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界2006年的最大发现，终于随着引人争议的拆迁开发工程而诞生。在建设过程中发掘的一宋代古墓，日前出土了包括秦桧亲笔遗嘱在内的一批重要文物。

　　据未经证实的消息透露，有关文物部门已经初步确定该批文物中包括有秦桧亲笔书写的“政治遗嘱”，对其生前的引人争议的行为作了一定的辩解，并对中国知识分子(士大夫)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据了解，国家文物局鉴定专家和各研究机构的著名宋史专家均已云集现场。

　　自称秦氏后人的多名人士表示，将密切关注该文物的鉴定，如确定先祖罪名不实，根据疑罪从无和无罪推定的司法原则，将可能入禀法院要求取消岳飞庙中的秦氏夫妇跪像，如仍要设立跪像，则应“将跪像脑袋换为书本，代表食书不化、空言误国的腐儒们该为中国的落后而忏悔”。

　　该份被专家初步认定为秦桧“政治遗嘱”的文物，书写在一块长达2.2米、宽约50公分的绸缎上，这也是其能保持至今的主要原因。

　　出土该批文物的村庄位于本市郊区，早先名为麓洱，现名为壶侑，因风光优美，出产茶叶，宋代时一度是高官们的庄园。此次所发掘的宋墓，专家估计为秦氏子侄辈的墓穴，时间应在1178年(宋孝宗淳熙五年，为岳飞平反昭雪)后，秦氏此时逐渐失势，一些身前文物成为族人累赘和朝野忌讳，干脆采用殉葬方式掩藏。

　　巧合的是，随本次墓葬发掘一起出土的地契资料表明，此地庄园基本为岳秦两家分领。两家比邻，这也是宋史研究的研究的新发现之一。

　　据消息人士透露，初步鉴定秦桧该份遗嘱作于高宗绍兴十四年(1145年)，时年55岁(秦桧生于哲宗元佑五年，1090年)，即其死前(1155年)十年，岳飞含冤被杀(绍兴十一年腊月，1142年1月)后三年。

　　秦桧在该份遗嘱中，首先告诫子孙远离政治，自己深知将“获谴汗青”，“蒙羞万年”，叮嘱子孙在他死后万莫贪恋禄位，急流勇退，也不可在风暴来临后为他争辩，“庶几可得苟全性命”，并对几个已身据高位的族人详细指示了退出政坛的方略。专家正是据此认定此书信为家族内的政治遗嘱。

　　据已经详细阅读该份文物的一位匿名专家介绍，秦桧在该份遗嘱中表明自己坚信对金议和是当时的“国情”下保全家国的唯一出路，也曾经和岳飞直接探讨过此问题，但岳飞表示“要为不可为之事”。而宋高宗其实并不反对北伐作战，因为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令他“为江北百姓所夙夜仰望”，显然皇帝很陶醉这种救世主的感觉。高宗也是有战略眼光的，在位几十年，同金国一直是打打停停，边打边谈判，边备战。高宗还非常善于听取臣子的意见，自己又非常有主见，到他驾崩的时候，南宋绝对是个强国，经济和军事方面已经远远超越了金国，说他是除宋太祖赵匡胤以外大宋第二明君也不为过。

　　但高宗为什么却在关键时候阻止岳飞收复失地呢?而且宋太祖曾立下“誓碑”，规定“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子孙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因此有宋一朝，所有皇帝对大臣均十分宽待，而杀像岳飞这样一位有赫赫战功的功臣，在宋朝更是绝无仅有。高宗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岳飞在规复旧河山之外，经常公开宣扬要“迎还二帝”，而金国也不断在战争失利时派密使威胁高宗要“送还汝兄”，并不断暗示囚在五国城的宋钦宗与岳飞有秘密来往，令高宗疑窦丛生，甚至到了“寝食不思”地步。高宗12道金牌召回征途中的岳飞，就是因为金使送来了岳飞与钦宗联络的“确切证据”，钦宗甚至扬言返国复辟后将清洗“老九”(高宗为徽宗第九子)的人马，高宗因此需要和岳飞对证确认。

　　据了解，秦桧在遗嘱中说，高宗与岳飞的晤谈一概秘密进行，他也不能与闻。但事后高宗告诉他，岳飞一再表态自己只想规复北方迎还二帝，私心最多就是成就功名，待成功后愿意效仿石守信等解甲归田。至于帝位归属，岳飞表示那是“皇家手足间事”，没有旗帜鲜明地表态。

