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台灣遇到的陸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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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時間： 5/20/2016 10:52:20 AM 被閲覽數： 131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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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台灣遇到的陸生（上）

 余傑

首先，需要釐清「陸生」這個概念，「陸生」是對那些到台灣讀書的中國學生約定俗成的稱呼，其實更準確的說法應當是「中生」。我在這裡所説的「陸生」，還包括部分在台灣的大學和學術機構的中國訪問學者。

我自從2012年逃離中國、流亡美國之後，每年都到台灣訪問數月，也應邀到台灣各大學、公民團體、獨立書店、教會演講和座談。因此，有機會接觸到形形色色的陸生，不同背景和立場的陸生，不可一概而論。有的陸生成為我的摯友，有的陸生成為我的論敵。有的陸生永遠生活在一個封閉的陸生圈子內，以「強國人」或「趙家人」自居，對「破破爛爛」的台灣不屑一顧，誰要説「台灣不是中國」，立即面目猙獰、口吐白沫；有的陸生則通過對台灣社會的觀察和思考，由民族主義者轉變成民主主義者，不僅認同台灣人民習以為常的民主自由價值，也從「住民自決」的意義上理解、同情和支持台灣人的本土意識和獨立意願；還有少數陸生，返回中國之後積極傳播台灣民主轉型的「正能量」，參與中國本土的人權活動，甚至因此成為被秘密警察騷擾的對象。

2016年春天訪問台灣，我在各地遇到了不少一見如故的陸生。在王丹任教的中正大學，有讀過劉曉波、王丹和我的很多著述的陸生，熱切地跟我討論中國何時啓動民主化進程；在清大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徐斯儉老師主持的工作坊，有陸生憤怒地譴責習近平對民間社會的殘酷打壓；在政大社科院的演講中，我遇到一位曾在已被關閉的民間機構「立人大學」學習過的年輕學子，他是一位基督徒，正在讀宗教研究的碩士，他對中國社會的精神狀況有精準的把握和分析。

更讓我欣喜的一個故事是，當我在台北裏山咖啡館的「哲學非星期五」與學者曾建元對談時，有一個從中國南方以「自由行」的方式來台灣的大學女生從頭聽到尾。會後，她告訴我，她雖然不是陸生，卻常常以「自由行」來台灣參加各類學術和藝文活動，認識了很多台灣的學者文人和社運人士，對台灣的獨立書店和咖啡館亦情有獨鍾，回去之後嘗試組織類似的讀書會，希望以此聚集一群憂國憂民的年輕人。她買了我的好幾本書請我簽名，我問她説：「能順利帶回去嗎？」她仰起臉來自信地回答説：「不怕，總能找到辦法。」

（圖片來源：哲學星期五＠台北，松江南京粉絲專頁）

這幾年在台灣跟很多陸生接觸，我發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規律：如果是願意尋求真相和真理的陸生，在台灣生活半年至一年左右，思想觀念就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原來中共黨國教育灌輸的意識形態就會崩塌，取而代之的是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在台灣稍顯陳舊和雜亂的建築與街道背後，是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所呈現的迷人魅力，如果願意張開眼睛、敞開心門，不可能感受不到。

當然，也有不少死守黨國教育賦予的「原則」的陸生，他們或出身於既得利益家庭，或不願重建一套新的價值觀，他們只相信中共官方媒體的宣傳，對於不一樣的觀點心存戒備乃至充滿仇恨。這類陸生跟我發生過好幾次硝煙瀰漫的交鋒。他們最不能容忍的是我在兩個方面的言論：第一，你居然在台灣「辱罵」國家元首習近平和執政的共產黨──即便中國有什麽不好，也是「家醜不可外揚」，你這樣做無異於「賣國」。可惜，在我看來，這是最典型的黨國不分的思維方式。分開黨與國、政府與國家，乃是民主國家公民教育的基礎課。真正的愛國者，恰恰是最嚴厲批判和監督執政者、執政黨的公民。

第二，你居然公開宣稱支持台灣獨立，支持西藏和新疆獨立，還要鼓吹四川獨立。你説中國和中華民族是「偽概念」，説統一、獨立、聯邦、邦聯等都是可以接受的、未來中國的選項，這就更是十惡不赦的「賣國」。但是，對我來說，人權高於主權乃是近代以來被文明世界接受的普世價值，若有人主張獨立，自可通過公投的方式檢驗之，為什麼誰有了主張獨立的言論，就要被中國的《反分裂法》治罪呢？

