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一首诗兼一组图

中国文化的残暴性和欺诈性之根源





2016年11月20日



    
    中国文化的残暴性和欺诈性之根源
         
    作者：文鸣
    
    中国文化的残暴性和欺诈性表明：中国文化一开始就走错了路，并不是什么“早熟”，而是经过彩绘包装了的“吃人”文化；而且在祖先崇拜的孝文化的鼓励下无法纠偏甚至变本加厉。其根源就是不信正义的上帝以及不知求真的方法与逻辑。反过来说，信仰正义的上帝与学会逻辑科学方法是中国人彻底走出丛林文化的必由之路。
    
    一，中国文化的残暴性、欺诈性和愚民性集中体现兵家身上
    
    中国一直是个丛林国家，武力为先的统治手段在中国历史之早，举世罕见。黄帝的统治是通过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的“血流飘杵”的战争实现的。为了警告作乱者，黄帝竟把蚩尤的皮剥下来，做成箭靶；把他的头发剪下来，做成旌旗；把他的胃掏出来，做成蹴鞠；把他的骨肉剁烂，做成肉酱（马王堆帛书《经.正乱》）。这说明：中国文化一开始就走错了路，并不是什么“早熟”，而是经过彩绘包装了的“吃人”文化；而且在祖先崇拜的孝文化的鼓励下无法纠偏甚至变本加厉。北宋开宝二年（969）大将王彦升生吃战俘数百人。两宋时期，军中吃战俘是普遍的现象，连岳飞也不例外，所有才有野蛮千古的诗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江淮之间民众相食，人肉的价钱比猪肉还便宜，1斗米要数十千钱，一个少壮男子的尸体不过15千钱；肉质还分等级，男女老幼不等。吃人风潮席卷全社会，以至于流行用“两脚羊”来称呼人肉。齐鲁一带的汉人从山东逃到杭州，甚至把人肉做成肉干来吃，而且中医还鼓吹吃人可以延年益寿。文革时期，吃人风潮席卷广西等地。
    
    据统计，从秦皇统一到1951年，2171年中，战乱就占了一半时间。历朝历代，都有“峰火连天”、“白骨蔽野”的记述。正是正义之神和宪政的缺乏，才使中国长期处于战争和准战争状态。所谓“止战”、“胜残”、“去杀”、“慎刑”一类主张，不过是缺啥吆喝啥，对好战滥杀力图矫正罢了。但吆喝终究解决不了现实问题，滥杀战俘吃战俘人肉终难止住。曹操在官渡之战，击败袁绍时，袁绍兵有八万人投降，曹操一个不留，把这八万人统统杀了。后人评价说，曹操的做法对自己有利。虽说是八万降兵，但管理成本高昂，要给他们吃喝，还要防他们造反。释放是人道的办法，但这些士兵都是袁绍的人，他们回去后，会被袁绍重新组成军队再打回来。也就是说，为了胜利是不需要人道正义，唯有屠杀屠杀再屠杀。
    
    在西方，战争目的不是杀人吃人，只要投降就行了。战俘或交换或者卖为奴隶。公元前147年罗马摧毁迦太基，城破时迦太基人战死8.5万人，残存的5万人悉卖为奴。不杀降卒是西方的通则，而在中国杀降卒却是司空见惯。秦将白起就坑杀赵降卒40万。项羽坑杀秦国降卒20万。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李鸿章就经常杀降卒数万，李的外国军事顾问骂李鸿章是野蛮人。
    
    中国兵家谋略——兵不厌诈。中国古代军事文化发达，已为举世公认。据统计，古有兵书三千部，幸存者也有三四百部，真可谓举世无双。《孙子兵法》是中华民族权谋与暴力文化的典型遗产，已成国际显学。“兵者，诡道也”（语出《孙子》，是说要勇于装孙子）、“兵以诈立”等诡计思想，中国人奉为圭臬，在西方军事家中也非常罕见。亚历山大大帝建立了庞大帝国，他鄙视诡计、不愿偷袭。老子装弱装孙子像水一样柔弱以迷惑对手的阴谋思想就是来源兵家。中国人推崇的是狡智，老子就是中国的狡智之祖。鬼谷子主张“圣人之道阴，愚人之道阳”，即圣人、统治者可以搞阴谋诡计，愚蠢的人才张扬外露；鬼谷子还说：“圣人谋之于阴，故曰神；成之于阳，故曰明”，就是说，圣人暗箱操作，所以显得神乎其神，他的成功被世人看见，所以可以自诩为正大光明。当今中小学课本中的“五千年文明”智慧代表之一“田忌赛马”对我们民族“不讲诚信”的野蛮国民性的影响是极大的，贻害也是深远的。
    
    兵家多征战撕杀，残酷嗜血；兵家的目的是驯服万民，为君王卖命，自己在这过程中谋取功名利禄。这就决定了他们对百姓的手段只能是野蛮和残酷的。
    
    “尚同”的残暴专制源于兵家。孙子说：“使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威”（《孙子兵法.始计篇》）。中国古代的兵家驯服民众的办法就是恐怖和死亡，他们以此绑架民众，只能跟谁他们走到底，否则就会死的很惨。孙子在练兵时只因吴王的两个爱妃2次没号令排好队，孙子就杀了2人，连吴王的求情也被否决。他以恐怖手段达到了威使众人的目的（杀人立威）。这种践踏人权的事情却为当代的中国人所肯定。
    
    中国的愚民思想起源于兵家。孙子曰：“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孙子.九地》)。此后，诸子百家都强调愚民。兵家主张将广大士卒当成没有头脑、任凭驱使的“群羊”，“若驱群羊，驱而来，驱而往”。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膑兵法》云：“将德（将者，于士卒不可不德）保之若赤子，爱之若狡童，敬之若严师，用之若土芥”。“用之若土芥”暴露了“将德”仅仅是一种手段：“将德”的目的，只在于把士卒像泥土草芥一样使用，才有一将功成万骨枯！
    
    二，中国文化残暴性和欺诈性的原因是不信正义的上帝
    
    中国文化的残暴性和欺诈性在顶层的表现。中国一旦改朝换代，最高统治者绝无例外要做三件事：第一件大杀功臣、忠臣，为剿除竞争对手和皇权世袭开辟道路；二是迫害知识分子，尤其不愿为其所用、有独立政见者；三是在政权的驱动下，大造个人迷信的欺诈性说教，使人民诚惶诚恐接受“君命授于天”的个人崇拜。
    
    专制社会充斥着统治阶级散布的谎言以掩饰其残暴。统治者都会散布两类谎言：第一类，此厮该死，那贼该杀，以此来证明使用暴力的合理合法。第二类，吾皇英明神武，泽被苍生，德播四海，真龙天子，万岁万岁万万岁，好让人民接受专制特权的合理合法。
    
    古希腊神话说，宙斯赐予每个人在政治生活中都有平等权利。宙斯说，“凡是不讲尊敬和正义的人，一概处死。”宙斯要求所有的人都须拥有正义与敬畏的品质。这表明：政治和人们的良知、正义是紧密相连的，正义是政治的目的，是人类社会的目的。普罗泰戈拉说：“法律是一种互相保证正义的约定俗成”。他给人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只有拥有自制和正义的人才配称为人。
    
    吴思鼓吹暴力至上，根本不佩称人。那么多人喝彩，说明中国处在丛林社会。吴思批判腐败潜规则等，那和民主无关。吴思鼓吹“血酬”暴力决定一切社会规则的元规则，就是暴力至上。吴思到处演讲暴力，还跑到香港讲。这是共党支持他，他本人在文革时期就是共党，而且是共党后代。他宣传中国自古暴力决定一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表面在说历史，实质就是告诉香港人，北京的暴力决定你们香港人的一切，港人别争了，你们斗不过北京。吴思宣扬社会无正义，只有弱肉强食的暴力，还宣扬打不赢就逆来顺受，就忍，就做奴隶。吴思宣传暴力，对正义的民主事业危害巨大。
    
    越宣传暴力，当局就越要亮剑屠杀，而士兵们心中充满了残暴的杀气。两派打起来，必然血战。没有真妥协，民主不可能。中华民国就是没有真妥协，各派军阀总是想吃掉对手，结果让共党坐大。社会只有走非暴力的博爱路，宪政才有可能。这是宪政发生在西方的原因。基督教的非暴力的博爱思想深入士兵心中，使共产党屠杀令作废。这是苏联东欧共产党灭亡的文化原因。叶利钦就呼吁东政教发动信徒反对“8.19”政变。在西方，人们经常通过教堂来传播思想信息。中东的伊斯兰教更是以教堂为中心的社会（朝拜圣地麦加常发生踩死人的事件也依然毫不畏惧）。唯有中国教会随时在当局监控下，时刻面临着坐牢的危险，因此小心翼翼，对国人影响有限。
    
    儒家文化重亲情最终导致社会混乱。当你在家庭里强调孝亲价值的时候，讲爱屋及乌并兼顾别人的感受，但是毕竟是从私开始，强调的是亲疏远近，到社会以后就有了裙带风，也有非常多的与血缘有关的腐败状况。每个中国人崇拜的是自己的祖宗，他没有共同的神，除了在家族之内有一定约束外，在家族外的社会，人与人之间成一个利益纷争的状态，因为他们没有血亲关系，没有共同的信仰，没有一个共同的上帝去管他。这时，中国礼教就要求人克己，做圣人君子，但难度非常大，因为每个人的圣人君子标准不一样，社会缺乏基本的正义共识，乱的一塌糊涂。
    
