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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岐山释放重要信号 反腐形势大逆转/发危言汉奸依旧 中共点名茅于轼柯文哲
發佈時間: 7/14/2015 7:05:07 PM 被閲覽數: 114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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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岐山释放重要信号 反腐形势大逆转

(图)


京港台:2015-7-14 10:59| 来源:多维新闻 |


  北京时间7月8日至10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前往陕西省调研,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座谈会,专程到榆林市米脂县杨家沟革命旧址参观。诸项行动和讲话释放出一些来自中共高层的重要信号,一定程度上也揭示出当下中共所处的形势。

  据媒体报道,相较以往,王岐山此次陕西行安保十分严格,当地公安等相关部门的目标是确保“绝对安全、万无一失”。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当前反腐形势的严峻。但结合杨家沟纪念馆的特殊历史意义,或是意味着腐败与反腐败之间的形势已经发生真正的逆转,也即反腐相对于腐败正在取得转折性压倒性胜利。王岐山说,“瞬间铸就永恒”。或许在他看来,包括他在内的本届执政团队,都正处在这样的“瞬间”之中,将在这一时刻起到扭转时势的作用。

  

  2015年7月8日至10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前往陕西省调研陕西调研

  杨家沟会议的特殊标签:逆势

  王岐山此番陕西行的行程极多,其重头戏是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座谈会。2014年7月4日,王岐山在内蒙古调研时曾召开部分省区市“巡视工作”座谈会;2015年5月11日,王岐山在浙江调研时亦曾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纪委书记”座谈会;此次在2015年7月上旬的陕西行期间,召开的则是部分省区“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座谈会,其规格呈渐次上升之势。

  中纪委书记在地方召开的这些座谈会,尤其是部分省区“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座谈会,很有可能会成为今后的一种常用机制。表面上看,容易感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党政官场的牵动力。而从操作层面来分析,这种安排意味着中央对地方区域反腐工作逐渐施以更大压力,有助于更充分地调动地方执纪反腐的积极性。

  《王岐山现身陕西 反腐引爆习家乡?》有过简单分析,按照按照以往王岐山现身地方后就会有地方大员落马的“规律”,王岐山此行会否引爆陕西官场,值得继续观察。另外,还有一个“规律”是,王岐山经常走访地方具有革命或历史意义的场所,此番会否前往榆林杨家沟革命纪念馆忆及“十二月会议”也是一个观察点。果不其然,王岐山又一次“专程”前往米脂县杨家沟参观。这一“专程”释放了重要信息。甚至可以认为,王岐山此次出行之所以选择西部省份陕西,就与杨家沟革命纪念馆有关。

  杨家沟的中共“革命纪念馆”是国共内战时期毛泽东等中共高层在此召开过多次关键会议的遗址,1947年末,中共在这里召开了“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又称杨家沟会议。杨家沟会议是在国共内战打响之后,国民党集结重兵直捣延安,中共主动放弃革命圣地延安转战陕北。经过一系列歼灭战后,国共逐渐逆势,中共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杨家沟会议召开。此后不久,中共收复延安,由此真正开启了“解放战争”。

  反腐取得转折性胜利?

  中共理论界称,十二月会议是党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了毛泽东在会上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这次会议为中国革命夺取全国胜利,在政治、思想和政策上作了充分的准备。那么,王岐山在北戴河会议之前参观杨家沟会议,很有可能与当下中共所处形势,尤其是当下的反腐形势有关。

  当年国共内战对中共而言是生死之争,而当下的腐败与反腐败的胜败同样决定着中共执政的命运走向。国共内战时间长达3年,其间不乏激烈的交锋与胶着,中共由弱转强,席卷残云,取得全面胜利,而当下已经持续两年有余的反腐势力似乎也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过程。如此的话,国共逆势大体发生在杨家沟会议召开前后,王岐山此次特意参观会议旧址,很有可能正是意在传递这样的时势变化信息。也即,腐败与反腐败之间的对比斗争出现真正的形势逆转。以往是腐败压过反腐,今后则是要进入反腐克制腐败的新阶段,并将最终取得彻底胜利。