　　秦桧在遗嘱中对岳飞的战功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岳飞的善战为其议和提供相当大的便利空间，以打促谈效果很好。但岳飞有功名心，性格也比较耿直，与人不好相处，容易招疑招忌，好多次甚至与皇帝言语不合而撂挑子走人，与皇帝结了深怨。岳飞不大考虑高宗本人的利益，不仅和被囚敌国的钦宗有谣传中的来往，还多次当面劝高宗立嗣，高宗本人因有隐疾(据后世医学推断是阳痿)而无子嗣，因此十分怀疑岳飞拥兵欲立拥立之功，犯了人臣的大忌，违背了祖宗传下的抑武扬文的宗旨，估计也是因此引发高宗杀机，不惜破除“有宋以来不杀大臣”的祖训。

　　秦桧表示，他已竭尽全力至少保全岳云和张宪，但高宗指示全杀，他亦无奈。同僚们在岳飞被杀后不敢质问皇帝，都来质问秦桧，秦桧也不敢和不便说皇帝的意思，只好说“莫须有”含煳应对。

　　据透露，秦桧在遗嘱中激烈指责中国知识分子(士大夫)空言误国，“不知兵而好言兵事、不知国而好言国事”，以为慷慨激昂就能救国救民，更以为说过就等于做过了。自己不挑担子，还好以大帽子压人，政府只要提出一韬光养晦，就会被指卖国;只要一与金国议和，就会被指媚外，而战争需要大量积累，需要“暂息兵戈勤稼穑”与民生息。秦桧说自己不得不以强势压下这种言论，断了不少空谈者的仕途和财路，但“开罪言路罪在身后”，国事艰难又难免挂一漏万，身后的名声是不可指望的。有意思的是，秦桧说岳飞对知识分子的空言比他还反感，并认为岳飞本人究竟并非读书人出身，更注重实战成效。

　　秦桧在遗嘱中辩解说，帝位一旦有纷争，内战必起，国家必亡，因此不如保全半壁江山;而即使帝室无恙，但毕竟皇帝已经对拥兵大将起了猜忌，此隙一开绝难弥合，即使岳飞本人无所谓，但手下骄兵悍将也难保万一。至于自己事后为皇帝分谤，从公议而言，高据相位责无旁贷，为江山社稷只好牺牲自己的令名;从私情来说，高宗于他有“知遇之恩、信任之专”，他也只能为知己者死。所以，教诲子孙，高宗在位或可保秦家富贵，而高宗百年后秦家必将被清算，“民忿欲泄终需泄”。他感慨，“生逢乱世家国颠沛”，总想做点经世济国的实事，但“为实事者均不见容于当下”，岳飞难以见容于皇帝，而他必将更难以见容于言官史册，后世只有那些维持乱世危局的当局者才能体会他的苦心了。

　　据专家介绍，民间形成定见的秦桧是金国“奸细”的看法，都无实证，却有很多反证。南宋的史学家就留下很多资料，如李心传写的《要录》说，秦桧不是金人“*细”，只是主和派而已。徐梦莘写的《三朝北盟会编》说，前御史中丞秦桧和家属从金军占领的楚州孙村中逃归至涟水军丁祀水寨，只使用“逃归”二字。熊克写的《中兴小记》说，秦桧从敌中归来，也没说他是“奸细”。

　　只有张邦昌友婿朱胜非写的《闲居录》说，秦桧全家及婢仆从金国归宋，不是“逃归”。朱胜非是拥护张邦昌的，而秦桧是一直反对金人立伪张邦昌，秦桧与朱胜非矛盾尖锐。秦桧执政时，朱胜非被废居八年，有利益冲突，因此专家认为可以断定朱胜非《闲居录》所记是对秦桧的打击报复。另有《金人南迁录》说，天会八年，金国诸臣害怕宋朝君臣报复，主张放纵秦桧归宋朝。然而《金人南迁录》是一本谬误百出的书，此书对秦桧的叙述是“晓然傅会”，是错误的。