第一次衝突發生在東吳大學。東吳大學外交學社請我去演講，並請在長期關注中國人權議題的黃默教授對談。我的講題是《從毛主義到習主義：習近平正在掀起二次文革》。演講之後，黃默教授對於「習主義」能否成立有所質疑，也有歷史系教授對我批評儒家文化持不同看法，問答環節還有陸生不同意我將習近平的反腐運動解讀爲權力鬥爭，我對這些問題都一一作出解答。各自存異、不必求同，本來就是大學成其爲「大」「學」的根本所在。

當我回到住處查閱當天的臉書訊息時，看到多個要求成為臉友的申請。按照以往的習慣，我一般會點開對方的主頁，看看對方的身份及喜好，若是具備某些可以成為朋友的共性，才會將其接納爲臉友。當我點開一位署名徐淩風的申請交友者的主頁，頓時發現一句最不堪的辱罵——雖然沒有點出我的名字，但徐淩風在剛發表的帖子中大剌剌地説：台灣雖有言論自由，但不能容忍「分裂祖國的人渣」胡說八道。

僅僅因為我說了「獨立和自由價值是兩個不可分割的普世價值」，這位名叫徐淩風的陸生就氣憤成這樣、以致於對我破口大罵？如果他掌握權力，會不會向昔日那些對我施加酷刑的秘密警察那樣，恨不得上峰立即下命令，直接挖坑將我就地活埋？

這名徐同學若只是在他的臉書上辱罵我一番，我跟他沒有臉友關係，我不會看到他的言論，那就只是他個人的情緒發洩而已。但是，他故意給我發來交友申請，以便讓我看到他的這番辱罵，這就是赤裸裸的挑釁了。有不同意見，他不是訴諸於心平氣和的討論，而是訴諸於氣急敗壞的謾罵，甚至以潑糞上門為樂，這背後的心思意念不真實漢娜·鄂蘭所説的「平庸之惡」嗎？

因此，我不得不在臉書上公佈徐同學的名字和言論，並評論説：「我當然不會用同樣的方式駡他是人渣，只是為他的蠻橫、粗魯與獨斷感到悲哀。這位年輕的大學生被中共洗腦如此徹底，儘管在民主自由的台灣生活和學習，仍然不能讓自己的心靈因真理得自由。辱罵跟自己不同意見的人，並不能證明自己的觀點就絕對正確。彼此觀點不一樣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學習傾聽和思考對方的想法，而不是一遇到不同的看法，就發出惡毒的謾罵。要成為一個現代文明社會的公民，徐先生還有一段漫漫長路要走。」

我的這段評論，引發了很多臉友的留言評論。其中，一位朋友轉發來一個名叫施天宇的東吳大學的陸生的發言。比起徐淩風的粗俗的辱罵來，施天宇的文字似乎更有反駁的必要。

施天宇説：我很好奇為何會請這位先生來東吳講座，還請黃默先生作陪，對於後者簡直是一種侮辱性的態度。余傑此人，說起來是個所謂「人權作家」，在我看來既不是作家（作品邏輯不通，毫無論據，簡直玷汙作家之名），也無關乎人權——比六四的諸位走的更遠，余傑自一開始即是打著人權的旗號行著自己的目的（且一點都不「人權」地接受他人的反對意見）

（我的反駁是：東吳大學的學生社團可以自行決定邀請什麽樣的人來學校演講，這恰恰是施同學無法理解的台灣的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而黃默教授非常樂意來跟我對談，這也是由黃默教授的自由意志決定的。黃默教授長期關注中國人權議題，跟我有過多次會面和談話，我們彼此印象很好，施同學自然不必代黃默教授感到「受辱」——如果施同學誠實地説，因為我批判了習近平，讓他本人感到受到了侮辱，我或許可以理解他的心態。

東吳大學城中校區（圖片來源：Solomon203 創用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3.0）

施同學以新聞檢查官的姿態評價我的作品，或許他從台灣學成歸國之後可以到中宣部任職，以後就可以查禁更多的、有可能危害黨國的書籍和文章了。可惜，中宣部並不信任那些在台灣學習過的年輕人，施同學或許難圓他的報國夢。

至於我是不是作家，有四十多本不同類別的著作為證，不是施同學一個人可以否定的。我當天演講的提綱，是從一篇嚴謹的學術論文中抽取出來的，這篇論文已提交美國加州大學的一個國際學術研討會並被接納，也在中研院這所台灣最高學術機構演講並廣獲好評。）