  虽然如此,反腐的严峻性却是难以低估,王岐山此次陕西行也说明了这一点。据媒体报道,榆林市公安局榆横分局不慎公开的安保细节显示,为确保驻地安全,地方保卫队伍对驻地所有员工政治审查;此外,对王岐山将行经的考察路线事先踩点布控。为了防止民众申冤,亦成立了信访稳控和应急处突组。总之,安保目标就是要确保“绝对安全、万无一失”。安保之严密,说明反腐形势之严峻。这是反腐的难点,也是反腐的真正意义所在。

  王岐山在部分省区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或许能够对此有所解释。同王岐山的职责相对应,他的讲话聚焦于“全面从严治党”。值得一提的是,据官媒报道,王岐山讲话之初意外地说了一句话,“瞬间铸就永恒”。接下来,他分析了毛泽东在陕北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铸就了民族解放历史的永恒。稍后,王岐山又提及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和“全面从严治党”。

  按其所述,“全面从严治党”,正是实现前者的重要手笔。如果说毛泽东当时在陕北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瞬间”实现了中共执政的长期执政的“永恒”,或许在王岐山看来,当下反腐整风、建规立制之举同样具有“瞬间”铸就“永恒”的历史意义。这可能也正是本届中共领导人的自我定位。

  除此之外,王岐山在陕西又一次提到了“以德治党”议题,并做出新的阐述。王岐山从中国历史文化的角度展开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历来都讲德法相依、德治礼序。依规治党必然要求以德治党,这个德就是党的理想信念宗旨。相较于自2000年江泽民执政时期出现的“以德治国”理论,这是一个新的发展动向。待有更多资料信息之后,值得详细分析。







发危言汉奸依旧 中共点名茅于轼柯文


京港台:2015-7-14 20:59| 来源:多维 |

  “汉奸,可以说是我们民族历史上永难消除的一块伤疤。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已经渐行渐远,但曾给国家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汉奸现象’并未绝迹。君不见,就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一些人继承了汉奸先辈的衣钵,成为出卖民族利益的新一代‘经济汉奸’‘政治汉奸’‘网络汉奸’等……”当人们正在“纠结”着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否出席中国的9•3抗战阅兵时,中国上下更需要内心的自省。日前,《解放军报》正是如此意有所指地反思当年为什么中国会成为“唯一伪军超过侵略军的国家”,奇耻大辱背后又不得不追问汉奸还存在吗?《解放军报》的整版刊文虽然并未点名,但所谓当代汉奸矛头直指殖民文明论、台北市长柯文哲,以及“爱国贼” 的发明人、经济学家茅于轼。

  1938年伪军数量已达78,000人,汪精卫投敌后,大批国民党军部队投入伪军序列,伪军数量迅速上升到145000人。整个抗战期间,中共抗日武装歼灭伪军将近120万,日本投降时尚有伪军146万、伪警察40多万,再加上伪满洲国军、伪满警察等,总数至少在300万以上,数量比侵华日军还多。而与同时,包括汪精卫政权在内,附庸日军地方政权犹如过江之鲫,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了三大傀儡人物:溥仪、汪精卫和贝当(法国),其中中国就占了两位。中国是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队数量的国家,这确实是一个极其可悲的历史现象。


