧有千多个龙岗区居民请愿，抗议垃圾焚烧场污染民居，秽浊水库。于是，当局出动武警逾百，驱人抓人，保证乡亲呼声泯灭，只有李克强的豪言壮语荡漾九州：「深圳须大胆去闯，大胆去干。」
旧中国君主要访民瘼，观政病，一般会委任大臣。唐宪宗曾遣度支副使潘孟阳巡江淮，「察东南镇之政理」。潘孟阳却不去采风问俗，日间则游山玩水，晚上则拥美女醉倒玳瑁筵中，还弄权纳贿。宪宗听到消息，待他回京，就贬为大理卿。后来，宪宗遣郑敬再赴江淮，观民情政象，告诫说：「朕宫中用度，一匹已上，皆有簿籍（宫中消费，一匹绢以上，都要登记）；唯赈恤贫民，无所计算（花费多少，都无所惜）。
卿宜体吾怀（你要实现我的心愿），勿学潘孟阳奉使，所至但务酣饮，游山寺而已。 」那时候，君主不是要民众夹道欢呼，更不是要百姓鸣冤不得。史家说「（宪宗）元和之政，闻于颂声」，这情真意真的颂声，和今天的「伟大共产党」合唱曲相比，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旧唐书》卷十五、一六二）。
唐宪宗「赈恤贫民，无所计算」。中共则是党领袖用度以及家财，一律严禁算计；国际上买笑求欢，也可以无所吝惜。至于国内贫黎，就请刻苦一点吧。六月下旬两段花边新闻，很值得细味：韩国有金某者，无视国际公德，隐瞒所患疫病，赴广东惠州公干，结果惠州当局花费八百万元，出动十三个医生，五十个护士，给他治病，一文不取。难怪他回国时连声感谢。同时，在浙江衢州，有俞益飞者，上颌骨患癌，无钱治病，唯有拿起刀剪，对镜自割肿瘤。
遵义那个哀鸣的小妇人，会不会像湖南湘乡市冤民辜湘红一样，被送入疯人院；或像黑龙江庆安县冤民徐纯合一样，被一枪打死；或像四川新津县民权运动者陈云飞一样，被控「寻衅滋事」以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毕竟这样的牛毛小事，盈千累万，无可查考；而中共考察民情的报告，更只字不提。
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说：「走访各区，了解民情，于我何难之有。」这不是谎话。他早已深得中共民情考察的三昧，所以，不走访则已，走访则一定有大批爱钞票爱党国的男女聚集，迎迓欢呼。唐朝那位潘孟阳，生于新中国，一定是位出色的民情考察专家。
来源：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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