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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苹如色诱刺杀丁默村始末/據說很值錢的賈平凹寫的字/徐渭/“傳國玉璽”(圖)
發佈時間: 11/30/2007 9:05:41 PM 被閲覽數: 671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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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色戒》更震撼:郑苹如色诱刺杀丁默村始末

2007/11/28 

   著名华人导演李安执导的电影《色戒》近期正在热映,电影中主人公的原型人物究竟是谁一直是观众关注的焦点之一,目前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汉奸易先生的原型为抗战时期汪伪特工总部76号主任丁默村,刺客王佳芝的原型则是上海滩著名女特务郑苹如。近日,凤凰卫视《周末大放送》节目重新回顾了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以下为节目内容文字摘要:

  1939年,日据时代的老上海,在断壁残垣中,逐渐恢复看似平静的恐怖统治秩序。人们在绝望中毫无尊严的活着。

  这个昔日繁华的大上海,如今已经是个黑暗城市。

  上海的十里洋场的风光不再,灯红酒绿的背后,暗藏着复杂的杀机。

  1939年12月21日,人来人往的上海静安寺路上,一位身材中等的中年男子冲出一间名为"西伯利亚"的皮草店,纵身跳入防弹车内。

  紧接着枪声四起,子弹只打到了车身,随即防弹车加速前进,立刻消失在街道上。

  这名差点被暗杀的男子,是汪精卫伪政府特工总部主任--丁默村。执行这场暗杀行动的是重庆国民政府中统局的女特务--郑苹如。

  郑苹如:出身名门中日混血 日相之子为她痴狂

  参与刺杀丁默村行动的那年,郑苹如二十三岁,那年她刚从上海法政大学毕业。

  父为革命家 母为日本闺秀

  郑萍如的父亲郑英伯是浙江兰溪人,早年留学日本,攻读法律。

  在日本郑英伯加入了孙文的革命行列,成为同盟会会员,是国民党的党国元老,父亲的革命背景,深深地影响了郑萍如。

  郑苹如的母亲郑华君是日本人,有个日本名字叫做:木村花子,是日本名门闺秀。从日本嫁到中国后,郑华君为郑家生下了二子三女,中日混血的血缘,并没有影响郑家的爱国行动。

  位于上海的万宜方,是郑苹如的出生地,在当时这里是法国租界区。1918年出生的郑萍如,排行老二。在木村花子的教养下,她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

  这对郑苹如往后的特务生涯有莫大的帮助。她很快地打入了日本军官在上海的交际圈。为了得取日本军事情报,拥有流利日语能力的她,混进日军报导部新闻检阅室任职,并成为军部电台播音员。

  这位中日混血的女孩,在十九岁那年,被中统局吸收为女特务,那时她还是个大学生,介绍她进入中统局的特务人员,名字叫做嵇希宗。

  上海《良友画报》封面女郎

  也是发生在十九岁那年的事,1937年7月,上海《良友画报》第130期,这位封面女郎,正是郑苹如。因为名门的身份,郑苹如不愿全名曝光,只让良友画刊为她写下:郑女士三个字。

  这位日本军阀眼中的"重庆白蛇"郑苹如很快地得到日本上海特务机关的赏识,她成了双面谍。她开始担任长片山大佐秘书,混进日本官佐之间,得取日本作战情报。

  日本首相的儿子为她痴狂

  后来,郑苹如又认识日本首相的儿子--近卫文隆,她一度计划绑架近卫文隆,胁迫日本停战,但这个计划并没有得到中统局的支持。近卫文隆对她十分迷恋。后来郑苹如被告知结束对日军情报的搜集,她的新任务,比先前更为棘手。

丁默村混入共产党又离开

  抗战爆发后一年,离开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丁默村在香港养病,他接到了前中统局下属李士群的来信。李士群告诉他为特工服务。

  事实上,成为日本汉奸,对丁默村来说,并没有太多的挣扎。十九岁那年,他只身前往十里洋场的上海闯荡,加入了共产党,在上海混进共产党,后来离开。

  丁默村加入国民党 曾与戴笠同级共事

  离开共产党后,丁默村又加入了国民党,这张印有“军太字00062号”的证件,是当年丁默村加入中国国民党的党证,目前被存放在台湾国民党的党史会内。

  接触过丁默村的日本人犬养健这样描述他:长相平凡,五尺身材,有肺病锢疾,脸色苍白,少言寡欢。有病吸鸦片,喜壮阳药,好女色。

  有着特务人员的冷酷特质,丁默村很快地被被国民党CC派大老陈立夫所重用。1933年,他成为调查统计总部第三处处长,主管邮电检查,第二处处长戴笠掌握军警动向,第一处处长徐恩曾掌管党务。

  后来戴笠的军警处改制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隶属国民政府。徐恩曾的党务处,改制为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中统局管调查,军统管执行。

  这份档案数据是蒋介石发布,任命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骅兼任中统局局长的人事命令。

  在这次改组中,丁默村的第三处被取消了。

  战后丁默村接受审判时,在审判庭上,他曾说起这段往事:第三处取消时,我始离职,那时我因病甚烈,有胃病、肺病、心脏病,身体弱到极点不能工作,所以由汉口乘飞机到香港治病。而事实上当时,他被指污钱,失去职务仅留下军事委员会参议的空名,很生气。

  丁默村与李士群的惺惺相惜:曾是共产党、污钱逃走

  丁默村在香港养病的同时,曾经是中统局干员的李士群逃到了香港,他和丁默村一样,几乎有着相同的经历--曾是共产党员,污钱逃走。

  抗战时期,在香港观望时局的李士群,和日本特务接上了线。他决心要做个彻底的汉奸。

  有了日本特务当靠山,李士群自知自己很难支撑一支有力的队伍,他必须找到一位可信任的老干员。此时李士群想到了同样在香港的老长官--丁默村。

  丁默村是怎样彻底沦为日本特务的

  1939年1月,丁默村和李士群,这两位决心当汉奸的特工,回到了熟悉的上海,准备在龙蛇杂处的上海滩上,展开一场谍对谍的屠杀行动。

  1939年2月初,上海东体育会路七号这栋寓所里,一场秘密会议,在此展开。

  丁默村和李士群会见了"反华特别委员会"负责人,日本大本营特务部长肥原贤二。

  第二天,肥原贤二的助手,也是日本大本营参谋长晴气庆胤和丁默村见了面,丁默村向晴庆提出了一份铲除上海抗日团体一栏表内容包括:

  (一)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及其下属十个党部和各学校、各团体、各工会中的特别党部

  (二)青年抗日会、妇女日会、人民阵线等

  (三)指挥上海周围游击队的机关-----江南游击总司令部

  (四)国民党的主要特工组织,蓝衣社、CC团及三民主义青年团等

  当时日本影佐祯昭正策划如何和汪精卫建立“伪政府”,丁默村和李士群的特攻计划刚好成了汪工作的一部份。

  三天后,日本大本营参谋长晴气庆胤立刻下达了援助《丁默村---特务工作训令》具体的要求如下:

  (一)制止在租界进行的反日活动,但注意不要和工部局发生摩擦

  (二)不得逮捕和日本有关系的中国人

  (三)与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合流

  (四)三月份以后,每个月给予经费三十万日圆,发给予彼等手枪五百之、子弹五万发及五百斤炸药。

  有了日本的金钱支助,1939年冬天,农历过年前,丁默村和李士群的"上海特工总部"正式成立。

汪精卫遇刺内幕 侄子成替死鬼

  丁、李结合后开始在上海扩充势力,但始终不成气候。此时,逃离重庆国民政府的汪精卫人在越南河内,汪精卫自从1938年12月18日离开重庆后一直和日本人秘密接触。事实上,汪精卫预谋离开重庆前的消息,郑苹如已经从日本社交圈探得。

  在河内的汪精卫,他的一举一动完全在国府军统局的掌握中。

  1939年3月21号的午夜,住在河内高朗街72号的汪精卫夫妇早已就寝行,刺者潜入楼上的寓所内,破门而入,一阵扫射后,汪精卫的侄子,也是他的贴身秘书曾仲鸣,躺在血泊中。

  汪精卫与蒋介石的恩怨溯源

  军统局刺杀汪精卫的行动并没有成功,而曾仲鸣之死让汪精卫做了一个决定,他将和重庆的国民政府彻底划清界限。

  事实上,汪精卫和蒋介石的恩怨在孙中山病逝后进入白热化,两人关系始终分分合合。

  没有军权的汪精卫在他和蒋介石的政治斗争中始终败下阵来,抗战时期,汪精卫担任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对于中国抗战局势他并不乐观。他曾说:"除非产生奇迹,否则前途是黯淡的"。

  1937年12月24号,德国驻华大使托德曼协助中日停战调解失败后,日本放弃和蒋介石进行谈判。来年七月二号,汪精卫派遣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抵达东京,和协助汪伪政府建立政权的影佐祯昭会面。在影佐的回忆录上写道:我记得高宗武是这样说,日本既然否认蒋政权现在要为中日间带来和平的,恐怕只有找蒋氏以外的人。这除汪精卫莫属。

  丁默村靠拢汪精卫 汪伪集团和重庆国府正式交锋

  后来,高宗武发现所谓的"和平谈判"只是日本对华侵略的一部份,但这一切都已经太晚,汪精卫已经回到了上海。而不久后,两位汉奸特工丁默村和李士群在日本特务系统的安排下,两股黑暗势力正积极地勾结策动一起大阴谋。

  1939年5月6号,汪精卫搭乘日本军舰"北光丸"从越南河内抵达上海,汪精卫住进日本人管辖的虹口区,也就是现在上海的东体育会路7号,当时称为"重光堂"。

  焦躁不安的汪精卫,从日本大本营参谋长晴气中佐的口中得到这样的讯息,他说:"以丁默村、李士群等人为首的团体,已与周佛海联络,在上海展开和平运动,逐渐使重庆系统的重要抗日份子转向和平阵营,并正对重庆的恐怖行动研究对抗手段"。

  就这样,丁默村和汪精卫接上了线,汪伪集团开始和重庆国府的特务机关正式交锋。和汪伪集团接触时,丁默村的特工总部才刚成立两个多月。

  位于上海市万航渡路上的"逸夫技术职业学校"是一所新建的校园,寂静的校区内,完全看不出这里是"汪伪特工"的所在地。

  丁默村亲手设计杀人魔窟“七十六号”

  汪伪政权建立前后,丁默村的特工总部设在上海法租界的极思菲尔路76号,占地超过十亩,简称"七十六号"。

  根据数据显示,整个七十六号主要是由丁默村所设计,大门是牌楼式的建筑,两侧的墙上开了两个洞,用来安装机关枪。

  在大门的东侧,有二十多间相对应的平房。做为警卫总队的办公室和审讯室,在大门的西侧,有一栋楼房是电讯室。电讯室旁的栋建筑是看守所,看守所旁花园,有一栋三开间的平洋房,由日本宪兵占用,作为现场指导和监视使用。日本的上海特务总部"梅机关"部分人员进驻在这里。

  "七十六号"的主要建筑位于正中央,是栋三楼洋房。这栋主建筑的二楼是丁默村和李士群的办公室兼寝室。

  三楼有两个房间,是所谓的"犯人优待室"。后来郑苹如被抓后,就是被关在这里。

  整个"七十六号",是个被隔离的世界,再加上丁默村和李士群特有的恐怖手法,这里是汪伪特工的杀人魔窟。

  "七十六号"的嚣张行径引起国府中统局和军统局的一阵恐慌,在计划杀汪精卫不成后,国府的特务机关转向首号特务头子--丁默村。

丁“好女色” 郑苹如成为走入七十六号的最佳人选

  曾经在民光中学就读的郑苹如,在校时,丁默村是当时学校的校长,这样的一层关系,再加上丁默村好女色的习性,让中统局想到了郑苹如是最佳人选。

  位于台北县新店的调查局,她的前身是国府的中统局,郑苹如的档案被存放在这里。

  领到了间谍枪后,1939年的6月,活跃在日本社交圈的郑苹如,在一个社交聚会里,找到了接近丁默村的机会。

  郑苹如的美貌,果然让丁默村动了心。不久后,郑苹如成了丁默村的私人秘书,轻易地尽出"七十六号"特工总部。

  根据"梅机关"的另一名核心人物犬养健的回忆录里,有一段有关郑苹如和丁默村的描述:

  一脚踏入七十六号杀人魔窟,郑苹如心里清楚的知道,这是一条不归路,她决定将自己的身体,推向致命的枪口。

  好吸鸦片的丁默村几乎是烟不离手,特务的基本训练,养成他多疑的性格。

  这机灵狡猾的丁默村当时虽才三十七岁,但因吸食鸦片过渡,外表看起来,比他原有的年纪还要衰老。

  年方二十三岁的郑苹如,正值花样年华,但为了拿取汪伪政府的情报,并卸下丁默村的心防,她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身体。

  为色诱丁默村 郑苹如婉拒心上人

  对爱情郑苹如不是没有想象。事实上,在大学时期,早已有了意中人。她的男友王汉勋,是国府运输大队的飞行员,是郑苹如的哥哥在国府空军里的队友。就在郑苹如接到行刺丁默村的命令不久,男友王汉勋曾两度要请郑苹如一起到香港结婚,但因要务在身,郑苹如婉拒了。

