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10点15分，中石油昆仑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党委书记陶玉春案在珠海市中级法院当庭宣判。珠海中院判处陶玉春有期徒刑23年，处罚750万元。陶玉春当庭表示尊重法庭判决，不予上诉。
    
    陶玉春曾担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香港有限公司部门经理，后成为中石油深圳石油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08年9月开始任中石油昆仑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总经理。
    
    陶玉春涉嫌贪污罪、受贿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一案，由广东省检察院侦查终结，经该院指定管辖，由珠海市检察院审查起诉。陶玉春涉嫌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一案，由深圳市公安局侦查终结，并移送深圳市检察院审查起诉。经报请广东省检察院指定管辖，移送珠海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来源：澎湃新闻网

王軍濤---曾慶紅曾在民運布局想朝野互動!?

送交者: 由：中国联合政府 于 September 28, 2016 12:52:42:

王軍濤-----------曾慶紅曾在民運布局想朝野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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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由：中国联合政府 于 September 25, 2016 04:58:54:

回答: 【 也 扒 巴 拿 马 ！ 】 由 送交：中国联合政府 于 April 28, 2016 04:01:23:

有時我們這些人被中國政府當一個牌去懲罰美國。

《中國密報》記者 程度

王軍濤,1958年出生於北京市。1976年4月16日因組織高中生到天安門廣場活動並張貼詩詞被定為反革命事件幕後策劃者、現場指揮者和反動詩詞製造者，18歲成年禮在北京海淀區看守所度過。

1978年成為共青團十大主席團成員、十屆共青團中央候補委員，同年考入北京大學技術物理系，任系團總支書記；與同仁創辦《北京之春》。

1980年發動北京高校學生自由選舉運動，並以獨立候選人身分參選獲北大選區第二名。

1982年北大畢業後進入中國科學院。1984年辭職，赴武漢創辦民辦學校，任江漢夜校校長。1986年加盟陳子明創辦的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團隊，並任該團隊旗下《經濟學周報》副主編。

因被指控煽動、組織、指揮1989年反革命暴亂，1989年10月第二次被捕， 1991年2月12日被以顛覆政府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13年。

1994年，在無任何名義情況下，被中國政府直接從監獄送往美國，開始流亡生活。

1994成為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訪問學者，1996年成為哈佛大學尼曼學者，1997年成為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梅森學者並獲公共管理專業碩士， 2006年，以《路徑轉折：中國大陸的新保守主義和後天安門時代的政體穩定》論文獲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2006年10月擔任紐西蘭坎特伯雷大學當代中國的文宣與思想工作研究計劃博士後研究員。

先後在美國創立中國戰略研究所、中國憲政協進會、中國司法觀察。

現為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共同主席，《公共知識分子》主編，與妻子兒女居住新澤西州。

（接上期）

曾慶紅周永康操盤海外人士回國

《中國密報》：許多人認為，中共跟你接觸就是要忽悠你；而你居然上當。據我所知，你也是有豐富政治經驗的人，怎麼能相信這些沒有具體方案的空話呢？

王：那種人道主義的緊急或臨時安排，過去有案可循。不乏預案。就回國權意義上的回國，我到現在為止，與他們互動更多的是溝通。但在2002年-2003年的時候，他們確實提到過三個方案。

一個方案就是到上海，我從上海入關，在上海待著，然後他們把我的親屬接到上海。我出國的時候就是在北京首都機場貴賓室見的家人。記得那時候，他們前一天通知我家里人說，某年某月某天都別出去，在家裡集合，然後用他們的車將我的家人拉到首都機場貴賓室見了一面。

第二個方案是，我可以到各地走走，但條件是只能帶耳朵和眼睛，不能帶嘴。如果我要問什麼問題，可以寫出來，他們去問，可以讓當地的黨政官員給給我介紹情況。

第三個方案呢，就是我可以進北京，但誰到我家看我，要經過批准。

我對這些限定條件提出異議。他們說，這是過渡安排；如果沒有問題，就會逐步放開直至徹底自由進出。 2002年沒有成行，是因為中共召開十六大，2003年沒有回國成功，則是因為薩斯事件。

誰能回國，曾是江澤民、曾慶紅、周永康說了算。

我記得還有一次機會，是香港回歸那次。很耐人尋味，我覺得那個機會是我錯過的。大陸有關方面在北美負責的人問我為什麼不去香港看回歸？ 我說中國政府方面不會讓我去香港，他們說你去試試嘛。我說，不是有人去了嗎？他們回答說，他們去也沒有用，沒有指標意義。他們那時候非常鼓勵我去。但我那次就沒當回事，那時也是哈佛剛畢業，準備去哥大，太忙。後來我事後想想，他們其實想在那時候做一個指標，一個指標意義。

《中國密報》：你是不是因為跟他們之間有這些交往，然後心裡得出一個假象，覺得自己回國的可能性一直很大？

王：既對，也不對。因為解決有些問題，中共內部一直有人在談。都知道這些問題必須解決。我相信這些問題早晚會解決。拖延只會給他們造成更多的不利。此外，過去的交往也不能簡單地解釋為他們在耍我。絕大多數代表中國政府出面辦事的人員，我認為他們都不是想騙我，而是真的想解決問題，這不僅是上面交代他們溝通和拿方案，而且他們自己的判斷和看法也是這些問題該解決；因此，他們希望有結果。

有一件事也許應當提到。在2002年的時候，周永康還對他們說，不要只搞一個方案，如果一個方案沒有批的話，這事情就可惜了，周永康說要搞三個方案。

2004年的時候，台諜案出來之後，我問你們搞什麼名堂？他們認為是國安方面搗亂。後來呢，據說王兆國也過問過我的事情。國安部藉口我把情況洩露給台灣，又不了了之。

《中國密報》：你認為這三個方案是那個系統搞出來的？

王:應該是公安的國保，而且應該是來自上海的公安國保。當時海外能回中國的，多數都是從上海進關。那個時候江澤民和曾慶紅在台上。

东西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