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罡博士  于 2016-10-9 贝壳村

2016年5月中旬，一则中国留学生大规模作弊案的新闻成为不少中文媒体的报道焦点。事情发生在笔者母校爱荷华大学，涉及至少3门与法律及经济有关的在线课程。在线课程的上课及考试过程中，学生需打开电脑的摄像头，另一端有老师通过摄像头注意学生的情况。老师发现摄像头前一些学生的长相，与学生证的照片不符，经过查证，终于坐实了这些代课及代考的作弊活动，开始开除相关学生。媒体最初报道，涉及近百名中国学生，但学校最后确认，约30多人受到处理。

事件曝光后，一些人指责中国留学生败坏了美国的诚信系统，也有少数人兴风作浪、不负责任地对中国留学生群体进行简单化和脸谱化的发泄。其实，近年来在美国高等教育界，若按人头比例算，爱荷华中国留学生作弊案，既不是规模最大，也不是影响最大，更不是处理人数最多。这三方面的集大成者，应该是2012年的哈佛大学作弊案。

没错，是哈佛！涉及的几乎全是美国学生、而且是那些被视作哈佛中的哈佛的哈佛本科生。

2012年4月底，有279名学生选修的哈佛本科大课 “Government 1310: Introduction to Congress”给学生一周时间，在家完成期末开卷考试。评卷时发现答案很多雷同，有的连拼写错误都一致，于是学校对大约125名嫌疑学生进行了作弊调查，最后约70名学生被勒令退学。这个事件，涉案嫌疑学生占这门课的学生总人数一半，最后确认占25%，比例之高，令人震惊。 哈佛大学对事件的处理及公布，反映了一所名校维护自己学术诚信标准的决心，但事件也说明，即使哈佛的本科生，给予机会，也会偷吃禁果。

既然哈佛的学生也会大规模作弊，简单地指控中国留学生败坏美国学术诚信，就不成立了。但为什么美国学生确实普遍遵守学术诚信？为什么美国的正规大学确实普遍要求美国学生遵守学术诚信？

说到底，这还是一个人性和制度的问题；而制度要有效，又涉及利益各方的制衡。

哈佛大学对2012年作弊学生的惩处，非常值得探讨。被勒令退学的70名学生，不少在一年后恢复了学籍。作为恢复学籍的条件，学生必须在不属于自己家庭的雇主那里，获得一份和学术或教育无关的全时付薪工作，至少工作6个月。其实，这个条件，也是很多美国正规大学对不好好读书的学生普遍采取的最严厉的惩处方法。

这项惩处的潜台词是：对不知道珍惜的孩子，让他到社会上做点苦工，吃点苦头，让现实社会教训他。这种做法的后面，又折射出美国大学和社会的关系：即大学是为社会输送人才的，大学必须满足社会的预期，以社会的标准要求规范学生。

而代表美国社会的，又是雇主。在一个以私人业主为主体的成熟市场经济里，雇主要在竞争中生存发展，必须提供可被社会接受的产品，这需要有合格员工参与其产品的生产销售的各个环节；雇一个员工，对每个雇主而言，实质上都是一笔生意；雇主希望得到货真价实、综合素质最好的员工。如果一个大学培养的学生大都能达到甚至超越雇主的一般预期，这个学校的学生就有了出路，学校也就能吸引雇主及校友的捐赠，形成良性循环。如果一个学校的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这个学校的在读学生马上就会跑光，学校就要关门。理清了这个相互制衡的利益链，就不难明白，一个正规的美国大学，必须要保证其教育质量，对挑战其学术诚信标准的群体性行为，绝对不会容忍，必要时一定会杀一儆百。当然，像哈佛和爱荷华大学这样大开杀戒的，也不多见。

正是利益制衡机制的断裂，现在有的美国正规大学才会对中国留学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设置专门平台，在执行学术诚信标准上采取双重标准：这些留学生进不了美国的劳动力市场，这些美国大学不会受到来自美国雇主的抱怨和报复！既然中国学生有这个需求，于己无害，又能赚钱，何乐不为？

与美国不同，中国的大学和社会的关系正好颠倒，大学凌驾于社会之上。大学教授和拥有高等学位的人，占据了较高的社会地位。中国文化，一直宠着读书人。上世纪80年代笔者读大学时，大学毕业生就是国家干部，即使什么事情都不做，在办公室喝茶看报纸，也照拿比车间工人高得多的工资。最近几年回国，笔者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些很有成就的专业人士的名片上印着“教授级首席工程师”、“教授级主任医生”等头衔。在波士顿，一个有稳定病人群和一定规模诊所的医生，哈佛医学院或塔夫茨大学医学院恐怕都会积极请他去当它们的教授和临床实习点；美国大公司的首席工程师和科学家，往往是想跳槽的大学教授觊觎的位子。但在中国，做实事有成就的人，竟然需要一个“教授级”的装饰！ 中国实体经济不振，忽悠文化盛行，和中国教育系统与社会间的这种畸形关系不无关系。

哪一天，如果一位中国大学教授的名片上印着“主任医生级教授”、“首席工程师级教授”，中国就能生产圆珠笔芯了，中国学生就不会出这么多作弊了，很多中国学生也就不必到美国留学了。

