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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学勤
    
    我与高耀洁相识，是因为与中原有不解之缘。“文革”中插队去河南，在豫东盐碱地上生活过几年。犹记寒冬腊月，天一亮背起粪箩头拾粪，走九里跨过省界，走到过山东曹县地面。后来与高耀洁教授见面，才知道那竟是她出生的地方。中原血祸震惊全国，我去郑州她家，但见四壁萧瑟，墙上挂着一幅对联“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地上、床上、过道处凡能插脚的地方，堆满了防艾图书和方便食品，等着打包邮寄。听她略带鲁西南口音的豫东方言，与我能说的河南土话同音，于是互称“老家只隔几里地”。
    
    她问我对河南的印象，我说那里的官场令人不快，热情中透着虚伪，庸碌中透着狡诈；而百姓分外可怜，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四十年前，我带着左翼激情去豫东，下乡第一课是请贫苦社员忆苦思甜，老人们说着说着下了道，控诉起1959年“合大伙”（办食堂）饿死人的恐怖岁月，干部连声在底下喊：“下来，下来！”那一声喊，将我的左翼狂热砸得粉碎。高耀洁接着这句话，说了另一个“下来，下来”的故事：
    
    2001年9月30日，她到河南周口地区查访艾滋病疫情，返途中听说某村疫情严重，临时拐弯走进了这个村子。进村就听见有奶声奶气的叫声，略带嘶哑：“下来！下来！”循声走进一个门半掩小院，走到靠北的屋子，欲待敲门询问之际，出来一条大黑狗。这狗骨瘦如柴，叫了一声，返身回屋。她跟着那狗走进屋里，只见梁上垂挂着一根草绳，一个年轻农妇悬梁自尽。尸体脚下，是一个两岁多的小男孩，鼻涕和着眼泪哭喊，抓住梁上尸体的脚后跟在啃咬。
    
    “下来，下来！”，显然是那个只有两岁的孩子发出的，他是叫娘“下来”给他喂奶，却只够得到妈妈冰凉的脚后跟，将脚后跟当乳头啃咬。那一天是中秋前夕，也是那年那月的最后一日，中原血殇，以一个孩子的嘶哑叫声在纪念第二天的节日，母与子生离死别！如此悲惨景象，大概只有在毛泽东同样是咏叹血祸的诗词中出现过？——“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不到两个月，那孩子也死了。
    
    谈到我对中原官场的厌恶，高耀洁告诉我血祸恰恰起源于那里的官场，官员为“GDP”大办血站，官员采血，百姓卖血，祸害由此而起，并不是起源于西方人理解的民众“性解放”。她与我讲了当年田间地头如何采血、卖血的细节，此后她也曾对作家阎连科讲过，后者将其写入小说《丁庄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阎连科的文学风格是魔幻现实主义，但这一细节却完全是写实：
    
    　　一夜间，几百口人的丁庄村，突然冒出了十几个血站来。县医院血站、乡医院血站、乡政府血站、公安局血站、组织部血站、宣传部血站、兽医站血站、教育局血站、商业局血站、驻军血站、红十字会血站、配种站血站，八八九九，竖一块木牌子，写上几个字，来两个护士和会计，一个血站就建立起来了。
    
    　　在庄头，在十字路口上，在谁家闲着的一间屋子里，再或把原来废了的牛棚扫一扫，取下一块门板洗一洗，把门板架在牛槽上，摆上针头、针管、酒精瓶，再把抽血的玻璃瓶子挂在牛棚的横梁上，这就开始买血、卖血了。
    
    　　庄子里到处都是挂着如藤如蔓、流着血的塑料管和红葡萄似的血浆瓶。到处都是扔的消毒棉球和废针头。到处都是碎了的针管玻璃和装血的玻璃瓶。到处都是搁着、挂着收集起来的O型、A型、B型、和AB型的血瓶和血桶。地面上是一片落着的血滴和洒出来的红血浆，空气中整日飘散着红烈烈的血腥气。
    
    　　······
    
    　　（老村长李三仁）唤着说：“丁辉呀——我头晕得很，这天这地都在我眼前转圈儿。”
    
    　　我爹说：“不让你卖你偏要卖。我提着你腿倒倒血？”
    
    　　他就说：“倒倒吧。”
    
