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谈广东三名“番禺打工族”遭警方刑事拘留
2015年12月17日
劳工NGO番禺打工族总干事曾飞洋（资料图/公益服务网）
今天我想讲的是中共镇压异己，不让异议人士说话或者活动已经到了最高的阶段了。我称之为消灭异议人士的最后阶段已经到来。在这个题目之下。我首先要讲的是为什么是最后最高的一个消灭异议人士的活动？
就是看到12月6日纽约时报登载的一个前段时间在广州的一个活动。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共在广东抓了有十几个人，都是私立的公民组织，不是官方的。我们知道中共不让工人组织工会。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最近十几二十年，工人为了争取待遇和其他的福利往往要组织起来，所以这样的组织已经实际上存在，他们常常也罢工，共产党虽然也常常压制，但是因为没有报道我们就不知道了。工人阶级在这几十年的活动是表示对生活不满意的。
而共产党一党天下并不会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所以共产党号称是工人阶级的代表，但他始终不帮工人，帮的是资本家、投资者、有钱人。这几个组织有一个叫做番禺打工族，是一个私人组织，这个组织的领袖是曾飞洋，另外还有一个帮助他的重要的领导人物，是个女的叫朱小梅。
这两个人跟其他人一块被抓；另外一个不同的组织南飞燕的领袖是何晓波，也是佛山的一个援助工人的组织。他们特别援助的是受了伤的工人，南飞燕来帮他们的忙。这些组织大概因为最近共产党经济不大好了，许多工厂关门了，因此引起许多抗议活动。这两个组织的三个领袖人物都是帮他们的。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共产党为了维护一党天下的稳定就开始来抓捕他们。一抓就是十几个，据说还有十几个人在里面还没有放出来，也不知道现在在何处？
关键就是第一次大规模的实质性的帮助工人的组织被抓，那是第一次。个别的一两个帮工人的组织过去也抓过，但是没有引起注意。这一次抓的规模太大了，而且是很公开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人阶级跟共产党显然就变成了势不两立的状态，本来共产党是应该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的，是应该帮助他们的。现在倒过来，它无产阶级先锋队，号称工人积极代表的政权是站在以工人为敌的战线上。
共产党禁止异议，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抓了工人阶级可以说是到了最后阶段。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来西方的民主宪政,虽然口头上比如说联合国中国大使吴海龙在日内瓦也强调人权有改进,所以显然认为人权的观念是不能取消的,可是他是说谎话，人权状况有改进一点事实根据都没有,这是其次的问题。
真正的来讲,共产党是把西方的民主宪政看成最大的敌人。因为这可以把党天下打烂。这就可以让我们了解在今年夏天为什么英国的大宪章在中国展览，英国大宪章是1215年的，几年整整800年，是一个大的事情。
英国觉得跟中共关系今年最好，是个黄今年，后来中共习近平也在英国极隆重的招待，答应了大量的投资，一直跟中共拉拢，英国就认为该给中国做点好事，把大宪章拿到中国来展览，其中之一就是在人民大学，结果不准，后来只能在大使馆的一个小房间里让人看一看，这就表示他们对西方民主宪政是真正的害怕。所以在这个真正的害怕之下我们才能理解它为什么用各种方式来镇压意见不同的人群和领袖。
来源：RFA
何清涟：农民工被中共政治局赋予新使命：消化库存房
2015年12月17日
中国某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
话说本人12月11日写了篇文章，标题叫做《中国房地产之愁：千万买家无处觅》，预想了一番中国房地产市场找不到足够多买家的苦恼。没想到12月1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将消化天量房地产库存的划时代重任落实到数亿农民工头上，期望发动新一轮“农村包围城市”，将中国经济拉拔出L型低谷。
市场到底听谁的话？
政治局会议的说法是“要化解房地产库存，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推进以满足新市民为出发点的住房制度改革，扩大有效需求，稳定房地产市场。”媒体标题更像战前动员：《明年经济四战详解：推农民工市民化消化楼市库存》。
文件与媒体文章都洋洋洒洒，剖析了无数重大意义。我在此长话短说，大意是：这项政策意味着对农民工的巨大德政，即让农民工实现出生以来的梦想，成为新市民。前提是参与“住房制度改革”，响应政府号召买房获赠房产所在城镇户口，达到“帮助稳定房地产的预期，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稳定中国经济，避免房地产投资的持续下滑的风险蔓延到金融领域，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农民工市民化消化库存房”，听起来诸多利好：多年难以推进的户口制度改革得到落实，农民获得城镇户口，政府帮助房企消化了库存房，银行化解了金融危机。要言之，只要农民工愿意买房，就像红色革命歌曲所唱那样，“满天的乌云，哎嗨哎嗨哟，全吹散，哎嗨哎嗨哟，一轮红日出东方”。