　　而从宋高宗的诏令中可以看到赵构是热烈欢迎秦桧逃归宋朝，他将秦桧比作汉代的苏武，常持汉节。秦桧自己写的《北征纪实》中，可以看到他在金军中想尽千方百计，最后才能逃归宋朝，情节十分具体，绝难杜撰。秦桧逃回宋朝，皇帝赵构称赞秦桧“忠朴过人”，比作苏武，朝中宰相重臣如范忠尹，李回等人说秦桧是忠臣，使许多朝臣不再怀疑秦桧是“奸细”，李纲书写赞扬秦桧“精忠许国”，“立大节于宗社倾危之秋”。这充分说明金人并不是纵使秦桧归宋朝。

　　人物名片

　　秦桧(1090年-1155年)，字会之，汉族，大汉奸，宋朝江宁府(今江苏南京)人。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登第，补密州(今山东诸城)教授，曾任太学学正。因力主对金称臣议和，善于察言观色，颇受宋高宗赵构喜爱。北宋末年任御史中丞，与宋徽宗、钦宗一起被金人俘获。南归后，任礼部尚书，两任宰相，前后执政十九年。因宋高宗力主对金投降，君臣合计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宋高宗为了安抚南宋政府中的主和派与金国代理人，加其谥号为忠献。后宋孝宗继位，振作图强，重审岳飞案。宋宁宗时，改其谥号为缪丑。

    
    连任五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先念，是在历次政治风浪中一直保持高位的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共高层为数不多的“三朝元老”之一。除此之外，李先念还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指挥领导工作，并参与长征，后率领西路军西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先念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协助周恩来主持经济方面工作。福宁客发表博文《李先念历经三代领导人而不倒的背后隐情》，简述李先念传奇一生。
    
    纵观李先念的一生，人们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建国后连续5届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先念，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在数次政治风浪中一直保持高位的领导人之一。经历了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三代领导人交替与变更的李先念，是中共高层为数不多的“三朝元老”之一。在建国后历次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李先念虽受冲击但未离开领导岗位，这也和毛泽东或微妙或直接的保护不无关系。
    

“不下马的将军”：主政湖北，造福一方
    
    1927年11月，李先念参加黄（安）麻（城）起义，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期间，他坚决支持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斗争。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后，党中央决定成立西路军，李先念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他率部翻越祁连山，穿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在陈云、腾代远的接应下，为党和红军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毛泽东曾高度评价他在西路军建立的功绩，称李先念是“不下马的将军”。
    
    1949年5月，李先念被任命为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主持湖北省党政军全面工作。湖北是李先念的家乡，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主要地点之一。当时湖北刚刚解放不久，百废待兴。李先念主政湖北后，立即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家乡解放后的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从战争到经济建设的历史性过渡。
    
    曾经担任过李先念秘书的黄达回忆说：“他一上任就遇到‘黑白之战’。”黄达解释说：“黑”是指煤炭，“白”是指大米和布匹等。当时，一些资本家趁新政权立足未稳，抬高物价，黄金和白银的价格也随之暴涨。黄达说：当时李先念联系上海等经济实力较强的城市，往湖北调集物资，善于用人的李先念也充分发挥一些资本家的作用。由于措施得力，很快稳住了市场，控制了局面。
    
    当时任中财委主任、主管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对李先念主管湖北财政经济工作取得的突出成绩十分欣赏。陈云称赞说：李先念“是将军管理经济，但他能很快精通当时的经济工作，这是十分难得的”。这是对李先念的很高评价。
    

治国功臣：中国经济工作中的“四大名旦”
    
    1954年5月，中共急需调一批年富力强、有管理经济和财政工作才干的领导干部到中央担任领导职务。李先念成为候选人之一。后经中央决定：由他出任财政部长和主管财委第二办公室（即财贸办公室），主要负责领导财政、银行、商业、外贸、物价等部门的工作。
    
    李先念上任后，坚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毛泽东经济思想以及中央的有关文件、指示，坚定不移地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凡属于财贸工作的重要问题，他都及时向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请示汇报。此外，他还特别注意向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学习。陈云的求实精神以及管理财经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法，对他有很大的影响。李先念说陈云是教会他管理财政的老师。
    
