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润公布“杀猪榜” 中国富豪17年共35“问题富豪”
2015年12月18日
仍在狱中的18人(胡润研究院《中国富豪特别报告》(2015))
胡润百富榜近日发布中国富豪特别报告，显示在中国百富榜发布的17年里，总共出现35名“问题富豪”，其中 18名富豪入狱，5人待宣判，1人已被执行死刑。有分析认为，中国的问题富豪比例高与官商勾结的中国特色国情密不可分，导致从商的政治风险增大。也有网民呼吁中国实行官员个人财产公示，让那些藏身官场的真正“问题富豪”曝光。
胡润近日第四次发布被外界戏称为“杀猪榜”的中国“问题富豪”特别报告，当中提到，17年间登上“胡润百富榜”的富豪中，一共出现35位“问题富豪”，占比1.1%，有18位富豪入狱，11位富豪已经出狱，5位富豪尚未宣判，1位富豪被执行死刑。出事主因为贿赂、贪污以及其他经济犯罪。从分布行业来看，房地产行业出的“问题富豪”最多，达11人；接下来是金融投资领域，有9名富豪落马。
胡润研究发现，47岁是问题富豪被判刑时的平均年龄。按理57岁被释放，实际54岁就出狱。18位入狱的富豪中，最富有的是黄光裕，今年他仍以220亿元身价排名第87位。
关注事件的江苏学者毕康接受本台采访时称，中国富翁的入狱与特殊国情密不可分，是官商勾结的必然结果，官员利用权力点石成金，为商家提供各种特权及便利；商家则投桃报李，双方结成利益同盟。而在权力斗争中，往往从经济问题查起，再冠以反腐败的名义。
毕康：“清末有红顶商人胡雪岩，像螃蟹，一红就死，因为官商勾结，跟各个派系的权力斗争搅和到一起。中国不是规范的法治市场体系，如果在法治市场经济体制之下，私营企业家不需要去讨好政府，可以按照一定的宪法规范进行商业活动，但是中国不行。我父亲有一个朋友他是企业家，他说中国一靠关系，二靠关系，三靠关系，但是你要靠关系就有风险，站错队就麻烦了。”
据胡润研究院2013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富豪与政治联系极为紧密，上榜企业家中有160位拥有国家政治身份，约占总人数的六分之一。而前50名中，有30%的企业家拥有国家政治身份，其中人大代表有5人，政协委员有10人，党代表有2人，比例远远高于百富榜总榜。
问题富豪榜一经发布，立即成为网络热门话题。有网民戏称这是“富翁折损率”报告，还有网民称其他的富豪不是没问题，而是有能力让自己不出问题。也有网民讽刺道：“如果官员财产公开，哪有这些富豪们的事啊？”
微博网民“人生哪有后悔时”说：”中国的富豪，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权钱交易的结果，有几个干净？中国富豪最缺少公德心。”
另一网民“脑补空想家”说：“胡润百富榜忘记把领导们排进去吧？”
网民“别怪秋天”写道：“真聪明的问题富豪不会暴露自己的财产的。”
据大陆《财经》杂志今年5月披露的一份内部授课材料显示，多名近年来落网高级别腐败官员的贪腐涉案金额之高，落网前生活之奢靡令人震惊。民间直呼“贪官敛财榜”令胡润百富榜失色，原来中国真正的富豪榜在中纪委手里。
对此，河北媒体人朱欣欣告诉本台，网民冷嘲热讽是对中共专制不满的体现：“之所以说中国真正的富豪并不是真正的工商人士而是贪官们，是因为中国的专制制度本身就是牟利集团，中共就是一个无限责任公司，因为它的权力是不受限制的，整个中国就是他的固定资产。包括中共的家族们，红二代他们自己都说了，红色江山是中共的，整个天下都是中共的，何况这些财富呢？我们从没看见过他们公布财务情况。”
来源：RFA
谢选骏：习近平的领袖气质远超毛泽东
2015年12月18日
作者：谢选骏
报道说：《澳专家：习近平的领袖气质远不及毛泽东》，我一看，“澳专家”原来说的是白杰明：
澳大利亚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白杰明（Geremie R. Barme）11月8日接受美国《纽约时报》专访，主要谈及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理解，他表示，习近平就像是中国的CEO，习近平时代是对中国的一种恩赐。以下是专访的编译。
