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本届中国总理不好做/独家:令计划案6月开审 死缓可能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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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時間： 5/15/2016 12:01:21 PM 被閲覽數： 176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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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本届中国总理不好做



2016年5月15日
    
    

    （中国总理李克强。图片来源：AFP）
    
    关于北京中南海南院（中共中央所在地）与北院（国务院所在地）之争的议论越来越多，原来是经济官员与智囊们在谈话中若隐若现提到此事。但《人民日报》5月9日那篇《开局首季问大势》的重磅专访，其中“权威人士”再度出现，中国总理李克强随后报以“相忍为国”之说，让南北院矛盾公开化。

本届总理运气不够好
    
    《人民日报》的文章见重于中国，不在于文章观点是否说得对，而在于它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党的第一喉舌，经常传天子之令。“权威人士”此前曾有《五问中国经济》、《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两文；两会上李总理宣读政府报告时，习总书记没有礼节性地鼓掌，如此多的草蛇灰线，早就让外界纷纷猜测：今上习近平对相爷李克强很不满。总理大位要易人，早就成为近几年海外中文媒体时不时炒作一下的中南海题材。
    
    从旁观者的立场来看，本届总理确实运气不好。所谓“运气不好”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指他接手的家当太烂，套用《红楼梦》一句话，就是“外面的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李克强接盘的中国经济是什么状态？2012年10月，我在《黄金十年留下的经济遗产》一文中指出，行将接班的习近平与李克强正站在中国经济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上，龙头产业房地产高度泡沫化，世界工厂由盛而衰，所谓经济增速下降只是表征，真正的问题是以下几点：如何寻找中国的新经济增长点，为失业大军打造饭碗。李相必然面临以下困局：在全球经济中重塑比较优势面临重重困难；继续增发货币刺激经济十分危险；为失业者寻找饭碗十分不易。
    
    第二层意思是指“船长与大副”关系不好处。江泽民时期，江虽然贵为“核心”，但对朱相的国务院事务不太过问。朱相是个有性格的人，据传邓小平考语为“朱镕基只能当第一把手，不能当第二把手”，但居然与总书记江泽民及总理李鹏都各安其位。胡锦涛宽仁厚道，不仅不过问国务院的事务，对温相从2013年开始，在国内国外大讲民主、普世价值、政治改革等“政治严重不正确”的话也充耳不闻。如今习总书记治下，僚属对其各种讲话不敢非议，南院干涉北院事务更成了家常便饭，比如去年御驾亲征，指挥救市，与市场大战一场，输了之后抓了几十位奉御旨救市的官员，北院也莫奈其何。
    
    因此只能说，本届总理运气不佳，在一个错误的时间进错了一扇权力之门，如果进的是政协、人大，悠闲度日，照样是国家领导人待遇。李相偏巧成了中国航船的大副，又遇上了一位乾纲独断的船长，就只有相忍为国一条道了。

与“克强经济学”背道而驰的经济施政
    
    说李相在错误的时间进错了一扇权力之门，并不是开玩笑。因为李相接班之前，从2009年开始，中国就成了世界第一大印钞机。
    
    据渣打银行发布的报告，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存量高达13.8万亿美元，是全球第一货币大国。《中国货币超发严重 经济货币化领先全球》一文称，2009年以来，中国央行的货币供应量先后超过日本、美国、欧元区，成为目前全球最大的“印钞机”。2012年全球新增货币供应量超26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占近一半。
    
    李克强并非不知道中国经济问题所在，因此，在他接任前的2012年，就由政府出面委托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制定一份“长期改革路线图”，包括以下数方面：1、推动银行业私有化进程，允许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展开竞争，同时降低政府对银行业的管控。2、土地私有化，允许农民自由买卖土地；3、国企改革，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这一改革蓝图后来被打了大折扣，但也还保留了金融自由化。2013年5月，李克强宣布新的经济改革措施，巴克莱资本随之将其总结为“李克强经济学”，主要内容为三部分：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和结构性改革，总体思路是约束政府行为，纠正从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政府投资和国有经济的过度膨胀，比如“结束财政刺激”，就是逐步缩减国家主导的投资行为；“去杠杆化”，就是抑制信贷增长，大幅削减债务；“推行结构改革”内容则更丰富，涵盖金融、财政、土地等各方面，政策的目的是：用短痛换取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但知道问题所在，并不等于可以解决问题。2013年7月，我就写了一篇《“李克强经济学”的制度基础何在》，指出“李克强经济学”最重要的理念是约束政府行为，强调经济主体必须对自身的行为负责。但要想做到这点，必须约束权力对市场的作用。问题是，中共政治的三个垄断（政治垄断、资源垄断与舆论垄断），必然导致无责任政治，中央政府（包括首脑）无需因任何过错而下台，地方政府（包括行政长官）不会因为债台高筑而引咎辞职集体下台， 正是这一点，导致“李克强经济学”缺乏现实的制度基础。一个月后，“李克强经济学”中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这两条，被中国地方政府吹响的投资号角宣告破产，20多个省市纷纷下发文件，或进行部署，或召开相关会议，要求下级政府继加快“十二五”规划铁路、公路、机场的建设。约有36个城市的发改部门批复了本地建设城市交通项目的开工申请，“铁公鸡”与城市棚户区改造成为新一轮地方政府投资热点。就在国际投行界欢呼“去杠杆化”将使中国金融走向市场化改革之际，中国政府已经决定，由银行对地方政府投资提供大规模的支持，即加杠杆，称之为“定向金融扶持”。
    