    在领导经济和财贸工作这一新的岗位上，李先念还非常重视依靠财贸办公室集体领导的智慧和力量。同他在一起工作的领导成员中，不少人学识渊博，业务精通，经验丰富，是财贸战线的行家。李先念真心实意地向他们学习，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积极采纳他们的正确主张。多年和李先念一起工作过的段云曾回忆说：“他虚怀若谷，不耻下问，像毛主席说的那样，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很快便掌握了这一方面的有关知识。”后来的国务委员、财政部长王丙干也说：“他地位虽高但不自居，经常找一些司长、处长和有业务专长的一般干部，了解情况，研究问题。他这种抓住问题力求弄通弄透，广开言路的工作作风，激励和推动着大家研究财政经济情况，发现问题，研究对策，解决问题，开拓前进。”
    
    就这样，李先念以他的聪明才智，很快交出了合格的答卷。赢得了中央最高领导的信任。毛泽东在一次会见外宾时称赞说：“建国之初我们非常缺乏经济方面管理人才，于是，我们只好抓了个大兵来管钱。事实证明，我们这样的做法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我们的李先念同志就把中国的人民币和其他各种钱财管理得非常好！”
    
    李先念后来在国务院主管财贸工作长达22年，成为周总理这位“大总管”的得力助手。毛泽东曾称赞李富春、谭震林、薄一波、李先念为中国经济工作中的“四大名旦”。
    
    1956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李先念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书记处书记。
    
    不过，“经济学家”是李先念生前一直拒绝承认的身份。1966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霍查接见来访的李先念时，称李先念是位经济学家。李先念说，我就是位实干家。所以，在他的传记里，人们尊重了老人生前的意愿，没有称他为“经济学家”。
    

　　“三朝元老”：“毛泽东是我一辈子的导师”
    
    纵观李先念的一生，人们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建国后连续5届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先念，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在数次政治风浪中一直保持高位的领导人之一。经历了第一、二、三代领导人交替与变更的李先念，是中共高层为数不多的“三朝元老”之一。
    
    李先念出身贫寒，略读私塾，没有进军校受训，也没有出国深造，竟然能够从普通一兵到将军，而且往往是临危受命，独当一面；他没有攻读经济理论，却从军事工作转向经济领域，而且“很快精通”、“管理得非常好”。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非常善于从实际中学习，向别人学习。对此，薄一波曾回忆说：李先念“为了党和人民的需要，他勤思苦学，努力向其他同志学习。他经常向陈云同志请教，也时常和我交换意见。”李先念生前曾几次对别人讲：“自己军事上是从徐向前同志那里学来的，经济上陈云同志是我的老师，外交上是周总理直接指导的，而毛泽东则是我一辈子的导师。”
    
    在建国后历次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李先念虽受冲击但未离开领导岗位，这也和毛泽东或微妙或直接的保护不无关系。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毛泽东在一座法式建筑风格的天主教堂内会见了当时只有26岁的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给毛泽东和朱德都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毛泽东对李先念更是格外青睐，他说：“名不虚传，果真英雄少年！”
    
    1987年，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聚会时，陈再道问李先念：“人家外面都说你是不倒翁！”李先念当时的回答是：“是不是都倒了就好了？都倒了谁跟‘四人帮’斗争呢？只有自己保护好了才能保护别人。”
    
    来源：凤凰网

    很多人误以为今天的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公、官员贪污腐败盛行等问题，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在他们看来，只要注重分配平等和公众福利，很多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殊不知，这些问题说到底都是现行的有待改革和完善的制度造成的。而这些制度多半早在建国之初就已经确立了。不设法对制度本身进行改造和完善，是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的。
    
     “大院”中的等级制体会

    
    问：今天，贫富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议论。有些人因此怀疑今天的种种政策，甚至把这一问题的产生归咎于改革开放，认为改革开放从开始即犯了方向性错误。我们注意到，您在最近一期《历史研究》发表了一篇长文，详细考察了1949年前后，中共党政干部收入分配制度从比较平均的供给制，转向差距较大的职务等级工资制的历史经过。我们想了解，您做这一考察是想说明些什么呢?
    
