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波自称是自愿回国配合调查的
【博闻社独家】香港铜锣湾书店五股东员工被内地当局诱捕和跨境拘捕事件有新进展。本社从接近内地有关部门的消息人士获悉，其中曾点燃事件导火索的股东之一李波，初步确定要被追究刑事责任，罪名或涉以出版涉内地人物负面书籍为由，对当事人实施敲诈。
消息人士对博闻社指，内地有关当局原本把铜锣湾五子视为同案处理，但没想到李波“自愿回内地配合调查”爆光后引起轩然大波，给内地当局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惊动到中南海，中共政治局委员兼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亲自过问事件。当局因此决定将李波案先行独立处理，以“回应”外界质疑。
消息透露，所谓“敲诈”指称是指以出书“爆光负面”为由，对内地一些政商界名人进行要挟，令对方付高价收购“买断”有关书籍。本社无法核实“敲诈”是否真的是李波策划和实施。
消息人士形容，香港出版界一些人借助“出版自由”，利用上述手段变相“敲诈勒索”在行内常有传闻，但因当事人忌讳爆光等原因不愿举报，极少被揭发。但如果为给李波定罪，专案组找到了部份“受害者”和当事人，由他们“挺身指证”李波等人，并非难事。
李波夫妇获准在内地不知名地方"团聚"
消息透露，当局初定以涉“敲诈罪”对李波兴讼，追究其刑事责任。“铜锣湾书店事件被搞得那么大，内地有关当局背那么大的黑锅，李波想轻轻松松回去已不可能。他必须要面临一定的刑期，这样才能平熄外界质疑，同时也好对上面交待。”消息人士说道。
消息人士还指，由于李波属“自愿回内地”配合调查，没有用英国护照入境，故内地当局可以拒绝承认其英国国籍，而视其为香港居民，可以按照中国公民身份对其绳之以法。此前已经有多宗类似案件，如《新维月刊》出版人王健民、知名华侨胡炜升等，虽有美国护照，但入境中国时用回乡证，他们的美国籍都不被承认，美国驻中国使馆无法介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敲诈勒索公私财物罪”，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北京市行人从一幅雷锋画像前走过
按照共产国家的意识形态宣传规律，逢其反复表示要坚持或加强某方面教育宣传之时，往往就是其面临危机之日。鉴于最近中国教育部发文，敦促教育者“在教育的每个阶段和方面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将其融入到课本、学生评价、博物馆参观和互联网中”，再联想到中共管控媒体力度日益加强，资金人力投入日渐增多情况下发生的种种现象，只能说，中国已进入帝国晚期的传播失灵状态。
传播失灵现象的主要表现
所谓传播失灵，是指特定社会系统下由于结构性的功能缺失所引起的资讯短缺、信息传递失真或扭曲现象。传播失灵的表现有如下几种：
一，当局希望国民相信的历史、人物，往往成为人们解构的主要目标。
教育部文件要求，高等院校要更彻底地教导学生“永远跟党走”，“讲清楚否定党史、国史、革命史和改革开放史以及诋毁英雄人物的危害性”，说明当局已经对这种解构忍无可忍。
该文件说的“英雄人物”是指雷锋、刘胡兰这类榜样；党史指的是中共成立以来至今的近百年历史。对雷锋与刘胡兰的解构，既有严肃的研究，也有无数段子与冷笑话。对于党史的解构，有高华写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还有杨奎松等人的中共建党以来从“境外势力”苏联那里接受的革命经费专题研究；关于中共领袖人物的解构著作有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对九一三事件的研究更是汗牛充栋。谈到“改革史”，我那本《现代化的陷阱》及所写文章自然会列在黑名单上。
一个党、一种政治势力自我神化的过程，就是通过虚构来建构历史，这种虚构在言论自由的国度容易被解构，因为所谓“解构”，就是将被扭曲的历史与真实还原的过程，就是消解宣传神化作用的过程。但在中国这种极权政治体制下，解构历史与真实叙述现实都极为困难，需要不少勇者者前赴后继，经历诸多文字狱，才能铺就一条通向真相的道路。由于不少有勇气、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甘当铺路石，这条路已经成型。
二，遇公共事件，人们宁可相信传言谣言，也不相信媒体
这方面的最近典型例证就是天津2015年8·12大爆炸事件。爆炸事件发生后，网民不相信官媒对肇事公司背景及爆炸原因的解释，开展了一场用谣言倒逼真相的信息战，通过对公司后台的各种传言（牵涉到新老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张高丽），逼使中南海给天津地方政府施加压力，让其向媒体开放采访，终使北京为主的外地媒体挖出了不少真相，比如财经网在8月17日的文章《瑞海真实股东隐现 知情人：只峰是小蚂蚁》后专门配上《图解天津爆炸企业瑞海国际的“朋友圈”》等等，让真相浮出水面。