施天宇：那日的講座，聽聞歷史系的黃先生兆強也非常不滿（因余傑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批評了牟宗三和唐君毅），余傑先生怎不去批批這位教授，卻拿一個表達意見的學生做靶子？進言之，余傑既然好為人師，就應當有義務闡述、表達自己的觀點，帽子誰都會扣，一個自詡為人師的人來給學生扣帽子，天下奇聞，足見此人格調之低，根本不應該出現在校園。

（我的反駁是：當天現場確實有一位歷史系教授對我的觀點提出不同意見，我也將我對儒家文化的看法作了進一步的闡述。我的看法是：儒家理念在私人生活中，可以供提高道德修養之用；但在公共領域和政治哲學層面，無助於現代民主制度和人權觀念的建立，也就是説，內聖開不出外王來。這是我跟錢穆、牟宗三和唐君毅等新儒家的根本差異。那位自稱牟宗三弟子的歷史系教授不同意我的看法，並提出來跟我討論，再正常不過了，我為什麼要去批那位教授呢？

反之，徐淩風對我進行惡毒的辱罵，我作出一點回應是必要的。我並不成向徐同學「扣帽子」，我只是建議他學習文明的生活方式。

更讓我無法理解的施同學的一個觀點是，為什麼牟宗三和唐君毅不能批評？為什麼批評牟宗三和唐君毅就成了「不知天高地厚」？牟、唐二人難道是「天」和「地」嗎？我從來不迷信權威，早在大學時代就撰文批評錢穆、季羨林等前輩大師，這正是「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求真意志」的體現。我批評過錢穆，作為錢穆的弟子的余英時教授仍然對我頗為欣賞，這才是有容乃大的胸襟和氣魄。而中國的君臣、父子、師徒文化的最可怕之處就是，後輩不得批評前輩，從而扼殺了一切創造力和想像力。）

施天宇：余傑言「獨立和自由價值不可分割」，個人的獨立當然是自由價值的一部分，余傑卻把國家中特定地區的獨立和自由價值畫上等號（須知道這位先生可是反對過民進黨的台獨黨綱呢）。此人才是真正以分裂國家為目的而行事的陰謀家（抱歉，這種陽謀或許稱之為小人才對）。

（我的反駁是：施同學在展開對我的攻擊之前，實在應當認真做功課。我不僅沒有反對過民進黨的台獨黨綱，我還撰文批評過在民進黨內部提出凍結台獨黨綱的柯建銘、童振源、郭正亮等人，有關資訊，在維基百科網站關於我的條目下就可以找到。施同學為什麼要將我完全反對的觀點強加到我的身上呢？要麽是其學風粗疏草率所致，要麽是其故意顛倒黑白而缺乏做人的誠信。所以，「小人」之稱號只能回到他自己頭上。

而這段話的最後一句，終於讓我理解了施同學為何對與之無冤無仇的我那麽刻骨仇恨，原來是我動了他的「國家統一」的神主牌。統一被他視為理所當然的政治正確，而反對統一的意見，則被他歸入陰謀、陽謀的行列。

施同學攻擊我偷換概念，其實，我所説的獨立不僅僅是個人的獨立，也包括聯合國《人權宣言》中肯定的「住民自決」的原則。個人的獨立應當捍衛，一群人選擇自己的存在方式的獨立意志為什麼就不應當捍衛呢？施同學單單接受前者，卻反對後者，只能說明他是中共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洗腦教育的犧牲品。）

施天宇：余傑先生，我當然不會罵你是個人渣，作為一個讀書人，我會說你是行事沒有邏輯，論述張冠李戴，好為人師而又妄自尊大，行事不端卻又玻璃心靈的人。要不要在你的臉書上罵罵我？我可不怕出名呢。

（我的反駁是：自詡為讀書人的施天宇，真不知道讀過幾本讓他心智趨嚮成熟和自由的書籍，他大概只讀過毛澤東和習近平的語錄。雖然我不喜歡像習近平那樣炫書單，但我願意開一張書單推薦施同學閱讀，比如奧威爾的《動物莊園》、海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以及胡適、殷海光和鄭南榕的文集。我不會像施同學辱罵我那樣罵他，我只希望有一天施同學被啓蒙之後，會爲如今的這些言論感到羞愧。而施同學以後是否能出名，不是倚靠我點名「罵」之，而是靠施同學自己的不懈努力。）

