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八日上午，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会见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即武侠小说家金庸。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单独会见香港同胞，在当时引起了世界轰动，亦对“大侠”金庸产生了巨大影响。

1959年，金庸在香港创立《明报》。“文革”期间，邓小平被流放到江西农村。金庸在《明报》上为邓小平打抱不平，强烈抨击“文革”的不合理，并且不断地支持彭德怀等人，赞扬周恩来倡导的“四个现代化”。由此，他成了林彪、“四人帮”眼中香港的头号“反动文人”。

1976年春，邓小平再次被逐出政坛。金庸在社评中预言邓小平不久就会重返权力舞台中心。这一预测一年后即得到证实。对此，金庸曾对记者说：“我的想象实际代表了中国多数人的愿望，既然是众望，大概事情就可以做到。”在金庸看来，邓小平是郭靖般的英雄人物。批邓批得最激烈的时候，金庸听说邓小平对各种批判毫不理睬，对“四人帮”的围攻不动声色，使对方气急败坏。邓小平如此刚强不屈，又有如此丰富的斗争驾驭能力，真令人敬佩！

70年代后期，邓小平复出，大力主张经济建设。金庸在《明报》支持邓小平有魄力、有远见，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推翻了以前不合理的制度，令人佩服。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使金庸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他感慨地说：“几十年啦，我最想见的就是邓小平。我一直很钦佩他的风骨。他真像我武侠小说中的英雄人物。”

邓小平曾托人从境外买过一套金庸小说，对其爱不释手。对于金庸的《明报》社评，他也知晓。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党的工作中心调整到经济建设上来。同时，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也成了正式议题。邓小平会见金庸可以向海内外传递中共新的对台工作信息。

为什么一定要通过金庸？在邓小平看来，金庸是两岸极好的传话人。因为他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在华人世界有号召力；同时，金庸多年来与林彪、“四人帮”笔斗，在海外有忠厚正直的好名声，台湾方面对他有好感。1973年春，金庸曾应邀去过台湾，尽管病重的蒋介石没见他，但蒋经国就时政国事与其进行了深谈。此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没有响应国际上“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图谋。因此，金庸对其保持了一定的好感。此行金庸还走访了金门“前线”，那里到处都是炮位和机关枪阵地，地底坑道纵横，坦克车通行无阻，一片肃杀之气。兄弟阋于墙，相煎何太急？面对海峡对岸大陆雄伟的海岸线，金庸感叹：“我这一生如能亲眼看见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实在是毕生最大的愿望。”

金庸发出的爱国之音，得到了回应。邓小平恢复工作后，中共邀请金庸回大陆访问。金庸提出想见邓小平。报告很快送到邓小平那里，他在报告上批示：愿意见见查先生。

1981年，金庸回到大陆。昔日离开时，他是热血青年。现在，则是年入花甲，沧桑看云，赤子情怀依旧。

7月的北京非常炎热，要见邓小平，金庸十分郑重其事。他早早起床，穿好西装，带上妻子儿女，在有关同志的陪同下，驱车向天安门方向驶去。

此时，邓小平穿着短袖衬衫，已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门口准备迎接。一见金庸，邓小平立即上前，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欢迎查先生。我们已是老朋友了。你的小说我读过，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历经磨难才成大事，这是人生规律。”

金庸满面春风，微微躬身行礼，握着邓小平的手说：“我一直对您很仰慕，今天能见到您，感到荣幸。”一番寒暄后，金庸将家人一一介绍给邓小平，邓小平连说：“欢迎！欢迎！”邓小平和金庸全家在迎客松的巨幅画下合影留念。随后，俩人走进福建厅会谈。邓小平见金庸身穿西装，就说：“今年北京天气很热，你除了外衣吧。咱们不用拘礼。”

一位是饱经忧患、的中共领导人，一位是写了二十多年社评，的政论家，俩人坦诚地交谈，涉及到不少尖锐问题。

邓小平抽着烟，对金庸说：“十一届六中全会后，还有三件大事：一是在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二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三是搞好经济建设。”金庸说：“我觉得在国家统一这件事上，大陆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最基本的因素。”邓小平表示赞同：“三件大事中，国家的经济建设最重要，我们的经济建设发展得好，其它两件事就有基础，经济建设是根本，目前的经济需要调整。”

俩人进一步谈起十一届六中全会的人事变动，金庸说：“邓副主席本来可以当主席，但你坚持不做。这样不重个人名位的事，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十分罕有，令人敬佩。”邓小平听后微微一笑，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名气嘛，已经有了，还要什么更多的名？一切要看得远些。我身体还不错，但毕竟年纪大了，现在每天只能工作8小时，再长了就会疲倦……”“你们《明报》要我当国家主席。当国家主席，资格嘛，不是没有。不过我还想多活几年，多为国家、人民办点事。现在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有120多个，每年有许多国家元首来访问，国家主席就要迎送、接待、设宴，这么多应酬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

邓小平说，六中全会的召开比原定时间推迟了，是因为《决议》没写好。写《决议》经过了反复讨论，最大的一次讨论会有4000人参加。写《决议》的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团结一致向前看，对历史问题做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总结，然后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

邓小平这时想到的是，搞经济建设，一定要摆脱极“左”的和所谓“兴无灭资”的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教条的束缚。他抽出一根香烟递给金庸，自己又点了一根，问：“查先生，世界上有多少种社会主义？”金庸说：“我想自从法国傅立叶、圣西门，英国的欧文首先提出社会主义理论以来，世界上已有许多种社会主义。邓副主席，请你指教。”邓小平笑了：“你说不上不要紧，哈哈，我也说不上。”“我看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总有100多种吧。来，再抽一根烟。”说着，又递给金庸一根香烟，意味深长地说：“没有定规么，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金庸顺着话题说：“六中全会开得比大家想象中的好，国内外的反应都很好。全会通过的对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很好。”

会谈中，邓小平谈起金庸父亲当年在斯大林极端的“镇反”中被杀之事。金庸点点头：“人人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并表示父亲的命运只是改朝换代之际发生的悲剧，自己已淡然不记“前仇”。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胜利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当时，邓小平通过会见金庸，让港、澳、台湾和海外同胞对《决议》的背景了解得更详细，有助于更广泛的大团结，有助于激发广大海外同胞建设祖国的热情。在这次会谈中，邓小平着重谈到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问题。

会谈持续了一个小时，金庸起身告辞，邓小平亲自送他离开。俩人边走边谈，到了大厅外，还站着谈了一会儿，邓小平握着金庸的手说：“查先生以后可以时常回来，到处去看看，最好每年来一次。”

当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播放了邓小平与金庸会谈的消息，港澳及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都纷纷予以报道，轰动一时。当年9月，《明报月刊》同时发表金庸和邓小平谈话的记录及《中国之旅：查良镛先生访问记》，此书出版3天就全部售空，连续加印了两次。

和邓小平见面后，金庸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祖国统一的伟业中。对金庸来说，这次会见影响巨大，他说：“访问大陆回来，我心里很乐观，对大陆乐观，对台湾乐观，对香港乐观，也就是对整个中国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