问：对于一个长期观察中国的学者，习近平时代对你来说有什么特别之处？
答：作为一名有过在澳大利亚、中国和日本的大学经历的历史学家来说，习近平时代是一种恩赐（Xi era is something of a gift），中国治理的艺术包括类似王朝一样的治理方式，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融合了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改革。
我喜欢把习近平称作中国的CEO，或者所有事务的主席。对那些认为中国想成为像我们一样的国家，或者中国如过去的欧美国家模式，习近平时代就是一种挑战。对那些喜欢读毛泽东、并认真对待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中国学生来说，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混乱不堪。
问：有些人将习近平称为中国的“皇帝”，习近平和“皇帝”有什么类似之处吗？
答：自从毛泽东时代以来，有观察人士和分析家把中国领导人称为皇帝，或者想要成为皇帝。毛泽东非常善于避开皇家的传统，同时凌驾于他所制造的派系之上，以达到激进的政治目的和个人目的。
习近平的领袖气质远不及毛泽东，也没有能力掌控中国的政治体制，所以“皇帝”这种说法并不成立。
习近平领导着中国的方方面面
问：你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难以管制吗？
答：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民族主义多年前便失控。1989年“六四”事件后，全国大规模的再教育运动强调了中国独特的国情，并没有将国家地位和历史分开。
显然，中国已经达到强大的目标，但在这个过程中国形成了一党制。一个受教育的信息自由的中国将在后习近平时代到来。
问：中美关系5年后将会是什么样？
答：对于一个澳大利亚人来说，这是个令人不舒服的问题。我的国家几乎参与了美国二战之后的所有行动，大多数这些行动都是血腥和代价高昂的，但成效也都不错。作为盟友，我只能希望我们美国兄弟的“遏制中国”战略能够成功。
如果失败了，我希望中美关系能如我的同事怀特（Hugh White）所说那样：在亚洲和太平洋和谐相处。然而，在学习毛泽东主义20年后，依据我知道的黑暗记历史，我认为在未来几年中国和美国将发生一系列的区域冲突。
澳大利亚学者白杰明，父亲是德国犹太人，母亲是苏格兰裔澳大利亚人，但他讲汉语字正腔圆，并用中文写了不少杂文，出过两本集子，其风格介于鲁迅杂文和英国随笔，堪称非华裔的华文作家的佼佼者。他混迹于中国学术、文化圈及至市井二十余年，对于中国的文人圈有着细致入微的了解。
白杰明曾于“文革”后期在北京、上海、沈阳等地居住学习多年，七十年代在香港担任《九十年代》杂志的英文编辑，对中国社会各种文化现象具有长期的观察和体验， 先后撰写和编辑多部关于中国社会、文化的著作，孜孜不倦地向西方介绍、评论中国知识界、文化界的新潮人物和现象。现在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和亚洲历史系的教授。
······
这位白杰明，我1988年在北京就见过，北京话说得确实好，就像近年北京电视上的“洋人大山”式的。每当看到中国电视上的“洋人大山”，我就会想起白杰明。
但是，白杰明对中国的了解毕竟不深。记得1988年当时有位朋友问白杰明，你喜欢什么中国作家？白杰明说的都是一些三十年代的人物，可见他欣赏的是老北京，感觉他像是解放前怀念清朝的老洋人，虽然他那时候还是一个中年人。
现在，我看到白杰明说“习近平的领袖气质远不及毛泽东”，就知道他“怀古”的老毛病又犯了。
其实，习近平的领袖气质是远超毛泽东的。
毕竟习近平是官宦人家长大的，不像毛泽东只是农村高利贷小暴发户出身。
那么，白杰明为什么会得出“习近平的领袖气质远不及毛泽东”这样不靠谱的结论呢？
这个很简单，因为他把现在的习近平和毛泽东掌权几十年以后的巅峰时期相提并论了。这样的无类比附当然有差。
如果把现在的习近平和毛泽东在1931年（瑞金主席）、1935年（遵义会议）、1949年（北京主席）的照片比比，就一目了然了：“习近平的领袖气质远超毛泽东。”而毛泽东年轻的时候，形象更加猥琐，在漂亮程度上，也绝对不及习近平年轻的时候。
