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庆红企图维护寡头共治平衡，是在枉费心机
习近平自我新造神的“十日文革”被迫收场后，由曾庆红幕后操盘的中共“稳健派”势力，很明显地在企图恢复昔日的“九龙治水”——寡头共治格局：
一方面架空习近平；另一方面继续让习近平做总书记站台至届满，以避免提前换马引发的震荡，危及中共政权自身。
曾庆红等人自以为可以凭借此种精明狡诈的“不折腾”策略，实现“维稳”保红朝的目的，实际上他是打错了算盘：
我已在多篇拙作中指出：以胡锦涛时期为典型的中南海“寡头共治”格局，是一种极不稳定的平衡，它不是导向宪政民主，就是导向个人重新独裁，因为“寡头共治”格局，是一种催生政变的格局。而拒绝宪政的习近平，正是看到了“寡头共治”难以为继，才咬牙走上新独裁“折腾”道路的。
为什么呢？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寡头共治”的模式，是一种无核心无底线的多头专制模式，它不可能稳定：
其一，寡头共治的模式与中共明文的制度无关，它建立在（一小撮中共元老暨常委级大佬）私相授受、黑箱讨价还价的基础上，虽然也形成了一定的不成文黑帮规矩，比如“七十岁退休”、“七上八下”等等，但是这些不成文的规矩都极不稳定，其约束力完全取决于派系实力的较量。
由于“规矩”取决于实力，极不稳定，因此“寡头共治”的各方不可能有共同的底线，没有共同的底线，就很难达成稳固的妥协，于是谁痞、谁烂、谁歹毒、谁狡诈...谁就得利，所以，各寡头之间就必然“只可共富贵，不能共患难”，有利时握手言欢，不利时你死我活。
而且，寡头共治的模式是一个天然压制强者的逆向淘汰模式，它全无竞选机制，完全由少数寡头大佬在幕后推举“接班人”。这种推举必然是逆向淘汰，“六四”以后钻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人，包括江泽民在内，基本上是一群“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亡命”的庸人，他们为了保其“共治”地位和贪腐既得利益，必然警惕戒惧薄熙来等野心勃勃、能力出众的人，他们必要推出胡锦涛式的弱主、庸人、政治太监，以确保其既得利益不受威胁。
正因为寡头共治的模式，是一个天然压制强者的模式，所以它是一个诱发政变的极不稳定模式，因为各阶层都有能人强者，能人强者既然无法通过正常途径上位，他们必然通过非正常途径，以求上位。
因此胡锦涛后期薄熙来、周永康图谋政变，绝非偶然，乃是寡头共治模式下的必然！
寡头共治模式是一个极不利于专制长治久安的模式：“九龙治水”格局由于没有核心，效率低下，也难以自我修正错误。此种弊端，在胡锦涛时期已经显露无遗：各寡头虐民掠财、贪赃枉法、抓人截访无不争先，但出了问题则互相推诿扯皮，谁都不负责任...结果一丝一毫的改良修错都无法进行，只能黑恶死臭到底，哪怕这对专制本身也是不利的。
寡头共治模式天然地压制能人，必导致中共最高层迅速地弱化、腐化，必然很快重现晚清酒囊、饭袋、满奸、混混末代内阁局面，这样草包的“皇族内阁”，自然无法阻挡袁世凯的崛起。
曾庆红自以为只要回到“一碗水端平”的“稳健”局面，就可以防止中共垮台，殊不知其维护的“寡头共治”模式，必令中共政治局成为“皇族内阁”第二。
而且，曾庆红所谋求和维护的“寡头共治”模式，必然催生出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第二来...篡党夺权政变“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现在曾庆红自以为保习继续站台可以“不折腾”，殊不知习近平不是胡锦涛，他就愿意就范充当胡面瘫政治太监二号？此徒留给习近平反击的后手。
无论是曾庆红还是江泽民、吴邦国...上海政客的劣根性都根深蒂固，都是只有小精明没有大智慧更无胆略的大小袁绍，而中国当今所面临的大变局大转折之引领，也断非向来精明而不高明、有着胆略侏儒传统的上海人所能胜任的。
需要说明的是：中共后邓时期的寡头共治模式，完全不同于越南共产党的“共治”模式：
越共的“共治”模式，是建立在党内民主基础上的模式，它有竞选机制和明文的游戏规则，因此，“共治”的各方有共同的底线，这是一种能够长久平衡的“共治”；
其二，越南的“共治”模式并非无核心的多头专制，它有党内民主竞选出来的“核心”，这保证了它的统治效率；
其三，越南的“共治”因为有竞选机制，它是一种择优机制，它能够选拔出能人统治者，而有利于其政权的长久存在。
综上可见：虽则同样是共产党专制，越南的专制是一种不同于中共专制的开明专制，这也是越共的统治在各共产党政权中迄今最为稳固的真正原因。今后越南必然和平演变，而中共已无和平演变的可能。
曾节明 于2016年三月二十八日下午于阴暖纽约州
