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人民币贬值会不会引发货币改革？

在11月29日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的最后一批听众提问中，有人问及一个问题：人民币持续贬值会不会引发中国货币改革？当时我回答说不会，因为今年几个国家货币都出了严重问题，中国会吸取教训，继续通过控制汇率稳定人民币。本文分析中国政府近期内为何不会实施货币改革。

2016年：三个国家遭遇本国“货币诅咒”

自2016年初以来，委内瑞拉、蒙古与印度三国先后陷入通胀危机。

先简述委内瑞拉的情况。自从查韦斯当政以来，依托本国主要资源石油的收入建立了所谓“社会主义高福利体系”，让拉美左派联盟一众国家羡慕不已。近几年，国际能源供求格局大变，委内瑞拉依托石油的单一经济就支撑不住，发生经济危机，各种物质尤其是粮食等生活基本物品供应短缺，物价飞涨，陷入恶性通货膨胀，面值100，500和1000玻利瓦尔的纸币供应在2015年增加了一倍。今年一季度，通胀率已高达720%；到11月，有专家认为该国通胀率高达1500%。

委内瑞拉现在已经处在地狱的入口处。人民承受着食品、药物，乃至厕纸等必需品严重短缺的折磨，这张短缺的清单还在陆续增添新的项目，没有电视看，也无法打电话，饥饿蔓延全国。最近的消息是：委内瑞拉国民买东西需要带着一手推车的钱去付款，一个奶酪玉米饼售价近1000玻利瓦尔。在黑市上，一美元可以换到1000以上的玻利瓦尔。在一家餐厅享用一顿美好的晚餐需要支付厚达一块砖的纸币。这情景，国际社会认为类似魏玛共和国时期的通胀，但中国人更容易想起国民政府败退大陆前夕的“法币改革”后的贬值情形。

印度则从另一个角度警醒中国。现任总理纳伦德拉·莫迪11月8日宣布旨在打击印度的贪污和地下经济的“废钞令”之后，全国经济运行已陷入麻烦。原因是：1、被宣布废除的500和1000卢比面值的钞票占这个亚洲第三大经济体流动性的80%以上；2、印度经济总规模2万亿美元，零售业占到其中的56%；3、由于新版大面值钞票难以获得，只有小面值钞票流通，产生了消费停滞的现象。加之换到新版2000卢比大额纸钞的人，又因为囤积心理和找零短缺，无法顺利使用。因此，整个印度经济发生了流动性危机。印度界线资本预计，2016/17财年印度GDP增长率或因此下降4.1个百分点。“废钞令”引发的严重后果是：在不到两周内，绝大多数企业的资金链发生断裂：卡车因没有现金加油而停运；工人因发不出工资而停工；下家因销售停滞而无法支付货款。据估计，这种状况还将持续六个月。

这场麻烦虽然属于自找，但说明这个被世界看好的新兴经济体、金砖国家有多脆弱。

蒙古国自今年7月底以来，货币连跌近一个月，成为继委内瑞拉之后，又一个崩盘的资源大国。只因该国太小，世界大都忽视了这个国家的困境。

中国政府不会冒货币改革的风险

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成为外部观察者眼中的“完美独裁”，在于始终有危机意识。上述三国，蒙古是近邻，印度同属金砖四国，委内瑞拉是拿了中国不少援助的老朋友。每个国家的困境都会让北京看到自身可能存在的漏洞。比如看到印度换钞引起的麻烦，首先就会庆幸自己多年来货币发行策略的正确性与前瞻性：宁可多支付印钞成本，也要守住不发行500元、1000元大钞的底线。其次则会认为自家对货币信用的思路的正确性。中共多年来反复强调“苏联亡党亡国之教训”，高通胀就是其中之一。多年来滥发钞票，本已严重自损政府信用，但不轻启所谓“改革”之门，最后还是政府受益。