第二次我與陸生的衝突，發生在新竹交通大學。我受邀在交大以《台灣與中國關係的演變與展望》為題發表演講，在進入問答環節的時候，有五、六名陸生密集式地發問，焦點是反對我「汙衊」一天比一天更好的「祖國」。不過，比起東吳大學那兩名在臉書上謾罵的陸生來，交大的這幾位陸生的表達方式還算彬彬有禮，有一位陸生甚至巧妙地先讚美台灣人情味濃郁，表示他喜歡台灣，然後再回頭來質疑我——這樣做，或許可以將我跟在場的台灣人區隔開來。

在這些提問者中，有人自稱「代表」中國當代大學生發言，完全是一副央視播音員及外交部發言人的口吻；還有人質問説，你提到的浙江強拆十字架事件，只是來自西方媒體的報道，根本不能說明中國沒有宗教信仰自由；更有人自稱農家子弟，認為中國一切都在改進之中，中國的成就不能一筆抹煞，甚至滔滔不絕地背誦起習近平的講話來，讓我聯想到文革時代那些自以為真理在握、背誦毛語錄的紅衞兵。

對於這些質疑，我的回應是：第一，誰能「代表」中國當代大學生？有多少中國當代大學生投票給你，請你代表他們？你在台灣可以觀察到，每一個民意代表都是人們投票選出來的，沒有人可以不經過選舉而自己號稱充當眾人的代表。因此，你只能代表自己發言。第二，我引述的浙江新一輪的宗教迫害的材料，包括兩千多家教堂的十字架被拆毀、兩百多座教堂被拆毀、數十名牧師和信徒被拘押，不是來自《紐約時報》等西方媒體，而是來自溫州教會內部有心人的統計。蒐集資料的教會同工親身經歷了整個過程，每一座被拆毀的教堂、每一個被拆毀的十字架，都有詳細的時間、地點、人物的記載，我可以隨時更加完整第一手的資訊。第三，我並沒有否認中國社會在某些領域取得的進步，但這些進步不是執政黨賞賜的，而是中國各階層的民眾奮力爭取來的。正如我們回顧台灣的民主化進程時，不能認為解除報禁和黨禁是蔣經國晚年大發慈悲的結果，而必須看到幾代台灣黨外運動的先驅的流血犧牲。另一方面，中國在某些方面的問題卻愈演愈烈，如環境破壞、人權狀況惡化、人性敗壞等，這些都需要知識分子給予嚴厲的批判。知識分子的天職就是批判不公不義。

想想

我在台灣遇到的陸生（下）
余傑





那名自稱來自甘肅貧困地區、當場背誦習近平講話的男學生，對我講述的我在流亡國外前，被中國國保騷擾家人、甚至遭受毆打至昏迷等遭遇表示同情，又表示尊重我的言論自由。但我反問説：我不是需要同情，而是希望年輕朋友們思考，一個作家僅僅批評幾句領導人，就差點被酷刑致死，這樣的國家正常嗎？世界上唯一一位被關押在監獄中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是誰？是劉曉波。你們知道他的名字和事跡嗎？（我在台北教育大學演講的時候，有一名陸生承認，她從來沒有聽到過劉曉波的名字，也不知道劉曉波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罪名，不過是他參與起草《零八憲章》以及發表了一些批評中國時政的文章。你們去看看《零八憲章》，它跟法國《人權宣言》和聯合國《人權宣言》中的內容，究竟有多大差別？這就是因言獲罪。如果你們認為國家元首的面子比公民的言論自由權利更加重要，那麽，我和劉曉波的命運也隨時可能降臨在你們身上。





劉曉波的巨幅頭像投映在奧斯陸大酒店的正門外牆（圖片來源：由美國之音王南拍攝，公有領域）





當我講到這裡，目光所及，發現那名同學的臉色也變得嚴峻起來。





有趣的是，演講結束之後，我發現這群陸生聚在教室的一個角落開會商議，相信他們正在檢討這場「攻防」的得失。有人大概要負責寫交給上級的報告，並以此獲得獎賞。無論如何，我仍然祝福這群年輕的陸生，今天晚上至少他們聽到了平生中從未聽過的一些異端的觀點，讓他們原有的「天然統」的觀念受到猛烈衝擊。他們會慢慢知道，那些神聖不可侵犯的理念，原來是可以加以質疑和反對的。我也相信，如果我的某一句話語如同一粒小小的種籽進入他們心中，假以時日，必定會開花結果。





