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为陈独秀编造假履历？ □庄森(上海) [史海钩沉] 20世纪初的北京大学令人敬佩，不是因为学术成就，而是因为倡导民主与科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民主与科学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是文科学长陈独秀。所以，北京大学的辉煌也可以说是北京大学文科的辉煌。蔡元培慧眼识陈独秀，聘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由此创造了北京大学辉煌的历史。 公函中的履历不尽确实，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有虚假的成份 蔡元培与陈独秀同是老革命党人，曾一度共同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结下斗争情谊，也打下了相互信任、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1916年12月26日，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发布命令，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当天上午，蔡元培到西河沿的中西旅馆走访陈独秀，劝说陈独秀到北京大学就任文科学长。汪原放当时和陈独秀同住在旅馆，他在日记中写道：“12月26日，早9时，蔡孑民先生来访仲甫，道貌温言，令人起敬。”从这天起，“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陈独秀被蔡元培的诚意感动，决定举家迁往北京，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1917年1月11日，“蔡元培正式”“致(函)教育部请派文科学长”。全文如下： 敬启者： 顷奉函开，据前署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呈称，顷据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祺函称，锡祺拟于日内归省加有他事相累，一时不克来校，恳请代为转呈准予辞去文科学长职务等语，理合据情呈请钧部鉴核施行等因到部。查文科学长夏锡祺既系因事不克来校，应即准予辞职，所遗文科学长一职，即希贵校遴选相当人员，开具履历送部，以凭核派等因到校，本校亟应遴选相当人员，呈请派充以重职务，查有前安徽高等学校校长陈独秀品学兼优，堪胜斯任，兹特开具该员履历函送钧部。恳祈鮞核施行为荷。此致教育部 北京大学 中华民国六年一月附履历一份： 陈独秀，安徽怀宁县人，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第326－327页) 这份公函1月11日发出，13日范源廉就签发“教育部令”第3号：“兹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此令。”15日，北京大学张贴第3号《布告》，布告陈独秀任文科学长。5天之内，蔡元培为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走完了全部的法定程序，效率极高。而且在贴出《布告》的同一天，陈独秀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蔡元培急急忙忙办理陈独秀的任职手续，一方面，是北京大学文科的工作急需学长，另一方面，也是有点心虚，怕教育部不同意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因为公函中所附的陈独秀“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履历，均不尽确实，也可以说，是蔡元培为应付教育部的官僚而为陈独秀编造的。 陈独秀不曾毕业于日本大学 陈独秀一生5次东渡日本，每次在日本的逗留时间都不长，没有接受过日本全日制普通大学的学历教育，更没有在所谓“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 1901年10月，陈独秀首次赴日留学，先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补习日语，就读于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陈独秀初到日本，因语言等缘故，主要生活在留学生圈子里。“当时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不满百人，在一部分老留学生中，有一个团体名‘励志会’，只是以‘联络感情，策励志节为宗旨，对于国家别无政见’。……陈独秀到东京后也参加了此会。”(沈寂：《辛亥革命时期的陈独秀》)至1902年3月回国。陈独秀这一次东渡日本，主要是学习语言，而且时间仅仅6个月，没有进入所谓“日本东京日本大学”。 回安庆后，陈独秀以在东京的生活感受，积极尝试救国之途：办报、结社、演说，并“联合潘赞化、葛温仲、何春台等在安庆北门大拐角头藏书楼发起演说会，并在藏书楼辟一阅览室，陈列他从东京、上海带来的各种革命书刊，传播新思想。又组织青年励志学社，每周聚会，以相奋勉。一时风声所播，闻者兴起。……为当局所忌恨，不久被迫离开安庆，再次东渡日本。”(任建树：《陈独秀大传》，第46－47页)这是史学家对陈独秀第二次赴日本的原因和时间的描述。 陈独秀第二次东渡日本，台湾的学者还有另一种说法。“1902年，壬寅，此时清廷又推行新政，公私费赴日本留学者不少，独秀亦去日本留学。”(王健民：《辛亥革命以前的陈独秀》)两岸的史学家对陈独秀第二次赴日本的原因虽有分歧，但对时间的表述是一致的。1902年9月，陈独秀与潘赞化相伴到日本，进成城学校(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陆军科。陈独秀与同学汤尔和都关心时事政治，遂结成好友。汤尔和尤为赏识陈独秀的胆识和为人处事，埋下十几年后推荐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伏笔。 陈独秀这次赴日本学习军事，与受帝俄侵占东北的刺激有关。国家，打击帝俄，收复东北。“1903年，帝俄在我东北违约不撤兵。东京留学生黄兴等组织拒俄义勇队，决心以尚武精神，开赴东北。独秀亦是其中成员。未几，日政府循清廷的要求而勒令解散义勇队，大愤。”(沈寂：《辛亥革命时期的陈独秀》)陈独秀把对清政府的愤怒，发泄到了清政府走卒———学监的身上。在成城学校，学监姚煜(文甫)常钳制学生，阻挠学生学习军事，而且生活腐化，陈独秀等人决心好好教训一下姚煜。1903年3月31日晚，陈独秀、邹容、张继、翁浩、王孝缜等5人闯入姚煜的房间，声言要割掉他的脑袋。姚煜哀求宽大。邹容说：“纵饶汝头，不饶汝发”，于是“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稍稍发抒割发代首之恨”。并把姚煜的发辫悬挂在留学生会馆，在旁边还特别写上“留学生公敌姚某某辫”。事后，姚煜与清政府驻日公使勾结日本警方，4月初把陈独秀、邹容、张继3人送回中国(章士钊：《疏〈黄帝魂〉》)。这是陈独秀第二次到日本的主要情形。陈独秀这次在日本虽有近8个月时间，但因是被迫逃亡日本，而且是在成城学校学习陆军军事，用心在革命活动上，与“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没有丝毫关联。 