    　　也就躺在田头上，我爹、我叔一人提了一只他的腿，脚在上，头向下，让他的血从腿上、身上朝着头上流。为了让他头上血足些，我爹我叔还慢慢提着他的双腿抖了抖，像提着洗了的裤子腿，抖着让水从裤腿朝着裤腰上流。
    
    　　抖完了，把他的双腿放下来：“好些吗？”
    
    　　李三仁就从地里慢慢站起来，走了两步路，回头笑着说：“好多了。我经了半辈子的事，还怕流这一点儿血。”
    
    　　我爹我叔蹬着三轮就走了。
    
    　　李三仁便柱着镢头又回田里干活了。
    
    阎连科听高耀洁讲述上述细节，惊讶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我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只是来自鲁迅笔下，来自“鲁镇”、“未庄”系列小说。但鲁迅想象力再丰富，也无法想象世间有如此真实景象——人如鸡鸭，“提腿倒血”。这就是我所熟悉的中原田间地头，这就是我所熟悉的豫东乡亲父老？相比“我爹”、“我叔”、“李三仁”，那祥林嫂、阿Q、小T又算得了什么！
    
    　　也许正是这些亲眼目睹的悲惨场景，以及那一声声“下来，下来”，给高耀洁弱小的身躯注入顽强动力。她不是第一个把中原血祸说出来的医生，却是捅出这个消息之后（1996年），连续14年坚持不懈、遭打压而绝不倒下的人。《2009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公布，中国在2008年有19712所医院。即使以每个医院只有20个医生为计，也至少有40万医生。而这40万人中，为这场血祸站出来说话的只有4个医生，10万分之一；4个医生中只有高耀洁教授面对14年来的艰难险阻，挺到今天。她走过100多个村庄，访问过近1000个艾滋家庭；足迹遍布豫、冀、鲁、晋、陕、皖、湘、鄂、浙、苏、云、贵、川、粤、桂、沪16个省市。她收到过来自艾滋病人和各种其他性病相关的信件15000封，她给每一封信回信，没有让任何一个病人失望，这些信件集编为《一万封信》，已正式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她亲手救助的艾滋孤儿就有164个。她的家每天接待来访的艾滋病患者，多的时候一个月内接待过58位。她自编、自写、自费印刷、自费寄出的防艾读物有130多万册。相伴一生的老伴郭明久医生于2006年4月去世后，她一度情绪低落，我把当月收到的稿费寄给她以致丧礼，她的回信竟是邮寄几百本防艾的宣传册，嘱我在大学生以及社区中分发。她不是没有钱，而是把国际、国内所获的奖金和个人积蓄、稿费、讲课费等总计100多万元人民币，全部用在了中原血祸、百姓血难的救助工作上！
    
    　　血祸蔓延惊天动地，危及种族血脉。如在以往，下至县丞上至朝廷将寝食难安，在今天也应该是部长、书记、乃至国家总理亲自过问的事，她却以八旬老人的孤独肩膀一人扛了起来。2007年，她突破封锁到美国首府华盛顿领取“环球女性领袖奖”，那是她迄今在国际上获得七个奖项中的第六项，但也是她第一次能够出国领奖。颁奖会上，一位未受邀请、自费乘机、自购昂贵门票、专程远途而来的美国乡间老妇人，握着高耀洁的手，急匆匆表达自己的钦佩，她愿以自己的微薄退休金赡养高耀洁晚年。凭着美国普通民众的直觉，她将高耀洁与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1910－1997）相提并论，说“高教授的工作条件比特蕾莎修女还要困难，高教授不仅是善良人，还是一个英雄。”
    
    　　这位素不相识的美国乡间妇人，也许比我们本土知识人士更懂我们这里的“特色”，更知道“特色”下的高耀洁是如何艰难：
    
    　　她本身是个残疾人。除了高血压、心脏病，她比正常人缺少一个重要器官——胃。她的胃在“文革”中遭暴打损伤，切除了十分之九，而今不过是一截肠子一样的象征物。在上海，我见她走路有点蹩拐，才发现这位妇产科医学教授竟然是我在豫东民间到处看得见的“大娘脚”——双足缠裹又放过。在参议员办公室，希拉里久久注视这双在西方看不到的脚，无法想象就是这双脚走过中国千里万里，山路、平路、沟沟坎坎，一步一步捱了下来。
    