但农民工消化库存房，至少得具备两个前提：一是房产所在地有就业机会，就业稳定，才会让农民工产生住房需求，未来收入有保证。二是经济实力，即农民工的家庭存款足够多。略作考察，就会发现，英明的党中央推出的这一新政策，有如爱丽丝梦游仙境般美好。
世界城市历史的发展规律，包括中共建政后一些资源城市如内蒙古包头、工业城市如湖北十堰等的建设历史，都遵循一个规律：利用资源开发或者产业发展提供的就业机会聚集人口，逐渐建成一座新城市。对中国人来说，纽约建城的历史也许太遥远，北京建城的历史又过于古老，查一下中共建立这类资源型城市与工业城市的历史并不难。目前，中国的资源型城市共计118座，其中有67座陷入枯竭衰退，年轻人不得不外出寻找工作机会。
中国的中小城市与城镇，就业机会一直稀缺，能够提供的主要就业机会就是党政事业机关的公务员，以及水、电、煤气等公用事业企业的职位。这些机会在当地几乎成了世袭制，普通市民难以问津。有门路的人就围绕该地公款消费建立服务业，为官员们服务获得生存与发展机会。如果农民工帮助政府消化三四级城市的库存房，没能得到就业岗位，只意味着在农村处于待业状态的农民工，花钱搬到城市成为市民后继续待业。
党一直要求全国人民听从党的话，哪里困难哪安家。但让农民工买房一事，毕竟中间有买卖这一市场行为，市场不听党的话，这已经有今年的股市做为实例证明，无需多加论证。无论如何，我还无法想象中国政府会将买房与爱国联系在一起，发出“不买房就是不爱国”这类号召。
农民工的钱包有点瘪
英明的党中央显然高估了农民工兄弟的钱包。
据说，房产库存居高不下的城市大多是三四线城市，这些城市的房价很便宜，“往往只有三四千元一平米”，买一套房加上各种税费大概也就三、四十万元左右人民币。
这房价相对于京津沪深等一线城市来说，确实很便宜；但对于农民工的钱包来说，这个价位则太高。
农民工的钱包由两种来源构成，一是存款，二是各种收入，包括现实收入与预期收入。
先说存款。2012年，农民人均收入7917元。其时，城镇居民人均储蓄存款48041元，而农村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仅8507元。2014年，由于政府实现粮食收购补贴政策，农民人均收入有所上升，达9892元。就算储蓄率高达30%，拔高计算，经过两年积攒，此时农民人均存款最多也就1.5万元，一家按五口计算，也就7万多存款。农民家庭没有养老医疗等社会福利，这些存款要应付医疗、教育等各种开支，因此，指望农民工用全部存款来响应党的号召购买县城的房屋，实在很不现实。
再说收入。今年农民工失业现象非常严重，世界工厂的主要车间东莞已经成为空城，这情况意味着农民工必须捂紧钱袋。国内媒体也不糊涂，称“据统计，在县级城市购房群体中，农民购房占七成以上。问题是在城市里居住并且有钱的农民、农民工大多已经买房了，没买房的要么是没钱，要么是不准备在城市里居住的”。
政府当然也想到了这一条，为鼓励农民买房推出的“政策包”包括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利息补贴等，尽管降低了购房总价，但在多数县城，限于农民的收入不够稳定，加上没有就业机会，即使银行愿意贷款，但农民也会因为收入不稳定而决定不买房——除了银行在贷款合同上承诺，不能按期还款也绝不没收住房，或者由政府担保负责还贷。
还有一个可能必须考虑，如果买房的县城没有就业机会，农民工得外出找工，房子就得空置。据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2015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目前农村户籍家庭93%都拥有住房。农民工进城买房，意味着农村住房空置；如果再因为去外地就业而空置一套县城新买的住房，农民工买这房到底图什么？
买房并非土改，金钱力量大于党的号召
显然，英明的党中央在鼓励数亿农民工买房时，忽视了城市形成与发展规律，未顾及提供房产的城市必须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大大高估了农民的钱包，用战争的动员方式来管理市场经济，以为只要党中央一挥巨手指引方向，全国人民就得努力跟进。且不说党指挥市场这种方式是否行得通，从党与人民的现实关系来看，人民也未必听从党的召唤，党指向哪里，人民就奔向哪里。
在红色中国历史上，中共的命运与农民及其后裔农民工息息相关，每到关键时刻，农民们总被中共赋予新的历史使命，而中国农民总是不负党的重望，每次都能让中共挟其人多之势，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心想事成，比如1927年-1937年发动土地革命，发展了革命力量；在国共内战时期的三大战役当中，发动农民用小推车保障军队供给，打败了国民党军队；在1950年代发动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阶级，建立了红色政权。中共建政后的工业化建设，也是利用剥夺农民口中食的方式形成“农业积累”，支持了工业化建设。改革开放之后，又是农民工贡献了廉价劳动力，80年代支持了乡镇企业与出口加工业；世纪之交后再又支撑了中国这座“世界工厂”的十年繁荣。可以说，没有农民的支持，就没有红色中国与红色革命政权。
但是，中共政权早已蜕变为红色权贵集团自我服务的自利型政权，中共与农民的关系也今非昔比，从中共革命时期的血肉相连变关系变成了利益严重对立的关系。因此，这次北京授予农民工“消化库存房”的新使命，让钱包干瘪的农民掏出钱来买一套自己并不真需要的房产，帮助中央“消化库存房”，完成“供给侧改革”，与当年动员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相比，其难度有如霄壤之别。
来源：美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