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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杜聪，从小跟父母从香港移民美国，受尽各种歧视排斥的他却很争气，一路碾压各种人才，成为美国精英。
    
    直到21年前，他被调职到香港，因为项目原因到农村考察，从此人生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我永远都不能忘记那个夏天去到河南考察的经历，一口气跑了数个村庄，其中一个村有个大队，几十户人家，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艾滋病人，在阴暗的、密不透风的屋子里，躺着一个个年轻而病危的人。
    
    当时药物十分缺乏，病人普遍发烧、咳嗽、腹泻，长满了疱疹。有的就那样躺在床上痛苦地呻吟，甚至身体已经溃烂，随时都可能毫无尊严地死去。”
    
    从没见过这种场景的杜聪，一下子陷入了严重的焦虑：晚上经常做噩梦，半夜醒来痛哭。
    
    满脑子想的都是“有这么多人需要帮助，我的力量却这么小，我该怎么办？”
    
    在离开村子的前一夜，他彻夜难眠，下定决心要为这里的人做点事，出乎所有人预料：他辞去了年薪几百万的工作，决定救助艾滋孤儿。
    
    母亲第一个跳出来激烈反对：“含辛茹苦把你养这么大，送你念哈佛，读书毕业，不是让你做义工的。而且你为什么那么关心跟你毫无关系、那么遥远的一帮孩子？”
    
    但杜聪的想法却是：这世界少了一个银行家，照样运转，但眼看这帮孩子不救，就晚了。
    
    况且他眼睁睁地目睹一位患艾滋的母亲，在临终前拉着他的手求助：我完了，我儿子也有艾滋。也许你救不了我的儿子，但一定要帮帮我的女儿，我想让她有一个读书的机会。
    
    他这才知道原来很多艾滋父母的心愿，只是单纯地希望孩子能上学读书。不顾家人反对，回到香港的他，立马成立了智行基金会。
    
    用自己先前的积蓄和筹资，深入各地的艾滋村救助艾滋孤儿，第一年救助127人，第二年救助400人······累计资助河南、安徽、云南等10省2亿元，救助2万名艾滋遗孤。
    
    20余年，他幽默地评说辞职后的变化：“比以前更忙，一文不挣，全年无休。”
    
    也正因在关注艾滋遗孤方面的突出贡献，他获得素有“亚洲诺贝尔奖”之称的拉蒙·麦格赛赛奖。
    
    但也正是关注艾滋孤儿的这些年间，他发现仅仅是资助他们念书，远远不够，很多孩子都背负着沉重的心理负担，克服不了受歧视的阴影，很难“抬头做人”。
    
    甚至不少孩子心理已经备受摧残，我亲眼看到有的孩子，把“仇”或“忍”字刻在手臂上，有的孩子立志长大后要去血战报仇。他们没有家庭的温暖，如果再没有社会的关爱，会走上怎样的一条路？
    
    杜聪认识到情况的严重性，就结合自身的经历推心置腹地跟孩子们交谈：
    
    “我也有各种被歧视的地方，社会不可能一下子改变，不只是艾滋病患者，丑、穷、胖、矮、同性恋，每个人都有被歧视的点，勇于面对不代表不被歧视，而是不被别人的歧视伤害。”
    
    不只是言语上的心理宽慰，他还发起各种艺术疗愈项目，通过画画、唱歌、舞蹈、戏剧等方式帮助孩子建立自信。
    
    每年资助的大学生回家，杜聪就和他们一起到村子里鼓励那些艾滋孤儿：你也可以像我一样，靠知识改变命运，读大学，将来过上想要的生活。
    
    一个个孩子听着大哥哥/姐姐说的话，眼里有了光芒，大哥哥/姐姐的切身经历，让他们羞涩的小脸上写满无限的可能与希望。
    
    这么多年的资助下来，杜聪也清楚地知道：慈善绝不是施舍，更不是直接资助钱财，“不要剥夺他们的尊严”。
    
    即便他最窘迫的时候，面临几千个中小学孩子要养，什么都缺、什么都急需的时候，他也通过多元的救助模式巧妙转化。
    
    一次法国雅高酒店集团联系他，希望为基金会捐款2万欧元，杜聪却建议对方：不如用这笔钱以社会投资的方式，在河南农村建立一个环保袋加工厂，支持当地艾滋妇女自力更生。合格的产品可以被雅高酒店集团在中国的100多家酒店采购。
    