1906年暑假，陈独秀第三次到日本，与苏曼殊结伴，纯属暑假旅游。暑假过后，陈独秀和苏曼殊一起回国，在皖江中学任教。陈独秀利用“芜湖图书社联络党人，进行革命活动，被人告发，巡抚恩铭‘欲穷治之，羽书连下’，陈独秀被迫于1907年春又到日本东京，入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语。”(任建树：《陈独秀大传》，第77页)这是陈独秀第四次到日本，而且也是“被迫”。 陈独秀这次在日本，和章士钊、苏曼殊共住一室。“陈独秀和章士钊在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文，同时到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国等西欧文化。”(朱洪：《陈独秀风雨人生》，第29页)陈独秀晚年曾描述过这次在日本的生活。陈独秀说，这次在日本，“交往最熟的是章士钊、苏曼殊二人，他们三人住在一个贷家里(即几人合租一屋居住)。他说一人一个性格，他自己专攻西方民主学说，酷爱西方文学，尤其是浪漫派的作品，他对雨果的《悲惨世界》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他对欧洲文学名著都涉猎了一下，没有一篇能与《悲惨世界》匹比的。同时他自认对‘小学’(即音韵训诂)、《说文》考据最感兴趣，终其生都研究不辍。”(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陈独秀这次在日本的时间虽较长，但也只是进入正则英语学校学习，或是到早稻田大学学习法语，主要是边学习英文、梵文，边参加反清革命，根本没有进任何正规的全日制普通大学，更没有进入所谓“东京日本大学”。 1909年9月，陈独秀回国。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上海。1914年7月，东渡日本，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这是陈独秀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去日本。 陈独秀一生虽到过日本5次，但没有进入过“日本东京日本大学”，完全不可能“毕业”。蔡元培“正式致函”教育部说陈独秀从“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肯定是假学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陈独秀的生平，也没有发现陈独秀进过“日本东京日本大学”。只肯定陈独秀进入过日本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早稻田大学(《〈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人物注释集》第37页)。蔡元培替陈独秀伪造了一个假学历欺骗教育部，让陈独秀有一个“体面”的学历，顺利获得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任命。 陈独秀没有担任过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等职 蔡元培还给陈独秀伪造了“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假任职，以此证明陈独秀的行政才能。陈独秀确实和芜湖安徽公学、安徽高等学校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但没有担任过安徽公学的教务长，更没有任过安徽高等学校的校长。 安徽公学的前身是安徽旅湘公学。1904年冬，迁回芜湖改名为安徽公学。陈独秀是迁校的积极倡议者和推动者，热心推动安徽旅湘公学迁回芜湖，改办为安徽公学，“所以后来高语罕说：‘迁校运动的中心人物，就是陈独秀。’1905年2月，安徽公学正式在芜湖开学，校址就在繁华的‘二街’上。”(胡明：《正误交织陈独秀》，第49页)安徽公学开办之初，陈独秀并没有在校内任职。这一时期，他一方面热衷编辑《安徽俗话报》，另一方面已积极投身反清的暴力革命活动。1904年10月，陈独秀应章士钊函请到了上海，由杨笃生监盟，参加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躲在蔡元培租来的房子里，天天跟随杨笃生等人试验炸药，研究暗杀。陈独秀与蔡元培因此相识并结下友谊。1905年1月，暗杀活动失败，陈独秀回到芜湖。1905年暑假后，陈独秀才到安徽公学担任国文教师，但仅过一个学期，陈独秀就离开安徽公学，创办徽州公学。据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没有陈独秀任安徽公学教务长的记载。 陈独秀也没有担任过安徽高等学校的校长。安徽高等学校由陈独秀主持创办，但陈独秀只担任过教务长，没有担任过校长。1912年1月初，陈独秀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主持安徽的实际工作，大力推行行政改革，以新政权施展政治抱负。陈独秀“任都督府秘书长时间不长，就由李光炯接替了。陈把秘书长职务交出后，就在原安徽高等学堂的旧址，重办安徽高等学校，自任教务主任，聘安徽桐城马通伯任校长”(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第54－55页)。胡明的研究结论与此相同，指出陈独秀在担任“都督府秘书长”时，“还在安徽高等学堂里担任教务长一职，校长邓绳侯即是孙毓筠都督任内秘书班中领衔第一的邓艺荪。邓之前的校长为马通伯(共昶)。”(胡明：《正误交织陈独秀》，第68页)由此可以肯定：陈独秀是安徽高等学校的创办人之一，但因为时任都督府秘书长，忙于安徽全省的实际政务，不可能用心于一间学校的行政事务，所以，自学校创办开始就只担任教务主任，从未担任过校长。 陈独秀也强调自己没有“学位头衔”，“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1916年12月，陈独秀接受蔡元培的聘请，决定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从北京回上海后，曾对邻居岳相如这样说：“蔡先生约我到北大，帮助他整顿学校。我对蔡先生约定，我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能否胜任，不得而知。我试干3个月，如胜任即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即回沪。”(石元皋：《陈独秀生平点滴》)陈独秀的自述是最权威的说明。陈独秀强调自己“没什么学位头衔”，即明确没有在全日制普通大学大学毕业，也强调“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肯定也就不可能担任过安徽高等学校的校长。 蔡元培为什么要这样写？ 蔡元培之所以要拿这么一份不确切的履历递交教育部，目的就是要保证陈独秀顺利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因为蔡元培“被任命为校长的时候，北京大学以它守旧的传统而出名。……教授和学生们多声名狼藉，他们时常放纵于赌博或嫖妓”(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67页)。蔡元培抱着整顿北京大学的决心出任校长，而且立意从文科整顿做起，延聘教员从聘请文科学长开始。文科学长不但必须是“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还必须具有革新的思想，勇于“整顿”的革命的精神。