    而欧洲美国没有儒家文化，但它有宗教，都信上帝，上帝是他们共同的保护人。这样一来就他们就不会把家族利益放在首位，血缘关系、亲疏影响就变得小了。他们走出家庭来到社会，就会一视同仁的平等相处。而且西方的法治是做人的最低标准，你不按这个标准做，马上就要受制裁，所以容易做到。由此可见，西方人有一个共同的普世价值观——法治、信仰上帝——人就会克制自己，不愿意进地狱，要进天堂，这就形成了非常好的社会体制。
    
    中国情况正相反。首先，人群的划分是从家族开始，然后才是社会，先顾自己，然后再心系天下。这样一来，就使得这“私”悄悄隐藏。其次，中国人一进社会，就是一个竞争关系，你有了我就没有，人人都为小家利益拼搏，每个人身后都以家族为支撑，斗起来就没有底线，弱肉强食或者同归于尽，没有正义，残暴无比。
    
    苏格拉底追求真理被杀，其思想被发扬光大。耶稣被钉了十字架，因此成了西方的神，耶稣是正义的化身，耶稣的思想成了西方人指路明灯。中国的少正卯讲学强调求真务实，不利于专制统治，而且追随少正卯的学生一度超过了孔子，孔子做官7日就杀少正卯，少正卯思想彻底失传，这就奠定中国文化虚伪欺诈的悲剧。儒家文化没有诚信，没有正义，只有成王败寇、弱肉强食。“孔曰杀身成仁，孟曰舍生取义”，死的都是别人。每每遇到了困难与危局，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办法就是逃跑：所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动辄“乘浮桴于海”，一种随时准备逃跑的投机姿态，毫无解决问题的责任、智慧与勇气，而这样的人竟然是整个民族的圣人圣事。这样的民族必然多灾多难。
    
    当局刚刚枪毙杀村官的“义人”贾敬龙，2016年11月16日晚陕西延长县发生特大血案：村主任曹英海一家被人砍于血泊之中，3死6伤。所以，中国社会只有走非暴力的博爱路，民主宪政才有可能。可是一些人就是迷信暴力，他们不知道：非暴力思想并不是废除一切暴力，废除只是非正义的暴力，防御性的暴力就是正义的暴力。
    
    三，中国欺诈性文化的原因是不会求真
    
    在陕西临潼：村民病饿死8年后村长长期冒领死者粮食直补款。这就是官僚欺诈弱民。新世纪以来，中国大学论文抄袭成风，校长申报院士的论文都是抄袭的；连医学论文都可以买卖，而且生意兴隆；2016年科学家韩春雨刚在英国发表1篇假文章，就利用它谋取了2个多亿民脂民膏。面对诸多科学家质疑，河北科大百般包庇。根本原因是儒家的父子相隐的骗子文化所致。
    
    儒家之所以成为皇帝的帮凶，是因为它奴才似的狡“智”为皇帝所喜，可以用谎言来使老百姓愚昧化和工具化。“信”被儒家牺牲。子曰：“君子贞而不谅”（君子坚守正道而不拘泥于信用）（《论语.卫灵公》）。孔子在《论语·子路》曾指出：“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即：说出的事一定可信，说了就一定守信用，一定办到，这是个浅薄固执的小人呀。孟子说过：为了“义”可以不必说出真话。“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
    
    哦！原来孔孟的诚信是针对百姓、小人说的，君子、大人是没必要遵守的，谁遵守，谁就成了“硁硁”的小人了，就不是君子了。这种针对百姓、小人的诚信，是奴才的诚信。的确，如果百姓、小人们不诚信，不老实，统治起来不就太困难了吗？
    
    儒教的祖师爷孔丘就是一个说谎话、假话、篡改历史的大师。周朝流传下来的《诗》本有三千多篇，到了孔丘手中，他将其中绝大部分不符合自己观点的诗都给删了，仅仅保留了一个零头——305首符合其教义的诗作为儒教的教材，成为儒教的“五经”之一。
    
    孔子鼓吹“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可他自己就不兑现。他没做过史官，居然就敢编辑史书《春秋》。在《春秋》所记载的240年中，孔子的“祖国”鲁国，有四个国君被杀，一个被打跑，还有一个客死外邦。如此重大的事件，《春秋》是一个字不提。这就是“为尊者讳”。连编纂史书这么严肃的事情，都可以说谎了，那么天下还有什么不可以说谎的呢？孔子编《春秋》的原则就是避讳，即“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避讳就是为别人隐瞒丑事，为别人说谎。避讳是为了维护君主的统治。由于儒家倡导避讳，中国文化成了彻头彻尾的撒谎文化，且令国人神经兮兮，荒诞离奇。
    
    到了宋朝，连“丘”字也要避讳。写起来或缺一笔成“斤”，或写作“某”，或用朱笔画圈。读起来或读为“区”或读作“休”，不一而足。丘姓也被迫写作“邱”。大观四年，改瑕丘县为瑕县，龚丘县为龚县。不单为圣人讳，还得为所谓尊者贤者讳。杨万里任监司，出巡外地，州府的歌妓为他唱“贺新郎”词。其中有“万里云帆何日到”，杨万里听后不悦，说：“万里昨日到”。太守大惧，赶紧下令将歌妓收监。田登做太守，元宵节不许百姓说灯，下令把点灯三日说成放火三天，开创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千古奇迹。
    
    一位中国老师给美国小学生讲阿凡提的故事：阿凡提从地主家借了口大锅，完事还了一大一小两口锅，说小锅是大锅生的孩子，地主当然笑纳。过了几天，又管地主借锅，这次没还，说是锅死了。听了故事，美国小学生并未称赞阿凡提的智慧，而是质疑：他用小锅骗了地主的大锅！他为什么不靠劳动创造价值去赚钱买锅呢？
    
    这就说明的是两个国家的孩子看待问题的不同，明明是欺骗，一方认为是智慧，另一方则认为是不齿。目前，中国许多金融借贷诈骗就是这样发生的（见许锡良：西方的智慧是求真，中国的智慧是欺诈）。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要探究清楚这一原因，除了他已经说过中国专制皇权文化所衍生出来的专制制度的荒唐之外，还有思维方式上的原因。
    
    一种文化的核心部位其实就是两个方面，一是价值观，二是思维方式。价值观与思维方式决定了文化中的其他部分，包括制度的建立。不同文化观念的人，即使所建立的建筑也会体现其文化的精神。比如，中国的建筑特点就是要求左右对称，屋檐常常是勾心斗角。会场的设置也常常是围绕着一个核心，栉比鳞差、层层环绕。不管这个核心叫什么，总之必须有一个这样的角色。要是让中国人在圆桌上开会，中国人就不知道怎么做了，因为，那样会群龙无首，乱成一团。中国人开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讨论事项，而是宣布事项的结果。真正的讨论与博弈，早已经在幕后密室完成了。古代皇帝的所谓朝会，其实也是这样的。真正的讨论与博弈早已经在以皇帝为核心的三五个重臣之间完成了，其他的文武百官只不过是例行公事地到朝廷里站站，听听结果而已。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为中国人只有服从权力的习惯，而没有服从真理的习惯。要中国人探求真理，还不如去死了好。像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里面需要讲什么道理吗？有据理力争的空间吗？完全没有的。一个人权势特别显赫的时候，即使皇帝面对这种权势的威压也要服从“指鹿为马”的气焰。一切都由权力安排好了，大家根本不用再费心操神，各安其命，各就其位就是了，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思不出其位”，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屁股决定了脑袋。
    
    说到底，西方人追求的是真理，探求的是真相，他们在探求真理，追求真相的问题上，可谓是殚精竭虑，耗费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智慧。最早是由亚里斯多德著有《工具论》，后来又有培根的《新工具》，为了探求真理，他们把思想的工具一再改进，因为唯有思维方法的改进，他们的认识才能够更进一步。因此，他们的智慧其实就是围绕着求真而来的。谁能够探求到更多的真相、真理，谁就是真正的哲人智者，谁能够利用真相、真理为人类服务，谁就是真正的智慧之人。因此，他们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这些人推上了大智大慧之人的宝座，成为后人崇敬与学习的榜样。
    
    然而，中国人的智慧就是用来欺诈的。孔子是中国最早公开宣扬欺诈有理的人。在《论语·子路第十三》中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儿子作了告发，从法治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正直的行为；但在孔子看来这却是一种丧德败行。孔子主张父亲应替儿子隐瞒罪行，儿子也应替父亲隐瞒罪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父慈子孝的道理。孟子还把帮助犯了杀人罪的父亲潜逃，称为大孝，号召人们学习。
    
    其实现代法治精神里，遇到亲情关系的案件，既不能够采信子告亲的证据，鼓励告亲，也不像孔子那样“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式的“亲亲相隐”，而是要贯彻一条原则就是避嫌。一切不是靠告发，而是要靠证据来定罪。但是，靠证据而不是靠口供，就必须学会寻找证据，这个过程就要学会逻辑推理，学会用实验与测量以及医学解剖的知识与技能来寻找犯罪证据。可惜，中国文化在逻辑推理、实验、测量与其他科学知识方面几乎完全被忽略，因此遇到类似子告亲的案件，只好作出两种极端的选择，要么完全鼓励亲人之间互相告发，要么就完全采用包庇隐瞒真相的办法。说到底还是因为中国文化在追求真相与真理问题上的能力太弱了，而这种能力的欠缺又与中国圣人的教导密切相关。
    
    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企图用蒙昧的方法，防止人们利用智慧与朴素的逻辑以及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去追求事物的原理与真相。孔子一生只讲礼，也就是讲上下尊卑的秩序，从来未曾探求过什么真理真相，相反，他还利用职权以五条莫须有的言论思想罪杀害了同僚少正卯，为杀害中国那些敢于较真，敢于追求真理的人提供了绝妙的借口，作出了一个十分恶劣的榜样。孔子的礼与仁，其实杜绝了中国人在信仰与求真上的一切可能性。及至儒家所谓的智，其实就是诈骗术。谁拥有高明的诈骗术，就是拥有大智慧。
    