由于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播手段相当丰富，中国当局以往那种“只许官方撒谎造谣，不许百姓寻问真相”的时代已经终结。天津大爆炸发生后，网民集体创作的“以谣言应对官方谎言”的方式，就是帝国晚期传播失灵的重要例证。
三，官媒宣传之“暴徒”与“坏人”，民间奉为英雄。
这一现象的发韧是2008年7月1日的杨佳事件。北京青年杨佳在上海遭受冤屈，申诉一年多不得解决，最后抱着“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的必死之心，只身持刀闯进上海市闸北区公安分局，手刃6名警察。当时中文世界的舆论出现两极化现象，官方媒体称之为暴徒的杨佳，成为网络盛赞的“抗暴英雄”。
另一个典型人物就是屠夫吴淦。2015年5月下旬，人民网刊发以“新华社记者”名义撰写的《揭开“超级低俗屠夫”的真面目》，意在摧毁吴淦的社会形象。但在维权人士当中，吴淦被视为“死磕派”代表，他根据自己维权经验所写的《杀猪宝典》，据说对维权人士具有指导意义。因此，被当局与官媒视为不光彩的维权手段，如互联网人肉，媒体曝光，私底下搜集所有相关个人讯息，包括贪腐证据和家庭信息打击官员或者相关人物，在维权界眼中，却是吴淦创造的“非暴力抗争的最激进最有效模式。”
传播失灵现象的产生原因及其后果
导致传播失灵，其首要原因当然是中国当局垄断信息与教育所致。
除了在校大学生之外，中国成年人一般都会随着对残酷现实的认知加深，先是怀疑学校所受教育为欺骗，继而怀疑中国媒体传播的信息之真实性。江、胡时期政治上相对宽松，在南方系列媒体及其他市场化媒体的共同努力下，一批专业化的调查记者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这些媒体曾经是公众了解社会信息的一个重要管道。但进入习近平统治时期，北京管控媒体日渐严厉，加之调查性报道因政治、收益原因而终被放弃，中国人已经失去了从媒体了解中国的这条重要的信息管道，越来越依赖翻墙工具以及境外中文媒体提供的各种信息。
这种情况下，不仅导致了中国人之间因翻墙与不翻墙造成的信息鸿沟，还导致了人们对中国现实的认知分裂。概言之，传播失灵对中国社会造成以下几方面影响：
一，造成了大量斯德哥尔摩症患者。
认知分裂主要体现在老年毛左身上。那些经历过毛时代的老年人，刻意忘记自己年轻时经历过的政治压迫与经济贫困，非说毛时代人人平等，没发生过三年大饥荒，毛镇压的都是地富反坏右等坏人，连当年城市青年视若畏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都被说成是对青年人最好的锻炼，且以“青春无悔”自傲，成为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症患者。
二，毁了中国青年一代。
反映社会真实情况的资讯短缺，与各种鼓励放纵人们出于生理需求的性消费、追求感官享受的垃圾信息轰炸，加上利益诱惑之下形成的按当局指挥棒起舞的五毛政治，最后在青年中养成了大量毛左与小粉红。他们具有三大特点：病态的政治理念（要中国的民主而不要西方的民主）、对内对外双重标准的中国特色民族主义，以及将不同意见视为敌人的斗争精神。
三，加剧了当局的瞒旰自大与盲目决策。一个统治集团要想了解民情，需要多个信息源的存在。信息源越多，决策会越明智；如果消灭了信源的多样性和多元性，只会让政府处于结构性的传播失灵状态中，做出许多昏庸决策。中国政府投资造成了房地产拉动的高速增长，产生了几十座鬼城与20年消化不完的数亿平方米过剩住宅，坠入几十个行业严重产能过剩的状态，全由这种昏庸决策造成。
四，制度性的传播失灵使中国政府与媒体丧失了公信力。互联网时代，官方垄断信息源成为不可能之事，通过网络与境外媒体，中国政府的许多错误、黑暗面得以传播，为中共政权培养了各种类型的政治反对者。
无论是传播失灵现象，还是传播失灵造成的后果，都指向一个最终结果：中国人对政府已经没有政治信任。一个丧失了民众政治信任政府，实质上丧失了政治合法性。这就是北京越来越依靠暴力与谎言维持统治，政府与国民之间关系日趋紧张的根本原因。
共产极权政治最擅长之事，就是建造“动物庄园”与《1984》里面的大洋国（Oceania），在新闻出版、教育、理论研究等意识形态领域实行严厉管制，并通过暴力与谎言维持其存在。斯大林与毛泽东都成功地依靠暴力与谎言维持了其统治，但今天的极权统治遇到了一个斯、毛时代还未曾产生的互联网，拆穿任何谎言都非难事，结果就形成了中共今天面临的信息传播失灵局面。
来源：美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