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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前首富牟其中服刑16年出狱/中央党校周天勇:将来可能出现打房豪分住宅
發佈時間: 9/27/2016 1:44:53 PM 被閲覽數: 133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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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前“首富”牟其中服刑16年出狱 曾用罐头换飞机





2016年9月27日


    中国前“首富”牟其中服刑16年出狱 曾用罐头换飞机

    据封面新闻报道,9月27日,商界传奇人物牟其中出狱。牟其中为南德集团前董事长,1940年生于重庆万州,曾同时肩负中国“首富”和“首骗”两个名号,备受争议。
    
    牟其中唯一指定代理人夏宗伟给牟其中准备了两大箱子等生活用品。“牙刷、衣服,都是新买的。”夏宗伟对记者说。
    
    牟其中是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最为外界所熟知的有至今被视为商业奇迹的三件事:罐头换飞机、发射卫星,还曾试图开发满洲里。
    
    中国前“首富”牟其中服刑16年出狱 曾用罐头换飞机

(9月27日早上6时15分,前来接牟其中出狱的车到达湖北洪山监狱,35分钟后,6时50分,牟其中乘车离开服刑16年的监狱。)
    
    在上世纪90年代,牟其中用1000车皮的轻工产品从俄罗斯换回4架图154飞机,这些飞机成为当时四川航空发展的重要基础。
    
    1999年1月7日,牟其中在上班途中被捕,第二天被关押至武汉市第二看守所。后因南德集团“信用证诈骗案”,2000年被判无期徒刑,后因服刑期间狱内表现好,期间曾获得过数次减刑。
    
    中国前“首富”牟其中服刑16年出狱 曾用罐头换飞机

(1994年4月10日,牟其中参观白宫并于国会山前的留影。)
    
    去年八九月份,夏宗伟去探视牟其中时,牟其中曾对夏宗伟说:“明年(2016)南德试验将会迈入一个崭新的阶段。”牟其中还曾对夏宗伟说,“我出去以后,十年之内就会重建一套商业体系。理论写的再好,还是要实践检验。与那些经济学家、理论家不一样,我自己发现了一套理论,我还可以自己做出来证明出来。”
    
    在洪山监狱,牟其中已在此服刑16年(无期徒刑,羁押期间的时间不计在内)。在狱中,他坚持做三件事:锻炼、写作和思考。夏宗伟说,牟其中的作息非常规律:上午阅读、写作3个半小时,午睡一小时,下午继续阅读、写作,每天坚持锻炼。晚上看《新闻联播》,在监区允许时,还会看中央一套8点档的两集电视剧。因为年纪较大,又患过病,狱方每天给牟其中测两次血压,一周测两次血糖,3个月去监狱医院全面检查一次身体。
    
    刚入狱时,牟其中刚过60岁。为了消遣,他会去做些拔草的工作。按照规定,上了年纪的犯人不用参加劳动,现在牟其中没有工作任务,锻炼是他在狱中最主要的“体力活动”。“现在,他的锻炼方式是在地上爬,每天会爬上一二十分钟,”夏宗伟说,因为在地上爬的时候会磨到手,牟其中还专门让她买了几副手套,戴着爬。在创业时就十分注重保健的牟其中认为,通过这种爬行的锻炼方式,对治疗颈椎、腰椎病有很好的效果。
    
    “他是一个很理性的人,他常说,如果自己连健康都不能保证,就没有办法做后边的事情,”夏宗伟说,“老牟提的口号是,再干二十年,轻松过百岁。”除了在锻炼,牟其中其他的时间都花在学习和思考上。“他自己定了10几份报纸。”夏宗伟说,牟其中会把有价值的内容分门别类,逐条摘抄、记录,每天坚持写三五千字阅读心得和分析文章。现在牟其中的笔记本,摞起来已有数米高,字数达数百万。
    
    通过这些有限的渠道,牟其中始终保持着对外界的关注,特别有关司法改革和经济领域改革,是他重点关注的方向。前者跟他所处环境相关,后者则是他长久关切的事。虽然从1999年开始,牟其中就与外界隔绝,但看得出来他对中国经济领域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动态很了解。“互联网+”、“创业”、“创客”,牟其中都进行了关注。
    
    2016年9月27日,牟其中走出服刑了16年的湖北洪山监狱,距离他失去人身自由则将近18年。                    博讯


中央党校周天勇:将来可能出现打房豪分住宅




2016年9月27日



    
按照目前土地财政的发展态势,越来越多买不起房的人交房租给少数有房的人,直接后果就是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如果这样情况延续下去,将来可能会出现打房豪分住宅的情况。”
    
    
中央党校周天勇:将来可能出现打房豪分住宅

    
    7月29日,中国财税改革论坛2014新常态经济与财税改革方案实施高端论坛暨天和智库(北京)经济研究所专家委员会第二届年会上,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在会议上发言。对于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宏观税负去猛增8个百分点的情况,周天勇表示“实在不应该”。
    
    谈及目前的土地制度,周天勇强调了他对土地财政依赖的担忧。他甚至表示,按照目前土地财政的发展态势,越来越多买不起房的人交房租给少数有房的人,直接后果就是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他甚至调侃道,“如果这样情况延续下去,将来可能会出现打房豪分住宅的情况。”

土地财政依赖严重房产致贫富差距拉大
    
    周天勇认为,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农民。“政府把你的一亩耕地几万块钱拿过来,拍卖时以几十万、几百万卖出去。一方面推高了地价和房价,剥夺了城市居民区购房的一部分收入,另外一方面,直接剥夺了我们的财产性收入。”
    