  烽火中的爱情,仍不敌为民族牺牲的情怀。

  从小郑苹如就是个见义勇为的女孩,刚毅、沉着的性格,让她的美丽增添了智能的曲线。

  郑苹如第一次刺杀丁默村失败

  不顾外人异样的眼光,郑苹如全心投入刺杀丁默村的工作。在第一次的任务中,狡猾的丁默村完全没有上钩。

  丁默村沈迷郑苹如的行径,完全暴露在李士群的眼里,但李士群不动声色。

  这位七十六号的第二号人物,正找机会拉下丁默村,他暗中派人关注郑苹如的一举一动。

  1939年5月31号,汪精卫一行人到东京进行密访。他在日本待了将近二十天,汪精卫在和日本几次交手后,汪精卫提出了他对中国伪政府的基本想象。

  同时,日本方面要求汪精卫预备成立的"汪伪政权旗帜",要在青天白日旗上加上"反共和平建国"的黄色三角旗。

  1939年6月24日,回到中国的汪精卫抵达天津,与王克敏会谈,整合伪政权华北和华东,他发表了一段谈话。

  就在汪精卫积极筹组"伪政权"时,"七十六号"特工总部,以骇人的手法在上海进行"反日份子"的大屠杀。

  一个个被断送的冤魂,却是丁默村向汪政权索取政治权利的筹码。

  "汪日密约"是第二次"刺丁行动"的历史契机

  1939年10月30日,日本主动向汪精卫提出:"中日新关系调整要纲"。这份纲要条件相当严苛,汪精卫邀请高宗武和他进行草案修改。不过此时高宗武已经决心离开汪精卫,他要寻找绝佳契机。

  为了自保,高宗武选择离开汪精卫阵营转向蒋介石。透过杜月笙的居中传话,在重庆国府的蒋介石已掌握汪精卫即将和日本签定密约的消息,他们要再次刺杀丁默村。

  不久后,郑苹如接到了中统局的新指示,她要找机会进行第二次的刺丁行动。此时,一个预言进入她的梦中。

  1939年12月下旬,上海的外国租界区,街上弥漫着圣诞节的过节气氛。

  那时"汪日密约"即将签订,国府必须实时展开"刺丁行动",威吓汪精卫成立伪政府,此时郑苹如要伺机而动。在一次和丁默村同车的机会里,她临时起意,要求丁默村到静安寺路西伯利亚皮草店购买圣诞节礼物。

  陪同郑苹如挑选大衣的丁默村,他的视线并没落在大衣上,丁默村的眼睛注意着外面的一举一动。

  眼看丁默村冲出皮草店,郑苹如故做镇定,她不疾不徐地走出皮草店,但她意识到,那个不安的梦境,似乎意味着她的身份已经曝光。

  刺杀事件当晚,丁默村匆忙地跑进一场日军所主持的宴会。那天晚上,他迟到了一个小时。

  第二天,郑苹如打了电话给丁默村,试探他是否知情。

  郑苹如被关入七十六号 两道"催命符"致香魂远去

  三天后,郑苹如在一家舞厅被丁默村的特工总部人员逮捕,关进了七十六号特工总部。但不论丁默村如何逼供,郑苹如始终不承认自己和中统局有关,她神情自若地面对一切。

  中统局执行刺丁案未成。不到一个星期,汪精卫在1939年12月30号和日本政府签了字,这就是所谓的《汪日密约》不过在签字典礼上汪精卫两名对日谈判的核心干部,高宗武和陶希圣都同时缺席。

  就在汪精卫和日本达成协议的同时,被关在七十六号的郑苹如曾写信回家。

  郑苹如被关几天后,丁默村为了不让事迹败露,请"和平救国军第四陆司令部"的司令员--林之江协助移往林之江的办公处所。

  郑苹如被私禁的消息,很快地传进了李士群的太太叶吉卿的耳里,一心想取代丁默村的李士群正等待着丁默村垮台的时机。不久,一个令汪精卫难堪的讯息,让李士群的算计提早到来。

  1940年1月22日,香港的《大公报》注销了《汪日密约》的全文。汪精卫此时才知道,高宗武和陶希圣转向了蒋介石的重庆政府。

  也是在1940年1月3号,高宗武秘密逃往香港。

  在一个餐会上,李士群的太太叶吉卿技巧地让丁默村的太太赵慧敏知道了郑苹如色诱、行刺丁默村的消息。

  汪精卫的大整肃以及丁、李政治斗争就如同两道"催命符",紧紧地跟着郑苹如。1940年2月下旬,林之江用汽车将郑苹如带到了上海中山西路的一处荒地,她从容地牺牲了。

  汪伪残忍 尸首难寻 暗香永存

  四声枪响,结束了郑苹如的生命。(关于郑苹如最后的命运,因为当时缺乏目击证人的完整口述以及相关档案,因此说法各有不同)。

  但可以确定的是,为了民族大义,为了苦难的中国,郑苹如将二十三岁的炫丽青春燃烧殆尽,在那个惨烈的年代留下一缕短暂却永恒的暗香。

  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权在南京成立。日方要求郑苹如的父亲郑英伯投靠汪伪政府,用来换取郑苹如的尸首,郑父断然婉拒,至今郑苹如的尸首尚未被寻获。

  1943年9月9日,李士群被日本特务下毒毒死。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病逝日本。不久"汪伪政府"倒台,丁默村再度投靠重庆的国民政府。战后,丁默村在1947年7月5日,以通谋敌国的汉奸罪名被处死。

 

(圖文)丑死了,卻據說很值錢的

 

賈平凹寫的字

 

新浪博客-南門的夜壺    2007-11-23

賈平凹手跡(照片)   

今天托表了一幅賈平凹的手跡,賈平凹的字果然有個性,特貼出來給大家欣賞。

 

 

徐渭
 

中国古代佯狂的艺术家不少,可真正如荷兰的梵高那样发疯,生时寂寞,死后并为后人顶礼膜拜的大家实在不多——徐渭就是这样一个“可怜”的人物。

徐渭,初字文清,改字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居士,或署田水月,天池渔隐、青藤老人、金垒、金回山人、山阴布衣、白鹇山人、鹅鼻山侬等别号,山阴(今浙江省绍兴)人。天资聪颖,二十岁考取山阴秀才,然而后来连应八次乡试都名落孙山,终身不得志于功名,“不得志与有司”。青年时还充满积极用世的进取精神,“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孜孜于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追求之中,并一度被兵部右侍郎兼佥都御史胡宗宪看中,于嘉靖37年(1558年)招至任浙、闽总督幕僚军师,徐渭对当时军事、政治和经济事务多有筹划,并参预过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 他在诗文中热情地歌颂了抗倭爱国的英雄,曾为胡宗宪草《献白鹿表》,得到明世宗的极大赏识。本以为能施展抱负,但后来 胡宗宪被弹劾为严嵩同党,被逮自杀,徐渭深受刺激,一度发狂,精神失常,蓄意自杀,竟然先后九次自杀,自杀方式听之令人毛骨悚然,用利斧击破头颅,“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又曾“以利锥锥入两耳,深入寸许,竟不得死”。还怀疑其继室张氏不贞,居然杀死张氏,因之下狱,度过七年牢狱生活。 后为好友张元忭(明翰林修撰)营救出狱。出狱后已53岁,这时他才真正抛开仕途,四处游历,开始著书立说,写诗作画。晚年更是潦倒不堪,穷困交加。 常“忍饥月下独徘徊”,杜门谢客,其中只在张元汴去世时,去张家吊唁以外,几乎闭门不出, 最后在“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 的境遇中结束了一生。死前身边唯有一狗与之相伴,床上连一铺席子都没有,凄凄惨惨。命运的困蹇更激发了他的抑郁之气,加上天生不羁的艺术秉性,“放浪曲蘖,恣情山水”,一泄自己内心的情感,悲剧的一生造就了艺术的奇人。

