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核心升起，还是强人政治？
2016年2月15日
（资料图片）
南早报道（原标题：《核心升起》），中国政治似乎正发生微妙而重大的变化，国家主席习近平作为一名强人领袖的地位正愈发强化。
去年，习近平打破过去的外交传统，将中办主任栗战书——而不是随便一个外交官——派到莫斯科，与克里姆林宫进行会谈，包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
上个月，习近平的另一名左右手、中财办主任刘鹤，与美国财长杰克•卢就人民币汇率政策通电话——这通常是国务院副总理汪洋负责的事。
在党内职级中，汪洋比刘鹤高得多，而且在过去3年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汪洋一直作为中方代表，与美国财长对话。
赋予栗战书和刘鹤更大权力的不寻常举动，暗示着中国王朝式的精英政治中一个重要的变化。邓小平时代（1978年到90年代末）以降长期存在的共识导向型集体领导体系，正让位给一位强人主导下的集中化体系。而这位强人，就是习近平。
最近几周，中共的宣传机器全力以赴推广这一变化，形容习近平是“党的领导核心”，并启动全国性的运动，呼吁官员表达他们的“绝对忠诚”。
分析人士相信，这一运动意在增强未来一年内习近平的布局能力，这段时间是明年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前的政治动员期。在十九大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将有多人退休，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将实现“半个权力交接”。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鸣说：“最近的运动意在通过增强他在领导层中的绝对地位来强化习的权力。”
张鸣说，从毛泽东时代开始，中国的集权从未达到目前习近平治下的水平，现在，身兼国家主席和中共总书记的他控制了可能控制的一切。
分析人士预期，未来12个月，党政官员人事调整将是习近平的一大重点，因为十九大上，七常委中将有五人因到龄而要退休，只留下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目前中央政治局25名委员中，有6人也会因为在2017年超过68岁而要退休。
除了习李之外，余下的12名政治局委员就要竞争政治局常委中的5个空缺，而250名中央委员会委员，就要竞争11个政治局委员空缺。
最近，习近平要求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成员，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要主动向中央看齐。
12月28、29日的中央政治局专题民主生活会要求：“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有很强的看齐意识，经常、主动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
在1月7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习近平也要求增强政治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
新华社在对这次常委会的报道中应用了毛泽东的语录来强调这一点：“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在后毛泽东时代，一条规矩是，四大管治体系——党、政府、人大和政协——的权力是由不同的政治局常委分别掌握的。
习近平领导党政军，李克强执掌国务院，张德江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俞正声是全国政协主席。
在过去数周，为响应习近平的呼吁，地区官员已经开始争先恐后地公开向习近平表态效忠——这种行为在毛泽东时代最后十年的“文革”时期十分常见。
到目前为止，内地已经有超过一半的省份，其省委书记已经公开表态“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这个核心”。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社会学博士后研究员杨沛东形容，省委书记们是在“向习近平誓忠”。
“这看起来挺清楚的了，他们几乎一致地强调对习近平作为党的核心的坚决支持和彻底忠诚。”
分析人士相信，这些公开声明，相当于指习近平在七常委中的超然地位。部分分析人士称，习近平最近两次发出的呼吁，是为了保证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的成员都对他保持政治忠诚。
分析人士们指出，罕见的官媒对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报道，是习近平在试图公开他在中共最核心组织中的绝对权威。
自2012年末上任以来，习近平已经成功地将自己打造成邓小平——甚至是毛泽东以来，中国最具权威的领导人，也是全球最有权势的国际领袖之一。