    　　她是一个妻子。当她在山东大学讲坛上为学生普及防艾知识的时候，老伴病倒住院；当她在那里调查非法采血的黑血站时，老伴卧于病床乏人照顾；在她把关爱源源不断送给艾滋孤儿寡母的时期，老伴溘然去世。她是一个母亲，“文革”中儿子受她牵连，13岁曾被判刑关进冤狱，一生都活在恐惧中；小女儿受她牵连，曾经失去工作，走投无路，因此不能理解她的菩萨心肠和献身行为，至今对她心有怨忿。言及自己的亲人们，老人垂泪不已，私下里说：老伴是个好老伴，自己不是个好母亲。
    
    2007年，为了保全中原的脸面，而不是中原的生灵，有关方面调动所有能调动的力量，既要阻止老人出国领奖，又要迫使她做出自动放弃的姿态。最后竟把她那少年时期受其牵连，至今心有余悸的儿子动员到她面前。儿子以自己的工作和前程为抵押，给老人重重地磕响头，跪请母亲答应有关方面的话。那一天是2007年2月18日大年初一，她没有动摇，她用那双给这个世界接生无数次的手，在纸上写下了两行字：第一行是：“儿子郭锄非曾因我受害坐过三年狱。”第二行是：“本人行为本人负责，一切概与儿子无关。”此时此刻，她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想必还有另一幅母与子生离死别的真实画面，声声叫唤“下来，下来”？
    
    “空气中弥漫着采血、卖血的气息”，这在特蕾莎修女的世界是不存在的。特蕾莎最不能想象的是，艾滋病在西方是“后现代病”，但在中国竟会在不知后现代为何物的前现代农夫、农妇中疯狂蔓延。高耀洁一再辨明，中原血祸不是因为“后现代”，而是肇始于官场“前现代”，是官员疯狂追逐“GDP”，不择手段，这才造成这场旷古奇闻、人间惨祸。她说穿了艾滋病的“中国特色”，说穿了“后现代”浮表下的“前现代”血写的秘密，却又顶住压力守口不改，终于得罪有关方面，最终竟不能见容于这块土地。
    
    这一天终于来了。2009年8月9日早晨，我打开电脑，高耀洁发自大洋彼岸的一封电子邮件赫然在目：
    
    我离开中国，为的是能让世界知道中原血祸的真相；我还是要回来的，我死也要死在回中国的飞机上。
    
    合上电脑，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如受电击，久久无言。耄耋八旬，离家万里，举目无亲，风烛残年？在我所知道的出走历史中，大概只有托尔斯泰83岁高龄在风雪中出走可以与之比拟。高耀洁也是知识分子，只是饱受儒家传统教育熏染。第一次与我见面，《诗经》、《论语》，脱口而出，整章背诵。不要说医学专家，即使在我认识的人文学界专业人士中，亦未见如此心诵故国古典者。她也83岁高龄了，这样一位可敬可亲的老人，在她有生之年，我再也见不着了？不再是乡音絮语，不再是《诗经》、《论语》，不再是“老家只隔几里”，而是一去两万里，桴浮于海，我们只能在飞机舷梯下等待她去国还魂之遗骸？
    
    960万平方公里有“血祸”在地下蔓延，却容不下地表上一个站着说真话的老人！所谓“中原血祸”，只是一个隐喻：华夏早有“国殇”，老人只不过说出“国殇”不是某一天造成，而是一场病在多年，无声无息的“血殇”——“殇”不在肘腋，而在“血脉”，在种族命脉所系之“血液”。她无情刺穿某些知识时人“后现代”、“现代性”之神话，刺穿“特色”、“模式”、“崛起”之下还有前现代“血殇”。在丹麦，“皇帝没有穿新衣”，说出这一秘密的是一个口无遮拦的孩子，人们世世代代记诵他；在我们，能说出这一秘密的却是一位耄耋老人，一个来自旧社会的妇产科医生，中原故国只能放逐她？此情何以堪，此理何以言，若有言，又何处能畅言？
    
    我只感到眼前一层层病血淤积，堵至喉，堵至咽，口不能言。只好引毛泽东对另一位医生的著名赞誉，转录于下：
    
    　　一个中国人，不远万里，离开中国，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对于他的离开，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熟悉“老三篇”的人不难看出，我只改了两个地方，将“外国人”改为“中国人”，将“来到”、“去世”改为“离开”。我以为，这也是最好的书面推荐，谨以此向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推荐：中国出了个高耀洁，她为维护13亿人的血脉做出巨大贡献，她对中国的贡献也是对人类和平的贡献，她理应获此奖，她是这一奖项的最好人选。
    来源：微博