    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智慧偶像级人物——诸葛亮其实是欺诈手法高超的人。奇怪的是这个人字“孔明”，本来与孔子家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因为“孔明”似乎也与孔家攀上了亲缘关系。在关于诸葛亮的高超智慧的故事中，几乎都是欺诈成功的故事。比如“空城计”、“草船借箭”、“八卦阵”、“七擒七纵”、“欲擒故纵”等等，都是用来迷惑他人、制造虚假的本领的高超骗术。鲁迅论及《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的智慧，说“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在这种偶像中，许多人无意之间都成为骗术高超的骗子，令人防不胜防。然而，这种近乎妖的智慧人物，虽然活着的时候号称智慧顶级人物，但结果却是诸葛亮死后“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国家没有可当大任之人，加之后主昏庸、黄皓弄权，使蜀国迅速衰败。说明这种诈骗术也只是一项小术，而非真正的大智慧。真正的大智慧是追求真理，求得真知与真相的能力，可是，诸葛亮从来没有提供过这种智慧。
    
    现在，许多大学的广场上，由公安设定的广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每年365天，一天都不间断地广播骗术，还是赶不上新骗术的层出不穷，每天都还是有不少人要上当受骗。被骗的中国人从来得不到别人的同情，相反，人们却很佩服与羡慕那些高明的骗术，竟然是这样富有智慧。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与时间精力都花在如何制假造假，创新新骗术上了。从政府造假到民间江湖骗术，几乎都基于同一欺诈原理与骗术偶像。弄虚作假可以得逞于一时，但败坏了社会。像中国无数的政府部门都在造假数据，但中国的空气污染、水源污染、食品安全及社会腐败问题却越来越严重，伤害了每个中国人。科学才是探求真相、真理、创造财富的正确之路。靠耍花招与计谋的所谓智慧，最后骗得了人，却骗不了天与地，更骗不了神的慧眼。
    
    老子学说还在祸害中国
    
    作者：关鸣
    
    一，西方：上帝万能——精神高于物质
    
    《旧约》第一篇《创世纪》开宗明义：“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先有词，后有物，就这么简单！词与上帝同在，词就是上帝。后来，词（常译为“道”）成了肉身，即词化身为耶稣。圣经反复强调，不准体贴肉体，只准追求真理。耶稣在旷野中饿了40天，魔鬼叫他把石头变成面包时，他说：“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即真理）”。犹太基督教确立人的精神或语言高于物质的基本原则。
    
    这种对语言的高度信任和崇拜，直接导致了西方人精神生活方面的告解（即忏悔）传统、社会制度方面的法律传统以及知识艺术领域的辩论传统。告解不仅包括用语言进行忏悔，即用语言抵消一个罪恶的念头甚至赎解一项未被发现的罪行；也包括手按《圣经》以上帝的名义用语言进行起誓。可见语言的力量之大。而一旦新教取消了告解，西方人的精神顿时面临崩溃，于是需要导致发明，精神分析医生及时代替了忏悔神甫的角色，告解传统的暂时中断和精神分析不尽人意的替代所造成的文化内伤，虽经两次世纪大战的灾难性发泄，仍可断言其内在驱力至今尚未完全释放尽净。对西方人来说，非理性就是非语言。
    
    二，东方：上帝无能——物质高于人的精神
    
    《圣经》中那些不信上帝的人被来到了东方，他们为了否定上帝万能，连上帝的语言功能都否定了。孔子的“天何言哉”这句话（在孔子之前就流传了几千年），就是在否定上帝能说话，就是否定了上帝的万能性。否定上帝的结果，中国确立的了物质高于人的原则，为了所谓国家（的GDP），可以牺牲民命，用“血和肉筑成新的长城”。
    
    中国文化核心是物质至上，都是围绕物质功利转。中国的名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出自大名鼎鼎的《易经》，清华大学初建时，居然把它作为校训。它把徳和外在的物质挂钩，即把功利作为是否厚德的标准，这就是号召大家去追求财富，并以此衡量徳的大小，即财富越多，德越大。因此，中国到处宣传恭喜发财（新年贺词的首句），多么荒谬！请比较：基督教是把德和财富分开的，如：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都难。中国正是靠这荒谬的思维，皇帝占据天下所有财富，所以他是天之子，德配天下，只有皇族配享政治特权，因为他们是圣贤，中国文化就是人为的如此制造社会分裂。清华大学以“厚德载物”做校训，证明了中国人的精神俗不可赖，中国人还未走出丛林和蒙昧。
    
    古代西方人就认识到，人是有理性有自由的灵（精神动物），唯有中国说人是草狗，庄子还说人的本质就是屎。《道德经》里的“道”全是物质运动规律的描述，把人等同于物。所以汉语里有“人物”之类的词。老子认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圣人把民当草狗（像避孕套用过就扔）；如今狗官把民当屁民。对待老百姓就像天地对待世间万物一样，可生杀予夺。而且，君王是在师法自然、师法天地的名义下进行的，因而有着无穷的合理性。事实上，“天地不仁”只是一种自然灾害，而非天地故意为之。“天地”没有思想意志，不存在“天地”故意将万物视为“刍狗”的情形。但老子由此推论出：作为人的“圣贤”将“百姓”当作“刍狗”，这是故意制造逻辑混乱而做的诡辩。可见，“法自然”不过是把专制暴行“合法化”而已，是一种巧饰。老子之所以如此诡辩，就是要宣扬他的愚民论。将人民当作杂草与猪狗者，只能是暴君，何“圣”之有？老子说“辩者不善”，对于他的诡辩，只能用“阴毒”来形容。
    
    老子认为人是无知无欲的行尸走肉（刍狗），对人的语言完全不能信任。所以，他说，“道可道，非常道”，只要你说出来，就不是“常道”。中国人的真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这实质上是否定了一切，否定了西方人嘴里说出的那个上帝。老子要求：“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说话怎么教人，圣人成了聋哑学校的老师，那又能教几人？对语言的高度不信任必然波及以语言为载体的神圣化的法律，所以老子说：“法令滋章，盗贼多有。”《道德经》第56章还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即：懂的人是不说的；说的人是不懂的，也就是说：说出来的言论都是垃圾。既然语言是垃圾，语法、逻辑和理性就无法产生于中国，中国社会就只好依赖于暴力了，这就是吴思的暴力元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文化背景。法家们强调必须依赖帝王的“力”的原则：“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见《商君书》）。”
    
    老子贬低语言的目的就是要隔离人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让人不说话，使人成为行尸走肉。道家实质是要人们昏昏沉沉，糊里糊涂，回归原始社会的孤居社会，像杨改兰一家孤居或者像北大的博士隐居在深山老林，庄子就说过“民如野鹿”一样的赤身裸体地生活是最幸福的。这种反动的学说阻碍了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胡适、刘军宁、黎明等人说老子有民主（有逻辑）思想。老子主张倒退到“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社会，都不往来了，哪里还需要民主？所谓社会，就是交往，连交往都没有了，哪里还有社会的影子！老子怎么会胡思乱想起民主来？互不往来，倒是契合老子的无是非原则、无公平正义的人生哲学，因为没有往来，是非原则、公平正义也就无从谈起。
    
    柏拉图说：有一批人犹如囚徒世代居住在一个洞穴中，人们的脖子和脚被锁住不能环顾，只能面向洞壁。囚徒以为洞壁上的影子就是“实在”。事实上，中国人被隔绝在一个个孤立的“洞穴”里。“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每个人“各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哪里是小国寡民，分明是家庭之间的相互隔离。老子深知，断绝人们的横向联系，当每一个人成了孤零零的个体，就无力挑战政府权威，国家就长治久安了。老子主张根绝一切法律、道德、礼仪，将黎民百姓画地为牢，死死地困在一个地方，使他们有车不能乘，有船不能坐，有科技器械也用不上，并且绝学、毁文、愚化他们，以便使黎民百姓变得无知、无欲，只知道像猪一样吃，像牛一样劳作，如草一般总在一个地方自生自灭就行了。这就是老子提出“绝巧弃利”、“民为刍狗”的原因。
    
    三，老子是帝王愚民术的鼻祖
    
    “道”指的是事物的客观规律，而规律则是无形、无物、无象，看不见、摸不着的。在中国古代，没有类似现代哲学中的“抽象”之类专用名词，所以，学者传播道，不得不对“道”的抽象性做番解说。老子将“道”说成是“物”，“道之为物，惟恍惟惚（第21章），其中有象”，这就说明老子对于“道”的抽象性缺乏正确把握。第1章云“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是毫无哲理意义的故弄玄虚。在老子之前，从未有人将“道”称之为“玄”的。老子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说，就是“神道设教，以愚百姓”的一种歪理邪说。
    
    第39章云：“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榖，此其以贱为本耶？”第42章云“人之所恶，唯孤、寡、不榖，而王公以为称。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此种喻比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帝王的称孤道寡，是自夏禹以来建立了“父传帝位与其子”以一家之私的独裁治天下，才逐渐形成的。其原意是“唯王作极”，天下唯一而无偶。并不像老子所说，具有贱身贵道，以百姓所恶、所贱而作自称，是所谓的“物极必反”规律使然。
    
