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今年，二〇一五年八月底在荷蘭海牙第二屆中國之路研討會的演講。由於時間關係只講了一個開頭及非常粗糙的大綱，也就是應該在什麼思想基礎、什麼原則上出發評述七十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的一些現象。而這個題目的另外一部分，為什麼陳子明們是“真理部”培養出來的第二代的具體論述，有頭腦的聽眾其實是可以由這個基礎和原則自己去展開。當然大家也可以等我完成“冷戰時期的極權主義討論”一文後再來為大家做進一步分析及解釋。

我之所以在這裡匆匆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這一批人極其嚴重地敗壞、變質了當代中國社會的異議運動，離心運動。現在講已經是太遲了！

我這樣提出這個問題，其實陳子明們自己也不會反對。因為我說的是實話，如他自己所言，究其一生他從來沒有公開聲明過反對共產黨極權主義政權，反對一黨專制。他也真的甚至就是在暗中也沒有從事過。不然他和何家棟的關係不會是那麼始終如一，那麼血肉相連。

何家棟是何許人，他是《把一切獻給黨》、《高玉寶》的執筆者，典型的“真理部“的核心和靈魂性的幹將。何家棟信誓旦旦的臨終之言也是他及他的後代絕對不能夠反黨。

這一點在陳子明從七六年前後到八九年的歷史中是非常明白地得到證明了的。他（們）從沒有對黨提出質疑，我指的是質疑一黨專制，也就是在他們之前，一九五七年時前輩知識分子提出的“黨天下”問題。

陳子明們是變質了的一代人，他們沒了質疑的能力，只有一心要入黨，完善黨的統治的衝動及要求。這其實也反映在方勵之八十年代中期後號召學生入黨、改造黨的主張中。方勵之說出這句話不能夠完全說成是一種帶有幻想的衝動，而與陳子明一樣，可以更多地說是一種《一九八四》中所說的，“真理部”對下一代人的培養結果，要使他們徹底喪失了犯思想罪的能力，相信黨是一切，黨有着糾正自己的能力，可以做一切。所以方勵之才會以為他可以迴避五四年入黨，曾經跟着黨走的問題。然而這一點根本就是一個謊言和欺騙。因為如二〇〇四年《大紀元》《九評共產黨》所總結的，黨是一個黑幫集團，根本不可能演變和改造。這個結論，在當代思想界，或者說對於有正常思維的人來說，理解它不是那麼困難。

被“真理部”換了腦的陳子明們處處顯示出的是他們徹底喪失了這個能力。因為即便到了八九年，當學生們公開拒絕為黨內鬥爭服務，堅持自己的訴求時，他們居然夢想的是利用這個時機爬上船去，進入政治局。其後當他在監獄為囚的時候還在寫入黨申請書，向黨表達自己的初衷絕不是反黨。這一點一直到他離開人世前的最後十年。當二〇〇四年海外已經提出徹底認清共產黨是個黑幫集團，退出中共、解體中共，中共陷於四面楚歌的時候，陳子明最後的時日依然是要進入中共，要維持和改善中共，做合法的反對派。說穿了，祈求做一黨專制的花瓶反對派。

而我又為什麼一定要先完成冷戰時期的極權主義討論一文後再來談這個問題，還因為對共產黨的認識，也就是七六年後中國社會所面臨的各種問題，國際學界早已經深刻地討論了幾十年。一九七六年後中國共產黨出現的所謂“新”動向，其實早在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後，所謂東歐提出“解凍”時期、“修正”時期都已經出現過，國際學界對此也都討論過。而陳子明們，當然也包括那些高級一些的“真理部”出來的學者們，如李慎之、顧准，以及我曾經的導師許良英先生，當他們在七六年前後才開始思索共產黨集團面臨的問題的時候，他們不僅沒有總結對比、反思歷史上，也就是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他們進入共產黨時思想界的討論和研究，而且也不去看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研究情況。事實上最嚴重的是，他們根本沒有要去了解國際學界究竟是如何研究及看待解凍以來的共產黨問題的這個衝動。

本來一個學者在面對一個問題，破題的時候，首先就是要看過去和當代對這個問題有哪些人做過研究，討論了哪些問題，解決了哪些問題，哪些問題還在爭論。可他們沒有一個人去做這個工作，也沒有人有去做這個工作的“衝動”。所以這個“不看”、“不做”的原因是非常值得追究的。因為他們之所以認為不需要，是因為他們認為走在共產黨“真理部”規定的路上，改善共產黨是天經地義的。正因為如此，他們才會給“真理部”及老大哥啟蒙，才會到今天為止，依然只會為“真理部”發起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討論叫好，為其服務。所以，說他們失去了犯思想罪的能力絕非是無的放矢、聳人聽聞。不要說對比奧威爾《一九八四》的描述和國際思想學術界對於共產黨問題的研究，就是對比五七年提出黨天下問題的知識分子，人們也能夠一眼看到，在經歷了如此殘酷黑暗的文化大革命後，八十年代初期對啟蒙各類荒謬提法，不觸及一黨專制的所謂思想解放運動，根本就可以說是痴人說夢、荒腔走板。