如果説陸生捍衛中國的「榮譽」和「尊嚴」的言行，大抵是出於幼稚和矇昧；那麽，某些訪問學者在台灣宣揚黨媒上的觀點，就很可能是「職業」使然。既然有「職業學生」，當然更有「職業學者」。





我可以分享跟兩名來自中國的訪問學者交鋒的經驗。





有一名自稱是台師大訪問學者的人，先後參加了我跟陳芳明教授在閱樂書店對談以及我在中研院近史所演講，每次問答環節，他都搶先發言並提出一模一樣的問題。其實，前一次他的提問，我已經耐心解答了，他知曉了答案，第二次根本不必再提同樣的問題。所以，他與其説是提問，不如説是要爲我的演講「消毒」。





這位訪問學者的問題是：政治人物有多面性，是複雜的個體，不能全盤否定，全盤否定就是偏激之論。既然你説中國的決策不透明，那麽你的書中的資料從哪裏呢？是不是你的臆想？你的書只能當小說看，不是嚴禁的學術著作。





我的回答是：首先，中國官方媒體已經有滿坑滿谷的對習近平吹捧了，有我一個全面否定他的聲音來平衡有什麽不好呢？知識分子就是雞蛋裡挑骨頭的人，我不僅批判中國的專制者，我也批評美國和台灣的問題。其次，我書中的素材，都取自中國官方的報道、西方和港台媒體的報道，我沒有特殊的渠道能夠取得秘密材料，我只是將這些材料進行蒐集、整理、比較和分析。第三，我寫習近平等中共領導人的書，不是學術論文，也不是小說，而是政治評論，不同的著述有不同的書寫方式。如果你想看我的學術文章，建議可以看看研究近代知識分子心靈史的《彷徨英雄路》。





在中山大學亞太及中國研究所，也有一名自稱來自福建華僑大學的訪問學者，非常激動地提了一連串的問題：罵國家領導人是一種好的推動中國進步的方式嗎？不要以為西方民主制度就能解決所有問題，美國現在還不是問題一大堆；反之，中國的民主集中制運作更好。一九八九年你在哪裡？從後來的情形來看，如果那些學生領袖奪權了，中國一定天下大亂。他們都跑到西方去了，他們中有哪一個坐過牢？中國不是沒有言論自由，我的朋友罵共產黨罵了二十年，還不是安全無虞？





讓我震驚的不是這位學者的提問有多麽尖銳，而是一個人到中年的大學教授的思想水準如此低下，連西方民主國家的中學生的水平都比不上。這樣的人當教授，又能教出什麽樣的學生來呢？我不禁爲中國的大學生感到憂慮。這位學者的問題個個都很容易解答：政治人物就是用來給民眾批評乃至辱罵的，用麥迪遜的話來說，公民有批評的自由，才能避免暴君的出現；民主當然不能包治百病，民主還需要共和、憲政、自由等觀念配搭，更何況丘吉爾說過，民主是最不壞的制度，我還可以補充一句，沒有民主絕對是最壞的制度；1989年的時候，我還是中學生，在四川老家，雖然沒有參與學生運動，但中共開槍殺人卻讓我完成了自己的成年禮；後來某些學生領袖的種種不如人意的表現，並不能否定學生運動的正義性，而坐過牢的學生領袖的名字，你從谷歌上幾分鐘就可以搜到，在台灣任教的王丹就坐過幾年牢，請你不要再以訛傳訛了；最後，你的朋友有在公開的媒體上罵共產黨嗎，他罵共產黨的言論有可能刊登出來嗎？如果只是在家裡罵，在朋友間的飯局上罵，那是私下裡的言論，私領域的言論自由不是真正的言論自由。我的這些回答，終於讓這位訪問學者無言以對。





我在台灣與陸生的相遇，有愉快的經歷，也有非常不愉快的經驗。無論如何，台灣這個自由的寶地，爲我與那些友善或不友善的同胞提供了相遇的機會，我對台灣心存感激。我相信，自由比專制更有吸引力，這是由上帝賦予人的天性所決定的。所以，在台灣的陸生們，大部分總會有靈魂甦醒的那一天。未來，我們會在追尋自由的道路上並肩同行。