  茅于轼被视为西方对华意识形态战的代理人

  《解放军报》整版文章《历史的拷问》历数29军军长宋哲元痛失赵登禹、佟麟阁,南京保卫战汉奸引导敌机轰炸,杨靖宇陷于日伪重围之中眼看周围人一个个叛变投敌等,称“汉奸现象”的繁衍,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成因和心理文化原因。所谓汉奸理论在战时或为“民族悲观主义”,或者“人总得活着”“有军饷,能养家”,那么今时今日还有汉奸吗?《解放军报》答曰:抗日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但战争遗留的‘汉奸现象’依然横亘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黄继光、雷锋、邱少云等中共官方塑造的英雄一个个在舆论场中被“解构”、轰然倒塌,这一度被认为是否定中共正统意识形态的“和平演变”。《解放军报》将此思潮作为攻击对象,炮轰一些人打着“解放思想”“言论自由”的幌子和“学术研究”的旗号,随意“任性”地解构历史、歪曲真相,为抗战期间的汉奸、卖国贼叫好、翻案,造成真假难辨、是非不分、黑白混淆。特别是随着社会思潮的多样、多元、多变以及西方国家策动“颜色革命”的影响,诋毁英雄、美化汉奸成了意识形态领域不可小觑的一个问题。文章将之视为出卖民族利益的新一代“经济汉奸”“政治汉奸”“网络汉奸”等。

  此言显然意有所指。——有的著名学者竟然辨称:有些汉奸如汪精卫“他自己下地狱,为的是减轻老百姓的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欺压人民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此处所谓“有的学者”——虽未直接点名,但明眼人即可便可意识到又将经济学家茅于轼置于砧板之上。

  “汪精卫可能是真正的英雄”,以将毛泽东拉下神坛著称的茅于轼曾经为汪精卫如此翻案,在《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政治家的利益》上篇中公开为汪精卫辩解,“可能有一些汉奸并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减轻人民的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欺压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他自己下地狱,为的是减轻老百姓的痛苦。”然而,也正是如此茅于轼不仅成为毛左的箭靶,而且遭遇官方喉舌的舆论大围剿。在钓鱼岛争端问题上,茅于轼又是主张“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呢?”在军方制作的宣传片《较量无声》中,茅于轼与贺卫方等人被作为西方意识心态战的代言人而点名批判。

  而另一名被点名的则是台北市长柯文哲。《解放军报》引述某人所称,“殖民就是进步,殖民时间越长越先进,汉奸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历史进步的作用”,炮轰一些人的“汉奸思维”只看到殖民者带来的些许小利,却忽略了因殖民所遭到的歧视、暴行以及所导致的种种恶果。

  台北市长柯文哲1月份接受美国外交政策杂志采访。被问到亚洲历史与殖民问题时,柯文哲称,全球四个讲华语地区,台湾、新加坡、香港和中国大陆,殖民时间越长,越先进,“新加坡比香港好,香港比台湾好,台湾比大陆好,我是说文化”。他举例称,之前他在台北搭乘捷运的照片引发大陆网友热烈讨论,因为这就是文化差距,“我说‘当99%的中国人上厕所会关门的时候,就可以来谈统一’,虽伤到很多中国民众,但两岸文化差距确实存在”。

  而彼时此言论随即被概括为“殖民文明论“而遭到岛内外舆论挞伐。事后,柯文哲不得不就此做出澄清,“近代文明兴起后,接触近代文明越久,整个社会文明化程度越深,“怎么会被写成被殖民越久越文明,天哪,实在是差太多了”。台北市政府副发言人黄大维亦为之公关解围,柯文哲在专访时文字掌控得不够精准,造成了访谈呈现结果引起议论。其本人亦在反省。

  文章试图解答一个恒久不变的问题,假设八国联军、英法联军再进北京,大小汉奸们会不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假设甲午战争、抗日战争重新打响,“维持会”“皇协军”会不会再度登场?答案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根源何在?伪军比日军还要多的盛况仅仅只会出在中国吗?也许并非《解放军报》所能回答。无需大难临头,忠奸之辩也需要新的定义,但是显然,当下并不缺乏,甚至当真深藏在那些满口国家利益实则对国民包藏祸心的庙堂之上的人们。正如某些人所言,做汉奸也是要有资本的,无权无势的普罗大众恐怕连资格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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