习近平自我新造神的“十日文革”被迫收场后，由曾庆红幕后操盘的中共“稳健派”势力，很明显地在企图恢复昔日的“九龙治水”——寡头共治格局：
一方面架空习近平；另一方面继续让习近平做总书记站台至届满，以避免提前换马引发的震荡，危及中共政权自身。
曾庆红等人自以为可以凭借此种精明狡诈的“不折腾”策略，实现“维稳”保红朝的目的，实际上他是打错了算盘：
我已在多篇拙作中指出：以胡锦涛时期为典型的中南海“寡头共治”格局，是一种极不稳定的平衡，它不是导向宪政民主，就是导向个人重新独裁，因为“寡头共治”格局，是一种催生政变的格局。而拒绝宪政的习近平，正是看到了“寡头共治”难以为继，才咬牙走上新独裁“折腾”道路的。
为什么呢？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寡头共治”的模式，是一种无核心无底线的多头专制模式，它不可能稳定：
其一，寡头共治的模式与中共明文的制度无关，它建立在（一小撮中共元老暨常委级大佬）私相授受、黑箱讨价还价的基础上，虽然也形成了一定的不成文黑帮规矩，比如“七十岁退休”、“七上八下”等等，但是这些不成文的规矩都极不稳定，其约束力完全取决于派系实力的较量。
由于“规矩”取决于实力，极不稳定，因此“寡头共治”的各方不可能有共同的底线，没有共同的底线，就很难达成稳固的妥协，于是谁痞、谁烂、谁歹毒、谁狡诈...谁就得利，所以，各寡头之间就必然“只可共富贵，不能共患难”，有利时握手言欢，不利时你死我活。
而且，寡头共治的模式是一个天然压制强者的逆向淘汰模式，它全无竞选机制，完全由少数寡头大佬在幕后推举“接班人”。这种推举必然是逆向淘汰，“六四”以后钻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人，包括江泽民在内，基本上是一群“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亡命”的庸人，他们为了保其“共治”地位和贪腐既得利益，必然警惕戒惧薄熙来等野心勃勃、能力出众的人，他们必要推出胡锦涛式的弱主、庸人、政治太监，以确保其既得利益不受威胁。
正因为寡头共治的模式，是一个天然压制强者的模式，所以它是一个诱发政变的极不稳定模式，因为各阶层都有能人强者，能人强者既然无法通过正常途径上位，他们必然通过非正常途径，以求上位。
因此胡锦涛后期薄熙来、周永康图谋政变，绝非偶然，乃是寡头共治模式下的必然！
寡头共治模式是一个极不利于专制长治久安的模式：“九龙治水”格局由于没有核心，效率低下，也难以自我修正错误。此种弊端，在胡锦涛时期已经显露无遗：各寡头虐民掠财、贪赃枉法、抓人截访无不争先，但出了问题则互相推诿扯皮，谁都不负责任...结果一丝一毫的改良修错都无法进行，只能黑恶死臭到底，哪怕这对专制本身也是不利的。
寡头共治模式天然地压制能人，必导致中共最高层迅速地弱化、腐化，必然很快重现晚清酒囊、饭袋、满奸、混混末代内阁局面，这样草包的“皇族内阁”，自然无法阻挡袁世凯的崛起。
曾庆红自以为只要回到“一碗水端平”的“稳健”局面，就可以防止中共垮台，殊不知其维护的“寡头共治”模式，必令中共政治局成为“皇族内阁”第二。
而且，曾庆红所谋求和维护的“寡头共治”模式，必然催生出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第二来...篡党夺权政变“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现在曾庆红自以为保习继续站台可以“不折腾”，殊不知习近平不是胡锦涛，他就愿意就范充当胡面瘫政治太监二号？此徒留给习近平反击的后手。
无论是曾庆红还是江泽民、吴邦国...上海政客的劣根性都根深蒂固，都是只有小精明没有大智慧更无胆略的大小袁绍，而中国当今所面临的大变局大转折之引领，也断非向来精明而不高明、有着胆略侏儒传统的上海人所能胜任的。
需要说明的是：中共后邓时期的寡头共治模式，完全不同于越南共产党的“共治”模式：
越共的“共治”模式，是建立在党内民主基础上的模式，它有竞选机制和明文的游戏规则，因此，“共治”的各方有共同的底线，这是一种能够长久平衡的“共治”；
其二，越南的“共治”模式并非无核心的多头专制，它有党内民主竞选出来的“核心”，这保证了它的统治效率；
其三，越南的“共治”因为有竞选机制，它是一种择优机制，它能够选拔出能人统治者，而有利于其政权的长久存在。
综上可见：虽则同样是共产党专制，越南的专制是一种不同于中共专制的开明专制，这也是越共的统治在各共产党政权中迄今最为稳固的真正原因。今后越南必然和平演变，而中共已无和平演变的可能。
曾节明 于2016年三月二十八日下午于阴暖纽约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