陈独秀当时“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第55页)。 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次第执行与蔡元培商定的整顿北京大学文科的办法(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对北京大学文科进行改革和整顿，推动蔡元培全面整顿北京大学。蔡元培对陈独秀也简任放权，凡北京大学文科“人事、行政，一切由陈独秀先生主持，不稍加干涉”(罗章龙：《椿园载记》)。陈独秀长北京大学文科后的首要工作是广延人才，充实新的有生气的力量。陈独秀首先给胡适去信，希望胡适“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胡适来往书信选》)。胡适和刘半农等人先后应聘。不久，北京大学文科便成立以陈独秀为首，胡适、沈尹默、章士钊、钱玄同等人参加的学制改革机构，正式启动北京大学文科的改革，逐渐改变了北京大学文科的面貌。 陈独秀对北京大学文科的改革和整顿，还表现为建立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从《北京大学日刊》发布的《文科学长告白》，可以看出陈独秀整顿与改革的部分措施，最重要的是严明校纪，完备制度。凡是违反校规校纪的学生，决不迁就姑息，一律给予相应处分。 在整顿校风校纪的同时，也对文科的专业设置和课程进行改革，扩充文科，增设新系，规模日见宏大，教授日益增多，并分别设立哲学、中文和英文研究所，并根据学生期末考试成绩，不断进行新的调整。学生除完成必修课外，可以自由选课，既可听本系老师的课，也可去别系听课，还可以与教师自由商讨学理。在北京大学文科各系听课的，既有经过入学考试的正式生，也有经发证注册的旁听生，甚至有悄然而至的“偷听生”。毛泽东和瞿秋白就曾是北京大学的旁听生。 蔡元培说：“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始于陈独秀任文科学长以后，“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如果陈独秀不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肯定不会在北京大学文科。伟大的五四运动恐怕也就不会发端于北京大学了。 陈独秀不尽确实的履历，若放在今天，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认为是造假，但对历史事件，应当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理解。 来源：南方日报社《南方周末》         科技時空:耶魯教授Stearns指責學生剽竊成風      原題：臉丢到國際上了：耶魯大學Stearns教授指責北大學生剽竊成風 To my students in Beijing, Fall 2007: While grading papers today I encountered two more cases of plagiarism. One was sophisticated but serious. The other was so blatant that it was almost unbelievable. That makes a total of three students who have failed my courses because of plagiarism. 今天批閱論文的時候，我又遇到了兩例剽竊行爲。一例手法老練但是情節嚴重，另一例則是厚顔無恥得令人難以置信。這樣總計就有三名學生因爲剽竊而在我的課程中患案瘛? If I had not warned you and given you the opportunity honestly to correct your essays, there would have been several more. I thank those of you who were honest and showed me what you had copied. 假如我前些時候沒有警告過你們，并給你們一次機會去誠實地改正你們的文章，這種事情還會多好幾例。有些同學誠實地告訴了我他們都抄襲了哪些部分，我向他們表示感謝。 Plagiarism disturbs me greatly, both because it corrodes my relationship with you as my students, and because it tells me things about China and Beida that neither you nor I want to hear. 這些剽竊行爲讓我非常苦惱，不但因爲它損害了你我之間的師生關系，也因爲它告訴了我一些關于北大、關于中國的事情，而這些事情是你我都不願意聽到的。 It corrodes my relationship with you because I work hard to be a good teacher, I take time to prepare good lectures, and I spend many hours providing detailed feedback on essays. It is hard work. You cannot imagine what it is like to correct the details of the 500th essay until you have done it yourself. I do that to help you learn to think more clearly, to express yourself convincingly, and to develop your intellectual power, your ability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I also do it because I value you, I value your ideas, and I think the world will be a better place when you can all think clearly and behave intelligently. Later in life, some of you will be leaders with important positions. I want you to be competent and honest, for I have seen too often what terrible things can happen when leaders are incompetent and dishonest. Leadership aside, I want all of you to be able to create value in your lives, whatever you end up doing, and you cannot do that if you deceive. 它傷害了我們之間的關系，因爲我爲了當一名好老師而付出了許多努力。我花了許多時間準備課堂講授，又花了許多時間給你們的文章寫下詳盡的反饋。這些工作都很辛苦。你無法想象，當改到第500篇文章的細節的時候你是什麽感覺，除非你親身經曆。我做這一切，是爲了讓你們學會更清晰地思考問題，學會有說服力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學會培養自己的理性，鍛煉自己理解世界的能力。