    第38章的“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更是歪理：学道才能有德，失道之后，德从何来？失仁之后，其哲学、社会德义又焉能存在？其实，老子的一番违背逻辑性推理之语，就是要反礼制。中国最古之礼，是帝王选贤、礼贤、任贤之礼。因为自从夏禹以来，礼就逐渐朝着下级阿奉上司的点头哈腰方向发展。周代以来，只有在帝王的筑坛拜将仪式中，还残存着一点“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影子。老子与孔子同处于春秋社会变革时期，老子所反对的，正是上者施礼于下属的文明礼貌之礼。老子的“道”似乎很玄妙，涉及天地宇宙，那不过是统治术的隐喻，本身并无独立的意义，所以也不求逻辑上的完整。老子说，天下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第25章）。四大并列，尊君昭然。难怪帝王喜欢他。
    
    “天下皆谓我道大”（第67章），是一种违背客观规律的胡吹。在老子第一个发现了“道”，并为之命名，他在写作这句话的时候，自然是书未出版。书尚未成，就无法传播于世上，世人就处于“不知道”的状态，何来“天下皆谓我道大”？遍查古籍，也见不到春秋时期谁夸其“道大”的记载。第70章又自相矛盾的自吹：“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怀玉。”老子说他的言语非常容易理解，也很容易做到。可惜的是，天下的人们都不知道他。这就揭露了“天下皆谓我道大”是谎言。这种情况，可以这样理解：天下的人们都愚不可及，连老子简明易行的话也听不懂，做不到；或者老子讲的全是鬼话，思维正常的人都听不懂。当然，老子本意是神化自己：“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怀玉。”这是吹牛不打草稿。老子指责他人都是“言者无知”，而唯有他是有知的救世主。第53章的一段话，是老子把自己当成了救世主的表述：“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径。”唯有他才能带民走正道。鼓吹神鬼莫测之术，故弄玄虚，言己之术法力无边而可救世，是一切迷信教派的特点。所以，后汉中国产生的教派以道为教名，尊老子为教主，以其所著《道德经》为教典，就毫不奇怪了。
    
    毛泽东多次说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而秦始皇最爱的是老子，他爱老子的愚民术，他爱老子“圣人不仁”的残暴术，还爱老子长生不老术，再加上管子的“利出一孔”的垄断术，这就是法家全部内容=愚民+残暴+垄断一切。
    
    历代新兴的统治者登基后，往往都要搞一阵子毁灭前朝文化的罪恶活动，而他们信奉的就是老子的“绝学无忧”（第20章）论。由于老子的思想符合独载统治的需要，就不断得到吹捧乃至变本加厉。例如，法家者流因受老子思想的影响，都提倡绝学、绝圣、役贤、害贤、灭贤、愚民。商鞅说：“民愚则易治”。因为，“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横向交往），无外交则国勉农而不偷，民不贱农则国安不殆，国安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又说，“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国强。用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国。”不仅如此，商鞅还将所有文明修善教化都咒之为“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必欲除净而后快。同样，韩非亦是愚民大师，他说：“去智而有明，去贤而有功。”“有道之主，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这些同“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野蛮口号，是一回事。
    
    老子的圣人专制表现为：无为=无不为，就是无所不为，没有底线。“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显然，只有无所不为的恐怖，民才能随我而变化，否则就是空想。老子的崇拜者韩非又《解老》又《喻老》，把老子的残暴“不仁”的“无不为”思想发展到了恐怖的高度。王长华认为韩非对老子的吸纳和改造主要有两点：一是老子“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的愚民主义,为韩非的君明民愚提供了理论依据；二是老子“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无情主义，为韩非提供了以人君附会“天地”、“圣人”的可能，并由此进一步成了韩非君主专制独裁理论的逻辑基点。“不仁”在汉语里是个贬义词，如“不仁不义”，在道粉溪谷的眼里“圣人不仁以民为狗”倒是民主法治的基础，真是颠倒黑白、滑天下之大稽。老子认为：“道”是客观存在的绝对权威，而人类社会作为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也要服从“道”的规范。庄子说：“天有六极五常，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亡”（《庄子.天运》）。葛兆光认为道家“对‘道’的超越性理解和普遍性解释，正好为权势主义者所强调的君主权势至高无上而又广大普施，提供了宇宙依据”。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第一册中指出老子思想认为“人对自然只能任（顺从）和法（效法），不能违背它。”“后来法家引申这种思想为极端的专制主义，就是君主制定法令，臣民绝对服从，象服从自然规律一样。”
    
    老子的圣人专制和柏拉图的哲学家专政相似，但更坏。柏拉图的哲学王统治是以学术研究握道为基础的哲学家们选出的哲学王来统治，重视科技发展。然而，老子似的圣人是天生的，与选举无关；并且反对科技、反对文字，要倒退到原始社会，所以，中国的专制更野蛮恐怖愚昧。儒家是在维护这套野蛮的专制制度的基础上，加上温情脉脉的面纱，以便老百姓心甘情愿地做奴隶，做看家狗。毛泽东批儒捧法家，说明他实行的就是赤裸裸的残暴专政。
    
    事实上，智慧是不应堵塞的。防止盗贼最好的办法不是否定人的智性，而是建立良好的法律制度。未必条律越繁，国家越乱。如果国家领袖如老子那样藐视智慧践踏法治，不是国被灭就是人吃人。毛泽东玩的就是老子一套，毛泽东掌权后，践踏了法治道德，无底线地乱杀并搞大公无私，弄得中国到处人吃人。1954年毛泽东说：“世上本无事，洋人自扰之。”没有宪法的社会，是最好的社会。中华五千年，从来没有宪法，也没见什么损失嘛！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人民群众还受国民党法治思想毒害的悲惨国情，为了争取时间，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当然啦，将来如果有一天，条件成熟了，有人提议废除宪法，永远不要制定宪法，我会第一个举手的······
    
    毛在杭州“无为”玩美女，让大臣们“有为”弄死高岗，文革前夕毛泽东在南方阴谋“无为”，让刘邓开展文革序曲，最后大臣们几乎都被他打倒。老子提倡“绝学无忧、弃圣去智”；毛打倒知识人，停办大学，中小学一律劳动化，不许学外界文化，只能永学毛选。这和老子说的按我的话办就天下大治，是一回事。而且文革没批老子。毛泽东化名多姓李，说明他崇拜太上老君李耳。
    
    四，老子的愚民学说批判
    
    老子反对黄帝明民而治思想，主张愚民而治：“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因为知识令人利令智昏、肆无忌惮，唯其无知方可使人心无杂念而敬畏自然，对神鬼与圣人之敬畏乃“道法自然”之先决条件。若用先进的科技，生产率就会提高，吃饱穿暖后就会有各种奇思妙想，对统治秩序不利。因此，不给老百姓学习机会，这叫“绝学无忧”。所以，他在第19章云：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
    
    “绝圣弃智”与“民利百倍”之间到底是什么“玄妙”的因果关系？“绝仁弃义”之后，人民又因为什么就恢复了“孝慈”呢？若是按着老子的逻辑，百姓贫穷，就是因为人们聪明、智慧、按客观规律办事造成的；父不慈，子不孝，就是社会上因为讲仁义道德造成的。老子到底想把社会治理成什么样？周武王问太公（姜子牙）：我伐纣，天下人都认为是臣子杀他的君王，以下伐上。我怕后代效仿我，怎么办？太公说：你想让你的江山长久，就一定要堵住百姓的口耳。大力宣讲等级秩序和谦卑退让的精神，使他们不起争斗。让老百姓养成大吃大喝的物质习惯，让他们养成大赌大嫖的精神习惯，用鬼神迷信让他们产生敬畏之心不准许他们思考。用繁文缛礼使他们丧失自然天性，用厚葬久丧使他们耗尽财产，让他们为丧事置办奢侈的陪葬品，这样来使他们陷入贫穷，让他们服繁重的徭役使他们片刻不得休息，他们人少势力小，个个贫穷和疾苦。将拜祖宗的孝道文化世世代代灌输在人们的脑中，那么可以保障天下不会丢失。若“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也”（见《老子》第37章）。也就是说：避免动乱的办法就是要求人们过尽可能“朴”的生活（返璞归真）。孩子只有有限的知识和欲望，他们距离“朴德”不远。所以，老子说：“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又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由于孩子的生活接近于理想的生活，所以圣王喜欢他的人民都像小孩子，因此老子说：“圣人皆孩之。”
    
    为了保证人们婴孩一般的幼稚，老子反复地强调：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掏空他们的心灵使之思想单纯，满足他们的食物使之肚腹充实，摧残他们的情感使之意志薄弱），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使老百姓长期处于没有知觉和欲望的状态，让那些想有所作为的聪明人也因得不到响应而不敢动手）。
    
    在一个社会里，不尚贤，不学先进人物，不搞公平竞争，做工的不想创名优产品，种地的不求多打粮，当兵的不争当将军，读书的不想上大学，社会能进步吗？若按老子的话办，连体育竞技也不用搞了，岂不谬哉？由此可见，老子的“不尚贤，使民不争”，不仅是同黄帝思想不同，而且与中国古典哲学理论相违背，更是反人性、反进步，不符合社会进步的有害言论，是离经叛道观点。
    
    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明白，创造社会财富，没有智能是不行的，如果推行愚民政策，绝学、绝巧、弃利，限制劳动竞争，不贵难得之货，则社会财物奇缺，人民贫穷，如何又能够“实其腹”呢？吃不饱肚子，又如何能够“强其骨”？所以，老子为推行愚民之治，存心给人画饼充饥，虚构出一个乌托邦式的社会，让人民上钩。说到底，为了给统治者出愚民之治的馊主意，他是根本不管黎民百姓的死活。更可恶的是，为达到以上目标，还建议统治者采取“小国寡民”的治理措施：“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这也就是说，为了彻底实行愚民之治，连文字他也主张要废除掉。这明摆着就是一种反人性、反理智、反道德、反文化、反文明、反进步、反科学的荒怪之论。
    