    杨奎松：说来话长，我早年在北京“大院”里生活过一段时间。在机关、军队的大院里生活，包括在尽是干部子弟的学校上学，你会强烈地感受到等级制所带来的种种影响。我们还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谁的爸爸是多少级，多少级的干部住多大的房子、配什么级别的轿车，多少级以上的干部可以购买普通干部买不到的“特供商品”等等。父辈级别的不同，甚至会影响学生之间的交流，级别相差太大，就会“话不投机半句多”。孩子常常会按家庭出身和级别的高低，在学校里分成不同的交际圈子。“文革”开始后，虽然没有人公开声讨这种等级制度，但是，“文革”初期我们耳闻目睹的许多反对“官僚主义”的所谓“革命行动”，其实矛头所指，就有对等级制的不满。
    
    坦率地说，过了这么多年，读了那么多书，跑了那么多国家和地区，比较了许多社会，包括旧中国的历史情况，尤其是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之后，大概没有几个人会认为当年的那种差距有多么不得了。然而我还是有些耿耿于怀，想弄个水落石出。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从来都高举社会主义和平均、平等大旗的共产党人，会建立起这样一套权利和分配都非常不平等的等级制度?为什么迄今还有不少人坚持认为贫富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只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以前从不存在这种问题?
    
    问：您所说的情况让我感到有些意外。我们从小所受到的教育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的分配制度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即便知道过去等级森严，也往往习以为常，从来不会去把它和等级制度联系起来。
    
    杨奎松：这是因为你比我年轻许多。我们这一代，是最典型的“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这代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头脑中的社会主义观念根深蒂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最根本的就是分配公平。记得“文革”期间我看得最多，也是研究得最深入的书，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谈论社会主义的著作文章，像《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等，不知道读了多少遍。受这些著作的影响，大学毕业后，我最初选择的研究方向，也是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想史，想了解中国人何以会那么容易地接受社会主义并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
    我发现，其实对社会主义理想着迷的，不仅是共产党人，也不只是我们这些生长在新中国的人，可以说旧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对社会主义抱有好感和幻想。中国的政治家，从康有为，到孙中山，甚至蒋介石，其实都不那么赞同资本主义。蒋介石1943年出版《中国之命运》，把资本主义批得一塌糊涂。
    为什么中国人多数都那么排斥资本主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那个时期资本主义严重贫富悬殊的形象，让生活在小农经济环境下、习惯了小康生活的多数中国人都感到难以接受。因此，大家都或多或少地期待主张经济平等、分配公平的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也就是为什么，虽然明知共产党在大刀阔斧地用暴力均贫富，众多深受西方民主思想熏陶且家境充裕的知识分子，最终还是抛弃了跟西方走得很近却因贪污腐败造成分配严重不公的国民党。
    
    抗战中的供给制
    
    问：记得邵燕祥讲过，陈伯达的一本《中国四大家族》，几乎就宣布了国民党在政治上的死刑。
    
    杨奎松：不错，共产党里没有孔祥熙、宋子文那样的大富豪，更没有阎锡山、张学良那样的大地主。毛泽东在抗战期间曾相当自豪地宣布：我们的县长、区长、乡长，每月两元津贴，又民主，又能艰苦奋斗，又能帮助老百姓；而国民党的县长呢?每月拿180元的薪水，只会娶小老婆、打麻将、抽鸦片，甚至还贪污、刮地皮，压迫老百姓。两者对比，优劣立判。当然，毛泽东这里讲的中共干部每月两元的津贴，指的其实是除组织供给的伙食、被服以外另外发给的零花钱，并不是说他们每月只用两元养家糊口。但即使加上伙食、被服和其他日常工作用费，中共干部当时的收入，依然比国民党的县长少得多。抗战时期中共虽然也实行了一些带有等级制色彩的分配办法，如在伙食上划分大、中、小灶，在着装上规定干部服区别于士兵服，另外还开始按级别为资历较深的干部每月提供从一斤到八九斤猪肉钱不等的保健费等。但比较而言，在实行集体供给制的情况下，高级干部与普通干部收入分配的差距，一般情况下不超过10倍。在当时条件下，中共的这种收入分配办法还是比较符合其政治主张的。
    
    从供给制向工资制的转变
    
    问：有些学者可能不大同意您的看法，在他们看来，延安时期就已经开始形成了一种“上下尊卑的等级差序制度”。您怎样看待这样的观点?
    