我做這一切，也因爲我珍視你們，珍視你們的想法，而且我想，如果你們都能夠清晰地思考、明智地行動的話，這個世界也會變得更加美好。在以後的人生道路裏，你們當中有的人會成爲身居要位的領導，我希望你們能夠德才均備，因爲無德無才的領導者所能帶來的可怕災難，我已經見過太多了。就算不當領導，我也希望你們所有人都能在你們的生命中創造一些有價值的東西，無論你們最後從事什麽。而如果你欺騙的話，你是做不到這一點的。 When a student whom I am teaching steals words and ideas from an author without acknowledgment, I feel cheated, dragged down into the mud. I ask myself, why should I teach people who knowingly deceive me? Life is too short for such things. There are better things to do. 當我所教的學生從别人那裏偷竊話語和思想的時候，我感到受了欺騙，心情沉重如同跋涉泥沼。我會問自己，我爲什麽要給那些存心欺騙我的人上課呢？生命是如此的短暫，太不值得。有比這好得多的事情可以做。 Disturbingly, plagiarism fits into a larger pattern of behavior in China. China ignores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Beida sees nothing wrong in copying my textbook, for example, in complete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agreements, causing me to lose income, stealing from me quite directly. No one in China seems to care. I can buy DVDs in stores and on the street for about one US dollar. They cost $20-30 outside China; the artists who produced them are losing enormous amounts of stolen income, billions of dollars each year. China has become notorious for producing defective products that have to be recalled because the pose health threats to consumers. A recent cartoon in an American newspaper shows the Central Committee reacting to an accusation that they have violated human rights. The response? “Wait until they see what we put in their toothpaste next!” Corruption is a serious problem in a boomin g economy. For example, in the mining industry, about 5000 miners die each year and mine owners cut corners in violation of the law. The social fabric breaks when workers die because owners are greedy. The Mandate of Heaven is lost. 讓人不安的是，剽竊已經成爲整個中國行爲模式的一部分。中國忽視國際知識産權。比如說，複印我的書徹頭徹尾違反了國際版權協議，使我損失了收入，對我而言近乎直接的偷竊，然而北大人卻對此安之若素。再比如，我隻花大約一美元就能在街頭和店鋪買到DVD 光碟，這些碟片在别國要賣上二三十美元。創作它們的藝術家因此損失的大筆收入全是被偷走的，每年幾十億。因爲生産劣質商品對消費者造成潛在的健康威脅而不得不召回，中國已經是臭名昭著了。最近美國報紙上刊載的一幅漫畫描繪了中央委員會被指責侵犯人權。猜他們怎麽回答？“往他們牙膏裏擱點東西，看他們還敢吭聲不？”經濟繁榮的背後，腐敗已經成爲嚴重的問題。就拿礦業來說，每年大約有五千名礦工死去，就因爲礦主爲了省事爲了利潤而不惜違反法律。(譯注：cut corners 指貶義的抄近道，此爲意譯。) 礦主的貪婪導緻工人死去，象征着社會階層之間紐帶的斷裂。天道已喪。 China appears to have lost her way. Confucius said, do not do to others what you do not want them to do to you. He also said, a gentleman is honest. Honesty and reciprocity are the basis of trust and community. We cannot get along in a world filled with deceit and defection; such a world becomes a Hobbesian war of all against all, nasty and brutal. We cannot do science if we cannot trust what others publish. There is no reason to try to replicate a result if it cannot be trusted. It would not be worth the effort. Without replication there can be no shared knowledge that is tested and trustworthy - that is, no science. Without science, there can be no technology. And without technology, there can be no steady increase in productivity, economic growth, and a better life for al l. 中國似乎已經迷失了她的道路。孔子說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還說過，人而無信不知其可。(直譯是君子有信，不過一時想不起原話是怎麽說的了。) 誠實互惠是信任與社群的基礎。在一個充滿欺詐和背叛的社會中，我們無法生存，這樣的世界成了霍布森(是他吧？哲概的東西快忘幹淨了)式的“每個人與每個人爲敵”的戰争，險惡而野蠻。若是我們不能相信别人發表的東西，我們就沒法做科研。誰都沒有理由去企圖重複一個不可信的結果，不值得費那功夫；而沒有重複就不會有經過驗證而可信靠、可共享的知識，也就沒有科學。沒有科學就不會有技術，沒有技術就不會有生産力的穩步發展，經濟水平的持續增長，也就不會給所有人都帶來更美好的生活。 