中国金融系统的问题很多很麻烦，现任总理李克强接任之初曾雄心勃勃地想大动手术。所谓“李克强经济学”的主旨是约束政府行为，纠正从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政府投资和国有经济的过度膨胀，其中“结束财政刺激”，就是逐步缩减国家主导的投资行为；“去杠杆化”，就是抑制信贷增长，大幅削减债务；“推行结构改革”内容则更丰富，包括金融自由化，对财政系统、生产要素价格、土地使用、行政控制、垄断、收入分配以及户口登记制度等领域的改革。政策的目的是：用短痛换取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但一届任期行将结束，金融系统的运作几乎是穿旧鞋，走老路。我在《“李克强经济学”的制度基础何在》等几篇文章中指出，非不改也，是不能也。

既然如此，中国更加不可能在金融系统面临种种严重问题之时再推出风险极大的货币改革，至少在明年9月十九大高层权力换届之前绝对没有这一可能。原因有如下几点：一是前述的几大国家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印度的“废钞令”提供的就是所谓“货币改革”的教训。二是国民政府金圆券改革历史的联想。三则是无人敢提出货币改革动议。

为什么现阶段无人敢提出货币改革？

中共的党史教育当中，国民政府最后陷入政治失败、军事失败与经济失败等全方位失败当中，其中经济失败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国民政府通过发行金圆券，进行所谓“法币改革”，导致民心尽丧，财政迅速崩溃。

金元券于1948年8月开始发行，至1949年7月停止流通，虽只使用10个月左右，但币值却贬为发行之初时的两万分之一。向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建议推行法币政策的经济学家冀朝鼎，其实是中共派遣至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卧底，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冀朝鼎向国民政府献策以搞垮国民政府财政之功，虽然直到近年方才公诸于世，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高层却是知情者，因此一直对通货膨胀怀有高度警惕之情。我当年虽知冀朝鼎在党内经济学界地位很高，却根本不知其地位重要的来由。直到《瞭望东方周刊》2009年8月载文揭秘，才知当年冀朝鼎是潜伏在国民政府的中共党员，奉命建议国民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制造通胀与民争利，方知他之地位，不在于立言，而在于事功：潜伏敌营，在中共与国民政府逐鹿之战的关键时刻，狠狠向敌人的心脏刺了致命一刀。

有了冀朝鼎这前事之师，估计国内金融界与经济学界基本无人敢提币制改革这回事了。那些有西方留学背景的金融货币专家们远离货币改革话题，除了冀朝鼎这个红色间谍的往事之外，还有另一个西方的红色间谍故事也会提醒他们裹足不前。

上世纪40年代，美国曾发生一起红色间谍案，案件的主角是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金融奇才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怀特的一生业绩与国际金融史两大事件相关：他不仅与大名鼎鼎的大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同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创建者；更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奠基人。1945年12月，《布雷顿森林协定》生效，结束了长期混乱的国际金融旧秩序，建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成员国货币和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这一新的金融体系为西方资本国家主导20世纪并赢得冷战铺平了道路。由于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创举，怀特被视为资本主义世界和美国的“英雄”。1946年1月23日，杜鲁门总统提名怀特为IMF执行董事。但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向杜鲁门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里面有来自30个不同源头的信息（包括已经投案的间谍伊丽莎白·本特利）对怀特的指控。据《外交事务》杂志报道，1934年到美国财政部后，怀特很快编织了一张为苏联服务的地下网络，开始了危险的“鼹鼠生涯”。 这一间谍身份的指控，成了怀特政治生涯的“滑铁卢”，并导致他猝然离世。

一中一外两位经济学家成为红色巨谍的故事，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加之中国现在言禁严厉，据说是“不拍马不行，拍马拍得不对也不行”，这种情况下，若不是嫌自己活得太舒服想找麻烦，真没几个人敢去上“货币改革”的奏折。

货币如同国家对民众的经济信用契约。历史上，任何货币改革都是一场不公平的财富重新分配。较之于其他类型的金融改革，货币改革最容易动摇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可以断言，除了山穷水尽，北京绝对不会开启这个潘多拉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