    老子认为，文明是动乱和罪恶的根源，知识越多越反动，不识字才是盛世。“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第80章）。《道德经》第81章告诉帝王只要做好两件事就行：一件是自己装傻，另一件是把臣民弄傻，帝王装的无欲无为，把臣民弄的无知无求，天下就太平了。老子的社会目标就是“实其腹”，相当于今天的“吃饭权”。老子连“政者，正也”哲学观点也要坚决反对，表明老子就是要搞歪门邪道。其绝圣、绝学、弃智、不尚贤、反对礼义教化等，都是愚民政治。所以，历代统治者都对此很欣赏，推行起来也乐而不疲。
    
    老子反对学习，主张禁绝学术的“绝学无忧”论，这是同他的“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今有学者认为，老子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鼓与呼的。显然是胡说八道。历史的事实恰恰证明了老子“绝学”、“绝圣”、“不尚贤”、“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的鼓吹，正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次的焚书坑儒，将学者当作敌人进行镇压，大肆破坏与毁灭中华文化的理论根源。
    
    历史上的秦始皇，一是按老子的“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劳民伤财，动用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遍寻不死之药。另一件事，就是遵循老子的“绝学无忧”的主张，坚决实行焚书坑儒。“绝学无忧”口号的提出，对独裁统治可能会有某种暂时的利益，但对人类社会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谁都知道，汉代以前没有造纸和印刷术的应用，书籍都是用毛笔抄写在简牍上，因此每一种书的数量都不多，秦始皇在全国的大量焚书，给中国文化造成的巨大损失是可想而知的。此后，一些篡权者、叛乱者、侵略者，焚毁历史文化典籍，都是毫不手软的。如：公元190年，董卓逼献帝迁都长安，不仅焚烧宫庙、官府、民居，还焚毁馆藏古籍70车。公元549年，侯景作乱攻陷会稽，烧尽东宫藏书。公元554年11月，西魏攻破江陵，俘获梁元帝，城陷时，焚毁古籍14万卷。清兵入关后，为达到政权永固，必欲灭中国文化，以满族文化取而代之。先是强令全国人民一律剃头，不从者一律杀头，而且对此不准有任何奏议，这就是砍头没商量。此后，就一次次大兴文字狱，借机毁坏文化典籍······
    
    中国起初是一个重视尚贤任能的国家，后来变成了一个役贤、害贤、灭贤的国家。这种由先进变落后的历史根源就是老子的愚民思想。中华民国的文人们曾一度把毛泽东视为圣人，所以他们拒绝随蒋介石到台湾，最后却被焚书坑儒。在统治者看来，绝学无忧——中国人象猪一样蠢的话，政权就可以万寿无疆。每个朝代新皇帝上台，为了绝学无忧，至少做好两件事情，1是销毁不利于统治的书籍资料如抗日战争的史料，2是消灭前朝的既得利益分子和新生的不满分子，以消除隐患。毛泽东不仅做了这两件事情，还展开对异端思想异端分子的大批判大改造大消灭运动。如今网禁就是毛泽东的“绝学无忧”暴政的继续。
    
    愚民思想对于中华民族的危害是十分巨大的。中国很早就发明了指南针，用它来测定风水与吉凶，西方人用之发现了新大陆；中国很早就发明了火药，并造出了具有某种火箭原理的爆竹驱邪，但未能像西方人造出先进的枪炮；中国人很早就造出了水推磨，但却不能广泛推广······老子的绝学、绝圣、绝仁、绝巧、弃智、弃利、弃义、不尚贤、清静无为、小国寡民等反对人类社会进步观点的鼓吹，客观上已给中国历史上造成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不重视科技发展，不重视一切发明创造，而是焚书坑儒、愚民以治、乃至形成宗教迷信。
    
    “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天之道”就是天道，就是客观自然规律。客观自然规律对于人类而言，不是像老子所认为的“利而不害”，而是既有利，亦有害。老子讲“天之道，利而不害”，这能算懂哲学？主张学道就是为了“无为”，连这样简单的问题都弄不清，还能称作是“哲学之父”？所以，对老子的这些有害理论不加分析与批判，而作神化宣传，称其为“哲学之父”，“智慧之父”，将《老子》一书作为教材让学生们去读、去背诵，以为这样就是“进行思想道德教育”，这在客观上就是一种新的愚民运动。
    
    哲学，希腊语中的直译就是智慧学。哲学是教人变得聪明、智慧的学问。老子所著的《道德经》并不是要普及哲学道理，使天下百姓变得聪明、智慧、大有作为，恰恰相反，他是借谈道德之名义，神道设教，愚化人民，以巩固君主的独裁统治。老子根本不是什么“智慧之父”，而是奴隶制的御用文人，替统治者愚民。老子的愚民思想、愚民政策、愚民之术，是反对精神文明、反对物质文明、反对社会进步的总祸根。过去、现在、将来，它都不是应该提倡的思想，因为愚民思想是不道德的，是反人性的。对于这样极其明显的反人类、反科学、反进步的反动思想，不进行批判，反而进行鼓吹、大力提倡，其本身就是一种丑恶，是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的犯罪行为。
    
    民主基础是科学理性。无理性只知拜祖先的中国愚民，连科学都反，怎么会接受真民主？西方社会能长出科学民主，说明它的传统好。中国长不出，说明中国传统不好。这么简单的道理，许多人都不明白，还要做传统粉，真是脑残！土耳其革命后，废除阿拉伯文字等传统文化，避免专制传统的干扰；日本维新，废除春节废除中医，也避免了专制传统的干扰，都获得了成功。目前中国的反转基因的愚民运动就是根源于老子的思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法自然只是在都圈子，因为中国古典哲学观中的“自然”包括了天、地、人。在古中国人心中，天是至高无上的，是世界观，而道只是探寻天的方法论。老子却说“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就自相矛盾了。天即然至高无上，怎么还要“法道”“法自然”？这不是要让世界观服从方法论吗？这完全是本末倒置的强盗逻辑。老子要求无为无人为，反对科技，使李悔之、刘植荣、郎咸平、崔永元等许多人，成了反转基因的先锋。5色先生说，他信老子的玄学，反转基因，就是要法自然，要纯天然。可见，唯有抛弃中国文化，中国人才有可能有科学理性，做中国传统粉只会阻碍中国社会的进步，是弊大于利的。
    
    （本文参考了曲辰先生的《老子思想批判》）

[博讯来稿]

    
    

    在毛泽东以前的兼职秘书李锐所著的《大跃进亲历记》中，有这样一段描述1959~1961年大饥荒时安徽省凤阳县的情形的：“凤阳全县死绝8404户,死跑而空的村庄27个。村民严俊冒告诉记者：“1960年，我们村附近有个死人塘，浮埋着许多饿死的人。为什么浮埋？饿得没力气呀,扔几锹土了事。说起来，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冤魂。人饿极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的一位亲戚见人到死人塘割死人的腿肚子吃，她也去了。开始有点怕,后来惯了，顶黑去顶黑回。我问她：‘怎么能······？’她叹息道：‘饿极了。’”
    
    在大跃进前一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作家白桦是河南省信阳人。他当时正在上海郊区的一家工厂劳动改造，同居一室的同乡从信阳探亲回来，对他讲了如下一段话：“我刚从咱们家乡回来······俺家里的人都饿死光了······只剩下俺姑，她的儿子也死了······她咋活下来的呢？······有一天夜里，一只饿得只剩两张皮的猪冲进她的院子，她连忙关上门，一棒就把饿昏了的猪敲死了，连夜剥了那头猪，埋在地下，每天下半夜起来挖出一块烧烧吃。她不敢给她那个五岁的孩子吃，怕他说出去。一说出来，村子里还活着的人就会冲进来和她拼命，会打死她，要她把猪肉拿出来。她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叫着“饿呀！妈妈！饿呀！妈妈！”一直到死······人变得那么狠心，可她有啥法子呢！只能这样。”当时，信阳地区“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白桦语）。仅息县就有六百三十九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五千六百四十七户，息县五千一百三十三户，固始县三千四百二十四户。”
    
    一九八四年，有几位学者在英文《人口与发展通讯》上著文指出：“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中国的大饥馑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对这一点，当代严肃的学者、历史学家都已予以肯定。然而，那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中，究竟多少中国人失去了生命，官方出版物对此含含糊糊，语焉不详。如中国科学院一九八九年发表的国情报告这样说：“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一千五百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一些党史专著也笼统地说“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或者含糊其词地说“人口非正常死亡数千万人”，不愿深入探讨。
    
    在过去的一贯宣传中，说是三年自然灾害以及苏联向中国逼债，导致了大饥荒，然而，即使是党内的一些人，都坦白这根本不是事实的真相。
    
    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说：“国家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惨象完全是我们党造成的。”另一位中共党内有识之士、一九五九年时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则评述道：“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瞎指挥，一平二调，造成国民经济大破坏，饿死成千万人，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

大饥荒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吗？
    
    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就是丰平歉年相交替，从未有过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遍布全国的“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翻开《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注：一九三九年，陈高佣编。）以二十世纪为例，辛亥革命前的十年间，数一九○九年的灾害最重，也不过是局部地区的天灾：“福建漳州等地，水。黑龙江黑尔根等处，水。湖北荆州等处，大水。江苏溧阳等数县，水。广东佛山等县，水。吉林省城等处，大雨。甘肃全省亢旱。湖南长沙旱。”像这样的自然灾害人类目前尚无计躲避，但一个廉洁、有效的政府应该能够对付。偌大一个中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边有北方，一省或数省遭灾，只要政府健全，完全可以避免饥馑。一九一○年前后，清廷内外交困、摇摇欲坠，救灾虽不力，却也并未引致全国性的饥馑。第二年它不堪武昌起义之一击而土崩瓦解，也不是由于灾民造反，与明末的情形完全不同。
    