The penalties for plagiarism that you will encounter later in life are very serious. If you do it as a graduate student, you can be expelled from university, and you will not get your degree. If you do it as a faculty member, you can lose your job. I know you may not believe that, for the sociology professor at Beida who translated an entire book into Chinese and published it with his name on it only lost his administrative positions but kept his professorship and salary. But things are not like that elsewhere . When plagiarism is detec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can end the career of the person who did it. That is also true in Europe. 在你們今後的人生裏，剽竊将會遇到極爲嚴厲的懲罰。身爲研究生如果剽竊，就會直接開除，沒有學位。身爲教員如果剽竊，就會丢掉飯碗。我知道你們可能不信，因爲北大那位把整本書翻成中文就署上自己名字出版的社會學家 (這是誰啊…) 僅僅丢了行政職務，卻仍然保有教授之位和薪水。然而事情在别處并非如此。在美國如果發現有人剽竊，此人的職業生涯可以就此毀于一旦。歐洲亦然。 The fact that I have encountered this much plagiarism at Beida tells me something about the behavior of other professors and administrators here. They must tolerate a lot of it, and when they detect it, they cover it up without serious punishment, probably because they do not want to lose face. If they did punish it, it would not be this frequent. 我在北大遇見了如此之多的剽竊，這一事實說明了其它教授和行政官員的所作所爲。他們必然是對此頗爲容忍，而當發現有人剽竊時，他們未加嚴厲懲罰就遮掩過去，很可能是因爲他們不願丢臉。假如他們真的施以懲罰，剽竊決不會這麽猖獗。 I have greatly enjoyed teaching some of you. I have encountered young minds here that are as good as any in the world. Many of you are brave, most of you work very hard, most of you are honest, and some of you are brilliant. But I am leaving with very mixed feelings. It is quite sad that so many promising young Chinese think it is necessary to cheat to succeed. They damage themselves even more than the people from whom they steal and the people whom they deceive with stolen words. 給你們當中一些人上課的時候，我感受到了極大的喜悅。我在這裏遇到的年輕的頭腦，和世界上任何地方比起來都毫不遜色。你們當中許多人都很勇敢，大部分人都很努力，大部分人都很誠實，有些人相當聰明。然而當我離去時，心情是複雜的。這麽多前途無量的中國年輕人認爲要靠作弊才能成功，讓我十分傷心。比起那些被他們竊走思想的人，和那些被他們用竊來的的話語所欺騙的人，他們傷害得還要多的，是他們自己。 Sincerely, Steve Stearns 附：Stephen C. Stearns, Ph.D. Edward P. Bass Professor of Ecology and Evolutionary Biology Professor of Ecology and Evolutionary Biology Yale University Box 208106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CT 06520-8106 USA phone: (203) 432 8452 email: stephen.stearns@yale.edu Prof. Stearns specializes in life history evolution, which links the fields of ecology and evolutionary biology, in evolutionary medicine, and in evolutionary functional genomics. He came to Yale in 2000 from the University of Basel, Switzerland, where he had been professor of zoology since 1983 and held several administrative posts. His books include "Evolution, an introduction" (Oxford, 2000) with Rolf Hoekstra, "Watching, from the Edge of Extinction" (Yale, 1999) with his wife Beverly Peterson Stearns, "The Evolution of Life Histories" (Oxford, 1992), and two edited volumes, "Evolution in health and disease" (Oxford, 1998) and "The Evolution of Sex and its Consequences." A 1967 graduate of Yale College, Stearns earned a M.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nd a Ph.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of. Stearns founded and has served as president of both the European Society for Evolutionary Biology and the Tropical Biology Association and was founding editor of the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Biology. He has been a vice president of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volution and is a fellow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科技時空