我相信，如果习近平有机会再当上二十年的主席，那他一定有机会超过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的风采。
白杰明的错误，就是拿一个当了二十多年主席的毛，和一个才当了三年主席的习来作对比。气质出了天生，也是环境的产物。毛泽东深知这一点，所以他在晚年经常躲着，不敢出来了。
[博讯来稿]
谢选骏：吴稼祥误解了习近平
2013年9月14日
2013年，吴稼祥误解了习近平，正如1989年吴稼祥误解了邓小平。
2013年9月14日《亚洲周刊》报道，吴稼祥坚信习近平是个改革者。他甚至认为，习近期释放部分左倾政治信号，只是一种“假动作”，甚至指习的左倾形象是反对他的人伪造的。年前的中共十八大期间，他就对亚洲週刊表示，习近平、李克强的习李组合是中南海施政的“最好组合”。一个月前，吴稼祥携新书《公天下》参与香港书展名作家讲座，演讲中他提到中国未来改革历程。他说，据他了解，习近平是个“合格的改革者”，希望民众要有信心和耐心。他称，改革者需具备三特点：菩萨心肠、霹雳手段、如来智慧，而习近平就具备这三个特点。日前，针对人们对习近平所谓“左倾”的疑虑，他接受采访而作了回应。
吴稼祥从三方面作了剖析。第一，习近平是改革派盟主，他正是因为这个才上台的。第二，他有父子相承关系，是最改革派家庭出来的，按照中共和中国历史传承来说，他不可能背叛包括他父亲所在的派系。第三就是中共十八大以后，他的动作过猛，用力过猛，引起反弹，这个反弹的主要力量是那些希望列车不开的团队。
……
吴稼祥的上述评论使我想起了1989年六四屠杀前的一段往事：
一次会议上吴稼祥对我说，他准备给邓小平写一个上书，力陈不可开枪杀人，否则就将沦为千古罪人。他是来征求我的意见的，问有没有用；我对吴稼祥说，“二十年后，人们会说，要是邓小平当年听了吴稼祥的话，中国历史就不会这样而会是那样的了。”吴稼祥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认为这没有用是吗。”我说，“有用啊，这就是用，立此存照，彪炳千秋。”
吴稼祥曾于1980年代任职于中央办公厅，在赵紫阳时代曾操刀起草被视为最具改革特点的中共十三大报告；六四大屠杀之后却被囚于秦城监狱。
这都是由于吴稼祥这位忠贞的共产党员一再误判中南海的诡谲风云。
吴稼祥似乎不懂，假扮观音菩萨的阴阳人毛泽东，却是残害忠良的雷霆杀手，即使如此，毛的如来智慧也无法阻挡其家族的覆灭。
至于我，是这样看待习近平的：
习近平就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2013年，北京时间6月18日，报载“习近平亲自上阵，中共清党整风大幕开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京出席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并发表讲话，七常委再次共同亮相。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员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党员副主席出席主会场会议，出席人员级别之高近期罕见。
习近平称，“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并言辞激烈地表示“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并称“制度一经形成，就要严格遵守，执行制度没有例外”，措辞之严厉也让舆论震惊。对党内“整风”推进最让中国民众记忆深刻的是曾在延安进行“整风”树立领袖地位的毛泽东，以及经历过1980年代自由化思潮、“六四”运动的邓小平，而此后的江泽民和胡锦涛都罕有触及“整风”，甚至有所避讳。如今，多年之后的习近平如此大张旗鼓搞党内整风肃清，足见其欲建“毛邓习”政治传承的自信。
在这种局势下，如果还有人问到：“变革时代，习近平能否成为戈尔巴乔夫？”那么一定会被人认为“这个问题好蠢”。日益左倾的习近平，怎么可能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确实，习近平不可能自觉地成为戈尔巴乔夫，但是习近平却可能被迫地成为戈尔巴乔夫。
