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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恩培成中国终身监禁第一人创下贪腐记录/六中遭遇两朵乌云 中共推迟立储
發佈時間: 10/9/2016 11:30:26 AM 被閲覽數: 181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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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恩培成中国"终身监禁第一人" 创下

贪腐记录(图)


京港台:2016-10-9 20:47| 来源:新京报 |    


 


  10月9日,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白恩培(曾任云南省委书记)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

  白恩培犯两个罪名:受贿罪,涉案金额高达2.47亿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法院宣判:决定对白恩培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资料图:白恩培受审

  “政事儿”注意到,去年8月刑法修正案(九)表决通过后,新设了终身监禁制度。而白恩培则是“终身监禁第一人”,第一个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官员。

  为何终身监禁制度入刑一年多后,才现“终身监禁第一人”?又为何是白恩培受到了这一重罚呢?

  论罪应当判处死刑

  “政事儿”注意到,白恩培被判处终身监禁,还是从轻处罚之后的结果。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白恩培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其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犯罪事实;认罪悔罪,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也就是说,白恩培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不过,他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犯罪事实,而且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因此,被判处死缓。

  在司法实践中,被判处死缓的犯人,服刑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一般都会被减为无期徒刑。

  去年11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罪犯薄谷开来减刑案件的公示》、《关于审理罪犯刘志军减刑案件的公示》就提到:刑罚执行机关燕城监狱、秦城监狱,分别以罪犯薄谷开来、刘志军服刑期间无故意犯罪为由,建议将两人刑期减为无期徒刑。

  不过,即便白恩培此番没有获得死刑立即执行的结局,他的死缓也与之前的同类罪犯有所区别。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白恩培的犯罪事实和情节,依据刑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这相当于,就算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间白恩培没有故意犯罪,从死缓减为无期,他也没有减刑、假释的资格,必须在监狱终身服刑,把牢底坐穿。

  去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时,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曾解释,为何刑法修正案(九)要新设终身监禁刑罚措施。

  乔晓阳表示:对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特别是其中本应当判处死刑的,根据慎用死刑的刑事政策,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对其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依法减刑为无期徒刑后,采取终身监禁的措施,有利于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防止在司法实践中出现这类罪犯通过减刑来实现服刑期过短的情形。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对“政事儿”说,终身监禁制度可以从法律层面,封堵官员的“赎身暗门”,避免个别官员利用减刑、假释程序逃避刑罚。

  阮齐林强调,“终身监禁”入刑,相当于“特别死缓”,跟暴力性犯罪“限制减刑”性质相同,对贪腐分子形成强大震慑。部分被判处死缓的贪腐官员,虽然有可能“免死”,从死缓减为无期徒刑,但没有减刑、假释的机会,会终身服刑。

  白恩培为何是终身监禁第一人?

  

  资料图

  “政事儿”初步统计,截至目前,已开庭审理的十八大后落马省部级以上官员中,共有29人获刑,这其中,白恩培的刑罚最重。

  已获刑的29名省部级以上官员中,共有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分别是周永康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央统战部原部长令计划,中央军委原副主席郭伯雄,广东省委原常委、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

  还有1人被判处死缓,解放军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犯“五宗罪”(贪污、受贿、挪用公款、行贿、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中将军衔。

  其余均获有期徒刑。

  综上,白恩培是十八大以来,第二名被判处死缓的“老虎”,也是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第一虎”。

  那么为何终身监禁制度入刑一年多后,才现终身监禁“第一虎”呢?

  “政事儿”注意到,依据刑法修正案(九)的规定,终身监禁有两个前提“要件”:其一,犯贪污、受贿罪;其二,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人。

  也就是说,终身监禁刑罚措施适用于贪污、受贿这样的职务犯罪,且罪犯的刑罚是死缓,而非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

  据此,谷俊山虽然被判处了死缓,不过其宣判时,刑法修正案(九)还未出台,终身监禁也未入刑。

  刑法修正案(九)去年8月底颁布至今一年多来,令计划(今年7月获刑)、郭伯雄(今年7月获刑)等“大老虎”陆续获刑,不过,如上述,其刑罚都是无期徒刑,在白恩培之前,刑法修正案(九)颁布以来还未有省部级“老虎”被判处死缓。

  十八大后最贪虎

  “政事儿”注意到,白恩培创下了省部级“老虎”的最高贪腐记录,受贿金额高达2.4亿余元。

  法院查明:2000年至2013年,白恩培先后利用担任青海省委书记、云南省委书记、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房地产开发、获取矿权、职务晋升等事项上谋取利益,直接或者通过其妻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专题)2.46764511亿元。白恩培还有巨额财产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不能说明来源。

  “政事儿”初步统计,十八大以来,在白恩培之前,共有5名省部级以上“老虎”受贿金额过亿,分别是朱明国(1.41亿)、周永康(1.3亿)、金道铭(1.2亿)、万庆良(1.1亿)、毛小兵(1.05亿)。

  此外,两名“军老虎”郭伯雄、谷俊山,司法机关没有通报具体的受贿金额,只是通报说“受贿数额特别巨大”。

  可见,白恩培的贪腐金额“遥遥领先”,比朱明国多了1亿元,大约是周永康的1.9倍。

  那么白恩培是如何获取了这2.4亿余元,成为十八大后最贪“虎”呢?