    来源：VOA
    
     北京望京的一栋公寓楼 (美国之音照片)
    

    
    人与人的各种关系中，最值得珍视的是婚姻，最容易破碎的是金钱关系。然而中国此时出现世界上最荒唐的景象：为了炒房赚钱，人们不惜亲手粉碎婚姻，夫妻之间美其名为假离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出于三点：百业萧条，唯有政府与银行大力关照的房地产业香火独旺，人们认为唯一不会化成流水的资产就是房产；银行不断为泡沫化的楼市输入资金；地方政府需要继续卖地以获得财政收入，就得营造房市繁荣景象。
    
    

    在北京的房产投资展示会上，人们看房子（2012年9月21日）
    
    银行“房抵贷”，继续吹胀房地产市场泡沫
    
    9月5日，财新网的一篇《“房抵贷”加杠杆火热 最高额度无上限》惊动了国内财经评论界。该文指出，持续放量的按揭贷，是本轮一、二线城市楼市上涨的主要驱动因素。所谓“房抵贷”，是指借款人以房产抵押作为担保，向银行申请的流动资金贷款。依照贷款惯例，按揭贷款额度须在“房抵贷”中扣除，也被称作“二次抵押贷款”。部分大银行把房抵贷额度控制在300万元以内，农行的上限是1000万元。中小银行更为宽松，例如华夏银行房抵贷最高可贷2000万元，城商行的房抵贷业务没有上限。具体操作流程如下：借款人将其名下房产抵押至房金所的合作金融机构，通过房金所提出借款申请，从而获得投资人的出借款。投资人将获得最高9.5%的年收益。如果借款人逾期还款，房金所合作金融机构为借款人代偿本息。目前房金所官网显示，其合作机构为中保国信。
    
    用大白话来说，房抵贷就是抵押了房子再去买，一套房涨到1000万元，就能给出700万元的贷款。农行、建行、民生、中信等多家银行均推出了“房抵贷”这一金融产品，参与房抵贷者即使名下仍有贷款未结清的房屋，只要还款一年以上，就可以申请二次抵押。
    
    除房抵贷之外，消费贷、首付贷、个人经营性贷款等产品，都成为楼市杠杆资金的来源。
    
    房抵贷：银行与客户合谋的庞氏骗局
    
    银行推出这项业务的背景是：经济走弱，企业不再轻易贷款，小企业是贷不到款，大企业是不愿意贷款。银行要业绩，于是就将业务集中到了个人房贷这一业务上。股市房市上涨，导致资产贬值，为了不让储蓄缩水，有点余力的人就想花钱买房保值赚钱。据说，银行对房抵贷业务做了压力测试，结果是：即使房价下跌30%-40%，银行也不会有损失。
    
    这种操作，无异于政府装聋作哑，放纵银行与申请房贷者同谋玩庞氏骗局。庞氏骗局的本质就是设计一个宣称能够获得高收益的投资活动，吸引大量投资者参与其中。目前房产价值已经严重泡沫化，例子就是房子的性价比，中国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的一套三房公寓如果变现，其套现的钱可在美国大多数城市买一套面积大得多的独立花园别墅。申请房贷者将其实并不值那么多钱的房子用来作抵押套出大笔现金去炒房，是希望在玩击鼓传花的风险传递游戏中获益。
    
    国人多有投机爱好，有空子不钻就觉得心里难受。有人在文章中举例，当房产中介告知人们，只要把合同价格做高，700万的房子，花点小钱贿赂，与银行信贷员合谋把评估价弄成1000万，这样你原来能贷款490万，自己要先出210万，现在价格到1000万了，你直接就能贷款700万。所以相当于0首付，然后你把原来的210万拿来每月还贷款，3年内房价涨了，房子一卖，就能大赚一笔。
    
    正是在“无风险套利”的吸引下，不少人如飞蛾扑火般向中国房市投资。本来在努力充当推手的政府看到其中的风险玩大了，又开始限购，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中国形成多年的猫鼠游戏，所以中国人以假离婚手段应对，绕开一户只能有一套普通住房的规定，照买不误。
    