比起他之前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担任的重要职位是最多的，在7个最有权力、横跨党政经济军事的中央领导小组中，习近平都是组长。这些了领导小组的权力，取代了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或政治局常委担任首长的最重要党政机构的权力。
习近平现在可以依靠忠心的助手和顾问所组成的小圈子来治理国家，同时让在其他政府部门中的党政干部靠边站。
中办主任栗战书在政府中没有任何涉及外交事务的职位。但作为习近平在2013年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栗战书在外交政策方面扮演突出的角色。
刘鹤则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该领导小组过去一直由总理担任组长，现在则由习近平亲自担任组长。
但作为革命后代，与领导建国的毛泽东和被视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相比，习近平明显缺少让其领导免受质疑、富有权威的授权。
分析人士认为，“习核心”运动是习近平在面对国内外不断增加的挑战时，试图进一步强化自己的权力。
香港城市大学副教授李喜根说：“现在呼吁党员拥护中央的核心权威，是习近平及其团队在试图再次建立一个统管中国各方面的政权，同时也在警告那些想偏离中央领导原则的人。”
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教授曾锐生说：“习近平通过党内整风建立起自己的权势，他（在集权方面）超过了毛泽东以来的中国国家领袖，甚至超过邓。”
曾锐生表示，要求党内领袖和其他成员“统一思想”是“走得挺远的”，前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肯定没有这样做过，而胡锦涛之前的江泽民在这方面则未能成功。
曾锐生说：“习近平在推动和利用政党机器和国家安全部门已获增强的实力在实现这一点。”他同时指出，阻力还是有的，而且可能是盘根错节的。
“习近平毫不留情的推进让我觉得他还没有实现自己的目的，阻力仍然存在。”
曾锐生说，如果习近平已经实现了掌控的目的，那么现在，他就会专注于推动实现自己的政策计划，并保证落实目标，“但是，他仍然专注于强化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李喜根认为，在任何政治团体内都会有离心力，导致偏离主流的思想和做法。
“社会正经历重大变化时，这种偏离会更加频发，从目前的经济和政治挑战来看，中国社会正面对着这样的时期。”
习近平和中共的确面对着系列严峻的挑战。内地经济正以近几十年来前所未见的速度放缓。去年，中国GDP增速6.9%，创下25年最低。亿万富豪索罗斯认为，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将走向硬着陆。
今年以来，内地股市已经下跌超过20%，人民币也出现贬值。资本持续外流，去年外流总额可能高达1万亿美元。
领导层还必须处理诸如通缩、产能过剩和地方政府债台高筑等问题。
在外交方面，中国面对着美国总统奥巴马“重返亚太”战略的挑战，这一战略包括12个国家在2月初签署的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
中国在东海与日本有领土主权纷争，在南海则与东南亚多国有领土主权纷争。最近台湾大选中，民进党取得压倒性胜利之后，大陆政府还必须面对台湾问题上的种种挑战。
杨沛东指出，通过有关运动强化习近平的个人权威将有助克服这些困难，因为这些宣传可以创造一种无形而高压的氛围。
杨沛东说，回头看习近平成为中共总书记以来的种种行动，尤其是设立多个中央领导小组并亲自担任组长，可以清晰看到，习近平相信，强人领导对于实现他的改革目标来说是必须的。
不过，有分析人士警告，习近平的强人领导可能会产生负面效果。
曾锐生说，习近平的做法有两大风险。
一是，如果习近平过长时间专注于强化个人权力，这本身可能最终变成他的目标，这样意味着，他不能保证其他目标的实现，而这些目标将定义习近平的历史地位。
二是，习近平毫不松懈地专注与强化自己的权力，可能会引起体制内部许多人的反感。
李喜根说：“强化他自己的权力可能会提高政策实施的效率，但不一定会产生积极效果。”
张鸣说：“习近平想得到比毛和邓都要多的（权力），但这种政治上的过分野心不一定意味着他可以达成目标。”
张鸣说，习近平似乎想要一个赶得上毛邓，甚至超过毛邓的地位。
“不过，他缺乏这种资历，因为毛和邓都必须在党内赢得这样的尊重。”
描述大饥荒的中国作家杨继绳被禁到美哈佛领奖
2016年2月16日
中国著名记者、《墓碑》一书的作者杨继绳在2012年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谈中国大饥荒
华盛顿—中国著名记者、享誉世界的《墓碑》一书的作者杨继绳被禁止出国前往美国哈佛大学领取路易斯·里昂奖。
英国《卫报》星期一报道说，杨继绳原先计划下个月前来美国领奖，但据信他先前所属单位、官方的新华社已经禁止他出国领奖；杨继绳本人对此拒绝发表评论，而新华社在《卫报》截稿的时候也没有回应该报的评论请求。