    就这样2万欧元的投入，如今已产生了300万元的效益，不仅艾滋妇女有了收入，还能每年资助30多名儿童每年近3000元的生活和学费开销。
    
    “如果我当初收下那2万欧，现在早就用光了。做慈善，就像种苹果，不断有苹果产出，才能持续下去。”
    
    秉持着这样的理念，他还成立了“海上青焙坊”，先后有200多名艾滋遗孤在这学习烘焙，进入五星级酒店工作。
    
    2015年11月18日，世界面包大赛亚太区的决赛，汇集的都是世界顶级的面包高手，中国队历史上第一次获得该比赛亚太区的冠军，其中的两位队员就来自海上青焙坊。
    
    至今杜聪已经走遍了中国60个艾滋高发的村庄，全国各地2万多名艾滋遗孤得到救助，2510多名孩子考上了大学，智行的员工中有70%是以前受资助的孩子。
    
    没有家室的他，也经常在微博晒幸福：
    
    

    曾担心活不下来的孩子学了中医，还监督他控制血糖；以前吃不饱饭的孩子学会了烤面包，还在世界级的面包比赛获了奖；上不起学的孩子毕业后回到家乡贷款创业，帮扶受艾滋病影响的老乡······
    
    杜聪甚至作为“叔叔”“爸爸”受邀参加了不少孩子的婚礼，“对一个没有亲生孩子的人来说，能不断地‘嫁女’、‘娶媳妇’是一种福气，但我宁愿把这种福气，还给他们的亲生父母。”
    
    如今48岁的杜聪，因为常年奔波无休，已患上严重的高血糖高血压，但看到他的每一个孩子都能正常地融入社会生活，收获他们的那份小幸福，他感到特别欣慰，“这是做一辈子银行家都体会不到的”。
    
    “海滩上搁浅了数不清的海星，尽管无法一一抛回大海，但每救一个，对被救的那只海星来说，都是有意义的。”

    原题：中国古代图腾不是“龙” 四重证据指向“熊”
    来源：中国新闻网
    

    资料图：中国远古时期“熊”的图腾
    
    　　中新社上海10月7日电：在7日的上图讲座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教授、中国神话学会会长叶舒宪表示，“我们自称是‘龙的传人’，但古代没有这个说法。在古代，熊才是东亚大陆的神。”
    　　叶舒宪告诉记者，这一“石破天惊”的发现有着“文学人类学与四重证据”的支撑，包括文献、出土文字、口传与非遗、文物和图像。
    　　而现代关于熊的观念，与古代相比有极大的出入，“华夏神话中，占据中央主神位置的是一只‘神熊’；所有楚王登上王位的一刻都叫‘熊王’，司马迁共记载了二十多位‘熊王’；如今河西走廊西边的魏晋墓里，‘熊’更是一排一排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里，赫哲人也拿出了世代珍藏的用鱼皮缝制的熊图腾”，叶舒宪说。
    　　事实上，中国的图腾文化博大精深，除了“熊”这类动物图腾，还有植物图腾、数字图腾、文字图腾等多种。“按照‘四重证据’，中国的图腾神话有着八千年的历史，比文字记载的历史要长一倍以上。再往上材料不充分，但肯定还有。”叶舒宪说。
    　　据叶舒宪回忆，上世纪80年代，中国曾出现过一阵“图腾热”，“当时以图腾为名的书有十种、二十种，但是后来沉寂了。现在再写图腾的人很少，做得比较丰富的就是寻找多民族的(图腾)。这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有做专门研究，各种动物在少数民族中被供作图腾的有多少，都已列出表格了。”
    　　“对中国图腾神话的研究，意义在于对文化的溯源求本，祖先的由来、文化的根在什么地方，跟早期传承的图腾神话息息相关。”叶舒宪说。
    　　而谈及此前曾对媒体透露过的中国图腾“电影计划”，叶舒宪告诉记者，目前已有了实质性的进展，“正在弄剧本，跟玉文化有关。玉图腾是华夏文明中最重要一种的图腾，是国家的图腾。”
    
    

    资料图：古代出土的“熊”状玉器
    

    资料图：广为流传的“龙”图腾  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