    据《经济观察报》9月4日报道，今年3月，上海市推出限购令，从紧实行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一个家庭二套普通房首付不低于五成，二套非普通首付不低于七成。在房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催生了上海离婚买房潮，这些人之所以选择暂时结束婚姻，只是为了获取更多的买房名额以及更低的首付和契税。有人指责这些人贪财，但有评论者指出，上海居民为了购买住房而开始的离婚潮虽然出于利益驱动，但却是地方政府过多干预市场而不愿意采取经济杠杆遏制房价疯狂上涨的结果。
    
    上海买房离婚潮完全是重演2011年历史。2011年中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实行宏观调控，公布了《新国八条》，规定对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家庭，首付款比例不低于60%，贷款利率不低于基准利率的1.1倍。当年上海离婚件数高达4.78万件，2012年为5.29万件，2013年暴增到6.96万件，2014年6.15万件。
    
    这种高泡沫时期在房市中投机的行为，被评论者形象地称之为在“房市大火中的爬与撞”。
    
    政府希望通过转嫁风险延迟或化解危机
    
    政府这样玩火，是因为只有吸引更多的社会成员参与庞氏游戏，才能够化解金融危机。
    
    正如我在《庞氏增长”，经济舵手换人是否有救？》一文中谈到的，金融地产榨干了中国经济，第一、金融经济的畸形膨胀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第二、金融业利润占中国经济利润的80%，挤压了实体经济利润，让实体经济无利可图。2015年的11万亿新增贷款，主要流向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基础设施、房地产行业。
    
    刘煜辉在《跨越时空的思考：反思金融杠杆之殇》一文中很直白地指出：在中国，高负债部门主要是国有企业和类政府经济组织。为了挽救经济杠杆，延滞风险的爆发，过去几年，中国政府主要从两个方向来处理：
    
    一是让居民户加杠杆，目的是拯救濒临悬崖的地方财政，因为房地产是中国地方政府的融资机制的特殊安排（生命线）。驱动储蓄承接地产商的债务，然后转化为房地产投资，最终才能变成地方政府的各种收入；
    
    二是释放大量长期信用维持地产和平台的债务链，比方说债务置换（用长期、低息的负债大量去置换短期、高息的负债）、不允许银行从僵尸产业中抽贷、包括债转股等等。
    
    这样做的结果是让经济系统的癌细胞向金融系统转移。
    
    房地产这把火还能玩多久？
    
    分析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不能只依靠金融地产的专业知识，因为那是一个权力之手不停介入并操纵的市场；也不能相信中共掌门人令出必行，比如习近平最近在G20峰会的讲话中称：“单纯依靠财政刺激政策和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增长不可持续”，道理上非常正确，但如果听者居然相信中国政府能够管住自己那只权力之手，痛改前非，放弃财政刺激、超发货币等“发展经济”的老套路，那是你too young, too simple。
    
    中国的房价之高、过剩房地产（鬼城）之多，全世界独此一家，而这种房地产市场之所以能够撑下去，在于中国国有银行持续不断为购房者提供炒房基金。所有人都明白，中国房地产与金融系统是中国经济危机的爆发点，危机迟早会降临，不能确定的只是危机爆发的时间。开发商、银行、炒房客、卖地的地方政府都在做房市，最后是限购令与房价疯涨并存不悖。今年7月，深圳、南京、上海新房价格同比分别上涨41.4%、35%和33.1%。7月国内人民币贷款增量达4636亿元，其中标明居民房贷的居民中长期贷款增量高达4773亿元，占信贷总额的比重已经超过100%。
    
    专业分析者纷纷指出，中国房贷收入比增长非常快，2015年底的居民房贷收入比已高达0.46，超过日本泡沫经济时期的水平；房贷销售比达到了50%左右，接近美国次贷危机前的数据。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房价依然飞涨。
    
    这是一场所有杠杆使用者与央行的一场对赌。炒房者都希望不要成为最后的接棒者，想赌一把运气。房地产开发商赌的是让自己不死在地方政府之前，比如任志强认为开发商不会先死，因为开发商现在还有13000亿现金，通常一万亿能维持一年，最多不开工；地方政府赌的是自己与中央政府父子同体，党爹央妈怎么也不能让“儿子”们死在前头，无人尽孝。
    
    2015年，中国股市没有听从万能的党中央召唤，最后是政府与股民双输。在房市这场杠杆使用者与央行的对赌中，参与者想平安着陆已经很困难。  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