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中，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由习近平主持制定的十三五规划，习近平并就《建议》向全会作说明。这打破了以往由总理就有关建议草案和讨论稿作说明的惯例。相对于以往中国总理在此一规划决定机制上的主导权，这难免再次助推了外界产生的“李克强被边缘化”舆论。

事实上，自李克强上位后不久，外界就逐渐产生一些有关李克强的负面声音，比如质疑十八大前盛传的“习李体制”称号，传闻李克强身体出现问题。近期这样的声音又有增多迹象。有消息称，在2015年初，李克强有请辞总理之意，未被接受，并有可能在2017年十九大时调整。英国媒体《经济学人》发文认为，李克强是中国近几十年历任总理中最弱的一位；他的问题并非不能胜任，更主要在于无可奈何。

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共最高层的真实状态终难为外界准确感知。不论是“消息”还是“评论”，都还停留在表象之上，缺乏直接有力的支撑。固然不排除传闻背后的可能性，但其产生的原因或许主要有两个：其一是习近平在中国权力核心和决策圈地位的突出、话语权的增强；其二是中国经济形势迟迟不见好转，使外界普遍承受压力，对李克强的期望值亦有所下降。


对李克强来说，作为经济运行的主抓者，他确实应当为经济的持续下行和一些具体问题承担一定责任，但是如果将责任完全推到他身上，则又有所失当。毕竟这两个原因都是客观形势造成的，其本人确实有“无可奈何”之处。

就第一个原因来说，习近平地位和角色的突出是中共十八大后国家权力体制结构整体转变的要求和结果，而这又自然会让外界产生“月明星稀”的观感。与以往江泽民配李鹏、江泽民配朱镕基、胡锦涛配温家宝的最高领导人和国务院总理搭配相比，习近平与李克强之间权威的差距更大些。与其将之视为总理的“边缘化”，不如说是中共总书记的“权力集中”。事实上，在现任7位政治局常委之中，李克强是除习近平之外出境率最高的一位。中共体制内对李克强权威的尊崇明显要强于其前任。也就是说，外界对李克强所谓“边缘化”观感，主要是基于和习近平的对比。

外界认为李克强“边缘化”的另一论据是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角色的强化。确实，注力于反腐、监督和党纪建设的王岐山在中共党内声望很高，但是由于其职务定位和责任之重，王岐山一般不会过多地涉及到日常国家事务。这从中共十八大后成立的各个领导小组的人员配置就能够看出。李克强多是作为习近平副手，而王岐山基本未有参与。

在中共集体领导中，确实比较讲究权威大小。但这很难从外界的表象中来准确感知，即使是中共外在的体制和职务安排也未必能将其完全呈现。如果从民众较易的理解的视角来看或许也可以认为，在中共权力场，习近平是当之无愧的中心，而“习李王”似乎又共同构成次一级的权力机制。

对于第二个原因，则要了解到中国经济确实走到了一个转折点和瓶颈期，并且要经历一段较长的过程，而负责引导的中国决策者其实一直处于探索过程中，已经没有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此外，李克强在中国经济议题中的话语权相比以往几届国务院总理有所下降。经过重新配置的中国经济决策具体机制，尤其是习近平如何与李克强协调并不为外界了解。

至少，从中共高层在公开场合的一些表现可以得知，习近平与李克强之间所保持着的密切关系。除了三年来媒体网络中不时展现出的照片和视频，近期还有观察者表示，在9月30日晚上的国庆招待会上，习近平与李克强相谈甚欢。其中一个细节是，李克强祝酒后就径直走向了习近平，和习近平敬了一杯酒，两人笑得很开心。两人坐下来后，并没有急于用餐。而是又开始继续凑近交谈起来，而且越说越高兴，至少5分钟不间断。两人相谈甚欢，连旁边的服务员来给习近平上饮料也未察觉。

中共奉行集体领导，其具体权力配置一直在变化之中。这一点似乎是与“法治”有所背离，一般很难为其他国家所理解，甚至遭到批评。在过去数年里，这一特点也确实导致了很多问题，比如胡锦涛时代的“九龙治水”现象。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是一种比较灵活、较具适应力的模式。其动态调整能够快速应对国情政情和个人特点的变化。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以及其他中共高层的位置和权力，都因应于这样一种大势变化，遵从中共领导集体的共同决定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