徐渭平素生活狂放,对权势不妩媚。当官的来求画,连一个字也难以得到。在当世凡前来求画者,须值徐渭经济匮乏时,这时若有上门求画者投以金帛,顷刻即能得之。若赶在他囊中未缺钱,那么你 就是给的再多,也难得一画。实在是一位性情中人。

小时候非常聪明,二十岁考上秀才,但是后来一直没有再升职。青年时的他充满积极的进取精神,希望能治理国家,对当时军事、政治和经济事务很有想法,曾参与过中国东南沿海抵抗倭寇的斗争。他在诗文中热情地歌颂爱国英雄,曾为胡宗宪编写《献白鹿表》,得到明代皇帝的很大赏识。但后来因为某些政治牵连,他的精神深受刺激,蓄意自杀九次,自杀的方式令人吃惊。晚年的他命运更加困窘,画画成为释放自己内心情感的唯一方式,悲剧的一生造就了艺术的奇才。
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时期的中国,美术正处在学习古人与创新两种意识碰撞的特殊阶段。水墨写意画迅速发展,以徐渭为代表的泼墨大写意画非常流行,名家出现很多,技法也不断更新,徐渭凭借自己特有的才华,成为当时最有成就的写意画大师。他的写意花卉,用笔狂放,笔墨淋漓,不简单的追求物象外表形式,独创水墨写意画新风,与陈道复并称"青藤、白阳",对后来的影响很大。他的才能还表现在戏曲的创作中,他编写的杂剧《四声猿》在戏曲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徐渭的书法和明代早期书坛沉闷的气氛对比显得格外突出,他最擅长气势磅礴的狂草,但一般人很难看懂,用笔狼藉,他对自己的书法极为喜欢,自己认为"书法第一,诗第二,文第三,画第四"。     徐渭死后二十年,"公安派"领袖人物袁宏道到处搜寻徐渭的文稿,研究徐渭,宣扬徐渭。袁宏道还写下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人物小传--《徐文长传》。可以说他是徐渭第一个知音,后来喜欢徐渭画的人很多,其中有八大山人朱耷、郑板桥等,近代艺术大师齐白石在提到徐渭时曾说:"恨不生三百年前,为青藤磨墨理纸。"

徐渭的写意花卉惊世骇俗,用笔狂放,笔墨淋漓,不拘形似,自成一家,创水墨写意画新风,与陈道复并称“青藤、白阳”,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历来被世人称道。当然他的才气还表现在戏曲的创作之中。他的杂剧《四声猿》曾得到汤显祖等人的称赞,在戏曲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他的诗文书画处处弥漫着一股郁勃的不平之气和苍茫之感。

徐渭的书法与沉闷的明代前期书坛对比显得格外突出。徐渭处于祝允明之后,他和祝允明一样学书的路子毫无例外是属于二王一脉,他倾慕王羲之的人品书艺,作为同乡人,他对王羲之的法帖心摹手追,但给他的影响最大的是宋人,其中取法最多的米芾。他在《书米南宫墨迹》一跋中激动地说:“阅米南宫书多矣,潇散爽逸,无过此帖,辟之朔漠万马,骅骝独见。”没有广泛的研习,是不会作出“潇散爽逸”的恰切评述,可见他对米芾的深悟透解。徐渭最擅长气势磅礴的狂草,但很难为常人能接受,笔墨恣肆,满纸狼藉,他对自己的书法极为自负,他自己认为“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又曾在《题自书一枝堂帖》中说:“高书不入俗眼,入俗眼者非高书。然此言亦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这也难怪,“知者”又有几许?
史载他“醉后专捡败笔处拟试桐美人,以笔染两颊,丰姿绝代。转觉世间胭粉如垢尘,不及他妙笔生花。”他的作品不拘于物象,能抓住其神气,用秃笔铺张,势如急风骤雨,纵横脾睨。他的大写意泼墨之势,继陈道复以后,更加狂纵,笔简意浓,形象生动,影响深远。开启了明清以来水墨写意法的新途径。清代朱耷、原济、扬州八怪中李(善)、李方膺都受其影响。数百年来势头未衰。在作品中,徐渭经常题诗题句,借题发挥,抒写对世事的愤懑,所表现的思想政治倾向多比较激烈。如他题《螃蟹图》云:“稻熟江村蟹正肥,双螯如戟挺青泥,若教纸上翻身看,应见团团董卓脐。”这正是对权贵的憎恨与轻蔑。徐渭亦工书法,行书效仿米氏,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不论书法而论书神。“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近代艺术大师齐白石在提到徐渭时曾说:“恨不生三百年前,为青藤磨墨理纸。”这足以说明徐渭绘画对后人影响之深。



徐渭死后二十年,“公安派”领袖人物袁宏道偶于友人陶望龄家翻到一本徐渭的诗文稿,“恶楮毛书,烟煤败黑,微有字形”。但在灯下读了几篇,不禁拍案叫绝,惊问此人是今人?还是古人?竟拉起陶望龄一起彻夜阅之,“读复叫,叫复读”,以致把童仆惊醒。而后袁宏道不遗余力地搜罗徐渭的文稿,研究徐渭,大力宣扬徐渭,认为徐渭诗文“一扫近代芜秽之气”,认为徐渭书法“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在王雅宜、文征明之上”;又云“不论书法论书神,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书林藻鉴》)。袁宏道还写下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人物小传——《徐文长传》。可以说他是徐渭第一个知音者,而后来追随者不计其数,其中有八大山人朱耷、甘当“青藤门下牛马走”的郑板桥等,近代艺术大师齐白石在提到徐渭时曾说:“恨不生三百年前,为青藤磨墨理纸。”这足以说明徐渭对后人影响之深。

徐渭的寂寞真可以用他自己的一首《题墨葡萄诗》来概括:

半生落魄已成翁,

独立书斋啸晚风。

笔底明珠无处卖,

闲抛闲掷野藤中。
奇者徐渭
艺术往往是痛苦的结晶,或是身世或是精神的痛苦,才使得艺术在灵魂负役般的煎熬和磨砺中得以升华而成为不朽——我在展读徐渭的行草《青天歌卷》时撞击心头的便是这一感慨。
    在民间,关于徐文长的传说与故事最多。他,首先是个智慧的化身。比如《对课》里说,私塾的一位老先生出了很怪的上联:“喜鹊叫,尾巴翘,越叫越翘,越翘越叫,叫叫,叫叫,翘翘,翘翘;”十四岁的徐文长对曰:“蚂蟥游,身子缩,越游越缩,越缩越游,游游,游游,缩缩,缩缩。”简直是个天才!其次,他又是为民作主、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民间斗士。比如“山阴勿管、会稽勿收”说的就是他痛斥山阴、会稽两县官员不尽职守的故事。
    一个平庸的人,是绝不会屡屡遭遇如徐渭那样的独特命运的。
    然而,正是这样苦难的人生经历,造就了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徐渭最震撼人心的地方,是他伴随着苦难的一生,在与灵魂的苦苦搏斗中,在坚守自我坚持艺术的崇高性上耗尽了心力。
    徐渭曾向人说过:“吾书第一,诗第二,文三,画四”。他的用心,以我猜测,无非是想让人注意寻找积淀于他笔墨之外的东西吧!
    展观徐渭的佳作《青天歌卷》,开首数字,似乎还心平气和,可是没写几行,便按捺不住奇逸的情思和表现自己的冲动,字形忽大忽小,笔势或断或连,结体或正或斜,用墨或浓或淡。有时一行一字,有时一笔数字,来不可止,去不可遏,奔腾起伏,千态万状。四百年后,追随着那纵笔挥洒的墨痕,同样让我触摸着一种无法使人平静的激情。用荷迦兹在《美的分析》中的话说:“尽管这里是一种线条”,却能启发人们去想象“它包含着各种不同的内容”。使人联想起:群山中的奇峰,急流里的风樯,开合的云涛,奔走翻飞的游龙……他打破了传统的规矩,又实现了新的平衡。只有把笔墨与生命熔铸在一起的人,才会把生命对自然的渴望转化为笔底风光。这里,书家不是在写字,而是用自己的心灵在表白,在倾诉,在抒情,在发泄,他似乎要用这支笔支撑自己的人格,负载苦难的重压,展现美好的愿望,告示生命的呐喊。诗文书画,相对徐渭来说,只不过是一个载体,承托着这个载体的却是一种人格力量,一种超越生命之上的精神追求。
    把目光从《青天歌卷》中移开,再注视徐渭的其他巨幅草书,那塞天塞地的布局,狂放离乱的走笔,大江东去的气势,你说什么也不能把它与孤寂、寥落联系在一起,与平和、简远联系在一起。他展示的是雄健,壮美,恣肆,豪放。徐渭与平庸,轻巧,小家子气是绝缘的,他以特有的狂态为中国书法史添加了浓重的一笔,即使是“颠张醉素,”也不得不逊他一席之地。可是,他那狂态十足富有创新的书法风格同样不为时人所看重。不看重就让人不看重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重要的是书者要有自知之明。徐渭在《题自书一枝堂帖》中十分感叹:“高书不入俗眼,入俗眼者必非高书。然此言只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你听,徐渭有多狂多倔强!他不愿“多买胭脂画牡丹”,也不愿“以近而忽之”后的随大流,照样取其意气,写他自己所谓“真我面目”的字,他之自言“吾书第一”,真是对时人俗眼的一种有力的反拨。三四百年之后,犹令人想见他当时坚定不移不为时风所惑的大勇气。这种勇气,这番见解,自是大家的风采。
    今天,我们欣赏徐渭的书法,侧重点也正是基于他变化了我们的整个视觉:论其大局,论其气势,论其时代意义。当然,在徐渭这个“不平衡怪物”的笔下,我还注意到了他所独具的“各趋极端”的气质倾向,而这种气质的形成之因,却是社会对他的不公平的待遇和他对世道人生的一种反抗,而最后凝结为超乎常人的一个“奇”字。徐渭曾于四十五岁作《自为墓志铭》,说到他自己的为人:“度于义,无所关时,辄疏放,不为儒缚;一涉义所否,干耻诟,介秽廉,虽断头不可夺。故其死也,亲莫制,友莫解焉。尤不善治生,死之日至无以葬。”难怪袁宏道惊呼:“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悲夫!”这样一个“无之而不奇”的特征,也许便是我们平常所谓的“天才”特征。天才是什么?我的理解便是创造,精神之光穿透生命表层的创造,革故鼎新从无到有的创造,在内外两界压抑与反压抑,反抗与顺从,堕落与升华的角力过程中的创造。
    徐渭成功了。
    他生前贫病交加,身无分文,穷困潦倒,但他却在身后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巨大的财富,教后人享用不尽……

 

 

 

徐渭 《墨葡萄》 轴 纸本 浙江省博物馆藏

最黑暗与最明亮的

 

 
作者:张学明

  

多年以前的一个夏天之夜,我在灯下翻读一本写徐渭的书。
作者是谁已经忘却。书的内容冷峭奇崛,犹如冬天的池塘,浸泡着坚韧阴森的石头。文字却像夜空里遥远的星星,让人在模糊中生出冷冷的敬意。我不知道该怎样完成这种阅读。烦躁顺着黑夜的指引,成为无数尖牙利齿的嘴;热浪流言一样,无所顾忌,四处飞翔。一粒粒冷漠汹涌的汗水,饱满得像一群群好斗而又讨厌的蚊蚋。我冻结在自我想象的阴影里,宛如大地因沉默翻卷过来的寒冷。
这是一本没有指向的书。生命犹如生长的火焰。黑色的火焰掠过黑色的尘土,又被黑夜溶解。徐渭就潜伏在这种黑夜里。我的理解是,作为徐渭本身,唯一的安慰就是黑夜。黑夜对于徐渭而言,既是危险的,又是安全的,甚至是温柔的。我能想象徐渭在黑夜中独自悄然的颠覆之舞。黑暗让我们流泪,黑夜却让我们充满期盼。生命在黑夜中,常常会饱满地绽开,也常常会等到黎明的到来。而黑暗,无论等待或者拒绝,都意味着扼杀甚至死亡。
  我沉浸在这本书里。