順便說一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討論是一場典型的由“真理部”發起並且操縱的討論，筆者一直在等待：希望中國當代除筆者之外有哪位學人能也提出這個問題，可是居然到現在為止，在所謂異議人士中，在號稱“自由主義”的學者中無人問津。為此筆者在此除了預告一定要做的那篇冷戰時期的極權主義討論，還要在此預告，筆者將在完成此文後會來解析“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討論”。這場討論無論其發起目的，使用的語言，討論的方法，最後的結果，都是最典型的老大哥操控的黨同伐異的教條征伐。這個討論除了在共產黨內引起一些調整性的修正，換了“湯”外，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就共產黨對環境、社會繼續造成破壞而言，不過是改換了角度和方式。而中共一黨專制能夠比東歐延長三十年，乃至半個世紀，中國社會有今天的惡果，也都因為於此。因為他們是更純粹的共產黨人，更理解什麼是共產黨，更知道對於一黨專制而言，哪些是可以變的，哪些是不能夠碰的。

事實上，冷戰時期西方的共產黨問題研究專家，如弗里德里希、布熱津斯基、阿隆、布拉赫、達倫道夫等人，早就看到並且研究過所有中國共產黨在文化大革命後面臨的問題，以及他們的一些做法意味着什麼。例如，他們在對“解凍”問題，蘇聯二十大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後的變化，東歐的修正改革問題的研究後認為，解凍後的共產黨社會進行的所謂反對個人迷信，進行政治改革，共產黨組織的紀律化，反腐敗，要求社會主義社會理性化、制度化、法制化，這一切的結果是要回到正統、純正的共產黨，而絕不意味着共產黨極權專制會有任何根本的改變。

去除了極端的個人崇拜，制度化、紀律化了的共產黨才是真正的共產黨，實用主義的共產黨才是真正的共產黨，說到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共產黨”才是真正的共產黨。因為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句話的鄧小平集團提出的實際上是，一黨專制的權力能否得到鞏固才是共產黨的標準。所以才有白貓黑貓能抓耗子就是好貓，才有殺他個二十萬，安定二十年的血腥叫囂。

事實上共產黨集團的這類變化，斯大林死後的解凍，鄧小平的實用主義，並不必一定要真正出現才會被注意和討論。因為四十七歲去世的奧威爾在一九四九年出版的《一九八四》中都已經做了可說是十分具體地預言描述，中國共產黨也居然就如書中所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亦步亦趨地按照他在書中預言的老大哥的理論及做法演變自己、維持自己。

這個對比可以讓我們一眼看到，七六年後中共的那些做法，以及陳子明等八十年代的那批所謂青年才俊，包括金觀濤等人們的做法和說法，不僅五十年代中期後在東歐都出現過，而且西方的學者對此也早有研究和結論。這就是共產黨從來不想、也不可能改變自己，而金觀濤、陳子明們也從沒有想到過離開共產黨，因為他們根本就是“真理部”培養的有革命豪情的第二代，共產黨肌體上的一部分——與共產黨血肉相連的一部分。這也是到死陳子明依然如此的原因。他的這條道路甚至遭到曾經的共產黨高幹，有良知的於浩成的質疑。

在我對一些人對顧准和李慎之的平角角度和方法提出批評性質疑後，陳子明曾經在紀念何家棟的文章中，公開寫文批評我，並且問別人我如何看他的文章。我沒有和他討論。因為一個浸淫在黨文化、“真理部”的思維方式中的人，你如何能夠和他討論。

我和陳子明是生活在兩個世界中的人。我們認同的價值不同，學術規範不同，運用的語言也不同。對於何家棟這樣的人，這樣的典型的“真理部”的核心和靈魂性的幹將——黨“棍”，對我來說，這類人如果沒有對自己的過去進行徹底的脫胎換骨的反省，如果不能夠改換語言方式和思維方式，我根本無法和他們交往、對話，無法容忍這樣的人。而陳子明卻是何家棟一手提拔扶植的，他的這篇文字就是為紀念、懷念他的“恩師”何家棟而寫的。

對比陳子明的經歷，我的經歷可以說是一個鮮明對照。我讀研究生的導師許良英比何家棟在思想上可謂要走的遠多了。可我們之間從七五年認識開始就是爭論，及至最後八九年後他雖然不再被重新接納入黨，卻依然無法容忍我對共產黨根本否定的思想。實在說，“真理部”的人比我們更敏感，他們非常知道誰是自己人。

操着“真理部”的語言的人，無論對於歷史還是對於現實的描述及論述語言都是有問題的。這個語言及思想方法其一是讓新一代人喪失表達個人思想和感情的能力，其二是割斷了歷史。他們所說的歷史，所說的思想，例如他們所說的波普、科學思想及啟蒙根本就不是波普、科學思想及啟蒙，而是被“真理部”用新話再造的波普及啟蒙。一句話喪失了交流和探究的原來意義和能力。

所以，我以為一旦中國讀者看到冷戰時期西方學者對於這些具體問題的討論，就可以通過對比不僅一眼就可以看出陳子明這批人的無知、虛妄，而且可以看到他們之所以失去了一般學者們提出這些問題以及探究這些問題的能力，就是因為他們是“真理部”培養出來的變質的一代——完全癌變的一代人。

寫下這些話，我並不是想讓那些和陳子明走在一起的人如何，你們願意掩耳盜鈴，到處撰寫“隔壁阿二不曾偷”，回憶歌頌他們，我管不了。但是為了這個社會，為了下一代人我卻一定要說明這一點：也就是究竟什麼是“真理部”培養的一代人，黨文化的表現是什麼，我們的社會，我們如今的文化面臨的問題又究竟是什麼？

本來什麼是丑，什麼是“真理部”的宣傳，什麼是研究，什麼是異議人士，以及不要共產黨意味着是什麼，是非常簡單的問題，可這，居然讓你們攪得如此亂七八糟，不說說，行嗎？

2015-11-02德國·埃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