    至于一九五九年至六一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我们先来看五九年。五九年的成灾面积（受灾减产百分之三十以上为“成灾”）低于五六年和五七年（注：关于受灾面积的数字均取自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年鉴》第二一二页。），而五六年、五七年除广西人为造成的数百人饿死外，并未造成饥馑。所以五九年并无足以引致饥饿的天灾。
    
    两千万人大多数是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至六○年夏收前几个月青黄不接时死去的，六○年是否有“自然灾害”同他们没有关系。那年即使有灾害，他们也是死在灾害之前，并非天灾的受害者。一九六○年的自然灾害虽比较严重，但成灾面积比七八、八○年只略多一点，所以也不是造成全国饥馑的大灾害。一九六○年的天灾只是使饥馑持续而已。

大饥荒是苏联逼债造成的吗？
       
    1960年7月，苏联突然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明显是背信弃义之举，对我国是雪上加霜，加重了此后的经济困难，延长了中国人民的痛苦，滞缓了经济复苏。但苏联逼债，发生在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上千万人之后，根本不是造成三年严重困难的原因。
    
    其实，回过头看，苏联逼债的后果，也是有所夸大的。事实上，中国对苏联的债务，与大跃进造成的损失，完全不可相提并论。当时的副总理李先念就说过，大跃进造成国民收入损失了一千二百亿元；1958到1960年，全国计划外的建设投资化了二百四十五亿，大都未取得应有的效益，白白被糟蹋，若用它还债，取其三分之一就把债还清了。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不尽的思念》，记载了一件苏联借粮助我度饥荒的事情。1961年，在咱们东北面临无米之炊的紧急关头，经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二十万吨粮食，用以解东北的燃眉之急。尽管两国交恶，苏联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东北死人较少，苏方出借粮食是原因之一。
    
    大饥荒刚结束不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我国不仅克服了困难，而且，“在我们最困难的这几年，正是我们偿还外债最多的几年”（《人民日报》1963年12月4日）。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说明了还债和援外的情形：
    
    “周恩来总理强调指出，这一时期，我们不但没有借一文钱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几乎全部还清了。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人民日报》1964年12月31日）
    
    请注意最后一句话，在还债的同时，我们还拿出比“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去支援别国！以什么方式支援呢？周恩来在《报告》中，“我们一贯克己助人，采取无偿赠予或低息、无息贷款的方式提供援助。”
    
    可见，当初只要我们少干点打肿脸充胖子的事，少向小兄弟施舍一点，便足以还债了。

大饥荒——人祸！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全民炼钢，大办水利，农民被强迫丢下农活去“找矿”“炼钢”“修水库”，大量成熟的庄稼烂在地没有收入仓，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抛撒。仅河南省就有百分之五十的秋粮被毁弃在地里未收获入仓。而且，由于各地严重的浮夸虚报产量，使国家征购粮食的任务成倍增加，而实际产量与征购数几乎相当。留给农民的口粮已经所剩无几了。而就在这时，人民公社响应党的号召大办公共食堂，以几千年来老百姓从未见过的场面糟蹋粮食，三、四个月就耗尽了那本已不足的口粮。到一九五九年春天，许多地方已经有饿死人的现象发生。

灾难已经越过地平线，正在全国范围蔓延
    
    中国这块黄土地，历来是丰、平、歉年交替。在连续两年丰收后，一九五九年是个平年。再加上一九五九年春播面积比一九五七年减少了九千万亩，以致年产量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了四百多亿斤。然而，各地为了表示自己拥护大跃进，不惜再次吹牛虚报粮食产量。上报的粮食产量汇总到中央那里，粮食总产量就多出整整两千亿斤，变成了五千四百亿斤。又是个“特大跃进”！于是继续进行粮食高征购。计划分到各省，谁也逃不脱。农村没那么多粮食可交。征购计划又必须完成，怎么办？从一九五九年初起，凡收罗的粮食不足上级规定数，就一定是基层干部隐瞒了产量，私分了粮食。于是“反瞒产私分”，拼命从农民碗里夺粮，全国一律，没有例外。在有些地方，农民被吊起来，被逼着交出“私藏”的粮食。结果留给全国农民的的人均粮食（含口粮、种子粮、牲畜饲料粮）比一九五八年还少一百余斤。“反瞒产”完成国家征购数之后，许多地方的公社食堂普遍吃空，只剩下菜，连糠都没有了。从59年11月尾起，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饥馑就笼罩了全中国。断粮的农民数千万地饿死，万户萧疏、饿殍遍野，到处都有饿死倒毙在路边的人。树皮被剥光吃了，被子里的棉絮也扒出来吃了。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吃人肉的现象。
    
    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全国各地农村到处都在饿死人。可就在这时候，整个一九六○年，党的喉舌《人民日报》一如既往，还在侈谈“大跃进的高速度”，“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我们的伟大的理想”，还在那儿粉饰太平：“我国各地农村的公共食堂，自从今年春季整顿以来，越办越好”，“已经进入健全发展的新时期。”
    
    最令人惊讶的一点就是，1959年中国粮食出口不仅未减，反而达到历史最高水平，1960年也仍是居高不下，直到1961才开始大量进口粮食。
    
    历史资料表明，进口的粮食主要是小麦，采购地北美。由此可见，帝国主义的封锁，并未阻碍我国大量出口或进口粮食。
    
    1961年初，国际红十字会曾想向中国提供食品援助，被我国政府拒绝。美国也讨论过无偿提供粮食给我国，却因发现我国大量出口粮食而作罢。
    
    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作为后人，只有正视那段历史，尊重历史事实，才能吸取教训，以防重蹈覆辙。

    
    来源：华夏文摘
         
    鲁迅之所以有今天的地位，仍然同文革时期的造神密不可分。文革时期有四座神：毛林江鲁，鲁迅是有真材实料且为文化界的唯一神！“文革”中《鲁迅语录》中写道：“共产主义战士鲁迅，他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英勇顽强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为什么把鲁迅立做神，并非毛泽东他们对鲁迅有什么好感，而是借用鲁迅对旧社会的攻击进行阶级斗争思想的宣扬。鲁迅自己并没有让别人把他立做神，不过是身不由己。萨沙以戳破政治塑造神为己任，谁搞这些，我就和谁对着干，写出真实的历史。
    
    萨沙对鲁迅一生比较了解，鲁迅是一个优秀文人，文笔高超，立论深刻，比萨沙强过几十倍。但鲁迅也就仅此而已！他只是一个文人，一生始终都是以文为生，不是什么革命家，更不是什么民族脊梁！
    
    纵观鲁迅一生，文学不能说是他什么斗争的手段，不过是吃饭的饭碗而已。除了文学，鲁迅别无特长，从20岁开始求学就业屡屡碰壁，一筹莫展。而鲁迅家庭负担很重！作为长子的他不去赚钱一家就要饿死，这让他被迫走上这条文学赚钱这路。鲁迅擅长分析人性的丑恶，并且由此延伸到旧文化的丑恶，算是相当深刻。不过，这并非是鲁迅高瞻远瞩，更多来自于鲁迅自身的悲惨经历。早在少年时代，家破人亡，落到社会底层！对他一直很好的家族长辈也逼他分家，周围人没什么帮助他的，全靠他自己和母亲。鲁迅是个灰暗的人，一生都是这样，他看不到人身有什么光明。大家读读他的遗言就知道，他对别人已经厌恶转为恐惧和无视。他对别人，从根本上持有怀疑嫌恶的态度！说得通俗一点，他就是一个愤青！到了亲如骨肉的弟弟因为性骚扰事件同他彻底闹翻，鲁迅更是变得极端，成为一个性格古怪的暴君，连他的妾许广平也难以忍受。
    
    鲁迅一生的所作所为，谈不上是什么斗士，相反他屡屡在危险前退缩甚至逃走。清末鲁迅在日本加入反清光复会，立志革命。但战友徐锡麟和秋瑾要求他一起回国革命的时候，他根本不敢，拒绝了。后徐锡麟和秋瑾牺牲在国内，徐锡麟还遭受酷刑，却为反清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成为推翻满清的重要人物。鲁迅却在清末回到自己一直反对的大清帝国，做了一个公务员。按照鲁迅的思维，这就是同流合污了！而这种所谓的同流合污，并非一两次，贯穿鲁迅一生。也就是吃这家饭，还继续骂这家人！
    
    就革命来说，鲁迅完全交了白卷。有意思的是，所谓反对清朝斗士的鲁迅，是什么时候开始写反清文章的呢？是民国建立以后多年！显然，此时写这些文章毫无危险，鲁迅很聪明。至于对于现政权，鲁迅原则上不会直接攻击的。鲁迅从不指名道心骂某个军阀，甚至连上海流氓也不敢骂，只敢骂一些文人。一有风吹草动，鲁迅立马主动禁言甚至躲避逃走，从无例外。如鲁迅本来是共产党领导的左联的领袖人物，也曾写过声援共产党甚至苏联的短文。但好友柔石（共产党员）被处决以后，鲁迅立即和左联保持距离以自保。
    
    再如，鲁迅是从来不骂蒋介石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李立三再三要求，鲁迅用真名骂蒋介石，鲁断然拒绝了。鲁迅倒是很坦率：文章是很容易写的。不过，我用真名一发表文章，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只能到外国去当寓公。在上海期间，鲁迅还身兼国民政府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月薪300元，不必到南京上班。大家知道300元是个什么概念，当时上海工人一个月才10元收入。拿了蒋介石政府的高薪，你能多硬呢？鲁迅一生有没有因为骂人而遭受危险？没有！所谓的对鲁迅的两张通缉令，现在也被证明是无稽之谈，都是自我标榜而已。
    