    “我们城里大概有6亿多人,但是其中将近4亿人是没有自己的房子的。”周天勇说道,中国目前这种土地制度导致农民没有创业的资本,没有到城里买房的能力。
    
    他随之分析,城里最早在地价低时买房子的那批人随着地价暴涨、房价暴涨的时候积累了很多财富,这导致了财富的不平等清晰度更高。
    
    “我们可以有这样的设想:比如说1亿多人成为原著民,每人有好几套房子,由于计划生育、投资或者继承,可能未来还要进来3亿多农民,加之目前的3亿多,总共有7亿人。会不会最后我们的城市里分成房豪、房主和佃户两个阶级呢?7亿人把他每个月挣的工资的30%、40%交给房东,这1亿多人就可以靠着房子吃利,不劳而获。是不是我们前60多年打土豪分田地,再过几十年又要来一场打房豪、分住宅?”

经济增速放缓宏观税负却猛增8个点世界少有
    
    周天勇特别强调,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处于下行区间,消费、投资增速放缓,外贸不景气的情况下,上半年宏观税负率却达到了44%,“从去年的36%猛增了8个百分点,这实在不应该。”
    
    “银行贷款利率上浮30%—40%,这样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完全是跟目前的宏观经济刺激对着干的。没有一个现代国家会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还要提高宏观税负率,还要提高利率的这种情况。”
    
    周天勇认为,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合理的宏观调控政必定是降低税费、降低利率、降低存款准备金。“我们国务院在想各种办法苦苦挣扎的情况下,财政和货币部门、金融部门不仅一个点的存款准备金率都不降,竟然还能提高30%—40%,竟然宏观税负比去年提高8个点,你是想挽救经济还是毁灭经济?”
    
    他分析数据称,全国的公共财政部分增长了8.8%,但是地方政府增长了11点多,而且非税收入增长了11.8%——上半年政府的公共财政部分、地方基金性部分这些税外收费的总金额达到5187亿。他将这个数字归为,地方政府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还在增加税和费,实际上是一个“收费罚款和增税性的地方财政机制”。

清理中小企业收费是“不让猫偷吃鱼”难度太大
    
    周天勇分析了中小企业税负过重的层层原因。
    
    首先,他从中国目前的税种分析,“我们现在的地方财政没有自己独立的税,大部分都是共享税。而且越是最基层的政府,越没有税种。”这样一来,中央财政在税种上拿到最多,其次是省,以下是市,到县级就没有多少税,最后到乡就更没有税种。
    
    在周天勇看来,下面四级政府需要承担大量的社会事务,钱不够花怎么办?卖地、收费、罚款、加重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借款搞一些融资平台等等就顺理成章了。
    
    然而,众所周知,企业年年在清费,中小企业负担过重的呼声却丝毫不减。
    
    周天勇也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表示悲观。他认为,所有清理中小企业收费的机构都是去收中小企业的费用的人,这样做的难度等同于“你跟猫说你不要偷吃鱼”,可能性基本不大。“让收费的人去清理自己收的费,而且他的机构运转都靠这些费来运转的话,相当于革他一次命。”他说。
    
    另外,周天勇还对历次减税“雷声大雨点小”进行了吐槽。他说,财政部门、税务部门自从打中央说减税、减轻中小企业负担一来,每年财政收入都是高于GDP增长的。地方财政每年给地税下达税收增长任务,不管经济下滑到什么程度。一旦完不成税收目标,就把所有的罚款部门找来开个会,看看有什么办法把财政收入目标完成。“最后就导致了疯狂从社会上把钱集中上来的机制。”周天勇说。

先立法再改革到那时企业都死光了
    
    周天勇表示自己不能认同“立法在先,依法改革”的说法。“我看了一下,我们现在将近500部法律,地方法规、部门条例和国务院法规可能有一万多个,如果把这些不合理的条款清理出来、废止的话,我估计没有五年的时间都够呛。第二,如果立法在先才能改革的话,把这些法立起来的话,估计没有15年都够呛。所以,如果以立法在先,依法改革的话,那就不要改革了。”
    
    周天勇认为,现在最重要的办法,是把三中全会方案作为立法通过,最后所有的改革方案都要按照这个来进行。“立法在先,依法改革的话,有的时候你一想,你连改革都没有改革,经验教训在哪都不知道,你想立法去改革?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一系列的收费罚款要紧急停止,不是说要把法律清掉,再立个法以后才能把这些费清掉,我估计那时候企业都死光了。”
    
    另外,周天勇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改革和调整提出了几点建议:
    
    首先,要坚决朝着三级政府的改革迈进。没有那么多税种可以设计实现让五级政府存在,而且五级政府的效率、层次及规模都消耗财政资源,一定要推进省直管县,划小省级区域。
    
    其次,按照现在财税体制改革方案,要把地方的事权设定独立的税种。“不能共享,大的税让中央拿走了,小税留给地方好几级政府,最后没有办法,只能去乱收费、卖地而且是疯狂卖地,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
    
    再次,要控制三公支出以及政府机构编制人员的增长。“我们发个文件就可以建一个机构,党委班子会上一讨论就可以建个机构,建个机构就要配干部发工资,没有钱最后就去收费。发改委、物价局等机构里这样的事情做得太多了。”
    
    “三中全会说到税收法定,我想应该收入法定,政府的所有收入都要法定,不能任何一个部门立一个部门法律或者部门条例就可以收费。”周天勇说。(来源: V俱乐部V视角 作者:周天勇,1958年生,经济学博士,教授。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                    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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