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哈佛教授專著《共産主義實錄》指點迷津

多維



在汗牛充棟的共産主義研究著述中，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的《共産主義實錄》（Communism AHistory）是一本獨具特色的力作。正如該書開宗明義所言，“是一部介紹共産主義的說明書，同時也是一篇宣告共産主義死亡的訃文。”該書篇幅雖然不足兩百頁，卻高屋建瓴地勾勒了共産主義的百年興衰，深入剖析了共産主義理論上的荒謬和實踐上的殘暴。派普斯1923年生于波蘭，40年代初定居美國。他的後半生致力于俄國史和共運史研究，也參與美國對蘇聯等共産主義國家的政策咨詢和制定。50年代末開始長期執教于哈佛大學曆史系，1981年至1982年間，他擔任裏根總統國家安全委員會蘇聯與東歐事務顧問。1992年，應俄國政府之邀，以專家見證人的身份，參加了俄國憲法法庭對蘇聯共産黨的審判。本文摘自《共産主義實錄》一書。

現在，我們可以來回答在本書《序言》中所提出的那個問題了：“共産主義的失敗，究竟是由于人爲的錯誤，還是由于這一運動本身所帶來的難以克服的弱點？” 曆史事實昭然若揭：共産主義的失敗，原因在後者。共産主義之所以失敗，不是因爲主義好而只是做錯了，而是因爲共産主義本身就是錯誤的，它只是一場很糟的空想。

自1917年布爾什維克黨人在俄國取得政權之日起，世界各地發生了多次革命，都是要按照共産主義的原則來建立新社會的。莫斯科方面曾慷慨地用金錢、武器來支援這些革命，並爲之出謀劃策。實際上，這些革命都失敗了。而最後，共産主義在俄國也垮台了。時至今日，共産主義只在少數幾個國家——中國、北朝鮮、越南、古巴——中殘存了下來。即使在這些國家裏，共産主義也在日益消蝕下去：共産黨人只是不惜對資本主義作出巨大讓步，才得以把政權撐持下來。我們回溯這段令人沮喪的曆史，便可以合情合理地認爲：或者是共産主義的基本理論錯了，或者是共産主義的政治綱領錯了，或兩者全都錯了。

讓我們就從蘇聯解體說起吧：蘇聯原爲第一個共産主義國家，並且是在世界各地策動共産主義運動的原動力。自從1991年蘇聯解體以來，出版了許多研究報告，對這一驚心動魄的大事提出各式各樣的解釋：或者說是由于蘇聯經濟停滯不前，或者說是由于蘇聯公民接觸外國訊息太多了，或者說是由于蘇聯在阿富汗用兵的失敗，或者說是由于蘇聯在軍備競賽中負擔太重，無力應付，如此等等。蘇聯國內異議蜂起，政府無法制止；而像波蘭團結工會那樣的運動，弄得蘇聯領導人心力交瘁。蘇聯原以爲：在越南那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中失利後，美國將厭倦再搞冷戰，退回到孤立狀態中去。但是，裏根總統卻奮力整軍經武，向共産主義挑戰，這就使蘇聯政府更加爲之沮喪。毫無疑問，以上所說的每一項，都曾在蘇聯解體中扮演過作用。不過，如果蘇聯是一個健全的機體，這些因素也不能就顛覆一個龐然大物的蘇聯帝國。正國爲蘇聯這個機體已經是百病叢生，所以這些因素就發生作用了。

馬克思主義是共産主義的理論基礎，而馬克思主義本身就帶有使其毀滅的種子，因爲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資本主義的論述是錯誤的。馬克思主義是建立在一套虛假的曆史哲學上面的，也是建立在一套空中樓閣的心理學理論上面的。

馬克思主義有一項基本論點：認爲它所竭力要廢除的那個私有財産制，只是一個過渡性的曆史現象(即介于原始共産主義與高度發展的共産主義之間的一段插曲)。這個論點顯然是錯誤的。所有的史料證據都表明：自古以來直至近世，爲財富之主要來源的土地，除掉爲君主所專有者外，總是屬于部落、家族或個人的。土地上孳生的牲畜、商業和資本，無論何時何地，總是掌握在私人手裏的。由此可知：私有財産制決不是一個過渡性的現象，而是社會生活中一個永恒的主題，因此，也就是堅不可摧的。

還有一個同樣嚴重的錯誤：馬克思主義認爲人性是可以無止境地予以改造的，因此只要把懲治和教育結合起來，就可以造就出一批毫不利已的新人，甘願投身到社會中爲社會服務，實現柏拉圖在其《理想國》中所描述的那種社會：“在社會生活中，完全沒有私人或個體之分。”即使共産主義政權爲達到此項目的而施行的高壓政策能夠收效，這種效果至多也只是暫時的，轉瞬即逝：就像那些馴獸師所知道的那樣，獸類經過精心設計的馴練，可以玩出各種各樣的花招，但只要離開了馴練，不要多久，它們就會把所學到的東西忘記得幹幹淨淨，恢複其原來的動物本性。再者，後天所獲得的性格是不能遺傳的，那麽，每一代新出生的人，都會給世界帶來許多非共産主義的生活態度，其中最強烈的肯定就是要活下去的謀生之道。共産主義不能改變人的本性，這就注定它最後必將失敗。墨索裏尼甚至在其轉變爲法西斯黨揆以後，還對共産主義抱有某種同情。他在1920年曾斷言道：

“列甯是個藝術家。其他的藝術家是用花崗石或金屬作爲素材來工作的，而列甯這個藝術家是把人作爲素材來工作的。然而，人比花崗石還堅硬，而且也不像鐵那樣可以任意加工熔鑄。所以，至今也沒有能拿出一項傑作來，列甯這個藝術家是失敗了。事實證明，這項工作他是無法完成的。”

實際情況如此，這就迫使共産主義政府要用暴力作爲進行統治的常用手段。要強迫人們把他們私有的東西交出來，並且要他們放棄個人利益來服從國家的需要，這就要求公務機關須享有無限的權力。列甯給“無産階級專政”所下的定義，正是如此。他說：“無産階級專政的權力是一種不受任何約束的權力，不受法律條文的約束，絕對不受任何規章制度的束縛，它完全是以暴力爲基礎的。”

曆史經驗表明，這樣的一種政權倒也真的行之有效：它曾經強行于俄國及其附庸國，強行于中國、古巴、越南、柬埔寨，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然而，它的代價是慘重的，那還不僅是無數人所遭受的種種苦難，而且是這些政權所爲之奮鬥的那個目標，即人人平等，也完全消失了。

在爲這種以武力鎮壓爲基礎的政治體制進行辯護時，列甯總是說這種政治體制是暫時的，一旦完成了它的任務，這種以鎮壓爲務的國家就要消亡了。然而他竟然不顧這一事實：“國家”是個集體的總稱，它是由衆多具體的個人集合起來的。這些個別的人，不論其曆史使命爲何，總也要關心其切身利益的。盡管照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說法，國家僅僅是爲其主人翁服務的，它本身沒有什麽利害關系，但實際上，那些掌管國家事務的人，很快就形成一個新階級。那個宣稱要開創一個新時代的 “作爲先鋒隊的黨”，也就根本變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