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要求，总统陈庆炎8月25日解散国会，并宣布新加坡将于9月11日举行国会选举。这将是新加坡前著名领导人李光耀去世后的首次大选，也可能是新加坡于1965年独立后竞争最激烈的一次大选。按照新加坡宪法，本届大选最迟可到2017年1月才举行。但李显龙要求提前举行大选。这是新加坡民众对日益高涨的物价水平、外来移民带来的社会压力日益不满的结果，也是开明威权饱受挑战的结果。

　　依赖李光耀的优势不再

　　自新加坡1965年独立以来，人民行动党一直牢牢“独霸”议会。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长期保持绝对的一党执政地位，其他的政党根本没有获胜的机会。因为新加坡的政治制度设计，5月7日的大选，人民行动党获胜没有人会怀疑，这一点新加坡的政治家也毫不避讳，他们把这一现象称为“垄断”权力。2011年的大选具有分水岭意义——执政党人民行动党虽然获得了87个议会席位中的81席，但首次有反对党获得议席。李显龙当时曾表示：“这次大选是新加坡政治领域的一次标志性事件”。

　　李光耀被尊为新加坡的“国父”，不仅是因为他是新加坡“建国”元勋，更是新加坡“立国”功臣。李光耀的个人魅力是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维持团结的重要纽带。2011年大选，李光耀长子李显龙领导的人民行动党虽然在议会中仍然占据绝对优势。但是其实，李光耀一直在为人民行动党“保驾护航”，其个人魅力为该党在选举中加分不少。

　　2015年9月11日新加坡将举行大选，但是现在已经没有李光耀继续为人民行动党“保驾护航”，人民行动党遭遇的挑战压力肯定会大幅上升。本次大选共有13单选区和16集选区，目前有多达9个反对党共同角逐89席的国会议席，也是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以来反对党首次参与竞争全部议席。本次大选设有13个单议席选区和16个集选区，共计89个议席，比上次大选多两个。国会最大反对党工人党将竞逐其中28个议席。人民行动党不战而胜的局面将被彻底打破。

　　早在2014年11月7日的人民行动党建党60周年仪式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就指出2015年大选不可低估对手或轻敌，他提醒与会党员干部在下一届大选中夺回反对党区，并告诫‘不只是看反对党拿下多少国会议席，而是攸关谁将组织政府’。可见，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对即将来临的大选踌躇满志但又充满危机感。

　　在野党要求改朝换代

　　目前，人民行动党面临史无前例的在野党的挑战。此次选举，执政党人民行动党与反对党将竞争议会全部的89个议席，这也是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以来反对党首次参与竞争全部议席。在执政党掌控传统报刊、电视媒体的情况下，在野党则充分借助网络新媒体积极参与竞选，广大城市中产阶级亦改变了以前政治冷漠态度，不再顾忌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不再恐惧尖锐批判政府可能遭遇的政治报复。在野党对人民行动党的威胁在2011年的大选中已经暴露无遗。

　　没有李光耀保驾护航，李显龙大选压力大

　　在新加坡2011年国会大选中，7个在野党共推出170位候选人，参与角逐87个国会议员，创新加坡历史之最。除了李光耀参选的丹戎巴葛集选区，在野党参与了27个选区中的26个选区的竞选，改变了在野党以前在诸多选区由于推选不出候选人而让执政党自动当选的尴尬局面。工人党在大选中赢得1个议席，还历史性地赢取了阿裕尼集选区的5个议席。

　　人民行动党在2011年大选时得票率就已经创历史新低，只有60.14%，低于1991年的61%、1997年的65%、2001年的75.3%以及2006年的66.6%。这与在野党工人党提出了“迈向世界第一国会”之类很具有号召力的竞选口号密不可分，也就是说，新加坡仅仅有廉洁高效的政府还远远不够，还应该增加国会中监督执政党的制衡力量。在野党并不奢求立即成为替代性政党，但是成为国会中 “平衡性”政党的期待很迫切，希望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中增加些竞争因素，工人党秘书刘程强表示，“只有反对党强大，才能改变行动党。”

　　人民行动党后来2012年、2013年的补选中有接连失利，失去后港和榜鹅两个单选区。尤其2013年1月26日，新加坡举行了榜鹅东单选区国会议员补选，工人党候选人李丽连得票率为54.52%，远远超出人民行动党候选人许宝琨的43.71%的得票率。于是，很多舆论认为人民行动党地位岌岌可危，甚至认为新加坡可能会出现“改朝换代”的局面。

　　民生问题而非民主问题

　　目前人民行动党面临的问题与其说是民主问题，不如说是民生问题。人民行动党执政46年，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近几年来，新加坡暴露的问题也比较多。如移民问题、交通问题、公积金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很棘手。同时新加坡尽管经济上是一个发达国家，但是新加坡普通人的收入并不是很高，民众生活压力很大，意见也很大。

　　执政党的危机主要来源于近年来新加坡暴露出较多的社会矛盾问题造成民众不满，这涉及到移民问题、交通问题、中央公积金透明问题、生活费高涨问题等等。例如，2014年，新加坡西部一个执政党选区出现罕见鼠患、地铁接连出现故障等问题成为全民讨论热点，特别是6月发生抗议中央公积金制度的集会示威活动，有消息称有6,000多人参与，是继2013年抗议移民政策后又一次更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据一位33岁示威者成，李显龙涉嫌挪用公积金款项。政府被指责运作公积金制度的手法不透明，政府以“严父”的方式替公民管钱导致居民社会消费需求缩减进而影响国内经济发展。还有，2013年1月新加坡发表《人口白皮书》，提出每年输入2.5万名移民计划，这将令本地人口到2030年由62%降到55%，这导致4,000名抗议中于2月16日在芳林公园进行集会示威，表达不满，到5月1日那天，又有5,000名新加坡民众集会抗议。