  生命无论以哪种形式走动,都会在阴影里老去;生命无论以哪种方式老去,都会在自我的黑暗里诞生光芒。唯一的不幸是,精神的坚韧和内在的力量,一旦远离生命本身,黑暗就会立即到来。在这本书里,徐渭无疑是文人悲剧的生动链条,单一纯洁的苦难充满了艰辛与无奈;是文人精神溃疡之后的孤独之菊,在独自凋谢与独自开放中冷冷地寂寞。但徐渭又是幸运的,黑暗中的生命充满了幽暗智慧的反讽微笑:文人的济世良知与权力的阉割情结相互决斗,权力的刀锋总是直接腰斩文人所有的内在妄想。权力实质上是永远的黑暗之手,除了扼杀正义与明亮,就是给政体或者政治的宴会献上善良的砒霜。而济世的幻想又几乎是所有具备良知的文人不可饶恕的疾患——早年的陶潜,稽康;后来的李白,杜甫;再后来的唐寅,郑燮。当幻想一旦破灭,文人的偏执与倔强,却又像岩浆暴走之后制造的冷漠金属,在时光的冶炼中变得无比坚硬。每当我在黑暗中审视这个因孤寂而愤怒,因愤怒而舞动笔墨的黑精灵的时候,我都听见反叛在呐喊:一方面来自生命,一方面来自黑暗。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人卖,闲抛闲掷野藤中。”这是徐渭式的表达。也是文人的猥琐与清高,自恃与欲望,在黑暗中的自我倾诉。徐渭的凄凉是真诚的。徐渭的反叛却不是出自本意。他的黑暗几乎是时代的错误纠集。一个定性的社会是不可能允许不定性的事物逍遥规则之外的。天才常常被社会塑造,也常常被社会扼杀。在徐渭的孤独中,时代的黑暗给了我们一把无限的锐利锋芒,虐杀或者切割就常常成为权力黑手端给文人的鸩酒盛宴。为此,文人的自我孤独走入生动漫长的苦难就成为必然。当文人再也无法以自我的绝对精神孑行,黑暗的阴险馈赠就会悄然降临。凄苦自恋的文人内在良知在自我无奈和自我反叛中,犹如深秋冷夜里霜冻的白菊,凋谢在永远没有回声的河流。或者,在郁积的黑暗温暖里成为永远也无法根治的慢性痼疾,在我们的白天和暗夜,在我们有限或者无限的时光里,独自疼痛。郑板桥说,愿做“青藤门下一走狗”,这当然不是指人生。郑燮的内在价值取向在黑暗政治的多情抚摩下,无疑是一种疼痛的郁积,或者是疼痛与黑暗的相互背叛。与之相映的还有石涛,金农,八大山人。他们一边在黑暗里孤芳自赏,一边在阳光里凄然独行,一边却又在自我绝对的孤独中引领渐渐单薄又渐渐倔强的队伍。

  徐渭,字文长,明朝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秀才出生,满腹经纶,常生济世安民之心,企图有朝一日出家门,瞬间踏遍长安花。后却屡试屡败。性灵派领袖袁宏道对其才气极度称道,诵其诗读其文,竟然激动万分,惊之为天人。感伤之余,常流英雄寂寞之泪。几乎傲视群雄的袁宏道,面对徐渭,敬意有加,并从灵魂深处折服,誉之为数百年来第一人,可见其魅力。其书、诗、文、画,社会以“四绝”称之。徐渭也曾自评说,书一诗二文三画四。特别是画,开创了水墨大写意的先河。诗文奇谲,画风率性。生活方式卓尔不群,嗜酒好茶,著有《酒史》一书。对戏剧颇有研究,还有戏剧专著(特别是南戏)。落拓之际,常白眼看人。具有世俗中文人的一切优点和缺点。畏惧权贵又蔑视权贵,向往权力又拒绝权力。晚年以卖画饮酒为业。一生坎坷中,竟以自杀为乐,曾前后七次自戕,居然不能获得彻底的成功。最后,在不得已的叛逆苦难中,辛苦异常地走完了自己苍凉悲壮的一生。

  多年以后,当我站在上海那座凝重端庄,气势不凡的博物馆里。整整三天,我都浸淫在徐渭凸现的诗文字画里。我已经被他的某些东西狠狠打动,特别是他的书法作品——《芙蓉馆十咏》。在那一瞬间,我看见了一个羸弱的男人,在秋风黄菊的映照下,一手端酒,一手握笔。倔强的皱纹里,闪烁着神性降临的光芒;微微低下的头颅,像原野里不死的花朵。这幅生机盎然坚硬如铁的书法作品让我领略了徐渭生命黑暗里所要表达的深沉内蕴:笔墨酣走时自我的反叛与容纳;铁画银钩里内心的块垒与向往;不露声色中凸显的气韵与风骨。可以说,徐渭的笔墨意象实质上就是生命在世的不屈咏叹,是对黑暗与不公的强烈控诉。满纸的枯墨乱墨其实是徐渭的内在血泪。深受王阳明、李贽哲学思想影响的徐渭,把自己在世俗中的自我分裂,化作了永恒的笔墨背叛,向后来的生灵们展示了生命内在的不可亵渎与不可摧毁。在世俗中的徐渭是苦难的,在黑暗中的徐渭是幸福的。时代的黑暗终于点燃了黑暗中永远不灭的灯火。徐渭在这灯火摇曳的旁边,一边微笑,一边流泪,一边缓缓转过孱弱坚韧的身躯。我们看见的,是他瘦弱透明像梅花一样让人疼痛的身影。当年荷兰画家梵高在法国阿尔地区当牧师时,看见上帝漠视人类的具体苦难,梵高黑暗的内心被上帝的冷漠与人类的苦难照亮,最后,牧师的梵高成为色彩的梵高,成为世俗和艺术苦难里最晶莹的钻石。也许,社会的黑暗都是一致的,天才的苦难都是相似的,唯一的不同仅仅在于对待人类和灵魂的态度。

  徐渭,这个苦难的意象,不可逆的河流。社会的黑暗与明亮,完成了徐渭悲剧情结的走势:天才需要毁灭才显出伟大或者永恒,任何对天才的摧残都是帮助天才成长,都是出于对天才的爱护或敬意。因此,黑暗在真正意义上拥有了漂亮非常的借口——没有我们的残忍,哪有你们天才的诞生。当年的梵高以上帝的代言人出现在法国阿尔地区时,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最后的归宿竟然是以血液的自我辐射染红黑暗深沉的土地而彻底明亮。作为徐渭,却远没有这么幸运。梵高的黑暗来自上帝,徐渭的黑暗来自时代;梵高的黑暗身不由己,徐渭的黑暗却怀璧其罪——世俗中的徐渭根本不愿意接受这个不得已的事实。如果没有严嵩的专权,徐渭的自我道路可能悠长显达,或者说是一路明亮也可。唯一的遗憾是,胡宗宪的欣赏使徐渭陷入了表象明亮而实质黑暗的沼泽,这当然是文人不可避免的共生悲剧。当外在和内在的黑暗迎头而来,如美丽的死亡天使,世俗苦难和精神苦难的徐渭就开始了不知所措的流浪。加上婚姻的不幸,徐渭在渺茫和绝望里深深陷入黑暗的陷阱。面对黑暗锋利的刀刃早已无话可说的徐渭,除了沉默就是流泪,最后不得不向自己下手。此时的徐渭,已经不是一个人,而是作为一种意象——苦难的,对艺术不得已的 ——殉道——意象而存在。当艺术在不经意之中可以解缓世俗苦难而又成为无法拒绝的苦难载体时,黑暗中的徐渭因黑暗本体的粗犷磨砺渐渐经典,并最终完成了自我逆转,成为那个时代不可复制的明亮射线。