    以上这些都不算是太大的事情！一个人到底是什么人，还是要看遇到大事时候的表现。萨沙写军事多了，深知一个道理。一个人只有在巨大危险时，或者说生死关头才会撕掉伪装，展露出自己真面目！对于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来说，这个巨大危险，显然就是日寇的入侵。
    
    刚才说了这么多鲁迅，再说说杨荫榆。杨荫榆和鲁迅因为女师大事件成为敌人。
    
    女师大事件很复杂，萨沙也不多说，简单介绍一下。杨荫榆民国教育界的最顶尖人物，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杨荫榆相比中专没有毕业文化的鲁迅，水平上高了很多。杨荫榆是留学日本和美国的高材生，在日本留学五年毕业，后又成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硕士，很有才华。她自己曾经有一段不幸的包办婚姻，离婚以后就不再结婚，发誓投身于中国落后的教育事业。1924年2月，她被任命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担任校长以后，杨荫榆同以刘和珍、许广平为首的一群女学生发生了冲突。表面上，有着西方和日本治学理念的杨荫榆，一直强调严肃大学纪律这才能保证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就当年来看，可以说杨荫榆是完全正确的。当年国内搞所谓民主的大学，如北大之类，基本都是污染瘴气，一塌糊涂。学生借民主以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北大学生将宿舍搞成旅店，甚至将自己亲朋好友也带来居住。学生连一些费用都不愿意付款，甚至连北大老师油印教学材料的一点小钱也不愿意给，威胁罢课。北大校长蔡元培亲自调解无效，怒而宣布教师也罢课，竟然被学生威胁暗杀。从这个角度来说，杨荫榆显然是没错的。杨荫榆留学日美，深知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大学基本教训秩序不能维持，还谈什么发展教育。她宣布按照校规开除逾期数月没有回校的3个学生，无论就哪个方面也没有丝毫问题。关键在于，当时大学里面另一派，也就是杨的政敌李石曾等人利用许广平刘和珍这些学生闹事，试图将杨荫榆推翻，掌控女师大。
    
    许广平在他们支持下，搞起学生运动。她们不但在公开场合游行示威，霸占校舍，占据教员办公室，驱赶教师，公开场合冲击杨荫榆，全力逼杨荫榆下台。杨荫榆认为这些学生的行为导致学校就要瓦解，还危及其余大部分学生，决定将许广平等人开除。双方对峙良久，包括杨荫榆在内的教员无法进入学校，被迫要求警察协助。最终杨荫榆在教育部长章士钊支持下，利用军警进入学校，并且试图将许广平这些学生驱逐出学校。当时的学生，后来大名鼎鼎的李四光回忆杨荫榆全程跟随，一再要求军警无论如何不能伤人。后杨荫榆害怕警察伤及学生，最终放弃了驱赶，不了了之。
    
    这些事情本来是可以协商解决的，关键在于鲁迅突然的强势介入。在宣布开除许广平后，鲁迅立即利用自己的声望和舆论攻击杨荫榆为北洋走狗、无耻、败类、独裁、寡妇、甚至性变态！随后，鲁迅几乎成为女师大的主角，不但进入学校帮助学生占领校舍，收留学生，甚至在女师大被章士钊宣布关闭后，自行组织了一个女师大！！！堪称民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第一次！杨荫榆本人是个老实的学者，不太通事故，哪里是鲁迅的对手！杨荫榆被骂得狗血喷头尚且其次，还被鲁等人巧妙的归属到镇压学生运动的军阀麾下（当时军阀镇压学生被全国舆论反复抨击），甚至同洋人开枪镇压群众运动挂钩。加上此时北京政府濒于垮台，章士钊自身难保，杨荫榆也不愿意陷入是非中。最终，这件事以杨荫榆的辞职、女师大的关门而结束。
    
    这边章士钊认为鲁迅此刻还是教育部职员，却利用舆论煽动学生闹事，甚至组织临时女师大，攻击自己的单位，实属窝里反，将其开除。有意思的是，鲁迅一直将北洋政府说得一钱不值，却老老实实在这个政府中工作了十多年。此刻鲁迅一边骂着政府镇压学生，组织另一个女师大对抗教育部，一边却不愿意离开体制内，竟然去控告章士钊解雇他非法。很快，冯玉祥国民军杀入北京，政府垮台，章士钊等人纷纷逃走，鲁迅由此又回到教育部任职。没干多久，鲁迅就又因躲避到南方去主动离职，却仍然以胜利者自居。鲁迅自认为老子天下无敌，杨章之流都不是对手。
    
    很多人对鲁迅此次事件的积极和解决很惊讶！他原本都是趋吉避凶，从不敢公开跳出来。鲁迅在这之前从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即便后来他的学生刘和珍被枪杀，他都没敢进灵堂，只在门口转了转。此时，鲁迅为什么会突然跳出来冒险呢？当时没人知道！那时候社会对鲁迅多持称赞态度，认为他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学生许广平才会这么做。几年后许广平挺着大肚子，强迫鲁迅给她一个名分，这些赞美才瞬间消失了。原来那时候许广平就是鲁迅的女朋友，他们已经密切通信数月。那么，女师大事件到底是鲁迅帮助女友还是支持学生运动？可悲的是，竟然是前者。女师大事件结束以后，鲁迅就不允许许广平再去参加学生运动。刘和珍遇害的当天，许广平也要参加游行，被鲁迅严厉的制止，不许她去。后来许广平干脆沦为家庭妇女，连出家门都很困难了，整日忙于伺候鲁迅。
    
    女师大的事情就此告一段落，鲁迅仍然是斗士伟人，保护中国学生的英雄；而杨荫榆则是懦夫走狗，为了北洋军阀的一点赏钱不惜出卖灵魂。遗憾的是，后来历史的现实将这一切打得粉碎。
    
    日寇从1931年开始入侵中国，成为所有中国人的敌人。有意思的是，什么人都骂的鲁迅却基本没骂过日寇。萨沙翻遍《鲁迅全集》，除了几遍上海所有文人的声明，以及如《友邦惊诧论》中借助骂日本聊聊几句实则攻击国民政府以外，鲁迅从没骂过日本。
    
    此时鲁迅在上海居住，对于日本人在上海的肆无忌惮应该看的很清楚！为什么鲁迅不骂日本人？并非他对日本人有什么太多好感，主要是需要借助日本人自保。鲁迅本人没什么力量，只是一个写文章的文人。鲁迅性格孤僻怪异，以他对自己原配朱安和弟弟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一些。鲁迅几乎没什么朋友，少数几个朋友也是文人，对他没有什么帮助。像鲁迅这样一个以骂人收取丰厚稿费的人，是很容易惹上麻烦的，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支持他。当时能够帮助他的，无非就是日本和共产党。但共产党此时正在低潮期，上海的地下党自身难保，今天被抓一个明天被杀一个，对鲁迅没什么用处，剩下的只有日寇了。
    
    谁都知道，鲁迅借助日本有人内山完造解决了好几件麻烦事。对于内山完造是什么人？萨沙有发言权。萨沙渡读过内山的自述书籍，他即便不是日本情报机构的特务，也绝对是一个和日军勾结紧密的准情报人员，很有能量。侵华以后，内山竟然从日军手中接受了大量上海的中国文化事业，甚至日本投降以后内山也成为上海日桥领袖。鲁迅当时是骂国民政府的，日本也骂国民政府，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既然鲁迅受代表日本的内山完造保护，那么自然不方便公开骂日本人。
    
    说起来残酷，但道理就是这么简单。历史这一行，原本有很多作家敢于写真实历史，一旦进入体制内后就出现一百八十度转弯，改为歌功颂德，也是一个道理。此时大背景是日寇入侵，这涉及到每一个中国人，谁也无法置身事外，包括鲁迅。鲁迅死的早，没有赶上1937年后的八年抗战。万幸的是，他经历了1932年的上海128会战，让我们有机会看清楚他到底是什么人！
    
    此次会战中，日寇十多万人大举进攻上海。国军集中两个军保卫自己的领土，和日军血战竟月，伤亡惨重。上海民众基本都支持中国人，升斗小民都为国军战士带路、背弹药、运伤员、提供情报，至于捐款就更别说了。这导致日军对上海老百姓大肆报复，闸北区几乎被日军炮火炸为平地。
    
    在国家生死存亡一线、人人起来抗争的时候，斗士鲁迅在干什么呢？他正躲在日本的羽翼下，眼睁睁的看着日本兵整装待发去残杀自己的同胞。战争刚刚打响，鲁迅就带着家人受好友内山完造的邀请，躲进了日租界的一座房子。准确说，是内山完造的书店！这个书店的对面，就是日军指挥部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大楼。内山完造是和军方联系密切的所谓商人，是绝对支持侵华的，所以这个书店也成为日军军事作战的一个据点。
    
    有意思的是，鲁迅的日记中没有写这段时间的见闻，连给朋友的多份信中也绝口不提这段时间的事情。看来，他实在是不好意思写。倒是鲁迅的妾许广平比较老实，她写到：这里我们看到内山书店中人忙乱不堪；日本店员加入了在乡军人团（准军事组织）做警卫工作，店内不断烧饭制成饭团供应门外守卫的军人进食。显然，鲁迅全家10人挤在一间房子里，许广平看到的也就是鲁迅看到的。鲁迅看到了什么？他看到近在咫尺的日军，正在吃饭准备进攻屠杀中国人；他看到了他躲藏的书店店员也作为民兵，帮助杀中国人。
    