此话怎讲？
因为我们知道，198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一开始也不是民主派，戈尔巴乔一开始也是主张强化控制的，只是后来他的治理整顿受到全民的抵制，没有办法了，才被迫从民主改革中寻求突破口的。
习近平能否成为戈尔巴乔夫的关键，不在于习近平本人，而在于中国的公众是否愿意配合他的强化控制措施。
政治斗争不是“良心之间的博弈”，而是“实力之间的博弈”：198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愿意改革，不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有良心”，而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无实力”——例如，戈尔巴乔夫已经没有可能再像勃列日涅夫那样混日子了，尽管他上台之初并不想推行民主改革，而想强化劳动纪律，但后来发现苏联的社会弊端已经积重难返，无法按照既定方针有效地治理整顿，于是才被迫走上了民主改革的康庄大道。
对此，戈尔巴乔夫本人并非无怨无悔的，他现在还活着，大家看看他现在想法，就知道他后悔苏联的完蛋，就知道他当初的民主改革并不打算瓦解苏联，也不是出于良心的悔悟，而是出于强化管理的考虑。
习近平现在正在走戈尔巴乔夫起初强化管理的老路，如果全国人民不再配合他，他就只有被迫走上民主改革的康庄大道了。
具体分析一下，习近平之所以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不是因为习近平有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的良心，而是因为他没有邓小平、毛泽东那样的实力，所以他要真正和毛邓比肩，就只有推行民主改革，才能在毛的“建国”、邓的“经改”之上，树立“政改”的丰功伟绩。
事实上，胡耀邦、赵紫阳的良心，也主要是在他们失势之后体现出来的，即使邓小平、毛泽东在他们失势的时候，也都体现过一定的良心——这种良心是人类的本能，只要没有被权力和金钱腐蚀的时候，任何人多少都会有一点的。
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的政治良心，其实也是为中共的继续专政，寻求合法性与最佳方案，所以他们到死都没有脱离共产党，到死都没有回归中国民族。
习近平与戈尔巴乔夫相同：
1、习近平与戈尔巴乔夫都是太子党、高干亲戚；习近平通过父亲得到升迁、戈尔巴乔夫通过妻子赖莎的叔叔葛罗米柯得到升迁；
2、习近平与戈尔巴乔夫都是在政权年满六十岁的时候继任的，习近平是在毛泽东政权年满六十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是在斯大林东政权年满六十的时候。
上述两点决定了习近平与戈尔巴乔夫具有类似的内政压力；而且，由于中国现在也是“世界老二”了，代替了1980年代苏联“世界老二”地位，因此习近平与戈尔巴乔夫也具有类似的外交压力。
习近平就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无论他表现得左还有表现得右，那都是他身不由己的，那都是为了巩固和加强他自己的权力；这一点和二十多年前的戈尔巴乔夫也没有什么不同。至于说到“民主思想”，现在的习近平也只会比198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更多而不会更少，习近平毕竟在美国待过。所以，习近平究竟能否成为“民主的戈尔巴乔夫”，完全在于中国的公众对他的作为如何反应。
如果中国公众屈服于习近平强化纪律的高压措施，那么即使在美国待过的习近平也会放弃民主改革；如果中国公众像1980年代的苏联公众那样拒绝戈尔巴乔夫的高压措施那样拒绝习近平的高压措施，那么习近平就将作为“中国的民主戈尔巴乔夫”出现在中国。
不论从哪个方面看，习近平都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