    杨奎松：等级制在中国是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渊源的。梁漱溟讲过：“中国人看见西方全没个尊卑上下之分，没有不奇怪的。”因为几千年来维持中国社会安宁的就是尊卑大小四个字，人们习惯了按照三纲五常来思考和行事，习惯了把人分成治人者和治于人者，相信如果谁也不卑、大家平等，那便谁也不能管谁，一定天下大乱。因此，共产党虽然最讲平等，官兵常年穿同样的衣服并在一个锅里吃饭，但是，相信必须有拿主意的与听话的，下级必须服从上级的心理，却是一样的。这也和中共组织上奉行集中制，以及常年处在战争环境下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有关。但严格说来，这时上位者与下位者在权利义务方面的这种失衡，由于受长期宣传的平等观念的影响，还尚未全面制度化，因而也才会有王实味等人的强烈质疑。
    
    问：能否这样认为，从农村转入城市，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对中共在既有的传统文化的氛围中逐渐官本位化和等级化，具有极大的催化作用?从您的论文中可以了解到，1949年后很快就废除了平均主义的分配办法，改行差别很大的职务等级工资制度。
    
    杨奎松：改行工资制有一些客观原因。比如供给制的办法每个单位都要搞一套生产后勤运输机构，人力、物力浪费太大；其次，城市生活不同于农村，只靠几块津贴应付不了各种开销。再者，进城干部靠供给制，留用人员和新参加工作者则实行工资制，两种制度并行也带来许多问题；最后，进城后各级干部大权在握，各单位又都有生产营利部门，与私商自然发生大量权钱交易，贪污腐化的情况难免到处滋生。这些都不能不迫使中共废止供给制，改行工资制。很难认为这种改变本身有什么错。有问题的是，这种改变从一开始就没有尽可能地按照平等、平均的革命原则缩小等级之间的分配差距，反而通过拉大分配与待遇、扩大等级差别的办法，全面强化了本应极力去削弱的官僚体制。
    
    问：您能否简要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杨奎松：1950年4月，中共出台了一个《中央级行政人员工资标准(草案)》，规定党政人员最高一级的工资收入可以是最低一级的28.33倍。这个草案在广泛征求当时各级领导人意见后，除了将原定27个级别缩小为25个之外，没做什么修改便颁布实施了。受此影响，当时并行的供给制标准，也进行了大幅改变。比照等级工资标准，小灶的津贴平均一下子提高了约19倍；中灶的津贴平均提高了4倍；大灶的津贴只提高一倍。各级政府供给制工作人员，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至勤杂人员，暂分为10等24级，工作人员执行哪个津贴标准，按其职务评定。如此大幅度地拉开收入差距之后，最高一级的收入分配较最低一级扩大到了21倍以上。
    1952年7月，鉴于两种收入分配标准仍有差别，政务院进一步出台办法，将供给制标准和工资标准统一起来。调整后的两种分配标准均统一为29个行政等级，其最高最低的收入分配差距，即级差最大系数，也都统一为25.88∶1。
    值得一提的是，新标准更加注重等级的细划与待遇的区别。如原标准中国家正、副主席与政务院总理、副总理同等待遇，新标准则改为国家主席、副主席为最高等，政务院总理、副总理等为次一等，等等。到1955年8月，新政府最终取消了供给制，统一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新标准进一步提高了高级干部的工资待遇，将工资等级进一步增加到30个级别，最高一级560元，最低一级仅18元。这样，最高工资加上北京地区物价津贴16%后达到649.6元，最低工资仅为20.88元，两者工资差距扩大到了31.11倍之多。此次工资改革，13级以上干部，除行政1级外，平均增幅达14.35%，而14级以下干部平均增幅仅2.26%。如果从绝对数来看，低级工作人员最少的月收入增加只有0.23元，而高级干部增加最多的达到95.67元，相差几近416倍。
    由于这次工资改革出现了一些问题，次年，即1956年国务院又颁布了新的工资标准。这次工资调整注意提高了一般工作人员的工资收入标准，如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最低一级工资从18元提高至20元，1-13级干部最小增幅为0，最大增幅为12.9%，平均增幅6.9%；而14-30级干部最小增幅为7.1%，最大增幅为13%，平均增幅达10.36%。这样就使得标准工资最高最低之差略有缩小，减少为28倍。但连同这次调整在每一行政级别中细划出的11个档次算下来，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之差仍然达到了36.4倍。
    