蔡元培竟是暗杀高手

 毒药炸药都是自己动手(1张图s)

[史海钩沉] 很多人难以想象，以教育家闻名于世的蔡元培先生居然曾经是暗杀团的骨干成员。早在《辛丑条约》签订后蔡元培就萌生了反清志向。鉴于孙中山领导的起义一次又一次遭到失败，蔡元培决心改变反清的斗争手段。1904年春，由他发起在东京留日学生中成立了秘密暗杀团，图谋从暗杀入手，推进反清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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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暗杀团

蔡元培认为：暗杀需要自制方便、秘密、快速而且容易伪装隐蔽的武器，他决心自制化学毒药。要自制化学毒药就需要有懂化学的人，他马上将爱国女校的化学教员钟宪畅、俞子夷吸收入团。

俞子夷配制出氰酸，蔡元培叫工友弄来一只猫，强令服了几滴，猫即中毒而死。后来蔡元培又认为液体毒药使用还不太方便，易被人发觉，如能改成固体粉末更好，于是急去书店买了一批药物学、生药学和法医学书籍，亲自领导研究。

不久，蔡元培觉得还是用炸药更好一些，随即转向研究炸药。他带领研制小组日夜攻关，终于自制出了一种体积小、威力大的炸药。另外，蔡元培认为女子去实行暗杀比男子更隐蔽些，因而他在爱国女校特别注重化学课的讲授，以便培养暗杀种子。此后，由蔡元培研制的炸药，不断由暗杀团团员带回国内，清政府上层官员频频遭到暗算。

不当不自由的校长

蔡元培一生辞职无数次，其中仅在北大校长任上就先后多次辞职。他1917年1月4日到北大就职，在北大发表热情洋溢的就职演说的余热未散，7月3日就向黎元洪总统提出辞职，抗议张勋复辟。

1918年5月22日，为抗议“中日防敌军事协定”，又向大总统提出辞呈。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为抗议逮捕学生，于5月8日提交了辞呈，9日悄然离京，这次辞职引发广大师生挽蔡大行动，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于5月13日齐上辞呈。

而在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再度愤而辞职，次日他在《晨报》刊发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的声明：“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特此声明。”

蔡元培的几次辞职，诞生了两篇杰出的宣言：《关于不合作宣言》和《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前者为了正义，后者为了自由。1919年6月15日发布的《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中他说：“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专制的国家，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那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