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洋事件”继续占据中国媒体和舆论关注的焦点。从社交媒体直至人民日报、新华社“喉舌”都在发声。“雷洋之死”已经从全民议论发展到全民办案。

　　舆论风暴眼中，盲点凸显。

　　　　“嫖娼”与死亡

　　雷洋的尸体躺在医院里。死因，迄今还没有看到医院的尸检报告。北京昌平警方对抓捕雷洋过程中是否行为不当的质疑，也没有提供抓捕过程的勘查报告。但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刑侦细节迅速确认公布。

　　昌平分局预审大队大队长高春正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专访时说: “对现场提取的避孕套进行了DNA鉴定，能够证实雷某进行了嫖娼行为。从卖淫女的供述、指认，以及场所其他人员的供述和指认，能够认定雷某的嫖娼行为。卖淫女张某和雷某进行了嫖娼行为。”

　　随即，“卖淫女张某”也被拉到镜头前“证实”与雷洋发生了性行为。

　　雷洋“嫖娼”，与死在抓捕他的警察手里，是什么关系？

　　如果雷洋不是“嫖娼”，而是抢劫、盗窃仰或游行示威时被警察拘捕过程中死亡呢？

　　对雷洋“嫖娼”，有多人指认，但对警方抓捕雷洋和从雷洋“反抗”“逃脱”到死亡的过程，却只有警方的说法，没有一个目击者证言。

　　连新华社发表的社论中也不得不承认：“办案警方随后发布的公告和回应，花费很多笔墨来证明雷某涉嫌嫖娼，似乎还要证明他很熟悉那种场所…把事情引向揭人隐私、道德审判的方向…并未对人们关心的如何死亡这些重点方面作更详实的说明。”

　　雷洋妻子的一句话可以把这个“盲点”高度概括：“不考虑丈夫是否嫖了娼，只在意警方执法是否有问题。”

　　　　当事者

　　“雷洋事件”的当事者只有两方。一方是雷洋，躺在停尸房里，人们永远不会知道他对事件的解释。

　　另一方是昌平警方。昌平警方在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后陆续发布了大量“细节”，显得非常“公开透明”。昌平警方的“公开透明”的版本一言以蔽之：警方在执法过程中没有任何不当之处。

　　事实上，昌平警方借助上到人民日报下到自己的警方网站大小官媒，掌握了话语权。而不断透露出的与“警方版”相左的信息，在中国的网站上迅速被封被删。

　　既然是当事者之一，昌平警方似乎没有认识到，在其执法过程中出现了死亡，自己的身份已经从执法者变成了受调查者。

　　在英国，警察执法过程中出现死亡，每年都有发生。事件发生后，当事警局必须立即向监督警察执法的独立调查机构，“警察投诉独立调查委员会”（IPCC, 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Commission）报告，由IPCC接手调查死亡原因并确定警方责任。警方只有闭嘴协助调查的份。

　　新华社的社论也说，雷洋事件发展到现在，昌平警方应该回避，“应由法定的执法监督机关或更高级别的部门介入，才能发布更权威的信息。”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检察院新闻发言人11日公布，昌平检方将介入雷洋事件的调查，并将派法医协助调查。

　　昌平检察院能否承担监督昌平警方或“更高级别部门”的角色？

　　　舆论“井喷”

　　过去两周，中国发生的大事，世界发生的大事，很多。但如果你只看中国媒体，似乎只有两件事大家关心，从魏则西(专题)到雷洋。

　　有人说，这与两个人的身份标签和与他们的死亡相关因素的特别有关。

　　有人说，这是中国社交媒体高度发达但能议论的事情非常有限有关。

　　但根本上，是因为议论魏则西、雷洋的人，每个人都能设想自己成为“魏泽西”“雷洋”的可能。

　　换言之，如果对最基本的人身权利和生命安全的保障、对最基本的社会诚信没有信心，每个人都会有安全焦虑。

　　本文的标题是谈盲点。“盲点”不等于说人们真的看不见或是视而不见。盲点的背后，是对执法、权利、公正、诚信的信心缺失。

　　北京市昌平居民雷洋被警方宣布“嫖娼死”后，引发大陆各界广泛关注。此案疑点重重，不断被大陆媒体和网民追问。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昌平警方日前通过官媒之口披露不少案件“细节”，但其中诸多“细节”却漏洞百出。