    平心而论，恐怕任何一个稍微有些良知的中国人，都不能看着这个场景无动于衷。有血性的中国年轻男人，说不定直接抄家伙和日本人拼命了。但鲁迅没有什么表示，在这里住了一个星期后，才因为儿子出疹子，转移到英租界内山书店分店去。鲁迅曾经介绍自己搞文学的初衷：一个中国人被日本人处死，一群中国人麻木的围着看！试问，此时的鲁迅同这些麻木的中国人有什么不同呢？当然，如果你混混度日，做一个麻木的中国人，自然没有人会指责你半句。谁让你豪言壮语，把自己标榜的这么高呢？
    
    128会战打了很久，期间光是中国军人就死伤1万多人，老百姓死伤数万，闸北华界的商号被毁达4204家，房屋被毁1.97万户。显然，战争很惨烈，中国尤其是上海已经到了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候。之前鲁迅躲在日租界看着日军残杀同胞无动于衷，我们可以用一个软弱文人无可奈何来解释。对，你也许是帮不了什么忙，但最起码你应该同情中国人吧。面对中国人遭遇如此惨剧，你心情应该低落和哀伤吧！
    
    可惜，鲁迅丝毫没有这种心理，他活得很滋润，很开心。学者李传玺的论文中写到，鲁迅在这段时间不但小日子过得很好，花费30多块大洋巨款买了娱乐的书籍阅读，甚至在战争最紧要的2月多过年时，还去招了妓。李先生论文里写道：2月15日夜，鲁迅“偕三弟、蕴如及广平往同宝泰饮酒”。第二天晚上，鲁迅不仅带着前一天的几人，而且把两大家男女老小及女工全带到同宝泰“饮酒”，自己竟然喝多了，“颇醉”。也就在这次“颇醉”之后，鲁迅邀妓了。“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鲁迅日记中这句话与上句“颇醉”之间是句号，因此此次“邀妓”可能仅是鲁迅一人去了，如果把一大家尤其是夫人带去了，邀妓不仅于小孩不宜，恐怕也与夫人有碍。这次去，“颇醉”想解口渴恐怕是最好的由头与掩饰。当然，当年招妓和今天嫖妓还不一样。一些妓女多是演艺为主，不是上来就脱裤子卖身的那种。即便如此，招妓也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行为。当年民国教育界推行文明生活其中最重要一条，就是不招妓。陈独秀就是因招妓时和妓女扭打，被开除了公职。
    
    除了没有作为，鲁迅居然还对128的惨剧进行各种各样的挖苦，挖苦对象恰恰是抗日的中国人！鲁迅一篇文章对我参战空军写到：看过去年此时的上海报的人们恐怕还记得，苏州不是有一队飞机来打仗的么？后来别的都在中途‘迷失’了，只剩下领队的洋烈士的那一架，双拳不敌四手，终于给日本飞机打落，累得他母亲从美洲路远迢迢的跑来，痛哭一场，带几个花圈而去。听说广州也有一队出发的，闺秀们还将诗词绣在小衫上，赠战士以壮行色。然而，可惜得很，好像至今还没有到。事实上，此次我国空军以绝对劣势和日寇激战数次，伤亡多人！就算打得不好，请问鲁迅你有什么资格嘲笑这些浴血奋战的战士？
    
    除此以外，鲁迅竟然还对被捕的抗日爱国青年进行调侃：上海有许多抗日团体，成员多有徽章或照片，也不当一回事，而一旦被日军发现，就难免被杀。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这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
    
    你招妓的时候人家为国牺牲了，你能这么说话吗？如果萨沙这么说，一定会被骂两个字：嘴贱！大家看看鲁迅的表现，也就知道他究竟是个什么人！不要说不是神，恐怕连做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也不合格。
    
    民族脊梁鲁迅如此表现，那么被他骂为北洋军阀走狗、懦夫、暴君、性变态的杨荫榆又是什么表现呢？
    
    女师大辞职以后，杨仍然脚踏实地的服务于中国教育事业。1927年，她回到故乡江苏，在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并在东吴大学、苏州中学兼授外语。1935年在娄门创办二乐女子学术社，任社长。抗战爆发后，日军侵占苏州。由于杨荫榆在日本留学多年，侵华日军要她出任伪职，遭到她的严词拒绝。期间日军在苏州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当时，杨荫榆已经51岁，是个老人了。她居住在盘门，四邻的小户人家饱受日军蹂躏。她开办的二乐女子学术社是女学生集中的地方，自然也无法幸免，经常有女学生被日军非礼骚扰。
    
    留学日本精通日语的杨荫榆忍无可忍，多次跑去日本军营，递交用日文撰写的抗议书，并当面斥责日本军官纵容部下奸淫掳掠，肆意违反国际公法。日本军官见杨荫榆气度不凡，日语讲得十分流利，估计她是地方上有名有数的人物，就勒令部下退还了他们从杨荫榆四邻抢走的财物。如此一来，街坊上那些被日本兽兵视为“花姑娘”的妇女都将二乐女子学术社视为首选的安全庇护所。苏州大量年轻女孩，都跑来躲藏。杨荫榆出于正义感和邻里之谊，对她们来者不拒，悉数收留，为此她拿出积蓄，扩建房舍。
    
    日本人见杨荫榆拼死保护中国妇女，觉得这个女人是个很大的麻烦，决定将她杀掉。1938年元旦，两个日本兵奉命来到杨荫榆家中，用一番鬼话哄她出门。在吴门桥上，一名兽兵突然朝她后背开枪，另一名兽兵则猛然将她踹入寒冷的河水里。他们发现杨荫榆落水后还在继续扑腾，又连发数枪，直到河水泛红，这才扬长而去。杨荫榆为了保护中国妇女同胞，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一正一反，也无需萨沙多说什么，大家都会有自己的判断。萨沙一直说，历史是最公正的。任何粉饰和掩盖，在历史真相面前都不堪一击。

                   博讯

2016年11月20日

   
       
                       作者：谢选骏
    
    网文《历史学家怎样看孙中山？》说，201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150周年纪念日。北京当局对此予以隆重纪念，并借机向台湾喊话，强调“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而在尊孙中山为”国父”的台湾，却鲜有官方出面的纪念活动。两岸的历史学家，又分别是怎样看待这位历史人物的呢？
    
    据德国之声中文网报导， 在台湾金门大学教授周阳山看来，孙中山固然是一个具有争议的人物，但是后人尊敬、怀念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孙中山完全不眷恋个人权位”。他对德国之声表示，在辛亥革命后，“为了尽快结束流血革命、并与北方的军阀妥协，将大总统之位拱手让出。”他认为，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得不完全的辛亥革命成为“流血冲突相对最少”的一次革命；“而后来的中共革命，却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大规模流血革命。”
    
    然而，曾经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数十年的历史学者袁伟时，却对孙中山有着另外的解读。他在数年前接受《阳光时务》杂志采访时曾经尖锐地指出，孙中山非常贪图名誉，“为什么1921年4月在广州，不顾陈炯明、蒋介石和党内外各方人士普遍反对，硬要不足法定人数的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一般人眼中，虚名无补实事。孙文孜孜以求的偏偏是一顶大总统的峨冠，徒然增加了与掌握广东军政大权的陈炯明的隔阂，也招致本来支持他的西南各省实力派的反对。”袁伟时当时在采访中，还引述孙中山“革命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的言论，批评孙中山“仍然受'朕即国家'旧思想支配”。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周五的纪念仪式讲话中，盛赞“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强调孙中山具有“天下为公、心系民众的博大情怀”，还具备“追求真理、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
    
    报导说，习近平在演讲中还提到了孙中山在近百年前发表的《建国方略》，并强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顽强奋斗下，孙中山先生当年描绘的这个蓝图早已实现，中国人民创造的许多成就远远超出了孙中山先生的设想。”对这一说法，台湾学者周阳山表示部分同意。他对德国之声表示，中国大陆对孙中山思想的实践，是以民生主义为主，至于民族主义方面，近年来也是逐步落实，“尤其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实践，可说是与孙中山的理想渐趋一致。”
    
    不过，周阳山教授也指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除了“民生”、“民族”，还有“民权主义”这一支柱。而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依然同孙中山的理念存在巨大落差，“可以说，还有待‘补民权主义之课’。”
    
    居住在北京的独立历史学家章立凡也在接受德新社采访时，批判中共当局的意识形态“与孙中山思想背道而驰”、“拒绝革命先行者所倡导的宪政”。章立凡还指出，如今，中国当局将宪政理念视为“西方阳谋”。
    
    11月12日，国民党主席洪秀柱表示，国民党党员要反省，不要忘怀了国民党的创党精神和理念。
    
    而曾经任广东省社科院院长的历史学家张磊则在今年9月接受具有中国官方背景的《澎湃新闻》采访时指出，孙中山对中国的贡献主要是共和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等政治思想的启蒙，“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他是中国进入新世纪的开创者。”
    
    ······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些“历史学家”都是供职于某些机构的人，其言论不能不受到其职业的限制。所以他们无一能够指出：孙中山并非一个历史人物，而是一具依然在“两岸”发挥着污染作用的僵尸偶像。未来中国的首要任务，就是彻底埋葬他，然后才能把它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予以公允的评价。舍此之图的“历史研究”，不过是为稻粱谋的政治鼓吹，殊不可取也。
    
    在这种意义上，汤因比也算是一个伪历史学家，因为他的“历史研究”，是为垂死的大英帝国的外交政策服务的。相比之下，斯宾格勒就要真的多一些，因为他拒绝为新型的纳粹第三帝国背书。这也许是他深知，西方西方国家乃至西方文明的衰落不可阻挡，无论希特勒如何挣扎也无法挽回白种人的颓势。 [博讯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