　　此外，人民行动党面临的另一大问题是其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指出的“关键人物风险”，2014年至2015年上半年，新加坡多位政要的健康状况相继“亮红灯”。吴作栋表示，执政党必须做好接班安排，培养完善的接班团队，以应对不可预测的“关键人物风险”，以减少短期局势动荡，保证国家长远发展。其实吴作栋的担心并不是杞人忧天，除了2015年3月23日逝世的李光耀外，吴作栋本人也于2014年11月因患有前列腺癌而入院接受手术，总理李显龙在2015年1月同样被诊断患上前列腺癌入院手术，2月人力部长陈川仁被诊断出胸腔积水。总之，多位政要健康状况欠佳，人民行动党是否拥有完善的团队带领新加坡继续前进、迎接未来调整成为民众关注的热点。

　　李光耀的逝世不至于立刻引起新加坡政局动荡，因为李光耀生前已经对新加坡的未来作了适当安排。但是，毕竟李显龙不是李光耀，而且，时代也不同了，新加坡政治环境也在不断演变。先把今年9月11日的大选放在一边不谈，单是2011年5月举行的大选，人民行动党获得自独立以来最低的支持率，已经给李显龙政府造成不小震动。这或许可以充分给执政党敲响警钟：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一成不变的，永远执政可能只是个神话。

　　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时的亚洲事务高级顾问杰弗里·贝德以知华派著称。他曾发表“改变对华政策——我们是否在自寻敌人”一文，理性的分析了中美关系。近日，他又很客观的评论了中日之间目前的状态。

　　贝德（Jeffrey Bader）2009年至2011年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特别助理，是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时的亚洲事务高级顾问。离开决策圈后，贝德进入华盛顿智库，现任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怀特黑德国际外交项目高级研究员，是外界眼中华盛顿知华派的典型代表。近日，他日前在接受专访时对中日及中美关系做了观点性表述。

　　日本靖国神社体现的历史观糟糕透顶

　　记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言行在中国引起很大争议。他希望日本做正常国家，但无法界定怎样才算正常。

　　贝德：我认同你说的，安倍的主要目标是令日本正常化。二战后，日本被看成一个特殊国家，日本的宪法实际上限制了日本承担更大的国际角色，也限制了日本的军力发展。与此同时，日本一直被要求就其过去的行为道歉，即使日本在1945年以后一直是国际社会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日本过去的道歉一直不够好，韩国人和中国人总是说日本必须承认过去的罪行。我去过靖国神社，那里面的博物馆糟透了，那种历史观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与人们对历史各种合理的解读相矛盾。如果那种观念代表日本想要的“正常”，那绝不是我们希望日本拥有的“正常”。但我想那不是日本主流社会希望的“正常”，也应该不是安倍想要的“正常”，安倍只是想让日本拥有其他国家所有的权利，尤其在国防方面。一些日本人认为成为正常国家意味着日本不再依附于美国，日本也可以与中国为敌，但我想安倍应该不属于这一类人，他的想法应比这些人更贴近主流些。安倍确实给美国制造了麻烦，比如参拜靖国神社，他因历史问题与中韩两国没完没了地争吵。现在所有人都觉得日本必须在历史问题上展现出更真诚的态度。

　　靖国神社的噩梦最好不要带出来

　　记者：美国现在鼓励日本发挥更大的军事作用，不担心养虎为患吗？

　　贝德：我不认为日本会是“老虎”。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人们并不担心日本未来会做些什么。日本不会变成有核国家，他们有这种能力，但不会这样做。日本不会发展重大军事能力，比如远程导弹。日本对于在宪法允许范围内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非常克制。另一方面，中国也不是1931年和1937年的中国了。中日目前处在典型的安全困境中，两国只考虑自己的焦虑，而不考虑对方的焦虑。换句话说，当中国人面对日本，他们看到的是过去的噩梦;而当日本人面对中国，他们看到的是未来的噩梦。

　　焦虑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过激反应

　　此外，贝德还就中美关系及南海问题发表意见称，他还认为两个因素需要考虑：一是当下世界正在发生什么，第二是不同国家如何看待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也就是现实及人们对现实的看法。什么是现实？现实是中国是崛起中大国，跟十年前相比，不论经济、政治还是军事实力，中国都变得更强。这种变化不仅在中国周边引起焦虑，也在美国引起焦虑。这些焦虑中有些是自然的，有些则反应过激。核心问题是我们能容忍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吗？答案必须是“能”，但担忧的区域国家和美国都不清楚中国将如何使用日益增强的力量。这也是南海问题被特别关注的原因。

　　南海争端由来已久，但过去从未招致如此紧张的局面。可如今中国强大了，紧张局面就出现了。考虑到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一些人认为中国崛起是对美国利益的挑战和威胁。他们把矛头指向南海，指向过去 15年中国激增的军费，以及网络安全和贸易议题，得出的结论是——美中之间是对手，对中国有利的事就会伤害美国。

　　贝德指出，我之所以要写《我们是否在自寻敌人》一文，是因为现在有很多美国人都有这样的想法，而我认为，这样的想法首先是对中国崛起的过激反应，其次这样的反应反而会导致两国陷入长期敌对。我希望阐明，美中之间原本就存在许多不同利益，尼克松、基辛格、毛泽东与周恩来当初决定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并非因为他们觉得美中利益和价值观完全契合，而是他们认为两国有能力管控分歧，在能够合作的领域有所作为。我想这是过去40年两国看待彼此关系的基调，也是正确的基调。我明白当两国间实力不断接近，再用这样的视角处理双边关系会变得更加困难，但一件事变得更难不代表不应该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