全文《中国留学生作弊门》原发于2016年8月13日《世界日报》教育特刊

教育不是为了培养精致的奴才和流氓

　　作者：辛可

　　文章来源：于建嵘的东书房

　　高考结束了，几家欢喜几家愁，我也赶来凑个热闹，谈谈中国的教育问题。大概是教过书的缘故，我对谈论教育问题特别上瘾，即便已离开讲台多年，在滚滚红尘里混得面目全非。

　　大家都说，中国的教育很烂。这个结论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是一般的烂，特别是高等教育，基本上像个笑话。至于烂的原因，人云亦云。我的看法是，中国教育从根上就烂掉了，教育的目的根本是错误的。用时髦的话说，就是方向性错误。方向错了，遑论其他。病状集中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是假大空的教育目的

　　在中国的学校教育中，动不动提出要培养某某接班人（其实根本无班可接，那不过是少数人的自留地），或跨这样那样的人才，就不怕跨太大把裤裆裂了。这些提法其实都是出于政治目的，不是教育，更是教化，不是培养人，而是制造听话的工具。即便如此，用尽了力气和手段，搞得大家疲惫不堪，效果也很有限，因为这些提法对于一般国民，特别青少年来说太空洞了，说了等于没说。

　　过于形而上学的东西，不是学生这个年龄的人所能理解的，包括所谓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概念。前苏联天天年年讲了70多年，等国家解体的时候，似乎没有一点正面的影响。不是前苏联的国民把这些形而上学的东西忘掉了，而是根本就没往心里去。在天朝，人从娘胎里爬出来就反复接受“忠孝节义”的思想驯化，个个把四书五经三纲五常背得滚瓜烂熟，可正到了关键时刻，根本就不管用。蒙古人来了，男人给蒙古的强盗当奴才，女人陪蒙古人睡；满洲人来了，男人又给满洲的强盗当奴才，女人又爬上人家的土炕，如此而已。更可悲的是，对着新的主子，又祭出忠孝节义那一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二是极端实用化的目的

　　所谓学而优则仕，中国向来把教育当做升官发财的门路。现在很多老师也是如此教导他的学生。在这方面，干得最彻底的是宋真宗，他为此写过一首油乎乎的《劝学诗》：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这就是最典型的教育实用主义者的嘴脸。现在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就是新读书无用论，认为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或不能升官发财，那读书还有什么用，教育还有什么用？意思很明白，教育的价值就是给大家准备饭碗，大学毕业了就可以端着饭碗出去过上好日子。其实有没有饭碗，日子是不是过得好，那是你走向社会后努力的结果，学校只能教给你基本的东西而已。

　　极端实用主义导致教育偏离了正确轨道，因为教育本身不是创造饭碗的，大家非要端着饭碗出来，结果谁都不满意，动不动弥漫起读书无用论的气氛，也就在所难免。爱因斯坦曾说过“我确实相信：在我们的教育中，往往只是为着实用和实际的目的，过分强调单纯智育的态度，已经直接导致对伦理教育的损害。”很显然，我们的情况比爱因斯坦担心的更严重。

　　三是极端工业化的目的

　　很多人认为，教育就应该是工业生产链条上的一环，教育的价值要通过生产效率来衡量。很多企业抱怨，中国培养的大学生都是废物，根本缺乏科研和工作能力。是啊，老板们说的没错，他们本来就接受了最基本的知识和训练，当然没有实际工作能力。他们要有实际工作能力，还需要利用其掌握的基础知识，在工作实践中不断摸索吗。谁他妈生下来就会跑啊，你不能说他在娘肚子里长了腿，出来就应该跑马拉松吧，你自己就那么有种吗？

　　如果按照有些人的理论，中国的大学专门培养废物的话，那全世界所有的大学培养的都是废物，包括哈佛、牛津这些世界上最出名的大学。他们培养的大学生也没有实际工作能力啊。为了迎合社会上这种无理要求，很多大学基本上变成了技术培训班。这方面我们有着深刻的经验教训，所谓的工农兵大学就是典型。他们今天种种不着调的表现，已充分说明了这种教育模式的水准，根本就是胡闹嘛！就算其中不乏优秀者，那也是社会实践的结果。

　　四是过于精英化的目的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前人对读书的定位，后来有段时间，读书人被整得灰头土脸，变成了臭老九。但在大部分时间里，教育被定义为培养人才与社会精英的机器，尤其是许多著名大学，如北大、清华等等，都以培养社会精英自居。如果真能培养出来，也不错啊，问题是即便如北大清华，也不能直接把社会精英培养出来，倒是从未名湖清华园里走出了不少精致的奴才与流氓，个个自以为貂蝉西施，其实不过无盐东施而已。

　　人才始终是通过社会实践锻炼出来的。再说了，我们搞全人类规模最大的教育，如果只是为了培养几个精英（就算真能培养出来），花这么多钱是不是有病？无论中小学，还是大学，根本就不应该以精英培养为目的，而是国民的基本素质教育。因为深受精英化教育的毒害，结果导致教育资源分配极为不平衡。一方面，国家为培养社会精英使劲砸钱，搞出来一堆精致的唯利是图的奴才和流氓；另一方面，为社会培养优秀劳动者的学校，因为不够精英，经常青黄不接、度日维艰。

　　爱因斯坦算得上人才或精英吧，当然了，如果在中国他未必能够达标，因为做奴才不是他的长项。他讲过一句很有水平的话：“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希望这句话对那些大搞精英教育的病夫有所帮助。

　　要治中国教育的病，首先就要纠正教育的错误目的，不解决这个问题，其他的都是扯淡。教育的根本目的是遵照人类的基本价值，培养人格健全的现代公民。先把大家培养成人，然后再谈人才。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满大街所谓人才，但没几个像样的人。如果我们用国民的血汗钱，培养出的是精致的奴才和流氓，这种教育的意义到底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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