　　昌平警方6条回应被质疑

　　5月7日晚，家住北京市昌平区的中国人民大学硕士、中国循环经济协会生态文明中心主任雷洋离家后离奇死亡，引起舆论关注。

　　中共喉舌《人民日报》11日刊发一篇文章，声称采访了昌平分局预审大队、治安支队和东小口派出所，回应了有关雷洋案的10个热点话题。

　　大陆微信公号“一人君”表示，看完昌平警方的回应全文，但其中一些问题仍然无法释疑。

　　首先，在警方回应第2条说，由于当时便衣穿的都比较单薄，所以执法记录仪没办法外挂，手拿的话又很明显。言下之意，就是没带执法记录仪。但是昌平警方“平安昌平”此前发微博说，手持视频拍摄设备被打落摔坏。这执法记录仪到底是带了还是没带？

　　第二，回应第4条说，因雷某反抗激烈，警察给他带上了手铐，将雷某换到了金杯车上。上车后雷某已经不反抗了也不说话了。按照警方的解释，从伊兰特轿车换到金杯车，雷洋不说话是因为雷洋身体出现不适。

　　但从传出的现场视频中的目击者说，雷洋被押进轿车前喊的是“帮帮忙一下”，押进轿车里后，传出救命声。从雷洋被押进轿车到离开轿车，长达10分钟。正是这10分钟，导致雷洋身体出现不适，不说话不反抗。这期间，轿车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第三，回应第5条说，警方数小时后才联系上家属是因为雷某身上没有手机，没有能证明他身份的物品。于是安排人到现场寻找，才找到。

　　文章表示，事发地霍营不偏僻，一个手机落在一个人来人往的地方，长达几个小时，会没人发现吗？更重要的是，这2个多小时的时间里，雷洋的家人在不停地打雷洋的手机，如果手机没摔坏，既有响声，屏幕也会亮，在夜间会显眼，会没人听见并捡走吗？而警方却能在2小时后返回并找到。

　　第四，警方说，雷洋是苹果手机，有密码，他们无法打开进入手机删除信息。

　　但是，如果雷洋手机若是指纹解锁的，雷洋人在那里，那么对警方来说就易如反掌了。当然这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

　　第五，第7条说：“现场执法无过激行为。一直依照相关法律规定进行的。”这有点无稽之谈，雷洋身上的伤是怎么来的？难道是他自己撞击的？

　　最后看第8个回应，警方说认定雷某嫖娼是因为对现场提取的保险套进行了DNA鉴定，能够证实雷某进行了嫖娼行为。但在此前官媒报导，事发地只是个街头小店，条件简陋，按小姐的说法，并没有保险套。没有保险套，DNA鉴定无从谈起。

　　作者最后表示，如此关注是因为害怕，害怕有一天同样的事也落到自己头上，所以现在站出来动动嘴皮，希望能够推动改变。

　　每个人都可能是下一个雷洋

　　11日，《新京报》发表了观点类似的文章《雷洋之死，声誉和人命哪个更重要？》，文章表示，人们要关注的不只是雷洋有没有嫖娼，最该关注的是昌平警方对他做了什么，所做这些为什么导致了雷洋死亡。

　　文章以2015年美国巴尔的摩骚乱为例说，巴尔的摩骚乱的起因是一个有前科的小混混被警察押上警车后离奇死亡，同样是没有执法记录仪和摄像头来还原真相，当时美国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主要不是这个小混混做了什么，而是警察对小混混做了什么，是否存在种族歧视和粗暴执法问题，没有谁特别在意小混混的前科和生平表现。

　　回头看雷洋事件却非常遗憾，从昌平警方的第一次回应到第二次回应，雷洋所作所为更详尽，我们看到了太多雷洋暴力抗法的细节，警方的所为却相对粗略，对于“执法过程有过过激行为？”昌平警方的回复十分笼统，语焉不详，难以判断。

　　在嫌疑人与警方的较量之中，嫌疑人往往都是弱者，后者对前者可能造成的越界伤害是很容易的事。正是因此，我们更要关注此次个案中昌平警方的执法行为。

　　文章表示，公众如此热切地关注此案，就像曾经关注“躲猫猫死”、“喝水死”等事件，是因为这不是雷洋一个人的事，它和我们每个人权益密切相关。因为，人们担心，每个人都可能是下一个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