    当时这些情况，我都已经写在《政府投资号急吹，克强经济学破产》（2013年8月13日）一文中，认为人们期待已久的李克强“经济改革”，仍将延续其前任温家宝自2008年以来的以政府投资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最多是“旧瓶装旧酒”。中国经济在政府投资的刺激下，只会沿着旧路狂奔。

就算人再强，难奈形势何
    
    总理虽然掌管全国经济事务，但事实上只有政策工具，这个弱势婆婆当家，又怎能奈得何无数强悍、泼皮的媳妇？地方政府的道理也很充足：要办教育、医疗、发放养老费用，这些都需要地方财政口袋有钱；财政口袋要有钱，就得发展房地产；要维持地方稳定，国企工人不能失业，还得要上项目、发展基建；总之是钱钱钱，少了钱干啥也不行。既然如此，就只好银行放水，让媳妇们的餐桌上有饭可开。
    
    总之，“李克强经济学”从问世的那天开始，就注定了其命运：金融市场化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产物，中国的金融由政府掌控，既是政府对经济行政干预的工具，也是一种重要的要素资源，与国企、政权几乎是系于一体的连体婴儿。想要其市场化，等于让病人来充当外科医生，给自己动手术，刀还未举，病人先跳起来闪开了。
    
    此后的“一带一路”已经是南院的得意之笔了。今年以来的债转股、将中国银行的不良资产打包发卖给外资等，则是师法朱镕基在任时期玩过的老招术，但十多年过去，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环境早已过了一山又一山，非复旧时好风光，老招术用于新形势，基本没有效果。
    
    有人估计，《人民日报》接连发文，让南北院之争浮出水面，有点要将李克强当替罪羊的味道。我倒是觉得，李克强现在当替罪羊远比今后当好。现在情势下，不管是调到哪个冷衙门，对他都犹如塞翁失马。事实摆在那里：如今的货币政策陷入深度疲劳，银子哗哗地扔下去，宛如扔进深水里，连个响声都没听到，在这种情况下，谁来当现政府总理，都没法让中国经济起死回生，注定是无功有过的结局。如果习总想亲自实践自己的“习近平经济学”，倒也是件好事。只要习大权在握，经济形势就算再烂，哪怕就算落到委内瑞拉那地步，据说连印钞票的钱都没有了，中国政治怪罪游戏也从来不以现任最高领导为目标。（来源：美国之音）

独家:令计划案6月开审 死缓可能性大




2016年5月14日

    
    【博闻社独家】5月13日傍晚，官方新华社发出消息，中共前朝大内总管、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令计划近日已由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令计划被控“受贿、非法获取国家秘密、滥用职权”三宗罪。
    

    博闻社从北京消息人士处获悉，令计划案将在6月份开庭审讯，高层要求在北戴河会议前结案，而案件有可能仿薄熙来案审讯，受贿和滥用职权部分，半公开审讯，非法获取国家秘密部分，闭门审讯。
    
    消息人士还向博闻社透露，令计划有可能面临死缓的判决，这除了政治需要，也符合刑法的量刑标准。
    
    首先，起诉书指控令计划利用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部长、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这显示令违纪违法活动从他担任中办副主任（1999年）就已经开始，直到“十八大”后，转任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副主席依然没有缩手。
    
    还值得注意的是，起诉书指控令计划“索取、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扫视其他落马高官的起诉书或判决书，很难找到“索取”财物这种指控，可见令计划比一般贪官更是胆大。
    
    当局没有透露涉嫌受贿数目，但是数目“巨额”两字可以判断，不会是小数。根据中国刑法，受贿罪最严重的，可判死刑或死缓。
    
    第二宗罪“非法获取国家秘密”，而且情节严重；根据刑法，最高可判10年。
    
    第三宗罪“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而且“情节特别严重”。根据刑法，最高可判7年。
    
    消息人士指，根据起诉书用词判断，以及中共政治现实的需要，令计划判死缓的可能性很大。
    
    “高层要求在夏天的北戴河会议前，完成令计划案的法律程序，因为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将有重大事宜要进行决策，不能受任何干扰。”消息人士对博闻社说。
    
    值得注意是，新华社的新闻稿没有透露令计划被公诉的具体日期，只是抽象地称“近日”，这一细节也显示令计划案案情相当复杂，保密程度相比其他案件要高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