2008年出版的《墓碑》一书是杨继绳花了15年的功夫走访中国许多地方进行实地采访写成的有关1958年至62年间造成几千万中国人饿死的大饥荒的调查性报道。
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当局先前坚持说，那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饥荒是“自然灾害”和“苏共修正主义政权逼债”造成的。但气象学者没有发现当时中国发生普遍性的灾害天气，而中共当局至今也没有出示先前的苏共当局逼迫中共政府还债导致中国发生严重经济困难的任何证据。
与此同时，中共当局几十年来竭力掩盖当时的一些基本历史事实，其中包括当时的中共领袖毛泽东不懂装懂瞎指挥，为了坚持不承认错误而在出现饿死人的报告之后坚持其任性胡为的经济政策，最终导致数以千万计的人饿死。外界估计的饿死人的数目在两千万至四千万之间。
在中国各地发生的人造大饥荒时，中共安排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中国南北许多地方。由于中共政权的细致周到的安排，使斯诺在中国几个月的穿梭旅行期间没有看到任何海外当时已经在纷纷议论的大饥荒的景色。斯诺随后发出的报道说，他在中国广泛旅行期间没有看到一个饿死的人。
如今，中共当局虽然不再那么强烈地坚持“自然灾害”的说法，并悄悄地放弃了“苏修逼债”的说法，但依然对中共制造的大饥荒竭力掩盖。中共所奉行的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政策导致中国许多年轻人强烈质疑中国在中共统治下曾经发生过比日本侵略中国遭成的死亡人数可能更多的人造大饥荒。一些中国青年人甚至满怀义愤，声称所谓的“大饥荒”是国内外敌对势力诋毁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无耻谰言。
《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资料照片)
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决定将2016年的路易斯·里昂奖授予杨继绳，以表彰他“眼光宏大和无所畏惧的报道”（ambitious and fearless reporting）。以“提倡和提升新闻报道标准”为其宗旨的尼曼基金会在其授予杨继绳里昂奖的公告中说：
“杨继绳具有开创性的书《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以法医般的细节记录了20世纪人类最大的灾难之一的真正规模。它讲述了毛泽东所推行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大跃进政策导致大约三千六百万中国人死亡，其中大部分人是被饿死，也有人死于酷刑和谋杀。在中国被禁的《墓碑》已经获得许多嘉奖。”
2015年10月，《墓碑》瑞典被授予史迪格‧拉森奖，以表彰作者杨继绳“作为记者以强力的坚韧和勇气敢于挖掘历史，讲出真相”。
在半个多世纪里，中共当局一直宣传说，是中共养活了中国人民，“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共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保障了人民的基本生存权。但批评者表示，中共独裁政权其实是对中国人民基本生存权的最大威胁。
批评者用以支持其观点的论据就是中共政权在风调雨顺的1958年至1962年制造“自然”灾害导致数千万人饿死。
印度裔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则发现，在当今世界，大饥荒从来就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政治现象；在人民可以选择政府的国家，在媒体可以自由地监督和抨击执政党的国家，从来没有发生过饿死人的大饥荒。
杨继绳也认为，中国的惨绝人寰的人造大饥荒之所以能够发生，主要是因为毛泽东的独断专行。而毛泽东一度的接班人、1960年代的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也公开承认，中国饿死人无数的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1962年，面对中国经济崩溃以及由此而来的中共内部各方的强烈批评，毛泽东不得不在中共七千人大会上鞠躬认错。但刘少奇也因为不小心说了实话而在毛泽东几年之后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泽东所策动的“红卫兵”整死。
英国《卫报》在报道杨继绳被禁止出国领奖的时候说，自从（中共新领袖）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学术界人士、记者、作家、律师和人权活动家普遍抱怨中共当局加强了对他们的压力。
尽管毛泽东给中国人、包括给习近平家人带来巨大灾祸，但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反复表示，他钦佩毛泽东。
来源：美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