  年过九旬的云南省退休干部杨维骏(曾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曾实名举报白恩培。

  杨维骏接受“政事儿”采访时曾表示,白恩培任云南省委书记十年中,“违背中央的科学发展观,自搞一套毁乡造城的'大城市化'运动,强占基本农田,强拆民房,出动公安打伤抗争农民,官商勾结,以远低于市场价从农民手中强征农田,从中牟取暴利。还与私商勾结,大肆贱卖国家宝贵矿藏资源”。

  据杨维骏反映,在白恩培等人的主持下,云南许多宝贵矿藏资源如兰坪铅锌矿、东川博卡金矿、大红山铜铁矿、文山铜矿、大平掌铜矿都没按市场规则进行交易。

  以兰坪铅锌矿为例,“价值5000亿,让四川私人老板刘氏以10亿就控股百分之六十。”

  其所称的四川私人老板刘氏,正是刘汉。据《财经》报道,2003年1月24日,刘汉旗下的公司以1.53亿元获得51%的股权,入主潜在经济价值过千亿元的兰坪铅锌矿,掌控了这个亚洲最大、全球第四大的超级矿区。

  “政事儿”(公众号ID:gcxxjgzh)注意到,白恩培案件警示录中也提到:白恩培紧盯矿产资源、土地出让和房地产开发这几块“肥肉”,攫取巨额利益。白恩培很“精明”,不是什么人的请托都办,只有大老板才考虑;不是什么钱都收,只有“大手笔”能入得了法眼。他的涉案行为绝大多数都是为老板在矿产资源、土地出让和房地产开发领域谋取利益,出手帮助老板一次,最多的收数千万元。在白恩培的干预下,一些土地被贱卖给了商人,双方从中获利巨大。干部群众背后骂他是“崽卖爷田心不疼”。

附:十八大以来省部级以上获刑官员(截至2016年9月29日)






六中遭遇两朵乌云 中共推迟“立储”?


京港台:2016-10-9 22:49| 来源:多维新闻 |    




  稍有推迟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将在将在10月24日至27日期间召开,距今约有半月时间。官方公开议程主要是制定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和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其指向聚焦于中共高层领导集体。

  这些是中共近四年以来反腐治党工作的延续,特别是制度性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舆论更关注的似乎是,在六中前后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人事动向,以及有关中共未来接班人选的某些情况。

  六中全会之前四个月中,中国政坛已经有过两轮央地大员洗牌,半壁“江山”的一把手或二把手人选出现调动。不久前,新上任的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等地方诸侯,不约而同作出“对党绝对忠诚”的表态。与此同时,各地市县基层换届也在有序展开。

  而一些非官方和热衷负面解读的渠道则在关注中共未来接班人选,以及习近平(专题)等中共高层在这一期间的活动等情况。

  事实上,中共以往最高领导人第一任期里的六中全会前后,确实是一个商决中共未来接班人选的适宜时间。当年7月底8月初,中共新旧领导人集体前往北戴河休假,便是一个安排部分高层人事的时机。而此后召开的六中全会可以对人选作进一步的补充、协调、认定。

  不过在北戴河无会之后,六中全会是否会提前议决出二十大接班人选,似乎逐渐成为一个问题。

  目前已有很多与之有关的讨论。除此之外,还有声音提及习近平是否会在二十大连任,也就是在其十年任期结束后是否争取继续在任。

  需要指出的是,是否推迟选定二十大接班人与习近平是否在二十大连任是两个问题。更重要的是,虽然诸位论者在这两个问题上言之凿凿、宁信其有,但是至今没有明确的证据以支持其各种揣测。

  一些似是而非、无中生有的说法往往能够在舆论场中大行其道,除了反对者自身的立场利益方面的考量外,也与中国政治的权威特质、封闭性、人治倾向,以及中西意识形态大相径庭有关。中国官方一般不会对这类舆论作出反馈。另外,中国近年来为推进反腐改革所出现的一些变化,也加深了对立面的这一印象。

  如果抛却各自立场、成见、旧思维来看,2022年才举行的中共二十大距今还有6年时间,习近平一代领导集体的任期开始还未多久,全面深化改革刚过1,000天,中共十八大后反腐党建、涅槃重生远未完成,现在讨论习近平一代领导集体之后的接班人选是否合适?这也是一个问题。

  即使中共确实推迟决定接班人选,也不为怪。实际上,自中共执政以来,其领导人换届制度整体来看越来越规范有序,但很难说已经形成了完全固定的模式,胡锦涛在2012年“裸退”的做法获多方认可,不过此前就未曾有过。

  目前中共领导人接班制度已经是数十年改良演进的成果,但是否已经极其完善不必再有任何改动了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比如当广东、重庆两地一把手胡春华孙政才一度被外界普遍视为未来接班热闹人选。观者提及两人时,往往会联想到中共未来几年后的“接班”问题,以“接班人”的标准进行审视,并对其得失功过评头论足。

  这种习惯性思维模式不仅会对两人造成负面影响,也会对在任中共最高领导集体,以及中国政治造成干扰。许多热衷权斗阴谋论的观点便是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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