附錄一





邀請我前去交大演講的一名學生社團的負責同學在臉書上的留言：





昨天余傑先生來交大演講，最大的動員者是中國政府，沒有啦～應該是說現場的中國人搞不好比台灣人還多。





到了Q&A時間，中國學生各個「磨刀霍霍向余傑」。有好幾位都大大地讚揚習主席，這對我來說是一個culture shock。我們或許對中國有些想像，可是昨天是一個強烈的文化衝擊！（雖然這跟我之前認識的中國學生都不太一樣。）





余傑先生請他們跳過媒體對習主席的報導，抒發自己的意見就好，不料，這個中國學生說：「我說的這些，不是媒體的報導，也不是輿論，都是我自己的親身感受。」好像你跟習主席是多好的朋友一樣咧，不是透過媒體要怎麼「感受」習主席，難道跟習主席同桌共餐過？





昨天余傑先生的演講大致上我都同意，但是他認為台灣人應該多跟中國民間社會交往，中國民間社會有一股跟中國共產黨不同的力量，中國共產黨絕不等於中國。





好的，那我想問這種良善的中國民間社會在哪裡？雖然我承認交換生或許有受過某種程度的調查，也不能代表中國民間社會，但是如果連中國的交換生都表現出這種讚揚黨、歌頌黨、維護黨的立場，那到底中國民間社會在哪裡？





這種「讚揚黨、歌頌黨、維護黨的立場」的目的到底是什麼？我實在不太了解，是真心愛黨嗎？所以不容他人在國際上詆毀黨；還是成群結伴地出現在這種場合，要給做記錄的「馬英九們」證明「我有維護黨哦，我沒有縱容這些人詆毀黨哦」？





不過，我覺得昨天還有幾個重點：





1、透過「這些」中國學生的表現，形塑出了一種明顯的文化邊界。這種認異的過程，顯示出這是兩個不同的群體。





2、在今天的台灣，是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就是可以享有很高的言論自由，可以批評黨，也不必維護黨，甚至不必歌頌黨。（而這些陸生的表現）根本讓我想到「敬愛的先總統蔣公」其實根本也沒有離我們太遠啊！











附錄二





一位參與當天晚上演講會的台灣人在我在臉書上爲我發來的私訊（作者本人同意由我發表）





我是昨晚第二位發問，問您中國民主化可能性的那位台灣人，也就是拿著電腦拚了命打字，想要記下資訊供未來回味的小小工程師。看見您新的貼文，心中有些難過。





昨晚的問答時間，我有感受到陸生們的攻擊性，同時聽著他們的發問，我忍不住失禮地一直笑。倒也不是要笑他們迂，只是我彷彿看見了大學時期的我。





請容我稍稍講一點自己的小故事。





我生於苗栗縣，長於苗栗縣。苗栗縣在台灣是個頗特別的地方，在這裡國民黨怎麼選怎麼贏，幾十年過去了民進黨在這裡的選舉毫無勝算，即使國民黨兵敗如山倒的2016大選，在苗栗也是穩當拿下兩席立委。這樣冥頑不靈的苗栗縣，被外縣市的人諷為「民主聖地」、「永遠過不了智力測驗」。





在這個地方長大的我，自然而然不對國民黨有什麼敵意，即使不見得聽過多少對國民黨的吹捧，一定很多人都聽過：「民進黨是亂黨」這樣的話術，且深信不疑。





高中的時候有幸讀了以自由學風著名的新竹高中，第一堂歷史課進來的是有名的張德南老師，頭沒幾句話就指著校長室的方向罵髒話，批校長是國民黨的走狗。剛上高中又逢叛逆期，看到這樣的震撼教育只覺得這個學校實在太有趣了，我喜歡這樣的環境。只是我不覺得國民黨有老師講得那麼糟，也許老師太偏激了。這是我回憶起來，最早的政治意識。





高中畢業就讀東海大學，運氣很好，也是個校風開放的環境。大一的歷史通識課，老師惡狠狠地撂下必考題：「中華民族不存在，這是必考題。誰敢寫錯就一定當掉」我已經記不清後來老師有沒有解釋過這個複雜的脈絡，但我肯定在那之前他沒說過。當下我只覺得我從小被教育的「光榮的中華民族」「堂堂正正的中國人」這樣的價值觀，在課堂上被老師用力地羞辱。抱著抗拒的心情，我幾乎不想聽下這堂課。