  仍是多年以后,我来到了徐渭的故乡。
三月的绍兴,草长莺飞,烟雨朦胧。在这座名人荟萃的城市,历史的黑暗擦亮了人性冷冷的光芒。当我在绍兴的大街小巷独自漂流,像一只神秘的蝙蝠,我的心随着雨声的节奏走入历史明丽的黑暗中。而朦胧的雨花像一朵朵含苞欲放的墨牡丹,并在微风轻抚中,朵朵牡丹化为串串墨葡萄,在我行走的大街小巷,纵横散乱。我看见了四百多年前的徐渭——沉默绝世的徐渭,具象而又抽象的背影,宛如绍兴古城隐忍婉约宽和雍容的风景。在一条溪水般的河流旁,我悄悄地站在细雨的呢喃里,我仿佛看见了徐渭当年行走的脚步,就像这溪水,在平仄扭曲之中趟出一条通往远方的道路。而这江南特有的水乡古城,在静静的喧哗中学习隐忍与背叛。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徐渭游荡不屈的精灵,在黑暗中聚集了黑暗的力量,终于点燃了在荆棘中潜伏的泪水。——就这样,我来到了前观巷大乘弄——“青藤书屋”——徐渭的门前。

  这是一个平常的院子,为石柱砖墙木格花窗结构,前后共两室。当年陈洪绶居住此地时,在他的《扫除青藤书屋有感》中写道:“野鼠枯藤尽扫除,借人几案借人书。五行未下潸然泪,二祖园陵说废墟。”由此可知,随着徐渭永远的离去,这里的现状是何等凄凉。而当年徐渭对自己所居现状也做了如下描述:“吾年十岁植青藤,吾今稀年花甲藤。写图寿藤寿吾寿,他年吾古不朽藤。”读之让人潸然。在其博学多才而又孤傲自赏的一生中,我所理解的,傲世不羁的性格和才华,是生命自身黑暗的根本原因,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另一方面,与世不苟,像刀锋一样锋利的人文性格走向,也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徐渭是历史上的遗憾。也是黑暗中最善良的灯火,他所照亮的,不仅仅是一个时代,而是整个历史最脆弱的断面。历史能黑暗的,也不仅仅是黑暗。生命能照亮的,也不仅仅是生命。泰戈尔说过,天空没有鸟的痕迹,但我已飞过。真正的生命之灯是能明亮黑暗的,无论灯光多么微弱……


 

 

不可思議 中國人認為最“骯髒”的六個詞

 

冰藍社區    2007-11-22

無論在思想還是行動上,中國人已經越來越開放了。但在人們的潛意識里,認為“性即是骯髒”的觀念並沒有多少改變。不正當不合法的男女關系,仍然被視為“丑事”、“齷齪事”,是見不得人的。

由于這個“性骯髒”的觀念根深蒂固,所以,中國人至今以說“JiBa”“Bi”這兩個詞為可恥。一些人為了避“穢”,竟然把“Bi”寫成“比”或者“逼”,似乎繞開那個“尸下面一個穴”字,自己就變得很文明了。這自然是自欺欺人的。

還有三個詞中國人也認為是很骯髒的,即“王八”、“畜生”、“雜種”。

“王八”的來歷有人說是“忘八”的諧音,說得具體一點,就是忘記了“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個字。這八個字可謂中國人修身立德的資本,萬萬是不可以忘掉的。忘掉後就不是人了。不是人會是什麼呢?當然是“畜生”了。

我“琢磨”,當一個中國人罵他人是“畜生”時,看似泛指,其實是實指,往往是指豬狗驢這三種動物。這很有意思。我還發現,當一個中國人被罵作豬或狗或驢時,他一定是很生氣的,但當被罵作馬、牛或者虎豹之類的動物時,臉上卻流露出很高興很受用的樣子。究其原因,其實很簡單︰原來在我們的文化里頭,人們對馬或牛的表現是贊賞的,而豬狗驢則正好相反。馬敏捷聰明,千里馬是“人才”的別稱。牛勤懇耐勞,老黃牛,孺子牛,都是對勤勉有加的人的贊譽。豬髒懶笨,狗等同奴才,驢代表愚蠢。所以,人們對待動物的態度自然就存在情感上的差異了。

現在,在動物保護協會的努力下,動物們的地位越來越高了,豬狗驢這些一直被人們不看好的下賤動物,“畜權”狀況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特別是狗。城里養“寵物犬”的人越來越多。網上我們還能看見人給狗下跪的新聞。狗的地位真是今非昔比了。記得小時候,我們農村的狗只有吃屎的資格,現如今,那種“狗改不了吃屎”的觀念已經過時了。我認識一位報社的總編,他家養了條寵物犬,頓頓吃的是雞排牛排,喝的是牛奶。偶爾吃肉包子,卻也只吃肉,不吃皮。睡覺只跟美麗的女主人睡。這樣顯赫的待遇和艷福,大約是狗的祖先們做夢都沒有想到的吧?

豬的地位也提升了。自從《西游記》中豬八戒吃香以後,豬們也似乎變得可愛起來。不僅有人專門為它們作畫,題為《會飛的豬》,而且還有人專門為它們譜曲填詞寫《豬之歌》哩。有的干脆在臥室、客廳中養起豬來,名曰寵物豬。連豬都成寵物了,怪不得這年頭“寵”字不值錢了。

驢子的地位似乎也得到了某種程度的改觀。大約是因為王婆對西門慶說過一句“驢樣的行貨”的緣故吧。據說驢子那話兒是碩大的,男人羨慕,女人喜歡。所以驢子也跟著吃香起來。以前只有新疆人阿凡提喜歡驢子,如今上至官員下至百姓都喜歡。听說那驢的鞭、驢的肉、驢的湯,在冬天里,大補咧。

“雜種”一詞,詞典里頭的解釋是︰不同種、屬、品種的動物或植物雜交而生成的新品種。拿這個詞罵人,目的是要降低被罵者的品種純度。因為從原始社會起,我們都是講氏族或宗族制的,而氏族或宗族制的意義就在于保持種的純淨。當罵人雜種時,無異于說被罵者是動物與人雜交的品種。因缺乏了品種的純度,自然就要低人一等了。不久前,被大家炒得沸沸揚揚的中國龍,其實就是一個再典型不過的雜種。宋人羅願在《爾雅翼?釋龍》中說,龍形象是我們的先人將鹿駝兔蛇蜃魚鷹虎牛等九種動物拼合而成。這樣看來,中國龍不僅是雜種,而且還是一個雜得不能再雜的雜種。