    问：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杨奎松：为了便于读者了解这种倍数的问题所在，这里介绍一下国民政府时期的薪俸标准情况。以1946年国民政府颁布的标准，除总统和五院院长等选任官外，文官共分为37个级别，最高一级的收入是最低一级收入的14.5倍。
    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那个年代西方国家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收入情况。在资本主义各国中，除极少数国家外，英、法、德等国的公务员，包括行政长官在内，最高最低工资差，均在8-10倍左右，美国、日本差距较大，也只有20倍。而且，它们差距之大，多半只是总统或首相个人的工资较高，有时会高出下一级行政主管一倍以上。可知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官员高低之间的收入差距，多半远小于新中国官员的收入差距。
    
    比工资收入的等级制更严重的
    
    问：看您的文章，这里面的问题还不止于工资收入的等级差。
    
    杨奎松：这正是最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我们的等级差更多地还不是表现在工资标准上。
    记得“文革”前夕，听到“九评”苏修的文章，一直深为中国没有像苏联那样形成特权阶层而自豪。这种印象在“文革”中逐渐破灭，并渐渐了解到欧洲一些国家政府官员很少特权的情况。但是，当1986年得知瑞典首相帕尔梅在街上行走时被刺身亡的消息时，还是感到相当吃惊。从当时的报道和随后相关的考察报告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我们过去印象中的“资本主义”政府：“政府的大门前不设警卫。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市政厅，楼下的湖滨花园设有长椅，是市民们的游憩之地。他们的议会开会时要发广告，百姓可以自由旁听。除了国王、首相配备警卫人员，大臣们皆没有。他们上班是官员，下班就是平民、普通老百姓，有的上下班骑自行车来往。······瑞典的官员们即使公务出行，也没有前呼后拥警车开道那一套，他们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2003年，瑞典再度发生惨剧：女外交部长在商场买东西被杀，但瑞典政府仍旧公开声明，决不因为惧怕暴力就放弃他们长期以来为之自豪的开放的民主政治，将继续保持政治家的平民化和亲民作风与传统。实际上，欧洲许多国家的政府官员不仅收入不高，差距不大，而且所有担任公职时国家提供的服务，都只能限于公务范围，一旦参加非公务活动或离任，便不得使用这类服务。
    相比而言，我们在实行职务等级制度之初，不仅全面拉大官民距离，而且严格官阶差序标准，通过把其他各种职位行政化，比照官阶规定相应待遇，建立了一套官本位体制。不同级别的干部在工资以外的待遇和享受标准，极为细致复杂。几级以上可以配厨师，几级以上可以配勤务，几级以上可以配警卫，几级以上可以配秘书，可以享受何种级别的医疗和疗养，包括对不同级别的干部可以住多大面积和何种级别的房子、可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
    
    问：您有没有大致计算过，如果加上种种特殊待遇方面的花费，当时社会收入分配最高和最低之间的差距可能会达到怎样一种数字?
    
    杨奎松：我想，这种计算可能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们只要知道今天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并不纯然是改革开放政策造成的，知道收入分配不公有制度上的根源，就足够了。
    我们今天需要特别反思的是，为什么早年以改变不合理的社会财富分配制度、创造一个人人均等的社会为理想的共产党人，建国之后却没有建立起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呢?一个基本的原因是因为当年一切学苏联。苏联是共产党国家中最早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并对高级干部实行特殊化待遇的。因此，中共当时也一切照搬。但问题是，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就很明确地反对当时在欧洲国家中还十分盛行的等级制和官僚制，认为共产党人必须坚持“所有官员的薪金没有任何差别”的政治要求，以求最大程度地限制因等级制所造成的种种流弊。马克思后来在《法兰西内战》中又特别提出：一旦无产阶级能够建立自己的政权，所有公职人员应当一律实行低薪制度，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应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
    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共产党国家都没有照此实行。相反，战后欧洲众多资本主义国家，因为社会党、工党起作用的结果，它们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努力去限制等级制和官僚制的种种流弊。比较这两者之间的历史条件，我们能够注意到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绝大多数没有在这方面做出努力的共产党国家，都是落后国家，这些国家革命前基本上处于专制体制的统治之下。由此可见，很多新制度的选择与变异，并不完全取决于政治家或政党的理想和目标，既有的制度与社会文化传统往往会潜移默化地左右着一切。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