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部9月16日正式公布习近平访美行程。同日，白宫也公布了习近平即将访美的消息。与白宫声明中“习近平主席的访问将为拓展中美在全球、地区以及双边共同利益议题上的合作带来机会，也使奥巴马总统与习近平主席能够就分歧领域建设性地交换意见”产生对比的是，中国外交部的声明非常简短，仅有“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奥巴马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9月22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一句话而已。
习近平在上任后对美国的首次国事访问，必然将对中美关系乃至世界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双方在本次习近平访美的预期方面已经显示出了明显“温差”。
中国外交部在公布外事日程时尽量简洁只提供“硬”信息是一种传统，但在公布外事日程时不谈，不代表中方对习近平访美没有预先确定的构想和计划。8月底，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Susan
Rice）为习近平此访预热而访问中国，习近平在与其会晤当中提出，中国“致力于同美方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实现双方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9月11日，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与媒体的采访当中再次提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而早在今年6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上，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就已经提出，只要中美从大处着眼、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坚持建设性方式，避免战略误解误判，分歧就可以得到管控，共同利益就可以得到维护，要让新型大国关系“更有温度、更有韧度、更有深度、更有广度”。
很显然，与某些具体的谈判议题相比，中方对习近平本次访问抱着更为宏大和高层级的期望，对于中国来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才是本次访问的首要目的，而重新规划中美关系，为未来数十年中美关系“定调”，则是中国方面对习近平此访的主要定位。然而，美国对此似乎并不“感冒”。美国政界往往将“新型大国关系”视为一个单纯的概念，认为其缺乏实质性的内容，对于中美关系，美国关注的也始终是更为切实和具体的问题，似乎对北京的宏大定位并不太感兴趣。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上，美国国务卿克里（John Kerry）的表态只称，“美中不可能在所有议题上达成一致，但可以缩小分歧”，副总统拜登（Joe
Biden）和财长雅各布·卢（Jacob
Lew）则将网络安全、全球贸易准则等分歧直接提上了台面。赖斯访华期间，也同样（或许是刻意地）对“新型大国关系”只字不提。到了公布习近平访美之际，白宫声明中那句极为保守的描述——“为拓展中美在全球、地区以及双边共同利益议题上的合作带来机会，也使奥巴马总统与习近平主席能够就分歧领域建设性地交换意见”，更与中方的期待相差甚远。
从确定习近平准备访美以来，中美双方的表态表现出一以贯之的方向和温度上的差异，美国关注的始终是某些具体事务，希望能够尽快解决眼下的棘手难题，而中国方面则更多谈的是宏观层面和长远规划。这种“温差”与中美两国所处的不同国际环境以及国内气氛的歧异有着直接的关系。一方面，尽管中美“G2”的说法由来已久，但作为守成大国，美国并不想真的就此将中国抬高到某种“特殊地位”上；另一方面，由于2016年大选正在预热前期，各参选人争相将对华强硬标榜为自身政治优势，华盛顿此刻的政治气氛也很难让白宫对习近平表现出完全热忱的欢迎。
对于北京来说，鉴于中美之间的诸多分歧不但会长期存在，而且往往是中国影响力拓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碰撞和摩擦，相比这些具体事务上的沟通和分歧，领导人会谈理当站在更高层面，处理一些更加宏观性的问题，以此为日后较低水平上的双方沟通定下一个基调和大体方针。但这正是美国宁愿回避的一大关键：随着中国崛起的加速，中美关系势必产生质上的根本变化，而这种变化本身并非美国所乐于接纳甚至承认的问题。
说到底，对中美之间的分歧和摩擦如何看待，才是双方在习近平访美的有关表态上存在“温差”的根本原因。华盛顿宁愿相信这一切都只是零散的、暂时的、可以通过“现在时”的沟通获得解决的孤立事件，而中方已经确定真正需要的是为现在以及未来将会持续发生的摩擦约定一个处理原则。无疑，中美关系目前正在发生一些重大变化，但美国是否愿意承认和接受这种变化，恐怕将是习近平此访超越一切具体问题之上的最为关键的任务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