曾幾何時，我竟然變成一個，可說是標準的「台獨份子」。每當我想起自己立場的轉換，不免回憶起前述兩件事。





我不敢說我能體會您受過的不公，我真那樣講就太自以為是了，我只敢去想像那多可怕。然而我的成長脈絡，是相似於昨晚在場的陸生，我真切能夠體會他們的心情。不幸地，在場兩位老師（應該是吧，我並不認識），或許是因為地主之故，急忙想要「矯正」些什麼，於是在場的火藥味就更濃了。





會後我看見他們集結了一圈。立場上我是局外人，心情就少了些顧忌，抱著好奇心過去聽聽看他們在談些什麼，理所當然是跟這次論壇有關，同時有另外一位長者在對他們曉以大義，使得他們的討論零零散散，也沒什麼大意。





我（這通常是害羞內行的工程師）鼓起勇氣對在場的同學說：「不好意思，我是台灣人，一個普通的工程師。很訝異這邊聚集了這麼多陸生，想要聽聽你們的想法，你們願意跟我說嗎？」





他們臉上瞬間都露出驚訝的表情，竟然會有台灣人想要聽聽陸生的想法。我也很訝異，強調了自己可能是標準的台獨份子，他們還是很願意跟我談。





於是，我們一行人在會場外聊天，直到十點半會場關門，意猶未盡還到旁邊的涼亭聊到十二點，一個不期而遇的小小沙龍就這樣開始了。





聊天的範圍，從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同性戀、台獨與華獨、周子瑜事件及中華台北隊的荒謬、台灣追求民主的過程與國民黨倒行逆施，提到了三權分立的概念也略為碰觸了台灣憲政體制的問題（因為許多陸生也被教導台灣民主有問題），也講到了集會遊行法與陸生一定會有的擔心：「亂」。說實在我不是社會學、法學出身的人，底子不夠深厚不敢講得過頭，我也知道他們在這些領域都是生手，我盡可能地把我看過的東西，整理之後分享給他們，並提了一些關鍵字給他們搜索的機會。





尤其，提到選舉的時候，有人問了：「台灣到底是怎麼選舉的」，這個問題一拋出來，所有人的眼睛都亮了。他們很殷切地想知道，這種事情怎麼可能進行。（幸運地，我不但有投票經驗，我還有幫忙輔選的經驗，這難不倒我）





2004年中華民國總統大選的競選活動，地點是二重疏洪道下的廣場，飄著細雨的晚上，依然不減人們的熱情。（圖片來源：geoffrey攝於2004年3月6日，CC BY-SA 2.0 tw)





作為回報，他們很真誠地跟我說了內心的想法。好比有位同學是福建人，他說1996年台灣海峽情勢緊張的時候，他家鄉的長輩們根本就不想打仗，因為福建離台灣近，真打仗了很有可能先死他們。談到言論自由，也許是因為少了防衛心，他們很坦誠地說，的確覺得言論有管制，且有好也有壞，信息不自由新聞不自由，說什麼話大家都不能信，根本就無從判斷起事情的真偽。他們也對於五毛、水軍很感冒，談到帝吧在臉書鬧板的事，也覺得不應該。





講到民主自由等等的終極目標，我深深地感覺到他們與我沒有太大的差異。只是環境、教育、宣傳等等的影響，讓兩方對於通往終點的路徑想像，很不一樣。





我並不想責備他們什麼，他們這樣太正常了。看看我們台灣戰後嬰兒潮的上一代，很多人就是這樣子去看待國民黨與中國。只是，我很幸運地沒有經過苦刑的方式就看到了跟以往不同的歷史論述，使得我的價值觀產生了改變。而，同樣沒有經歷過恐怖統治的年輕人，正在此時糾結著，自我反省著過往的認知是不是對的，這時候出現了防衛心態保護自我，這是完全能夠預測的。

恕我以比較不尊敬的方式來比喻，他們好比站在教堂外的苦人，好奇地想要看看教堂內是什麼樣子，這時候如果聽到門縫傳出聲音說：「外面那些人想幹嘛，是不是想偷我們的東西？」他們的反應可想而知：「誰稀罕？你以為我們真那麼窮？」也許就因為這樣，他們被推得更遠，彼此更不能理解對方了。

我想，是因為各自的生活經驗不同，看事情的角度也不一樣。幸運的生在沒有白色恐怖的台灣的我，在看見他們對於民主、法治、自由的好奇心，那發光的眼睛。我深深地覺得中國民主化的種子就在那裡。

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