第六個被認為骯髒的詞是“婊子”。中國人對婊子似乎一直都抱有偏見。前不久深圳掃黃,竟然將婊子排成排,拉到廣場上展覽。一些婊子不得不把臉捂起來。由于大家都以婊子為可恥,所以連婊子自己也缺乏自信了。良家婦女討厭婊子可以理解,因為婊子像狐狸精似的,搶走了她們男人的魂魄和錢包。但中國男人討厭婊子就很不地道了,因為幾乎很少有中國男人不喜歡嫖妓的,除非他是玻璃或太監。喜歡嫖妓卻大罵婊子無行,那實在不是一個大男人的所為。

我這里很想為婊子講幾句公道話。目前,中國的性從業者有七千萬,還不算在國外打工的妓女。這麼龐大的數字,是否繁榮了國家經濟,我不敢說。但妓女減輕了政府的就業壓力,解決了性饑渴者的難題,增進了社會的和諧穩定,則是肯定的。她們憑本錢吃飯,自食其力,某種程度上,比貪官污吏、流氓地皮更可愛。再說了,如今婚外戀者,一夜情者,二奶者隨處可見,這些人本質上跟妓女又有什麼分別?正如李銀河博士所言︰妓女是零售商,二奶是批發商,工作性質完全相同。至于婚外戀者則等同二奶,一夜情者則等同妓女。如此,我們就更沒有鄙視妓女的理由了。在妓女面前,我們也不存在任何道德上的優越感。可惜,現實生活中,並不是人人都像我這樣明理並且對妓女寄予深刻同情的。

只有骯髒的思想,沒有骯髒的語言。什麼時候,我們的國人能正確地對待這六個現在仍然在被大家廣泛使用、並被大家視為“骯髒”的詞語,那麼,我們的國民的素質才算是真正的提高起來了!

 

“傳國玉璽”堪稱中國最大珍寶 已成千古之謎(圖)

2007/11/30 


傳國玉璽已成千古之謎,逾千年杳無音信。

清乾隆玉璽皇帝行寶,但這些都被指狗尾續貂。

  中新網 中國歷史上,堪稱國之重寶的器物不在少數,但恐怕沒有一件比得上傳國玉璽。它是野心家夢寐以求追逐的目標,又是史學家濃墨重彩描繪的對象。香港《文匯報》刊文稱,籠罩在它身邊的,是重重的刀光劍影,低沉的鼓角錚鳴,它的出現和消失,甚至成為王朝更替、江山易幟的象征。

  傳國玉璽來歷非凡。秦始皇建立起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封建王朝之后,終于在血雨腥風中得到了令几代秦王朝思暮想的的晶瑩美玉。也許是因為數次尋找九鼎而不得,就像私奔的女子渴望明媒正娶,也許是為了顯示自己前無古人的至尊偉大,秦始皇用和氏璧制作了“傳國玉璽”。玉璽紐上螭龍盤踞,璽文由丞相李斯用大篆題寫“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八個大字。價值連城的玉質,巧奪天工的雕刻,加上蓋世無雙的書法,使這顆玉璽成了精美絕倫的藝朮品。傳國玉璽從此成為承天受命的象征。

  其實,用來制作傳國玉璽的和氏璧,本身就充滿了傳奇色彩。春秋時,楚人卞和在山中看見有鳳凰棲落在青石板上,依據“鳳凰不落無寶之地”的傳說,他終于在山中發現一塊玉璞。卞和先后將它獻給楚厲王和武王,都被認為是石頭,結果以欺君罪丟掉了左右腳。及文王即位,卞和抱玉哭于荊山之下,以致滿眼溢血。文王令玉匠進行打磨,發現里面異光閃爍,璀璨奪目,果然是稀世珍寶。最后由良工雕琢成璧,取名“和氏璧”。

   為了爭奪和氏璧和由它制造的玉璽,野心家露出了他們猙獰的面目,統治者發起過血腥的戰爭。和氏璧曾莫名其妙地流入趙國,落入趙惠文王手中,引起秦昭王的垂涎,表示愿用十五座城池進行交換。但當藺相如將璧送到秦宮時,秦昭王卻食言﹔多虧藺相如憑著大智大勇,先是“完璧歸趙”挫敗秦王的陰謀,接著又在澠池會上戳穿秦國的第二個圈套,保住了和氏璧。這便是成語“價值連城”和“完璧歸趙”的出典。

﹛﹛﹛昹犖藺爛卼癟欺弇赻蕾ㄛ巖斻萊排銘怮綴蝠堤換弊迶踣ㄛ怮綴衾拸鰓ㄛ腕蔚坳祣衾華奻ㄛ絞卼癟鏽善換弊迶踣奀楷珋坳掩婞裁珨褒ㄛ蟀疆韜迶蔔蚚酴踢眄庉﹝犖瓬著奀ㄛ雁袗釬觴﹝呤澄薹濂馴醫栠ㄛ條尪獗僧笢珨凝婓婌鹵奀衄拻粗堁ㄛ咘妏凝ㄛ腕換弊踣﹝呤澄蔚踣贈紲衾挔庌揭﹝綴圇扲憶呤澄ㄛ嗤腕迶踣﹝圇扲侚綴ㄛ麾笣棧妢剢胃觓踣祫勍荻ㄛ奀羚紱衩犖瓬著婓森ㄛ祫森ㄛ換弊踣衱寥犖弅﹝

   傳國玉璽的几次失蹤,還帶有几分詭祕色彩。 據傳,公元前219年,也就是傳國玉璽制成后的第九年,秦始皇乘龍舟過洞庭湖,風浪驟起,龍舟將傾,秦始皇慌忙將傳國玉璽拋入湖中,祈求神靈鎮浪。玉璽由此失落。而八年后,華陰平舒道有人又將此傳國璽奉上。東漢末年,宦官專權。袁紹入宮誅殺宦官,段硅攜帝出逃,玉璽又一次失蹤。所幸孫堅從洛陽城南甄官井中撈起宮女尸體時,傳國玉璽才重見天日。唐初,太宗李世民因沒有傳國玉璽,遂刻了几方“受命寶”“定命寶”之類的玉璽聊以自慰。貞觀四年,蕭后與元德太子返歸中原,傳國玉璽方歸于李唐,令太宗龍顏大悅。唐末天下大亂,后唐末帝李從珂被后晉大兵圍困,李從珂遂與后妃于天星樓自焚而死。據說,李從珂當時便隨身攜帶著“傳國玉璽”。可是大火過后,人們從灰燼中卻不見此璽的蹤影,甚至連一塊外形稍像此璽的石頭也沒找到一塊。

   隨后,宋、元、明、清歷朝都有發現所謂傳國玉璽的記載,那不過是好事者的狗尾續貂,連當時的皇帝都認為那是假貨。傳國玉璽就像一個善于制造懸念的大師,留給后人的,只是一個千古之謎。 (張春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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